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爱玲现象”既是文学价值的深层次解构,更是文化思考的存在方式。它的内涵也相对广泛,它所产生的共振已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本文理性地剖析了“张爱玲现象”的经典化意义,肯定了它的产生对于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经典化;热张;小资
从“经典化”到“符号化”,“张爱玲现象”的转变过程其实是文化转变的一个过程。“尽管说‘张爱玲现象’是一种经典化的表现,转型以后这种经典化就走向了‘符号化’,逐渐地随着经典化的演进,‘符号化’所代表的不是文字,而可能成为个人的一个标志。”[1]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文学的发展,“张爱玲现象”的本身在社会环境、群体的思维方式、消费文化以及商业文化发达的条件下,都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张爱玲现象”具有了多极化的发展。
一、百花齐放的“热张”运动
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百家争鸣”,是历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因为这是他们实现精神价值、发挥仁智才学的理想境界。然而,这一梦想和理想在曲折复杂的历史发展中曾倍受挫折,当代文学争鸣经历的风雨坎坷就是见证。“张爱玲现象”恰恰是文学争鸣、百花齐放的最好见证。来自学界的,民间的各种研究、欣赏、仿效恰恰也是这个见证的有力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热”成为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有人也许不读张爱玲作品,却早知张爱玲的大名,熟知张爱玲的逸闻妙语。wWw.11665.CoM更普遍的情形是,“误读”和“浅读”张爱玲,忽略其深刻的人性探寻和别致的审美创造,把张爱玲“明星化”、“小资化”。她的传奇经历、她的爱情悲欢、她的日常喜好、她的华美而苍凉的作品、她的俏皮话,一方面是出版业、影视业的卖点,另一方面也成为了小资阶层竞相追逐效仿的热点。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欣赏张爱玲变成了“消费”张爱玲。“‘热张’运动可以理解成学界与民间对张爱玲理解的多个版本,同时‘热张’现象所产生的连带反应就是深层次地促动了文学社会化的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运动中,张爱玲不再是文学的一个符号,而且她成了一个文化图景。”[2]文学作品到实实在在的生活模本的重现,已故多年的张爱玲的魅力不断被挖掘出新的可能性。
“张爱玲现象”不单单是文学界的一个现象,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符号。作为传统文化的容纳与衔接,“张爱玲现象”更直观地体现了文学在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意义所在,当然我们还应该还清楚地看到“张爱玲现象”在被世俗化与平庸化,显然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理想的结果。的确,“读张”、“看张”的表面似乎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在这个削平深度、雅俗互融的时代,谈谈张爱玲的贵族出身及“另类”个性和浪漫爱情、欣赏她小说的故事性、品品她的俏皮话,是一件怡情养性的赏心乐事。张爱玲的悲哀与虚无、深刻与独创就这样被“误读”和“浅读”掉了。十年前就有敏锐的学者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张爱玲的读者群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正在形成中的白领或是学院中人。然而从普遍的阅读接受来看,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深蕴的悲凉,以及那种于人生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这一切,大都被浮躁的阅读心态给忽略和消解了。” [3]
二、文化崇尚的“悲凉”性别
在大众谈到张爱玲时,更多的说辞则是悲凉、华美、惊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经典化代表的张爱玲,她的身份界定始终是带着一丝被误读的痕迹。人们常常认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没有自我,她们的生存方式都极为卑劣。她们大多数不能在获得物质生存的同时主宰自我,而要通过依附男人,借助婚姻来摆脱生存的困境。无可否认,张爱玲小说女性的生存意识十分坚韧。“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已一再言明她的女性形象是现实狡猾的求生存者,而不是用来祭祀的生活牌位。”[4]而她们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往往会不自觉地丢失了女性自我意识。综观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我们发现其女性形象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从张爱玲早期创作来看,女性自我意识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张爱玲深切体会到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也意识到在物质生存面前,女性自我意识的无力感。在张爱玲创作的后期,她冷静地审视和还原了现代职业女性的生存境况和自我意识,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同时也透出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希望之光。她告诉人们:在生存困境面前,什么是女性真正的归宿,女性又应如何寻找自我的归宿。
不管我们怎么样去评价张爱玲,或者如何去解读“张爱玲现象”,受到传统文化思维的影响,在我们面对张爱玲的时候,女性的性别、女性的意识、女性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制约,这种制约必然地为所谓的文化热与文化景观打上了特殊的烙印。在张爱玲的思想里,死是容易的,生却是很艰难。单纯活着便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这就是张爱玲的生存观。但她更要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强调自我归宿感的重要性。早期的张爱玲为了宣告走出男权控制的体系,而让虞姬自杀。从这以后,她已跳出了这个价值以外,以一种更冷静、更客观的态度,深切地看到男性价值系统对整个社会的渗透,以至对女性自身的渗透。
三、符号化的张爱玲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的转型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渐无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平民化、市俗化的视角,在这种背景之下,张爱玲那些小男女恩恩怨怨的文字特别具有亲和力;再者因为张爱玲的文字与其生活方式迎合了现代都市文化消费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她的个性、她的从容、她的优雅与博识成就了其文学个性。
(一)小资情愫与消费意识的博弈
在多元化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张爱玲由经典化到符号化的转变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具有时代特色的消费意识同时又具备了文学元素的特点。那么在边缘文化时期,张爱玲的小资情愫成就了消费意识,继而使文学作品承载了传统文学与变革后的文学作品的对弈,更为主要的是小资情愫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消费的成本、文学消费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变革。
有评论家也注意到小资写作只学了张爱玲的皮毛甚至是她反感的部分,“张爱玲被错误或者片面当成了偶像。假如抽去了张爱玲的那种虚无的体验,单是那些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描绘,和津津乐道的都市情感体验,我想刚好是张爱玲的都市形象的反面”,“后来的很多人学张爱玲,……刚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张爱玲小说中消解掉的东西在他们这里努力地被还原出来”[5]。小资写作模仿张爱玲面对俗人俗世的坦然,却不能像张爱玲那样提升出人生的意蕴;小资写作模仿张爱玲玩味细节的能力,却不能像张爱玲那样能从细节中捕捉时代的总量。
显然,小资情愫与消费意识的搏弈并不能等同,而是相互之间有张力,有排斥,尽管也有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更需要体现文学功能的,文化发展的一个考量标准。
(二)文学价值与精英文化的同一性
文学价值莫过于被广泛的受众所接受,而精英文化则是指在特定的范围内一种共性的文化,它是不可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张爱玲具有典型意义。这种意义的推崇对于文学价值的泛化以及与精英文化的对决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张爱玲在“重写文学史”的谈论及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中被经典化也是社会文化力量“内外夹攻”的产物。“内部”的力量就是上面提到的、当时大陆的思想解放和文坛的自主性、主体性思潮;“外部”的攻势则来自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产生的影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译本1985年左右从香港传入大陆,引发了文学史写作与经典秩序的“地震”。此前关于张爱玲的“重新发现”尚带着些许的暧昧,在对她的评价上也显得谨慎、犹豫和举棋不定,远远没有达到要把她置于文学史顶端的程度。夏志清的文学史则非常明确地提出:张爱玲“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金锁记》则是中国“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张爱玲、钱钟书等40年代上海文人的创作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峰,“比文学革命时代那一批作家要成熟得多,足以代表新的一代”。正是夏志清的文学史把张爱玲的地位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三)意识问题与女性语权的斡旋
女性意识问题是文学界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随着女性文学话语权的产生将女性的意识问题与女性话语权的问题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在她的作品中,她把女性意识女性话语权的有机结合最终融合成了自我意识的一个的表达与主张,也就最终完善了女性的意识与话语权的整体回归。
不可忽视的是“张爱玲现象”作为文化界,文学界的一种必然现象,在消费主义时代它所引发的现象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们只有真正意义上读懂张爱玲,深层次去理解张爱玲的作品,才可能促使“张爱玲现象”发挥它的作用力。
注释:
[1]公秀梅.《从当代文学思潮看张爱玲热现象》,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王敏.《从“消失到重新发现”—评半个世纪的张爱玲热》,信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
[3]温儒敏.《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再读张爱玲》,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4]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5]宋明炜、刘志荣、孙晶.《我们如何面对都市》,《百年文学十二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参考文献:
[1] 王晓明.《在新的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 灵真.《海内外张爱玲研究述评》,现当代文学复印报刊资料,1996年第7期。
[3] 徐学.《当代中文世界的张爱玲景观—兼谈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评论和研究,1996年4月。
[4] 陈思和.《民间与现代都市文化一一兼论张爱玲现象》,现当代文学复印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