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报刊；传播；社会控制；《万国公报》
　　摘要： 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上，外国人的报刊尤其是来华传教士的教会报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传播活动发展为传播事业后，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对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华传播的教会报刊作为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的重要传播载体，在传播教义和西学的同时，也要受到来自晚清社会各方面因素和力量的控制或影响。《万国公报》较好地应对了各种社会控制因素，在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西方文化传播史上都具有一定的特色。
　　中图分类号： k2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33708
　　报刊的创办与发行，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必然受到各种社会要素的制约或控制。传播的社会控制，是指“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对传播过程所施加的约束和影响”［1］246。《万国公报》（包括其前身《中国教会新报》）自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办之日起，到1907年12月终刊，先后历经34年，累计出版近1000期。作为传教士创办的历史最长、发行量最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又不得不多方面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控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但是，作为一份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刊物，它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所受的社会控制又具有显著的不同。简言之，晚清政府一般不可能对教会报刊直接施加政治、经济压力，《万国公报》所受的社会控制多表现为隐性的、非强制性的。这同样也需要报刊创办人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本文拟从文化传统、经济来源、政治氛围三个方面探讨《万国公报》在华传播的社会控制问题，以就教于方家。wWW.11665.CoM
　　一、文化传统的应对
　　大众传播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下产生发展的。从狭义上讲，基督教生来就与西方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传播是宗教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从广义上讲，宗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宗教传播构成了文化传播的一个特殊领域。传教士跨海而来，不管是主观上出于传播宗教的初衷，还是客观上采用传播文化的策略，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不同于西方的异质文化。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古老文明“是在没有广泛吸收其他古代异质文化信息和文化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独创的方式萌发并成熟起来的”［2］4。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和渐趋强盛之时，清王朝实施全面禁教政策和闭关自守政策，使中华民族更深地沉浸在相对封闭的华夏文明中。“每一种在相对封闭的地域和环境里发展起来的文化类型都有其独到的长处和魅力，同时也慢慢形成了自身难以克服的惰性和缺陷”［3］21。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儒学，与基督教相比较，二者虽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却包含着许多截然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社会观念。这些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无形中制约着教会报刊在中国的传播。
　　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汉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养成了民族自大心理，往往把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夷、狄、蛮、戎，把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交往称为“四夷宾服”。这就是大部分士大夫潜意识中长期存在着的夷夏之辨。而自汉代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之后，除道教和佛教不时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外，其余学说大多被视为异端或邪教。“佛老之教，或宗清净，或主空寂，离垢去欲，无干法纪，卫道之士，犹深恶之，为其外伦常而言道德也。此外邪教，以术愚人，徇私纵欲，挟势横行，小则渎乱彝伦，大则谋为不轨”［4］11，统统成了被查禁的对象。当西方国家凭借武力强行侵入中国时，大多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夷夏之辨。出于民族自大心理，他们一厢情愿地将西方国家等同于落后的“化外”夷狄。西方国家以传教作为文化侵略的手段，向中国大量派遣传教士，在城乡各地招揽教民，又使他们很容易将其与中国历史上谋反的邪教等同视之。
　　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排他性，以及清王朝长期的闭关自守，使国人对西方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也不屑于去接触西方的宗教。他们道听途说的西方社会风俗、耳闻目睹传教士和教民的所作所为，都感到大异于中土风俗，简直不可理喻。再加上穿凿附会、传闻失实，西方人的言行举止几乎都成了禽兽之行。如对西方人“嫁娶不用媒妁，亦不论少长，必男女自愿”，感到不可理解，甚而将西方的婚姻关系歪曲为“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为妇。兄弟叔侄死，可互娶其妇，同胞姊妹

亦可娶为妇”。［5］78。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纲纪伦常廉耻礼义也”［6］490，西方人却根本不懂这一套，简直就是禽兽。普通的中国人往往以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西方宗教，甚至添加了许多谣传不实之词。在他们眼中：西方教会“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体共沐，无羞恶也。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精血，利己损人；饮蒙汗之迷汤，蛊心惑志”［7］919。这岂不就是典型的邪教。“自古邪教之兴，皆足以败常乱俗，为国家之大害”［4］6。在崇尚儒学的中国人脑海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继天立极，万世之圣人也”；“出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之外，即入于禽与兽之中”［8］。
　　文化上的偏见使中国人向来对西方人持蔑视态度，说他们的形貌是“羊眼猴面，淫心兽形”［9］399。认为中国是堂堂的礼义之邦，不应该让人鬼并处；华夏衣冠之族也不能与禽兽同群。“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义之邦，一化为倮虫鳀人之域，獉獉狉狉，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5］ 97
　　上述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中国人对西方宗教的敌视态度，使来华的传教士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促使他们多方寻求应对之策，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就已懂得身穿儒服上北京。虽然鸦片战争打破了中西方原本相对平等的传播关系，西方文化逐渐展示出强大的传播力，但“孔子加耶稣”的传播策略却始终是他们在华夏文化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1860年6月，24岁的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偕同夫人带着他们不满周岁的女儿来到了上海，开始了在中国长达40多年的传教生涯。他在四处布道的同时，还跟随王韬等努力学习中国文化，打通语言关，并广泛结交社会名流。1864年，经冯桂芬介绍，担任上海广方言馆首任英文教习，聘期6个月。1867年再次受聘，重回广方言馆担任西学教习，同时兼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1868年9月5日，他在上海创办并主编《中国教会新报》（church news，自1874年9月5日第301期改名《万国公报》）。 于传教的开展和《中国教会新报》的发行，林乐知等传教士至少作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以尽量减少来自文化传统方面的阻力。
　　首先，竭尽全力地缩小他们与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差距。林乐知来到中国之初，根据英文的音译将自己的中文名字叫作林约翰，后来感到这样“洋鬼子”的色彩仍然很浓厚，便根据中国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耻”的寓意，改名林乐知，还仿效中国文人的流行做法，替自己取了个“字”曰荣章，甚至经常自称为“美国进士”，以显示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对中国士大夫的认同心理。《万国公报》的另一位主要编辑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曾为自己取“字”曰菩若。他们都是20多岁来到中国，林乐知在中国呆了46年，最后死在上海，李提摩太在中国呆了45年，死前3年才回国，一生中的主要时光都在中国度过的。因而，他们非常熟悉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可以毫无障碍地阅读中文书籍、撰写中文稿件。在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中，他们经常穿上清朝的礼服、戴上假辫子，自称是“中国之老友”，一贯“以至诚爱中国”，丝毫“无异于华人”［10］154，借以博取中国人对他们的好感，消除中外文化之间的隔阂和障碍。
　　其次，尽可能地以西方文化传播者的形象出现。晚清时期与林乐知有过交往的人一般都会感觉到，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传教士，还不如说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西方文化传播者。这与林乐知长期地谨慎选择传教策略，更多地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外，他还曾兼任《益智新录》、《中西教会报》等中文教会报刊的主编和英文《字林西报》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了《欧罗巴史》、《万国史》、《德国史》、《俄罗斯国史》、《印度国史》、《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天文》、《格致启蒙地理》、《列国岁计政要》、《列国陆国制》等10余种有关外国历史、地理与自然科学的著作。后来，林乐知还编撰了《文学兴国策》、《新治安策》、《中国历代度支考》、《五洲女俗通考》等著述，尤其是他与蔡尔康合编由

学会出版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广学会第9次年报称：“今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林乐知博士的《中东战纪本末》，销售得出奇的快，不到六个月就收回了出版费用。初版三千本已全部售完。由于购买者仍很多，决定立即再版，再版数量比初版要多。”［11］此外，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创办了“中西学堂第一分院”（当时称为林华书院），次年于虹口吴淞路开设了第二分院，随后合并为“中西书院”，1911年迁往苏州，并入东吴大学。1892年林乐知等又在上海开办了中西女塾，为晚清女子近代教育作出了贡献。李提摩太曾在天津办报，先后为广学会译、著了70部书。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位列广学会最畅销的八种书籍之首，甚至被吹嘘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宝筏”［12］28。这些活动为他们塑造了学者、教育家、慈善家的形象，使他们在中国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大大便利了他们与中国士大夫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再次，不遗余力地调和基督教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林乐知深知，基督教教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代儒家学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将基督教置于与儒学对立的位置上，对于西方的传教事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而，他极力淡化二者的本质区别，甚至挖空心思地用基督教教义来阐释儒家学说。儒学的核心观念是“三纲五常”，林乐知花了大量时间从基督教经典中寻找有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关系的言论，以论证基督教与儒学二者情理相通、本质相近。他倡言：“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他完全可以“证以《圣经》”。并逐一论证道：儒学将“仁”列为五伦之首，《圣经》中虽然找不到有关“仁”的论述，但“爱即是仁也”；儒学强调“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学重视“礼”，《圣经》也要求人们处处“以礼相让”；儒学推崇“智”，《圣经》中也有“智慧之赋，贵于珍珠”的说法；儒学讲究“信”，《圣经》中所说的“止于信”就是要将“信”作为最高美德［13］。总之，林乐知一直在大力宣扬孔子与耶稣如同一人，儒学和基督教本义相同。他于1869年12月4日至1870年1月8日在《中国教会新报》上连续5期刊载《消变明教论》一文，兜售他的上述观点。此后，该报陆续刊出了一批对基督教义和儒学思想加以比较的文章。林乐知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旨在从‘相合’的角度解释耶儒两教教义，使人们相信‘福音道理不背于儒’”［14］28，以消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心理。同时，该报特别是改名《万国公报》后，先后刊登了大量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科技的文章以展示西方的文明富强，希望可以改变中国人轻视西方的态度。
　　林乐知等人的努力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中国文化传统对异教的歧视与制约，却在一定限度内收到了相当明显的效果，为《万国公报》的创办和发行开拓了较大的空间。为此，有学者认为“林乐知是把‘孔子加耶稣’系统地从理论上加以鼓吹的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5］268。
　　二、办刊经费的筹措
　　报刊为大众传播的重要传播媒介，其创办、编辑、印刷、和发行都需要一定的资金，缺乏最基本的经济条件，任何报刊都是难以正常运转的。
　　《万国公报》作为一份基督教刊物，清政府当然不可能予以经济扶持。而这份杂志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外国教会，起初却完全是由林乐知个人自筹经费创办、自己编辑后，交由美华印刷馆印刷，再自己发行的，并不具体从属于任何差会。就是说，当时没有任何教会组织向林乐知提供办报所需的费用，这个问题只能靠林乐知自己想办法解决。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源，势必会影响报刊的容量、质量和发行。杂志问世以后，如果发行量有限，所得收入不足以维持报刊的正常运转，也会影响杂志的生存和发展。
　　林乐知1836年出身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伯克县，年幼时即父母双亡，由姨父母抚养成人。1858年从埃默里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即受基督教美国监理会的派遣，于翌年12月启程来华。就是说，除了教会发给他的路费和活动经费外，林乐知既不可能在大学毕业后的短暂时间里积蓄一笔可观的私人资金，也不可能从家庭方面获得大额的资助。此外，林乐知来华不久，美国就爆发了南北战争，监理会无法正常地向他提供经费，林乐知一度失去了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经济来源。为求生存，林乐知不得不典卖教会财物，与别人合伙贩卖粮食、棉花和煤炭，充当保险部门的经纪人。后来，经冯桂芬介

绍到上海广方言馆教书，又应徐寿之邀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有了相对稳定的薪俸收入，生活才算得到了基本的保障。 年9月，刚刚摆脱了生活困境的林乐知就创办了《中国教会新报》，其创刊经费不可能十分充裕是可想而知的。经济条件的制约决定了《中国教会新报》创刊初期内容的贫乏和质量的低劣。当时该杂志每周出1期，只有4页纸，总共也不过就6000余字，显得很不起眼。林乐知对《中国教会新报》最初的定位是：“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给新闻一次，使共见共识，虽隔万里之远，如在咫尺之间，亦可传到外国有中国人之处。”［16］所以，此时的《中国教会新报》侧重于刊登阐释基督教教义的文章，同时致力于宣扬在华传播基督教的意义，交流各地的教务信息，呼吁教民之间要相亲相爱，并开辟“各地教友来信”栏目，以便于他们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感情；此外仅少量地刊登一些国外消息、国内趣闻和科技知识。因而，从总体上说，《中国教会新报》基本上是一份宗教性质的刊物。这样的传播媒介，其基本受众只能是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教民。
　　一方面由于杂志的品位不高，另一方面考虑到大多数教民经济并不宽裕，《中国教会新报》最初定价全年收洋银1元，但由于销路一直不畅，很快即不得不采取打折、优惠等方法降价出售，全年价格最低下降到洋银5角。即使如此，《中国教会新报》刚刚创刊的数年间，“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12］29，印数一直很少。为了吸引读者，从第二年起《中国教会新报》刊登的内容增加了清政府的上谕和一些政治、社会新闻，但情况仍没有显著的改观。
　　销售杂志所得无几，林乐知只好千方百计地到处设法筹措资金，以维持杂志的生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林乐知于1874年9月最终决定将《中国教会新报》加以改版，更名为《万国公报》，仍为周刊。其办报宗旨仍以教务为主，但内容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除传播基督教教义、沟通教会消息之外，“亦负担起推广西学之责，于西洋科学知识，史事人物，国家现势，均有涉及”。此后杂志的销量虽然有所上升，但直到1876年印数也只有1800份。除去赠送与折价的部分，每年销售杂志的收入大约在1000银元左右。而作为周刊，《万国公报》每年要出版52期，组稿、排版、印刷、派送都需要用钱，入不敷出的经营状况仍未彻底扭转。
　　在这种艰难竭蹶中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后，不堪重累的林乐知在1883年7月《万国公报》出至750期时将其停刊。尽管林乐知在《〈公报〉暂停小启》中公开宣称的停刊原因是因为他忙于中西书院事务，无暇兼顾，但实际上亏损严重、经费难以为继才是该报停办的更主要的原因。
　　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的机关刊物而复刊，英文名称改为the review of the times，情形与前大不相同。最为关键的是，《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广学会应该承担办刊所需的所有经费，资金来源肯定比林乐知一个人筹措会宽裕得多。此外，该杂志虽然仍由林乐知主编，却已改由同文书会负责发行，摆脱了发行事务，有利于林乐知集中精力办好刊物，确定专门的发行机构，也有利于拓展发行渠道；后来，《万国公报》除增加李提摩太、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等外籍编辑人员外，还先后聘用华人沈毓桂、蔡尔康等作为助理，这对于提高杂志质量是不言而喻的。《万国公报》复刊后，由周刊改为月刊，延长出版周期，既可以让编辑人员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组织优质稿件，也可以确保杂志及时地付印、按时传送到读者手中，从而提高了杂志的信誉。复刊后的《万国公报》进一步调整了办刊方针，由最初的侧重于传教完全转变到侧重于政治、时事和传播“西学”知识，甚至被当时的人称为“西学新知之总荟”，这对于吸引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政府官员成为其读者显然是行之有效的。
　　1891年广学会核心成员为《万国公报》拟订了一份庞大的销售计划，以增加经济收入。他们预期的发行对象包括：“一、道台以上的高级文官2289人；二、尉官以上的高级武官1987人；三、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吏1760人；四、专科以上学校的教授2000人；五、居留在全国各省会，具有举人资格的候补官吏2000人；六、下列各方面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五：（1）来京会试的人员，（2）在二十行省内投考举人的人员，（3）在全国253个府县投考秀才的人员，这三方面共3000人；七

、某些特别官吏及士大夫阶级的女眷及子女4000人；总计：17036人。”［12］2930
　　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时，曾促使该会第一任董事长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答应从海关税收中划拨部分经费给广学会，以进一步确保《万国公报》的正常运转。随着该杂志政治影响的扩大，中国的官绅阶层不但多乐于订阅《万国公报》，接受其宣扬的观点，甚至还积极帮助外国人推销该杂志，主动向该杂志捐款。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期间曾先后四次捐款给广学会，累计达8000两白银。聂缉槻任山东道员、江苏巡抚时也曾多次捐助广学会，任浙江巡抚时除捐款1000元外，还积极劝谕本省官绅订购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和《万国公报》，每年的书报价就达1600两之多［17］236。这种经济状况当然是林乐知个人主办《万国公报》时期所不可比拟的。
　　经过林乐知等人的不懈努力，《万国公报》的销量较前猛增，据1906年的广学会年报称：“《万国公报》于最近九年之中售出三十六万九千九百十二册”［18］，则1897—1905年间平均每年约销售41 101册，平均每期约发行3425份。事实上《万国公报》以1897年销量为最高，每期销售“几盈五千本”［19］，全年发行量约60 000册，当年报价收入达3500银元。随后数年间销量有所下降，因受义和团运动影响，1901年销量最低下降至25000册。此后又急剧回升，1903年销量达54 400册［20］5859。
　　《万国公报》的一度停刊，客观地表明了社会控制的经济因素对于教会报刊能否生存的决定性作用。依附于广学会后的《万国公报》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控制因素的影响，才迅速得到了发展。尽管《万国公报》始终未能完成广学会1891年拟订的销售计划，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每期发行量能达到四五千份，已经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治环境的处置
　　1834年6月，当美国纽约长老会决定派遣伯驾（peter parker）作为传教医生来华后，美部会负责人对他说：“你如遇机会，可运用你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你也随时可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但你绝对不要忘记，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引起你的注视。医生的特性决不能替代或干扰你作为一个传教士的特性，不管作为一个懂得科学的人怎样受到尊敬或是对中国传教有多少好处。”［21］2829明确强调，对于一个传教士来说，传教永远高于一切。美部会对伯驾的要求也可看作是西方教会对所有传教士的要求。当然，所有教会的在华传教活动都是以符合其本国政府的在华利益为前提的。尽管西方各国政府不可能为每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加派传教以外的任务，但毫无疑问各国在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在当时基本上都是从属于本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因而，他们不但受到了本国政府的保护，甚至依仗西方国家的武力正式取得在华传教权力。
　　英国率先用大炮攻破了清王朝的国门，对传教士而言，《南京条约》的签订并不能使他们满足，因为该条约“对传教一事只字不提，英国人关心的只是通商”［22］53。不过，随后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都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教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使外国传教士取得了在华自由传教的特权，而且明确规定清政府要加以保护。《北京条约》则进一步规定传教士可以在各省购买土地、建造教堂。这些是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政治保障。但是，上述不平等条约中却没有明确规定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境内创办、发行报刊。也就是说，西方教会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并没有正式得到清政府的承认，从法理上说清政权不应该承担对其保护之责。
　　据史料记载，最早的中文近代报刊是由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报刊是1822年创办于澳门的葡萄牙文《蜜蜂华报》，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近代报刊是1828年创办于澳门的《依泾杂说》（中英文对照）。由于当时此类报刊数量不多，发行量有限，且多创办于境外或外国人居留地，根本没有引起清朝统治阶级的注意。
　　鸦片战争后，外籍传教士纷纷在华创办近代报刊之际，清朝统治阶级一方面慑于“洋人”的威力而不敢对其加以禁阻，另一方面也实在不知道近代报刊与大清王朝的统治之间有何利害关系，觉得没有必要对其加以干预，也不懂得应该从哪些方面对其加以限制，于是便一概

取了默认的态度。
　　这种默认与其说是对教会报刊的一种放任，倒不如说是一种漠视。从未加以任何限制，提出任何要求，更不会突然强行取缔，当然也绝对不可能予以倡导与扶持。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政府具有最权威的话语权，统治阶级不屑一顾的事物，普通老百姓肯定也不会关心。这种“漠视”的政治环境因素，决定了一般的教会刊物很难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林乐知是著名的自由派传教士，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原先是派他到杭州传教的，他来到中国时恰好杭州刚刚一度被太平军攻破，于是留在了上海。为了贯彻“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林乐知一到中国就非常注意结交当地的社会名流，很快与冯桂芬、徐寿、陈兰彬、汪凤藻等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以至于在监理会因美国内战爆发而无法向他提供生活经费时，能够通过冯桂芬、徐寿等在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找到工作，解决衣食所需。这段经历“使他与中国有教养、讲礼貌的上流社会直接接触，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的体察”［23］34。林乐知先后在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任职达17年之久，尽管身兼多种事务，对于所承担的教学和译书工作仍兢兢业业，得到了前后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李鸿章的赏识，相互建立了比较深厚的私人友谊，并先获得清廷“钦赐五品衔”，后又再次获得“钦赐四品衔”。
　　有了这些关系，林乐知于1868年创办《中国教会新报》时，自然不会遇到来自政治方面的障碍。但由于他起初将传播基督教教义作为刊物的主要内容，又没有考虑到如何动用他所结识的清朝官员的力量来为杂志打开销路，过于狭隘的受众群体，以及清朝官员与士大夫阶层对于宗教内容的漠视，决定了《中国教会新报》的发行量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高，杂志本身也不可能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改名《万国公报》初期，仅对报刊内容作了局部的调整，其它方面都没有根本的改善，也很难有较大的起色，以致于不得不在1883年一度停刊。
　　作为广学会机关刊物而复刊的《万国公报》，非常注重对清朝官僚士大夫施加影响。这一时期参与该报编辑工作的李提摩太、丁韪良等传教士都是在晚清政界颇有影响的人物。李提摩太早在1878年赴山西“赈灾”，尝上书建议山西巡抚曾国荃举办新政，后又极力鼓励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兴办洋务。1886年移居北京后，受曾纪泽之托教授曾氏子侄英文。1890年应李鸿章之聘临时担任天津《时报》的主笔。先后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交往。1898年维新派打算将他推荐给光绪皇帝当顾问，因政变发生而未果。此后又成为慈禧太后的“宗教与教育事务顾问”，因而获得清政府授予的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和三代封典。丁韪良自1850年来华，断断续续地在中国生活了62个年头。1869－1894年间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以翻译美国人惠顿（wheaton）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而蜚声朝廷内外，因受到恭亲王奕訢等人的重视，该书由总理衙门专门拨款刊印，丁韪良也因此成为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1885年清政府授予三品官衔，1898年光绪皇帝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并授予二品顶戴。1916年12月丁韪良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
　　他们的在华经历使他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在中国办事，只要通过政府官员就可以顺风顺水。上述广学会1891年为《万国公报》拟订的销售计划，主要目标便是瞄准了官绅阶层的。在他们预期的17 036名发行对象中，政府文武官员与候补官员为8036人，约占47.2%；参加进士、举人、秀才考试的士子为3000人，约占17.6%；官绅的眷属和子女为4000人，约占23.5%；上述人员合计为15 036人，约占88.3%。这几乎把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囊括无遗了。制订计划者认为：这些人“是满清帝国的灵魂和实际的统治者，所以很显然，如果要影响中国整个国家，我们就必须从这些人开始”；其中甚至有些人“当了大臣的时候，要负责和外国订立条约，打交道”；让他们成为《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不止是影响到他们本国三亿六千万人民的幸福和繁荣，而且也影响到洋商和外国的利益”［12］30。其目的显然是要通过这些“意见领袖”来影响广大的民众，借助于他们的支持推广和扩大《万国公报》的发行范围。 也深知这些人最关心的是政局变动情况，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现任官员、候补官员与拼搏于科举场上的预备官员们的仕宦前程；其中部分

有识之士会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即要不要学习西方、怎样学习西方等问题，而甚少有人会对基督教教义感兴趣。
　　为了适应中国近代的政治环境，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关注，他们在调整杂志内容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首先，《万国公报》大量介绍了西方的各种新知识、新学说。举凡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轮船、铁路、邮政、农业、渔业、矿业等新的科学、新的技术，该报都曾分门别类地加以介绍，有的还配上了插图，让对这些感到新奇的中国民众有一种更直观的感觉；同时还刊登了牛顿、达尔文、哥白尼等西方近代科学家的传记。西方的经济学、货币理论、市场学、外贸理论、管理科学、教育制度、法学、图书馆学、政治学说、议会制度等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该报也有选择地进行了传播，有的还作了不同程度的评价。甚至连刚刚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党的活动，《万国公报》也作了简略的报导。《万国公报》客观上成为晚清时期西学在华传播的一条重要渠道，进一步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许多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有志之士从中受到了启迪。戊戌维新派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从他们的著述中可以看出蛛丝马迹。
　　其次，《万国公报》更加关注清廷的政治动向，不惜占用大量篇幅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追踪报导。“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而又纯’的‘超阶级’的所谓传播的存在……它总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或者总是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24］4748。《万国公报》的编辑人员公然宣称“公报之职在于忠君爱国”，明确表示要“忠于大皇帝，以爱乎大清朝”［12］25，极力把自己装扮成清王朝的拥护者，以博取清朝统治阶级的关爱和庇护。他们站在同情、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以发挥传播媒介的最大效能。甲午战争爆发后，该报对于中日战况、各国态度、清廷外交都及时地加以报导，林乐知也以“美国进士”的署名撰写了一系列评论，后来又将《万国公报》发表的相关文章合编为《中东战纪本末》一书，当时非常畅销。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万国公报》对中国的改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但对新政多有报导，而且一再对光绪皇帝和维新派表示支持。《万国公报》在这些方面所作的努力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光绪皇帝先后订购了全套的《万国公报》和89种广学会出版的书籍［25］154，洋务派官僚积极地推销、捐助《万国公报》，李鸿章亲自派人把甲午战争期间“军中往来之电报底稿”送给《万国公报》作为资料，王韬称赞林乐知、李提摩太“皆广学会中领袖，学问渊博，具有实际。其所撰述，殆已等身，务欲牖我之聪明，祛我之鄙惑，增我之识见，其有益我中国非浅鲜矣”［26］。康有为于戊戌政变时曾致书李提摩太求援，后加说明曰：“李提摩太君，英教士之仁者也，与吾交久。吾荐之上，将令在懋勤殿行走，以政变未成”［27］420。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
　　《万国公报》的编辑人员利用他们与中国官僚士大夫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成功地处置了传播的社会控制中的政治因素，应该说是《万国公报》后期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
　　在晚清的社会环境中，教会报刊传播的社会控制因素还有很多，如：自然条件和传播技术的限制、社会开放程度和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传教者的主体意识等等。归根到底，报刊的发展与社会的控制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体，社会在对报刊发展进行控制的同时，报刊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毕竟“能够通过这一具有近代意义的传媒去看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28］60。在西学东渐的晚清时期，近代教会报刊，尤其是《万国公报》这样极具影响力的报刊，它所承载的不应该只是宗教的教义与福音，更应该是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所急于了解的西学知识，更应该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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