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所选宋代散文中文学与建筑的“姻缘”探析

　自古以来，文学和建筑就分属论文联盟http://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前者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后者则属于客观物质的范畴。但是，文学与建筑的“姻缘”关系却是古今中外共有的现象：有的文学作品因建筑而产生，如雨果的著名小说《巴黎圣母院》、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大量的有关长城的传说、散文、诗歌等等；而有的建筑却是由文学成就的，它的设计灵感以及所包含的文化传承都来源于文学作品，如彭一刚教授为新加坡华侨大学建校40周年庆典而设计的标志性建筑，灵感就来源于屈原《离骚》中的诗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等。而“中国建筑与文学的联姻世所罕见”，尤其是《古文观止》中所选宋代散文篇目里文学与建筑的“联姻”现象更为突出。
　　《古文观止》作为我国文学爱好者的通俗语文读物，自清康熙年间到现在已经流行了几百年，对一代代读书人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选取了从先秦至明末的文章共222篇，入选的人物大都是有影响的作者，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历代散文发展的轮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古文观止》所选篇目不难看出，文学与建筑的“姻缘”由来已久，尤其是宋文51篇中，与建筑有关的竟有17篇，占了宋文总篇目的1/3：包括王禹偁2篇，李格非1篇，范仲淹2篇，欧阳修3篇，苏轼6篇，苏辙1篇，王安石1篇，司马光1篇。WWW.11665.COm宋代著名作家几乎囊括其中，这种带普遍性的文学与建筑的“姻缘”关系，很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探析。宋文中与建筑有关系的篇目如此之多，又如此集中，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一、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喜好，为散文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约20年内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战乱的局面，基本上统一了中国，人民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生产环境，统治者也采取一些放松压迫、减轻剥削的措施，使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农业、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社会呈现了繁荣的景象。宋王朝为了粉饰太平，有意提倡诗赋，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风气。这些就为宋代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宋代散文就在这种大气候下应运而生。所以，《古文观止》所选散文中宋文就占了51篇，其中包括17篇与建筑有关的散文，这不得不归功于宋代文学的繁荣以及统治者的喜好。
　　
　　二、士大夫地位的提高，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了他们参政的热情，使他们无论在朝在野都能关心朝政，关心人民
　　
　　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北宋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采用了崇文抑武的国策。宋太祖即位的第二年，就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除了禁军统帅的兵权，而改为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需要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这样一来，士大夫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大大地提高，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议政热情空前高涨。像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既是著名文学家，又曾担任朝廷高官的人，他们在朝执事时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而当他们的政见与统治者不合，甚至冒犯龙颜遭到贬谪时，仍关心着国家前途和百姓命运，还强调为官者要安不忘危（欧阳修《丰乐亭记》）、要与民同乐（欧阳修《醉翁亭记》）；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三、儒释道三教合一，改变了士大夫们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态度，也改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们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分为仕、隐二途，仕则兼济天下，隐则独善其身，两者不可兼容。宋代士大夫们则不同，他们都有参政的热情，入仕之后也大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因为宋人已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宋代的士大夫虽然承担了比唐人更多更重的社会责任，也受到朝廷更严密的监控，但并不缺乏个性自由。他们可以在仕途失意，社会责任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内心的自由，可以抒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豁达情怀，也可以称羡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生活（苏轼《放鹤亭记》），还可以抒发自己不屑于政治上的迫害（苏辙《黄州快哉亭记》）等。宋代文人的生活态度也与前人不同：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个人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事业顺畅时并不得意忘形，命运坎坷时也不至于呼天抢地。正如范仲淹被贬后写的《岳阳楼记》中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欧阳修被贬，还能写出《醉翁亭记》这样寄情山水的好文章来；苏辙被贬，还能写出《黄州快哉亭记》，表示不屑于为政治上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