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百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南开大学举办的“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高端论坛，就为重新认识黎元洪、深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讨论和交流平台。通过参与此次高端论坛，笔者深受启发，相信包容多元、注重比较的历史观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历史人物、事件以及中国社会转型的认知。
　　辛亥革命牵涉的人物、群体众多，领导革命、振臂高呼者往往比较容易引起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而对于那些最初似乎并未主动选择革命、却不得不随时应对革命所带来的诸多变化并做出艰难抉择的人物，有关研究则相对来说比较欠缺。在辛亥革命乃至中华民国历史上，黎元洪便是一位“与革命党初无若何深切之渊源，然辛亥武昌炮声一起，即以鄂军都督骤跻于中华民国开国三杰之列，后此十余年间，且得三任副总统、两为大总统”的罕见人物。黎元洪的人生经历不仅与大时代之转变紧密相连，而且充分体现出民初政局的动荡和各派势力争斗的复杂性。
　　实际上，展开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已具备一定的史料基础。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不同团体、政治派别的人士借助各种媒体，发表自己对局势的观察和思考，评价各位政治人物。近代以来十分著名的报刊如《申报》、《大公报》等，就刊登了大量与黎元洪有关的各种消息、报道、评论，甚至他所办实业的广告。《黎大总统书牍汇编》、《黎大总统文牍类编》、《黎副总统政书》等也为研究提供了大量难得的一手资料。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1年3月至5月，香港历史博物馆与湖北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场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参观者。Www.11665.Com笔者有幸目睹了这一盛况，发现在150多组展品中，与黎元洪有关的历史文物成为展览的一个重点，不仅包括他在湖北训练新军时的照片，而且还有民国政府为他举行国葬时身穿的礼服。展出的各种实物以及从海内外收集的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报纸、画报、版画、纪录片等原始资料都充分反映了黎元洪与辛亥革命以及他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关系。与此同时，这也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黎元洪的公共形象。此外，the life of li yuan－hung、章太炎撰《大总统黎公碑》、章君毅著《黎元洪传》、沈云龙著《黎元洪评传》、薛明剑编《黎元洪年谱资料》、侯杰、姜海龙著《百年家族黎元洪》等传记资料、著作也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不同时期的讲述者或书写者以各自的方式记录和反思了辛亥革命的历史片段，构建集体记忆。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舆论以及小说、戏剧的渲染下，有关黎元洪的刻板印象不断被重复、加强，以致他本人的言说和行动一再被忽视。例如坊间流传的所谓“床下都督”一说实为胡汉民等人对黎元洪的讹称。为了纠正这种偏差，研究者一方面应该以审慎的态度重新检视相关评论和文学再现，注意分析文本制造者的身份及其立场”，另一方面不妨以探索黎元洪的个人生命史为研究路径，考察他在乱局中的实际处境及其所做出的选择。可以说，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抉择不仅与其人生的际遇息息相关，也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组建和发展新军是黎元洪长期酝酿并为之倾尽心力的一项事业。他早年求学于北洋水师学堂、亲历甲午海战，在悲愤中立志。日本因军事实力强大而肆意扩张的现实更坚定了黎元洪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决心。在赴日本考察期间，他尤其重视研究兵法演练和军事人才的培养，并且系统掌握了编练新式陆军的要领。这些都成为黎元洪向张之洞献计献策、训练湖北新军的重要基础。例如他提出既要加强武备学堂学生的教育，也应该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日后湖北留日学生众多，实与黎元洪的远见卓识和出谋划策密不可分。
　　尽管武昌起义之后黎元洪出任鄂军都督有几分被动，但是当他最终决定执掌帅印时，也立下了维护共和的誓愿，并通过实际行动来反对、抵抗复辟帝制、破坏共和的行径。在与各大强权势力周旋的过程中，黎元洪虽然深感身心疲惫，但是依然有所坚持。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尤能体现这一点。作为南北新军的两大统帅，黎元洪与袁世凯在训练军队方面的能力不分上下。在政治上，两人既有互为利用的一面，也有针锋相对的一面，然而一旦袁世凯有任何危害共和体制的意图和行为时，黎元洪就坚决抵制、不予退让。他反对袁世凯称帝，拒受“武义亲王”之封，即是例证。
　　经历了民初政坛的风风雨雨，晚年寓居津门的黎元洪将大部分精力

放在实业经营上，以达成其“利国福民”之志。金融、矿产成为他主要的投资领域。据记载，黎元洪投资的银行遍布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黄陂商业银行、上海永亨银行、天津北洋保商银行、中南银行、香港广东银行等。投资的大型煤矿共有八个，即中兴煤矿公司、浙江长兴煤矿公司、中原煤矿公司、六河沟煤矿公司、磁县怡立矿务公司、临城煤矿、北票煤矿公司、翕和萍乡煤矿公司。
　　黎元洪造福民众的另一种途径便是捐资助学、发展教育。早在1914年，黎元洪就捐给北塘镇公所2000元中国银行股票和一块芦苇地，作为开办一所半日制小学的资产。北塘镇公所以黎元洪的捐款和赠地为基础，建立了当地第一所学堂——北塘贫民小学。为了支持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办新式教育，黎元洪不仅将子女送到南开学校去读书，而且时刻关注张伯苓等人的教育理念和实践。1919年，他向南开学校捐助公债一万元，以示支持。同年，应蒋廷黻之请，黎元洪又在武昌创办私立江汉大学，不仅捐助了校舍，还特地拨出中兴煤矿十万元股票作为学校发展的基金，并委托儿子黎绍基亲自参与江汉大学的建设。后来，相关校产都转交给武汉大学，今日武汉大学的宋卿体育馆就是黎氏父子当年捐资修建的。此外，黎元洪还向位于老家湖北黄陂的私立前川中学捐赠银元三万元，作为新建校舍的费用。蔡锷逝世之后，为了纪念他的护国之功，梁启超也获得黎元洪赞助的巨款，以筹建松坡图书馆。
　　在留给后世的遗电中，黎元洪以“正德”、“厚生”忠告国人，再次强调“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并坦言“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修养生息，恢复元气”。这些肺腑之言既体现了黎元洪对革命的反思，也寄托了他对主政者的深切期望。
　　作为一位处于风口浪尖的政治人物，黎元洪面对的是传统帝制解体后中国社会较为动荡的历史转型时期。不仅他本人须顺应“不变亦变”的历史大趋势，而且要不停地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个人、公益与私权等问题上做出判断、取舍。他的经历恰恰印证了民国初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旧官僚可以接受新思想，新人物有时难离旧传统。黎元洪协调与各派政治势力关系的过程，也揭示了不同身份、背景的人物、群体对于权力的认知和运用。
　　黎元洪一生在多个地区或城市居住、生活过，因此他的个人生命史又为我们在比较史视野下分析近代武汉、天津等地的社会文化提供了路径。例如近代众多政治人物之所以都选择寓居天津，是因为天津为他们躲避政治斗争的烦扰又不致彻底脱离政治提供一个喘息、回旋的空间；同时作为北方大港，天津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上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令寓居此地的政治人物们可以充分享受丰裕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黎元洪的社会地位升降及其在空间上的移动,颇能说明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版图和权力中心的变化过程。边缘可以转作中心，中心也会退居边缘，甚至不乏各种势力并存、彼此较量的情形。他在各地所建立的社会网络，亦显示了不同群体在大变局中所采取的生存策略。只有在进行比较研究、加强对话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获得较为系统、深入的认识，进而以史为鉴，从时人的思考和讨论中汲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