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金和  诗史  讽刺  革新
　　论文摘要：对于金和其人其诗的评价，历来毁誉不一。本文试从金和的思想历程及其诗歌的乐府传统、诗史特征、讽刺艺术、革新精神等方面对他进行再认识，并进一步探讨他对中国诗歌近代化的贡献。
　　生于封建末世的诗人金和，一生颠沛流离，潦倒而终。他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剧变和动荡的时代，风雨飘摇的封建社会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他的《秋蟪吟馆诗钞》就是这一时代的真实写照。他在世时，其诗不为人所重，死后，其诗集刊行于世，始获^称赏，声名鹊起。谭献、陈衍等传统文学批评家对他推崇备至，尤其是文学革新的两大巨匠——梁启超和胡适的看法更引人注目。梁启超几乎骂倒了整个清代诗坛，却极力推许金和，他《秋蟪吟馆诗钞序》中称其诗：“意境、气象、魄力，求诸有清—代未睹其偶。比诸远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呜呼!得此而清之诗史为不寂寥也已。”并辑金和、黄遵宪两人的诗为《晚清两大家诗钞》，称“这两位先生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也说金和“确可以算是代表时代的诗人”。
　　然而，对金和诗歌持批判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如胡先骗认为金和的诗“太欠剪裁，不中法度。且骨格凡猥，口吻轻薄，殊缺诗人之高致”。嘲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究竟孰是孰非?让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金和其人其诗。
　　金和，号亚匏，上元(南京)人，性狂傲，人称“振奇人”，才高命蹇，工诗词古文，尤以诗呜世。wWW.11665.cOM鸦片战争爆发，23岁的诗人每有报国之志，表现出一位爱国诗人的民族气节。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和对农民起义的恐惧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他曾密谋做清军内应，企图置新生的革命政权于死地。不料，清军失约而事败。他对太平天国的敌视态度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很深的阶级烙印。不过，可笑又可悲的是金和一厢情愿地效忠清王朝，不但没能使他跻身于统治阶层，反而几遭杀身之祸，]将他推人了十余年颠沛流离的困苦境遇，这加强了他对统治集团的离心倾向。飘萍浮槎般的流浪生活，加深了他对统治集团腐朽残暴的认识和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他看到了清军“筹粮几夺民家炊”“慨从军兴来，处处兵杀民”的现实。他所忠爱的王者之师的种种暴行使他震惊、激愤。金和当年策应清军的壮举，曾让他引以为豪，但在历经沧桑之后，有人问及此事，他却“蹙额不欲尽其辞”。(柬允泰《金文学小传》)诚然，金和曾效忠过清王朝，但他耳闻目睹的大量残酷的现实，使他在创作时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治同情，超越自身的阶级局限，自觉地通过诗歌揭露、抨击清军残害人民的罪恶。
　　金和处于两个敌对阶级的夹缝中，何去何从，两难抉择，进退失据的苍茫心态是这一时代文人共同的生命写照，对清王朝怒其不争．对人民哀其不幸。清军的暴行让他由失望到绝望再到愤恨。可他又不情愿站在人民一边，爱而不得其爱的失心症让他陷入了无可解脱的怅惘；精神家园的丧失，让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归宿，他希望找到一个无“兵”无“贼”的世外桃源，直到全集的最后一句，他仍然写道“余生衰病甚，何处问桃源(《寓涫上》)。金和这一代沉沦于社会底层的诗人才士，大抵沿着这样的轨迹走完一生的。
　　一、乐府传统与“诗史”特征
　　乐府传统和诗史精神作为一种文学原则和诗学精神，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古典诗歌的始终，二者互为表里。乐府传统即一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文学精神，外化为诗史特征。“诗史”一词始见于唐人评杜。诗史传统从慷慨任气的建安诗歌，到杜甫“善陈时事”的新题乐府，再到陆游、文天祥的爱国诗和金和、黄遵宪的纪乱诗，历代相承，几乎绵延于整个古典诗歌的历程。
　　金和生活在社会转型的战乱年代，经历了亘古未有的社会剧变，他的诗就是这一时代的写照，也是他所见所感的真实记录，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劫难和不屈的反抗精神，用血与泪凝成一系列不朽的历史性诗章，写出民族危亡关头和亡国易代之际的慷慨之音和离黍之悲，一部《秋蟪吟馆诗钞》就是一部用诗描绘而成的晚清史画卷。金和的诗继承了乐府传统，“诞生于血与泪、剑与火相交织的广阔背景上……它具有诗与史的双重价值，是诗与史的谐和，具有诗的特质和强烈的史感。有叙事诗的结构和抒情诗的精神．它具有古朴凝重、悲壮激越的艺术风格，体现出悲壮、崇高的美学特征。它是峥嵘岁月中的血泪之作，而不是寻常年代的浅吟低唱。”所以，人谓其诗“诚诗史也”。ⅲ他的诗以形形色色的人物为点，再以历史事件为线把这些人物串起来，从点到线再到面，从微观到宏观，真实地记录了近代历史的演变轨迹。既有线形的过程叙写，又有立体的事件描述，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外夷对神州大地的蚕食，可以看到满清铁蹄的践踏，可以看到起义军的硝烟，也可以听到被压迫人民的呻吟和反抗的怒吼。

　　首先，诗人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写了一些反映鸦片战争的作品。鸦片战争爆发，年轻的诗人用义愤之笔写下了《围城记事六咏》，这是其“感事纪事诸作之先河”，]夷军尚未攻克镇江，南京的守将不去增援，反而“九城之门一时闭”(《守阵》)，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慌乱中庸人自扰。将领们不率领人民去抗战，反而关起城门起内讧，国人的可悲和诗人的无奈自然流露。
　　其次，批判清军的腐朽和罪恶，揭露了封建阶级一向极力讳饰、一般文人也不敢触及的那部分社会真实。如《十六el至秣陵遇赴东坝兵有感》写东坝告急，蜀军前去增援，然而，走了九天还不到五十里，救兵如救火，这种增援速度简直如同儿戏。最有趣的的是《双拜岗激战》，这支军队如此窝囊，可闹起内讧来却异常激烈，“大刀狂有风，长毛疾于雨……从来攻城时，未见今武；虽各数十人，半里暗尘土。”时值列强凭凌，祖国山河面临着沦陷的危机，这些“勇敢”的军士不去报效国家，反而同室操戈。更令人发笑的是如此激烈的战役竟是为争夺一民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出现如此丑剧，令人哭笑不得。然而如此腐朽的军队，对待起同胞来又是如何呢?《接难民》写清军以接难民为幌子，实则“束缚难民横索财”稍有不从，便“杀之冤骨无人埋”。这哪是保家卫国的军队?他们不救民于水火，反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黄金贵》写：“大帅积钱塞破屋，老兵积钱压折轴。”《感事》贝u揭露了他们发家的秘诀在于“杀民当杀贼’’，他们用人血染红了顶戴，用民膏筑起了黄金台；诗人笔下这样的怪事很多，在当时都具有普遍性，揭示了整个清朝的支柱——一军队的腐朽，揭示了在中西较量中清军溃败的真正原因。
　　第三、描写民生疾苦。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诗层人民的艰辛有了切身的体验，他的部分诗歌可以看作黑暗社会之面面观。《印子钱》写出高利贷对人民盘剥的严酷，“今日与汝钱十千，明日与我三百钱，三百复三百……”，这种滚雪球式的借贷方式，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苜蓿头》则写出了卖儿鬻女的普遍现象，写得披肝沥胆，字字血泪。在重重盘剥之下，百姓举步维艰，而统治者即使在荒年也不体恤民情，《蝗至》：“千里夏无雨，江田未迟迟。人尤期稻熟，天又遣蝗至。难缓神仓漕，方增列灶师。”旱灾、蝗灾已让百姓叫苦，而漕粮军费却有增无减，于是自然出现“饿死只合从空山，冻死都教在行路”(《破屋行》)的惨状。天灾人祸使百姓接近生存的底线，迫使人民走上反抗的道路，《即事》：“积衰民亦虎，多敛泽无鱼”，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根源。金和的这类时事政治诗大多都弥漫着时代乱离与苦难的氛围，传达出人民的歌与哭，具有诗与史的双重价值。诗人是时代的神经，敏感地记录下了时代的创伤；他是这个年代的战士，把激愤的诗笔投向种种罪恶；他也是这个时代的旗手，为人民的斗争摇旗呐喊。
　　二、绝妙的讽刺艺术
　　金和作为一位杰出的讽刺诗人而饮誉近代诗坛。其诗远祖先秦变风，继承其放言无惮的传统，能云“列国变风所不能尽者”(谭献《秋蟪吟馆诗钞序》)；上承建安风骨，近宗三元新乐府传统，缘事而发。他所处的时代又赋予他的讽刺诗以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近代封建君主专制削弱，儒家诗教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战乱年代的特殊背景上，“乱世之音怨以怒”，金和的讽刺诗更多地呈现出“金刚怒目”式的犀利，较少含蓄委婉，超越了古代讽刺诗“怨而不怒”的格局，胡适称赞他的讽刺诗是“有心人的讽刺”。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金和讽刺诗的第—个特点就是题材的真实性和讽刺对象的典型性。其诗选材于现实生活，截取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通过讽刺形象来反映社会问题。他所讽刺的反面角色都是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所写事情也是从现实生活中加工提炼出来的，然而，这些寻常的素材一经诗人生花妙笔点染，就立刻散发出夺目的艺术光彩。如《名医生》，本对医术一窍不通，竟然东诓西骗，行起医来，因而“倾银满囊钱满笥”。他昨天刚把人医死，今天还厚颜无耻地前去吊丧，口口声声叹息命中注定，寥寥数笔活画出—个江湖骗子的形象。

　　第二，金和讽刺诗善用自嘲的手法，把矛盾的言行集于一个形象身上，让讽刺对象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突出其可笑、可鄙。《真仙人》声称已看破红尘，名利如过眼烟云，可他却逢迎权贵、冷落寒士，这样一个势利之徒和那个标榜万事皆空的“仙人”不是判若两人吗?一前一后，两相对比，其虚伪丑恶的嘴脸活现于读者面前。第三，截取具有调‘jii!i性的情节，组成漫画式的滑稽场面。如《双拜岗激战》，诗人抓住这一题材，用幽默的语言，曲折的笔致，给这一场面一个特写，几经渲染，讽刺立现。第四，讽刺风格的多样化和灵活性。金和的讽刺诗具有婉而多讽的特，既有“金刚怒目”式的直面呵斥，也有曲折委婉的自然流露；既有剑拔弩张的犀利，也有娓娓道来的深沉。如《初五日纪事》。

　　三、文学革新精神——对中国诗歌近代化的贡献
　　金和的诗歌革新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题阳湖孙竹床诗稿》中。他批判当时诗坛盛行的堆垛六经，以“腹笥”为诗的掉书袋的风气，反对厚古薄今，盲目泥古。他认为诗歌应随历史的脚步前进，表示要成以一家之言，在题材和意境上要“更从古人前，混沌辟新意”，写出“古人所未至”“古人见亦惊”的新诗。金和的诗歌革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诗教的束缚，以讽刺见长，但也遭到一些非难。胡先辅说：“金氏之诗，才气横溢，言辞犀利，诚有过人之长……但每觉其骨格不高，锋利太甚……吾以为金氏之诗岂但轻薄，直是刻毒。小雅之刺不如是也……以其有悖温柔敦厚之教也”。对此，金和似早有预料，他在诗集《自跋》中云：“是卷半同日记，不足言诗……语宗痛快，已失占人敦厚之风，犹非近贤排调之旨。在其今日，诸公有是韬钤，斯吾辈有此翰墨，尘秽略相等，殆亦气数使然耶!若传之后人，其疑焉者将谓丑诋不堪。”他犀利的讽刺诗，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使然，有此咄咄怪事，故有此讽刺诗，至于说他的诗歌有悖温柔敦厚的诗教，这正是古典诗歌近代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占典诗歌要完成近代化的历史转型，首先必须打破儒家诗教的桎梏，打破温柔敦厚的美学规范，金和的诗正表现出这—倾向，不再遵从完美和谐的美学风格。
　　其次，在形式上采用以小说为诗的笔法，隐锋芒于形象中。古典诗歌以抒情为主流，近代以降，叙事诗大量涌现，但大多只能算是记事诗，以诗的形式记录历史而已，以文为诗，诗中有事。而金和的诗以小说为诗，诗中有人，他善于全方位、多视角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而以平民英雄的刻画最为精彩。如《烈女行黄婉梨事》《断指生歌》《兰陵女儿行》这三首歌形体叙事长诗，开头都用了倒叙的手法，都是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时代背景；抨击的对象都是靠镇压起义而发迹的清军将官；塑造的平民英雄都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虽为一介平民，但面对强敌仍临危不惧，从容不迫，不丧失人格尊严，这些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诗人人格精神的显现。他的诗歌喜欢以议论入诗，结尾常用“吁嗟乎!”抒发他的感慨。以俗语、口语入诗，如《兵问》全由对话组成。他的这些艺术尝试，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再次，学习散文、民歌的笔法，体式灵活多样。如《杀虎行》开头就具有民歌的特点；他还写了许多日记体诗，如《痛定篇十三日》；书信体诗如《赠同学张君荷生》。金和的诗还不入考据，很少用典，罕见僻字，这与当时避俗避熟的诗坛风尚相左；他的诗歌语言诙谐幽默、明白如话。有一部分诗，不拘格律，“绝无家法，正如山中自云”(《奇零集序》)，如《兰陵女儿行》．句式随人物的感情波澜而起伏变化，错落有致。胡先璃讥其“不中法度”，而梁启超却称之为“诗歌解放”。他不求合乎法度，但求“语语皆天真”。金和诗歌的革新对后来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新派诗，从其倡导者黄遵宪的诗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金和的影子。所以，章士钊在《近代诗家绝句》中说：“亚匏白是英雄手，白敛堪师人境庐”。
　　纵观近代诗坛，从龚白珍开始，打破前清诗坛的沉寂，到爱国诗潮中现实主义的回归，再到金和诗歌的革新，之后又经历了新派诗、新学诗、歌体诗、白话诗等阶段，中国诗歌才一步步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历程，金和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谓近代诗坛的一颗明珠。梁启超等人对他的评价尽管不无溢美之处，，可就其艺术性和价值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胡先鞠对他的指责，尽管过于苛刻，但也指出了金和诗歌的缺点：缺乏剪裁，粗疏空泛。但是，瑕不掩瑜，金和终究可以称得上是近代诗坛的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