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罪中性权利的保护缺失与立法完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性文化一直是人们避讳莫深的话题，人们往往羞于谈性，在公共领域对于性方面的话题更是保持着极其严格的控制。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向来是重整体，而轻个体，因而对于可能产生影响整体利益的个体因素往往被主流论文联盟http://文化所不齿，其中情欲最为受到压制，这与占主流的孔孟儒学“道貌岸然”的说教是有很大关系的。随着“十年浩劫”的全面结束，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边缘化的性权刑法保护已显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延伸到立法领域，这样的特点就尤为突出。
　　一、强奸罪中性权利保护缺失
　　 在我国刑法关于性权利的保护设置中，强奸罪的规定无疑是对公民性权利保护力度最大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的法律条文，其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精神可以直接代表我国刑法对性权利的保护程度与水平。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妇女以及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并且犯罪主体通说认为只能由男性构成直接正犯，而女性只能构成本罪的帮助犯或间接正犯，享有成为强奸罪主体的“名分”。这形成了我国刑法对于强奸罪的认定是由性别及年龄作为标准的立法模式，抽象出来即：男性→妇女、幼女。这样的认定模式是单向且简单的，同时本文认为也是不科学的。
　　（一） 犯罪主体被认为只能由男性构成
　　 直接正犯的观点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当今社会，强奸犯罪行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男性针对女性实施，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由人类的生理结构和自然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一种常态，因为强奸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男性对女性性器官的结合或者对幼女性器官的接触，这就造成在性行为发生时生理上占有主动优势的男性更便于形成主动的一方。WWw.11665.coM但是，并不能否认女性针对男性实施强奸行为的存在。实际上，女性可以通过药物或者其他手段，在使用各种方法尤其是暴力方法抑制了男性的反抗能力后，使其性器官勃起进而发生违背男性真实意愿的性行为。这样的情形在社会上被曝光出来的确实比较少，但是考虑到男性在被侵犯之后自尊心受巨大的伤害而更有可能隐瞒情况不向司法机关报案，从而形成了此类犯罪行为实际发生的黑数。实际上，女性强奸男性的不法行为发生的数量应当远远超过我们所看到的表面数字。因此，刑法不应当回避这方面的立法，使男性的性权利无法得到保护。
　　 （二）同性之间的强奸行为没有得到刑法的规制，也是不合时宜的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性交的界定仅限定于男性性器官对女性性器官的插入，这与传统的对性行为发生原因理解有很大关系。对人类而言，性行为最重要的作用是为了繁衍后代，延续物种，因此性行为的发生必须建立在异性之间的性器官结合之上，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自己的情感需求已经越来越多样化，认识到某些为了追求生理及心理上的快感而非为了繁衍后代而进行的性交行为，是符合人类本能的极其正常的事情。［1］因此，同性之间的能够使对方产生性快感的行为已经普遍被人们认同为一般的性行为。这就为同性之间性侵犯的发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使得法律在这方面的保护功能凸显出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如今，同性恋已经成为社会不可回避的现象，而且同性恋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只是由于这种非主流的社会形态长期以来不被人们接受而游离于正常的社会文化之外。目前，在国外已经有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承认了同性婚姻，我国虽然还未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但是也不视同性交往为违法。有学者曾经统计，我国目前的同性恋人数已经达到3600万至4800万之多。［2］同性之间的性交方式多种多样，就女同性恋而言，表现为使用人工阳具模仿异性性交，或使用手指对对方的性器官实施扣摸，从而模仿异性性交，以及口交等。就男同性恋而言，表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