摘要:以考察作品的叙事视角为中心,本文分别剖析了《边城》与《伊豆的舞女》中的叙述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阅读。具体而言,即指出不同叙事视角所造成的叙事效果的相异之处,以及探讨两者叙述所取得的某种相同的叙事效果。 
　　关键词:叙事分析;叙述者;叙事视角;叙事效果 
　　 
　　秉着对女性美、人性美的共同追求,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几乎不约而同地分别在《边城》与《伊豆的舞女》中谱写出了哀婉的青春之歌。笼罩于作品中的朦朦胧胧的恋情,总令人欲罢不能。 
　　 在人物塑造、小说基调、艺术风格等方面,两部作品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而从叙事视角的角度出发,对两部作品进行对比阅读,则能发现两者在叙事效果方面存在的异与同。 
　　 
　　一、《边城》的叙事分析 
　　 
　　《边城》讲述的是发生在湘西边境小山城里的故事。在这个边城里,有相依为命的爷孙俩——老船夫和翠翠,有深爱翠翠的兄弟俩——天保和傩送,也有形形色色的各类“愚夫俗子”——水手、农人、兵士、商人……。翠翠与二老傩送彼此相爱。大老天保为了成全他们, 外出闯滩而死。二老对此心怀愧疚,也远走他乡,只留下翠翠一人在孤苦地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1] 
　　总体而言,小说采用的叙事视角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相当于热奈特理论中的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故事外的叙述者仿佛无所不知,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故事内的芸芸众生。wWW.11665.coM他时而铺陈故事发生的背景(如“茶峒”山城景色、当地风土民情等等),时而勾勒登场人物的外貌、神态及气质,时而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捕捉他/她的思想动态及情感意识,甚至时而对人物作出评价。如在第七部分,表述了对祖父的如下看法:“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2]全知叙述者所特有的权威性在此展露无遗。 
　　然而,通过全知叙述者的中介眼光来观察事物却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作品本身的戏剧性。《边城》的全知叙述者相当巧妙地弥补了这一不足。 
　　首先,他不断变换对老船夫的称谓。在第一部分,从一开始的“老人”到“老船夫”,皆为客观展示故事的称呼。在翠翠出场之后,则迅速转变为站在翠翠立场上的称呼:祖父或爷爷。在这之后的叙事中,使用“祖父”称谓的情况居多,只是偶尔切换成“老船夫”的称谓。由此,产生了通过人物(翠翠)眼光叙述的某种假象,作品的真实性也得以提高。 
　　其次,全知叙述者在作品中“故意隐瞒”了某些人物的心理活动,在留给读者想象空间的同时,增强了情节的吸引性。这一点在翠翠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翠翠的情窦初开,叙述者并未直接点明:“但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3]、“翠翠同他的祖父,也看过这样的热闹,留下一个热闹的印象,但这个印象不知为什么原因,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4]。对于二老的内心活动,叙述者则完全没有展示。读者只能通过他的言行来猜测其心中怀揣着的对翠翠的爱意以及对老船夫的误解。 
　　热奈特将叙事分析明确划分为两个基本问题:“谁说”(即叙述声音)和“谁看”(即叙事视角或聚焦)。毫无疑问,在全知叙述中,叙述声音和叙事视角统一于同一主体,即故事外上帝般的叙述者身上。《边城》的绝大部分叙事正是由这样的叙述者所掌控。然而在作品中,全知叙述者偶尔也会短暂地换用人物的有限视角(或者称为第三人称的固定式内聚焦)。其中的典型例子当属二老送酒葫芦到翠翠家的一幕:“翠翠来不及向灶边走去,祖父同一个年纪青青的脸黑肩膀宽的人物,便进到屋里了。”[5]读者透过翠翠“过滤”后的眼光,来猜测聚焦对象的真实身份,由此产生了短暂的悬念。 
　　 
　　二、《伊豆的舞女》的叙事分析 
　　 
　　可以认为,《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将其在旅途中与舞女产生恋情的自身经历加以艺术加工写就的。当然,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作者,而只是等同于主人公的“虚构作者”。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进行的叙述是回顾性的。而这一类叙述通常会既涉及站在叙述当前时间点上的“叙述自我”,又涉及处在往事中的“经验自我”,从而出现两种眼光的交替: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即“叙述自我”的眼光)和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即“经验自我”的眼光)。《伊豆的舞女》的开篇就让人感受到了这两种眼光的互相切换。 
　　很显然,一开始的“山路变得弯弯曲曲,快到天城岭了。这时,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6]是通过“经验自我”的视角来叙述的。旋即便转为“叙述自我”事后的讲述。“那年我二十岁,头戴高等学校的制帽,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裤,肩挎一个学生书包。(中略)一派秋色,实在让人目不暇接”[7]。这一独白式的讲述也是对故事背景的一种介绍。而接下来的部分:“可是,我的心房却在猛烈跳动。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这时候,大粒的雨点开始敲打着我”[8]又明显是出自“经验自我”眼光的叙述。如此一来,文本便穿插进行着出自“经验自我”眼光的“场景展示”与出自“叙述自我”更为成熟的眼光的“补充说明”,进一步加强了故事的戏剧性与可读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认知能力更强的“叙述自我”事后的评点,给情节的发展作出了极好的注释。如在第四部分,提到了“我”决定跟随艺人们到大岛的家的原因:“对她们,我不好奇,也不轻视,完全忘掉她们是巡回演出艺人了。我这种不寻常的好意,似乎深深地渗进了她们的心”。[9]叙述“我”在听到舞女说自己是好人的一幕之后,则插入了如下阐述:“我已经二十岁了,再三严格自省,自己的性格被孤儿的气质扭曲了。(中略)因此,有人根据社会上的一般看法,认为我是个好人,我真是感激不尽”。[10]“我”与艺人们之间浓浓的互敬互爱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由此可见,“叙述自我”适时作出的回顾性的盘点,揭示了作品的主题,使读者可以更好地从中体会到小说的内涵。 
　　 
　　三、两部作品叙事效果之异同 
　　 
　　全知叙事视角适用于展现宏大的叙事,因而有利于展示《边城》中湘西边境的广阔的生活画卷。而第一人称叙述则无疑与《伊豆的舞女》自传体的性质相吻合。其实,无论何种叙事视角都有其优缺点,难以一较高低。然而,小说的叙事效果却属于可以比较的范畴。 
　　3.1叙事效果的相异之处 
　　其实,《伊豆的舞女》中“我”的视角代表的就是男性视角。所以,女性在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被看”的“他者”。尽管作品对舞女(“他者”)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但这也是以“我”地位的高高在上为前提的。应该说,求知若渴的舞女对高中生“我”的感情更接近于一种仰慕之情。 

　　在男女关系方面,《边城》则有着截然不同的一番表现:翠翠完美无暇,成为了兄弟俩共同追求的对象。通常被认为较为冷静、客观的全知叙述者却在叙述中抬高了女性的地位,男性(兄弟俩)只能“仰视”、甚至“跪拜”女性(翠翠)。 
　　3.2叙事效果的共同点 
　　叙事视角的相异理所当然地会导致不同的叙事效果。然而读者阅罢两部作品之后,却会得到相同的感受,即感到其中恋情的不透明性。 
　　在《伊豆的舞女》中,由于第一人称视角的限制,“我”对舞女的爱慕之心有所展现。舞女内心对于“我”的感情却无法得以剖析,只能通过他人的话来间接地表现:“‘哟,讨厌。这孩子有恋情哩。瞧,瞧……’四十岁的女人吃惊地紧蹙起双眉,把手巾扔了过来”[11]所以,这段青涩初恋显得若隐若现,缥缈不定。 
　　 
　　四、小结 
　　 
　　综上所述,《边城》基本上采用的是全知叙述模式,只是偶尔换用第三人称的有限视角。贯穿《伊豆的舞女》始终的则是第一人称的叙述,且该第一人称被分裂为“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 
　　 
　　注释: 
　　[1][2][3][4][5]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 边城》,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446;394;387;388;407。 
　　[6][7][8][9][10][11]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3;3;3;18;23;9。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 边城》,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10月第3次印刷。 
　　[2]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2次印刷。 
　　[3] 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4]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