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欧阳修文学思想的四维性

北宋一代文宗欧阳修的文学思想与文学活论文联盟http://动，是宋代文学研究中的两大重要课题。论者或辨析欧阳修“道胜文至”、“穷而后工”等理论建树的价值内涵，或探究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贡献。但这两方面的研究往往各自为营，没有做到彼此关联、有机统一。事实上，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内容丰赡、视域广阔，其文学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本体论或创作论层面上，而是着力从多维度、全方位的视角予以深入客观的考察，尤其是在“文学接受”方面所进行的思考，对其文学实践活动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也对丰富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宝库具有重要价值。
　　最能体现欧阳修文学思想之多维性的，是他作于景裙元年(1034)的《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中简称《代》)。为便于论述，现将文章主体抄录于下：
　　某月日。具位某，谨斋沐献书枢密相公阁下。某
　　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苟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讴歌以传。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由此以来，去圣益远，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问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wWW.11665.COM然皆纷杂灭裂不纯信，故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见而大行也。
　　甚臭，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易》载九圣，《春秋》载文武之法，苟、孟二家载《诗》、《书》、《易》、《春秋》者，楚之辞载风雅，汉之徒各载其时主声名文物之盛以为辞。后之学者，荡然无所载，则其言之不纯信，其传之不久远，势使然也。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争载之以文其词，或播乐歌．或刻金石，故其间巨人硕德，闳言高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
　　菜不佞，守先人之绪馀。先人在太宗时以文辞为名进士，以对策为贤良方正，既而守道纯正为贤待制。逢时太平，奋身扬名，宜其言之所载，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传也。然未能甚行于世者，岂其嗣续不肖，不能继守而泯没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虽系其所载，犹有待焉!《诗》、《书》、《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荀、盂、屈原无所待，犹待其弟子而传焉；汉之徒，亦得其史臣之书。其始出也，或待其时之有名者而后发；其既殁也，或待其后之纪次者而传。其为之纪次也，非其门人故吏，则其亲戚朋友，如梦得之序子厚，孛汉之序退之也。
　　在这通书信中，欧阳修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影响文学作品传世行远的因素。
　　首先，就作品而论，欧阳修强调“事信”与“言文”要二者兼顾。他认为：“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并举出“圣人之文”“《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作品不仅要内容真实可信，而且需有文采。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欧阳修认为“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提倡文章风格应各具特色，因而或“博辩而深切”，或“宏肆而无涯”，或“抑扬感激，劲正豪迈”，或“语愈缓”而“意愈切”，凡此均显示欧阳修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注重。当然，在“事信”与“言文”之间，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他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就说过“言之不可恃”的话。“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叉系其所恃之大小”，从先后顺序亦可以看出，“盲文”虽是所需，却是居于第二位的。
　　其次，就作者而论，欧阳修指出作品的流传与否，关乎作者自身的“道至”与否。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的主要立场是道充为文，先道后文，标举“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欧阳修提出“道胜文至”的著名观点：“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祖择之书》亦云：“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欧阳修强调对主体精神和人格境界的修养提升，否定片面追求文辞之工，认为若无道之充实，即使“文章丽矣，言语工矣”，也无法实现传世行远的目标。
　　此处在列举“圣人之文”后，欧阳修又以诸子之文和西汉之文为例，认为诸子之文“亦善为言”，然“或传或不传”，原因即“其道有至有不至”。《答吴充秀才书》在提出“道胜文至”后接着说：“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欧阳修认为，孟子、苟卿以“道至”为务，故得以流传至今；而扬雄、王通则以模仿圣贤言语为务，是“道未足而强言者”。但此处却云“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扬雄且在“焯然暴见而大行”的“数家”之内。由此可见，虽然欧阳修推尊“道胜文至”，认为“言之不可恃”，批评“职于文而已”，为“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问者”而“窃悲”；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客观事实，即道不胜而文至、文至而道未至的作品也能够流传后世。“道胜文至”只是作为儒者的欧阳修的文学主张。而仅仅“善文其言以传”的作品，虽“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但“文”的独立作用，欧阳修是明显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几乎从未承认“文学性”的独立存在，总是将其附着于“道”。欧阳修对于“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这一客观事实的揭示，表明他已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文学性”的独立价值，因而在处理“文”“道”关系上能较其他宋儒更为客观合理。
　　再次，就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而言，欧阳修强调文之“行远不远”叉“系其所恃之大小”。他列举了“《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汉之“声名文物之盛”以及唐之“太宗之政、开元之治”等，论证作品所“载”之具体历史时代对其传世行远的影响。对于二者的关系，欧阳修的观点是：“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所载者大”不仅指作品反映的“问题重大”，而且含有作品诞生的历史时代昌明兴盛这一意义。太平治世可以造就出不朽流传的文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