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文学教育与宋代文学的发展

　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是发动诗文革新、奠定宋代文学新貌的领袖人物，而这种体现新的时代特质的文学之所以能薪火相传地发展下去，和欧阳修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学教育有着莫大关系，它与欧梅文人集团的创论文联盟http://作实践相互呼应，共同保证了诗文革新的成功。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是针对当时文坛所流行的气格狭小、雕章丽句的晚唐体、西昆体等诗歌和时文而发动的，它打着恢复风雅古道的旗号，延续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宋初进行的古文革新有两个群体：一是以胡瑗、孙复、石介等“道学三先生”为代表。他们对韩愈的推崇是要致力于恢复儒家道统。然而他们站在卫道者的立场，要求文学为儒家之道服务，忽视了文学本身的特性，不能建立起富有生命力的新的古文样式；另一个群体是以柳开、王禹僻、穆修等文人为代表，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推尊和学习韩愈古文，然而他们在理论上没有提出有创见的新思想，因此在实践上虽然提供了一定的范例，却影响有限，一旦他们去世，技巧圆熟、辞藻华美的西昆时文很快又蔓延开来。正是在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同时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欧阳修清醒地认识到：诗文革新要取得成功，必须在新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之下，同时要使这种文学思想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认同。因此，欧阳修不仅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还致力于文学教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从而延续和巩固了诗文革新的成果。
　　
　　一、新型文士的塑造
　　
　　作为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在文化方面的回响，欧阳修接受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振作士人品格的思想，在诗文革新当中首先致力于塑造能够体现时代气象的新型文士，而这种文士的最大特色在于对“道”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践履。www.11665.com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似乎与道学家重道轻文的观念如出一辙，事实上，欧阳修能领导诗文革新取得成功，正在于能正确地处理文与道的关系，而其关键又在于欧阳修对“道”的全新阐发。庆历以后，随着疑古议古之风的兴起，对于性理的探讨也蔚然成风，作为疑古议古的重要人物，欧阳修却对当时士人动辄谈论性命义理表示不满和忧虑，因为在他看来，“道”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切于事实、系于“百事”之中的。在《答李翊第二书》中，欧阳修指出：“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在写给一位向其求教的张秀才的信中，欧阳修更为详细地阐发了“切于事实”的先圣之“道”：
　　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 (《与张秀才柒第二书》)
　　欧阳修在信中批评了张秀才舍近求远、乐言三皇太古的混蒙虚无之道的习气，认为孔孟之道都是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一类切近人事的易知可行之道，故君子之“道”的要义在于践履；而文章正是“履之以身，施之于事”的“道”的体现。由此欧阳修重新阐释了“文士”的定义与责任。他说：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日：“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答吴充秀才书》)欧阳修指出，后学看到前辈之文，以为仅仅是文而已，于是闭门用力于文辞，结果却越努力越不及，这是“道未足”的原因。“职于文”的文士，秦汉以来一直地位不高，有时甚至类同俳优。欧阳修则将文士的关心百事与为道和为文联系起来，指出文士应当有关注现实、担当天下事的热情和责任，这样才能道气充盈，也才能写出“浩乎霈然”之文。由此，欧阳修强调了文人的文学责任和社会责任。在为其学生徐无党南归而写的赠序中，欧阳修表达了相似的意思，指出文章之丽、言语之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比见于言更重要的是修于身、施于事。(《送徐无党南归序》因此，针对文辞如水涌山出的文人，欧阳修通过对儒家“三不朽”盛事的重新阐发，实际上同样强调了文士不应空谈，而当履之于身、践之于行、勇于承担大任。
　　欧阳修“关心百事”的要求，首先自然是强调文人当关注家国大事，但并不止于此，它还鼓励文人应对社会人生、万事万物有广泛的兴趣，而不要做只知文辞的狭隘的书斋文人，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现实、切近人事，也才能成为异于“俳优”的、体现时代气象的新型文人。欧阳修自身便为后学提供了最好的典范。他是政治家、儒学家、史学家、诗学家、金石学家、书目学家、博物学家……诚如他对后学提出的要求，他是“关心百事”的，他所关注的，既有政治历史的大事，也有体现个人情趣与兴趣的对金石、艺术乃至植物的爱好，而这种爱好又转化成颇有严肃的“察物”态度的学术著述。
　　集多重身份于一身，这样的“文士”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宋代文学之所以异于前代，除了作家在创作上的有意求新之外，作家身份特质的变化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它实际上决定着创作求新的方向和内涵。宋代诗文具有突出的现实观照，这一特点的形成，自然与欧阳修着力塑造的新型文士对于自我和社会的新认识有关；而另一方面，“关心百事”也使宋代诗文的题材内容得以大大扩展，琐屑、平凡的日常生活被大量写入诗中，但诗歌并未因此俗化或变得气格狭小、局促，反而在看似庸常的背后体现出飞腾的想象、感性的诗意和理性的思考，以及对凡俗的最终超越。显然，这与创作者的胸襟、学养和精神境界密不可分。
　　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轼此评并未溢美，而是确当之论。正是在欧阳修的努力下，新型的文士被培养起来，他们对自己的身份特征有了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