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颜跖》的生成背景及文学史价值

　在北宋前中期即北宋开国论文联盟http://至宋神宗即位(960～1068)的这段时间里，诗歌历经晚唐五代浮糜华丽的诗风后，开始彰显出新的时代特征。随着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登上文坛，诗歌终于形成了独具风采的“宋调”特色。一直以来，很多研究者看到了欧阳修的长诗《颜跖》所具有的文体方面的创新性，而对其文学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不太重视。在研究中我们发现，《颜跖》一诗已经开始彰显出宋诗的重义、尚理的美学倾向，并初步展示出宋诗向着散文化、说理化表现方式探索的新方向。
　　
　　一、《颜跖》的创作背景
　　
　　从宋真宗到宋仁宗前期，也就是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以后到1038年间，由于外交关系相对稳定，统治阶级一时迷醉于歌舞生平之乐，西昆体诗歌十分盛行。代表作家杨亿、刘筠和钱惟演等人多是宋朝史馆、秘阁的文臣，翰林学士，因而他们的诗歌辞藻华丽却内容空洞。其诗歌多歌咏侍臣生活、宫廷故事或男女爱情，效仿李商隐的痕迹十分明显，不少以《无题》《代意》等命名，讲究用词押韵。多是为了应酬僚友、点缀侍臣的生活而写诗的。这样的创作目的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只能片面的在辞藻的刻镂雕饰上下功夫，只能是艳丽词句地堆砌和陈旧典故的重新编排。其实，他们没有李商隐那种曲折的生活遭遇和深刻地思想感情，片面地追求形式和技巧，因此，他们走上了畸形发展的创作道路。
　　而公元1040年前后，西夏的入侵给北宋王朝带来了一系列的危机，绮靡的西昆之作走向了穷途末路。wWw.11665.cOm天圣九年至景佑元年间的三年间，欧阳修在西京做推官，并常与朋友云游各地、饮酒赋诗。这些人中就有梅尧臣、尹洙等人，他们气质相投，并且在文学主张和诗文创作上志同道合。“欧阳修崛起为雄，力复古格，于时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陈师道、黄庭坚等皆尚未显……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欧阳修在｛《梅圣俞极诗序》中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有识之士深刻意识到扭转诗风重塑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性。
　　虽然《西昆酬唱集》中也有部分咏史诗，但其十分讲究用典，与欧阳修的咏史诗相去甚远。为了彻底抵制、摒弃西昆派的诗风，欧阳修向韩愈学习，致力于新型诗歌的创作，采用古诗和散文的方式写诗，不求工整对仗，文字平易晓畅。可以说，欧阳修是在同西昆派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不用典、就事论事的风格。
　　欧阳修向以儒家自居，希望以儒家之道来治理国家，重塑社会的主流文化，而诗歌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之一。创作主体的主体精神是儒学，而社会环境却为佛教所充斥，儒家的节、义思想受到打压。因此，寓理于诗成了传播儒家思想文化、引导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议论化、理趣性成了欧阳修诗歌的重要特征。北宋前中期，由于道统建设的需要，“文以载道”“文道相合”成为社会对文人的一种要求。因此，《颜跖》的理性特征及其所承担的教化功能使其形成了直接铺述，同时大量进行议论说理的特点。欧阳修的诗歌是此类诗歌的开端。诗歌有说理、娱乐、夸耀、交际等多种功能，韩愈的“文以载道”的创作主张在欧阳修的诗歌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
　　此外，欧阳修广泛搜集历代青铜器与石碑上的文献，编成《集古录》一书，开辟了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先河。李清照、赵诚明编著《金石录》就是受到了欧阳修的启迪；在书法鉴赏上方面，欧阳修也有很高的造诣。欧阳修作为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通过议论化的诗歌也充分体现了他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二、《颜跖》的文学史价值
　　
　　可以说，欧阳修是宋代诗人中将散文手法运用于诗歌创作的第一人。他突破了西昆体诗歌的时代束缚，大胆地将散文化的创作手法融入诗歌创作之中，从而使宋代诗歌表现出议论化、理性化的特征。《颜跖》不重意象的刻画和渲染，却重视议论，是较早地突出议论这一特点的代表性诗作。
　　1.散文手法、铺排手法运用于诗歌创作。首先，《颜跖》散文化句式的应用使诗歌平易通畅。全诗虽全部为五言，但句子整齐，读来流畅自然。一方面，句子成分完整，易于理解。如“颜回饮瓢水，陋巷卧曲肱，”句子的主语、谓语、宾语都很完整。“盗跖餍人肝，九州恣横行。回仁而短命，跖寿死免兵”一句，更是主语、谓语、宾语、状语都齐全。接着作者难抑胸中之气，大声呼出“愚夫仰天呼，祸福岂足凭？”“生死得失间，较量谁重轻。”丝毫没有遮遮掩掩。纵观全诗，多数句子均成分完整，虽精炼简洁却如日常话语般自然晓畅。
　　其次，诗中直接运用散文常用的语助词或在句子中使用散文式的句式。在句中或句首用助词“岂”，如“祸福岂足冯”、“岂减跖所荣”。另外，这两句“岂”引导的句子和“譬如埋金玉，不耗精与英。”都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点，使句子平易自然。
　　再次，《颜跖》一篇只用“颜回饮瓢水，陋巷卧曲肱。盗跖餍人肝，九州恣横行。”这两句简要叙述，其余文字皆为议论以及对颜回、盗跖二人的评价。由“回仁而短命，跖寿死免兵”一句领起，紧接着作者抑制不住胸中之气，急于与读者分享其价值标准，诗人情感郁结，在“愚夫仰天呼，祸福岂足凭？”后，一吐为快。诗歌通过对颜回和盗跖鲜明的一褒一贬，以及明显的感情倾向、比喻和强烈对比使议论生动又深刻，几乎是纯用议论来评价、追问颜回、盗跖生前身后声名得失，以此抒发自己重视德行、立志修身的情怀。这与欧阳修以文为诗的文学理念是分不开的。
　　自长诗《颜跖》之后，宋人开始学习这种以铺排、议论入诗的创作方法，欧阳修的《颜跖》起到了为宋人开调的作用。他在矫正西昆体矫揉造作、浮华堆砌的过程中，形成了平易晓畅的诗风，而这种诗风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有宋一代的诗歌的独特风格。
　　值得重视的是，《颜跖》具有线性化的结构特点，这是宋诗形成自己面貌的第一声春雷。《颜跖》就是欧阳修的直接咏史诗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其直接咏怀诗往往以议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作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兴衰成败的感慨，其中存有醒世警人的意图。以文为诗是宋诗普遍存在的特征，而欧阳修是运用这种手法比较早的宋代诗人。吴振铎在《宋诗钞序》中说“宋人之诗歌，变化于唐。而出其所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既然说理需要采用大量运用议论的写作方式，因而也就必然造成诗歌线性结构的特征。其理性和议论决定了诗歌的线性结构。这与唐代诗歌有很大不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但诗歌的语言，不同于一般的语言。一般的语言按照思维的逻辑来进行结构，诗歌的语言却按照感情的逻辑来进行结构，唐代诗歌在这一点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而欧阳修的诗歌有意识地将其扭转为以表义为主，如此一来，大量的议论文字出现也就是必然的了。
　　唐代诗歌善于通过具体意象进行描写和组合。多是通过意象并置的手法，以实实在在的具体意象，表现无穷无尽的诗思和感情。“意”和“象”的完美结合造就了唐诗的含蓄与高度的呈现性、境界性。以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为例：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落，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三个意象“鸡声”“茅店”“月”，在这三个意象之间，没有任何修饰、连结陪衬性的词语。意象的拼合直接营造了凄清落寞的环境。诗的前两句，意象与意象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是对举并置的，语序不连。词语（组）之间没有语法修饰关系，我们甚至很难说它是句子。由于句法作用的薄弱，连接媒介的减少，使意象具有强烈的视觉感、绘画感、雕塑感，由于语意限指或关系的不确定，使意象获得多重暗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