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 2011-05-10
［作者简介］ 刘觅知（1974—）， 女，湖南龙山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
［摘要］ 晚清时期湘军集团的将领们大多十分推崇王船山的学行，船山人格精神里几个突出的特质，如以坚贞之遗臣所体现的民族气节、集豪杰与圣贤一体的醇儒气象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所体现的济世情怀，对湘军将领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船山人格成为湘军的精神动力，成就了湘军将领们 “内圣外王” 的儒家理想人格。
［关键词］ 王船山;湘军将领;人格精神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ａ［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2—0015—05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huanshanism
on the generals of xiang armyliu mizhi，zhu hanming
(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
abstract:the majority of the generals of xiang arm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omoted chuanshanism, whose marked characteristics were found in unflagging patriotism inherited from the faithful lateministers, confucianism integrated with heroism and sainthood, and the ambitions to change the society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life of the ordinary people with their knowledge of the world. therefore, it had great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generals of xiang army and gradually become the soul of the army guiding the generals, winning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in the battlefield. these marked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immortality of the xiang army, they also embodied the ideal personality sought by xiang generals that the way of the king is to be armed with the contents of sainthood.
key words:wang chuanshan; generals of xiang army; personality
王夫之（1619-1692）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人称船山先生，谭嗣同谓“五百年来学者，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非过言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船山全书》第16册，第729页，岳麓书社1996.。wWw.11665.COM王船山一生以明遗臣自居，终身不剃发、不易服，个性十分鲜明，他曾自题画像的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3页，岳麓书社1996.其孤高耿介的个性当时少有。船山先生一生潜心学术，著述很多，但“在当时，在当地，一点声光也没有，然而在几百年后，或在外国，发生绝大影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船山全书》第16册，第737页，岳麓书社1996.。船山殁后二百多年，其人格精神与学问思想果然得到了湖湘士子的钦佩和颂扬，尤其是晚清时期湘军集团的将领们大多十分推崇船山学，而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对湘军将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
王船山一生有48年时间生活在清朝统治下，然而王船山自题的墓志铭却称自己为“明遗臣”：“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于永世。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6页，岳麓书社1996.这既是王船山对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和学术活动的总结，又是其独特人格精神的体现。其人格精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以坚贞之遗臣所体现的民族气节、集豪杰与圣贤一体的人格理想和即事穷理的求实精神。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上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满洲入关后颁布了薙发令，希望从发型服饰上磨灭满洲与汉族的界限，从而达到彻底征服汉族的目的。因此发肤之全归，被赋予了象征民族尊严的特殊含义。王船山为此不惜改姓名，换装束，自称瑶人，藏匿于湖南苗瑶山区荒无人烟的山洞，蓄发明志。其子王敔所作的《行述》中有一诗道出了其为存皎然志节，漂泊流离的状况：“荒郊三径绝，亡国佚孤臣。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6页，岳麓书社1996.。王船山坚贞的民族气节，也是“身任天下”精神的体现。从
青年时期与友人组织匡社，“莫拟津难问，谁言枉可寻”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船山全书》第16册，第294页，岳麓书社1996.，到中年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勇抗清；再到晚年誓不剃发、不易服、不出仕直至最后“全而归之”。船山立身之坚决，气节之刚烈，在晚明的遗民中也是不多见的。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刘觅知，朱汉民:船山人格精神对湘军将领的影响追求集豪杰与圣贤一体的气象，是王船山作为湘籍儒者最为突出的精神气质。王船山有感于国家兴亡、民族孱弱时，“内圣”型的圣贤人格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挺立，于是对这种道德虚无之弊进行了反思和修正。遂倡导树立“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的豪杰精神，融豪杰精神与圣贤气象为一体，创立更加完善的理想人格。作为明之遗臣，王船山对明朝的覆亡有切肤之痛，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俟解》，《船山遗书》第12册，第479页，岳麓书社1996.这就是说，只有首先具备了豪杰精神才能成为圣贤，豪杰具有非凡的气概和独立的人格，能够“以身任天下”、“救人道于乱世”，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置流俗之毁誉和身家性命于不顾。他指出“义” 与“勇” 是豪杰精神最明显的特征，“义以生勇，勇以成义，无勇者不可与立业，犹无义者不可与语勇也”，只有“义”、“勇”双全的豪杰之士才能成就非常之功业。他感慨“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就是要以刘琨的豪杰精神激励鞭策自己，特别是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勇抗清，就是其以豪杰精神所贯注的圣贤气象最为突出的体现。正如有学人所说：“他是一位虽与灰俱寒而不灭其星星之火、虽与烟俱散而不荡其馥馥之馨的真豪杰。……其人格，其思想，皆如‘孤月之明，炳于长夜’，令今日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无限敬仰之情。” 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7-378页
一生治学，重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虚说，倡导即事穷理的求实精神。他力倡“言天者征于人，言心者征于事，言古者征于今”的为学之道，“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姜斋公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81页，岳麓书社1996.王船山的后半生，是在艰苦卓绝的治学之中度过的，其子王敔在《行状》中说：“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扰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3页岳麓书社1996.，在湘西草堂的17年，王船山刻苦撰著，为后人留下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著名的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等，后人将其著述编为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船山遗书》。正如学人评说，“夫之荒山弊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因为生民立极。其茹苦含辛,守己以贞,坚强志节,历劫勿渝。”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岳麓书社,1985.此论十分中肯，王船山实现了开《六经》之生面的理想，建立起了深博无涯的学术体系，其人其学至今仍给予世人有益的启迪。船山的学说并非单纯的横渠之学，他借重张子完全是为了“慨明统之坠也，自正、嘉以降，世教早衰，因以发明正学为己事”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3页，岳麓书社1996.。船山艰苦治学也是立志长远的，希望通过学术明了“上下古今兴亡之得失”，为有志于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提供经邦济世之学说，以扶长中夏于后世。王船山治学崇尚经世，这既是对南宋湖湘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传统的继承，又是当时特殊的时代所造就的，他认为阳明学派空谈心性轻视务实乃导致明亡的原因，他治学崇尚经世就是希望挽救这种空疏学风。二
湘军集团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集团，而是由一群饱受儒家文化熏陶，期望建功立业的湖湘士子组成的政治集团和文化集团。湘军将领里有一大批人都是湖
湘学子中的精英，都是“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儒将。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在其奏折《拟请王夫之从祀文庙析》中，就船山史论对湘军的作用做了详细的叙述。他指出：“至所著史论，具于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严尊攘，斥党援，深切著明，使读者悚然引为法戒，更以之师千百世而有余。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居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出兴戎机，遂能削平大难。”孔祥麟《拟请王夫之从祀文庙析》，《船山遗书》16册，第686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由于湘军集团将领大多由湖湘士子组成，作为湘军集团首脑的曾国藩找到了一个团结和凝聚湘军将领的纽带，那就是船山学术和船山人格精神。湖湘士子对于乡贤大儒王船山尤为推崇，他们不仅把船山思想看作是儒家正统思想的传承、理学程朱思想的发挥，而且认为船山思想明体达用，追究民物同原的道理，可以戡世乱于未形之时。曾国藩把船山学发展成湘军集团的思想武器，使船山的人格精神成为湘军的集体人格精神，成为湘军驰骋疆场的精神动力，既推动着湘军集团建立不朽事功，成为支撑晚清政局的柱石之一，也成就了湘军将领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实现。
船山人格精神的三个方面，即坚贞的民族气节、豪杰与圣贤一体的人格理想和即事穷理的求实精神，对湘军头号统帅曾国藩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船山人格精神之中坚贞民族气节对曾国藩产生了重要影响。曾国藩认为王船山与孙奇逢、顾炎武、黄宗羲一样都是志行高洁的人，“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13页时过境迁，曾国藩在颂扬王船山的民族气节时，不可能再含有满汉之分的民族思想，然而，当晚清政府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王朝岌岌可危时，他也想挽救清王朝的衰落之势。因此曾国藩在宣扬民族气节，强调“夷夏之辩”时，显然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王船山曾经遭罹亡国之痛，而曾国藩何尝不是饱尝了倾国之忧，他二人忠贞爱国的拳拳之心，即使隔着两个世纪也是相通的。曾国藩是促成船山学成为 “显学”的关键人物。在曾国藩之前，船山学处在早期传播阶段，船山学的影响也仅仅局限在湖南境内，并没有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什么影响。自从曾国藩力倡船山学之后，伴随湘军的崛起而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 曾国藩更加坚定和提升了湘军将领对船山学的景仰使船山学成为指导湘军行动的一面思想旗帜。曾国藩及其领导的湘军集团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曾是一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学者和官员，他之所以能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投笔从戎，除了湘人普遍具有的坚毅顽强、踔厉敢死的强悍之气之外，作为乡贤大儒的王船山，其学说和人格精神对曾国藩无疑会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
其次，船山的豪杰与圣贤一体的人格理想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曾国藩很早就具有追求儒家圣贤气象的崇高理念和经邦治国的志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如是说:“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曾国藩全集·书信》卷一，第12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恭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9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曾国藩认为王船山是承续孔孟圣学命脉的一代旷世大儒，在《船山遗书序》中他说：“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外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操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曾国藩《船山遗书序》，《船山全书》16册，第418至418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
过序言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借刊刻《船山遗书》表达了自己救世的意图和方法，即传播孔孟“育物之仁、经邦之礼”，以达到“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从而拯救日渐病入膏肓的清王朝。为此曾国藩也像王船山一样满怀豪情地投入到社会斗争中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一名文官的他，为何投笔从戎加入到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因为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利用西方基督教，否定和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曾国藩恐“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册一旦扫地荡尽”，则“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第1 4册，第232页可见曾国藩虽是满清大臣,但他骨子里却浸透了孔孟的血脉，济世传道，扶长中夏的情怀与王船山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就可以很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他会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里，还那么热衷于刊印《船山遗书》。
提出“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442页，认为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圣贤”必须具备开拓事功、创建伟业的阳刚之气，这种思想与王船山提倡的豪杰精神，如出一辙。曾国藩人格中的劲悍血性还堪比船山，曾国藩强调“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只要有志气，艰苦奋斗，任何目的都是可以实现的。因而曾国藩奉行“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在厄运中求出路，在苦斗中求坚挺“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曾国藩在《与州县公正绅耆书》中如是说：“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以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曾国藩全集》第20卷，第841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战斗中，船山学说在很多方面成为了他的行动指南。在组建湘军时，他提出选将的标准:“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持”。经过精心挑选，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王鑫、杨昌浚等儒学人士聚集在他的帐下，成为了湘军将领，而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热衷于研究船山学说，无形中，船山成为凝聚湘军将领的思想武器。此刻船山思想除了肩负承接孔孟“道统”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更成为凝聚湘军、鼓励湘军英勇战斗的一面旗帜。
其三，船山的即事穷理的求实精神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在船山哲学中，理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船山进一步阐述了宋儒关于“即物穷理”的命题，船山认为理是天下万物的属性，它蕴含在万事万物中，离开了事物就没有了事物的条理。因此船山认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 《士文伯论日食》，《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船山全书》第五册，第586页，岳麓书社1996.，人们只能从事物本身去探究和发现其内在的规律和法则，而不能事先预设一个理，来限制事物的发展。因此船山提倡躬行践履，坚持世界可知论，主张按照客观规律去探求事物的理。曾国藩一生也提倡力行，不喜空谈，在为官、治军、治学甚至处理家族事务方面，都透出他务实、求是的价值理念。例如：为政方面，曾国藩曾在多个部门任职，他“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6.体现了他务实、求是的态度；治军方面，他主张“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体现其谨慎用兵，稳扎稳打的风范；治学方面，从其调和汉宋之争，将“实事求是”从一考据学命题演变成哲学命题，就可以看出曾氏的务实风格。“实事求是”原本是用于考据学的，指的是考证经典的真假对错，是一种治学的风格与宗旨。曾国藩对“实事求是”注入了新的解释，他明确提出：“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即物穷理者乎”， 《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66页他将理学提倡的“即物穷理”与此联系起来理解，认为“实事求是”中的“事”，就是“即物穷理”中的“物”，而“实事求是”中的“是”，也就是“即物穷理”中的“理” 王兴国《曾国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个贡献》，《求索》1996年第2期，以此证明汉
学和宋学根本就是相通的，可以共存。以后实事求是作为哲学命题在很多方面被人们所使用，经此改造，让这一古老的命题在近现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三
船山人格精神对湘军集团的其他重要成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郭嵩焘是船山思想的发掘者之一。在他和其他湖湘学者推动下，曾氏兄弟终于下定决心刊刻《船山遗书》，为以后船山学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1870年，郭嵩焘执教长沙城南书院，特地在书院旁，建船山祠堂，亲自作碑记、撰祠联，盛赞王船山为“继廉、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1876年，出使英国前，他又专门向朝廷上了一道《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称：“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所著经说，言必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大节懔然。”《郭嵩焘奏稿·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船山全书》第十六册，583页，岳麓书社1996.积极为船山争取官方认可，期望借此抬高船山的社会地位。为船山从湖湘地域走向全国迈开了坚实的一步。奏请从祀未果，郭嵩焘没有气馁，他在长沙召集同仁成立了禁烟公社和思贤讲舍，每年在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等四人生日之时举行祭祀及讲演活动，“禁烟公社与思贤讲舍相附丽。初定章程岁凡四集,以屈子、周子及船山先生及曾文正公生日,略志景仰先贤之意。”《郭嵩焘日记》第4卷第27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郭嵩焘认为，“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闇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认为“自朱子讲明道学，其精且博，惟夫之为能恍怫。”《郭嵩焘奏稿·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船山全书》第十六册，583页，岳麓书社1996.他尤为推崇船山的史论，认为船山的史论“论通古今之变，尽事理之宜，其论人与事，务穷析其精微，而其言不过乎则。”远胜于东阳葛氏和崇安胡氏。甚至认为船山的史论“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说“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船山一生为学尤为重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虚说。郭嵩焘也继承并发扬了船山这种关注社会民生、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并积极投入到拯救社会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的改革方案和济世的措施，为湘军集团的发展和晚清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正如20世纪初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写道：“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杨毓麟《新湖南》《船山全书》第十六册，806页，岳麓书社1996.郭氏是学习西方的先行者，他的很多理念和设想超出了当时晚清政治体制的承受范畴，也超出了晚清世人的理解范畴，遭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最后导致了郭氏仕途坎坷，最终被晚清政局边缘化。船山“七尺乞天从活埋”的悲壮情怀，郭嵩焘应该是最能理解的。
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与王船山是同乡，较早地接触到了船山的学说，对王船山的人格和学说有着深刻的认识，曾“亲读其书，私淑其人，”彭玉麟.彭玉麟集（上册）第44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船山大儒的人格气象深深地影响了他。彭玉麟在为船山立传时说：“人臣当破国亡家之际，莫不欲矢忠以报君，仗节以自处。屈原放逐，眷眷于怀王，顷襄昏愚之君，至于怀石沉湘，以得死为登仙。夫之于永明王，非有图议国政之亲；永历之势，无倾襄全楚之强，明社先亡，无沅湘江潭之可游。崎岖五六十年，褒衣峨冠，銮坏而居，闻人声则心悲悼，见访问则神怵惕。语曰：“谁为为之，就令听之！天之穷民，谓之何哉！”彭玉麟.彭玉麟集（下册）第242-243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彭玉麟在此给予船山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同时也深受船山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彭玉麟坚贞的人格自有渊源，往大处说即为湖湘文化的熏陶，往小处讲，则船山的影响不容忽视。1885年，彭玉麟在他上奏朝廷的《改建船山书院片》中，再次对船山学说进行了高度赞扬，并由服膺船山之学而推服船山之人。他说：“（夫之）所著书四百余卷，其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尤神契张载之说，作《正蒙释义》，与所著《思问录》内外篇互相发明。论者谓我朝巨儒辈出，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古、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而夫之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不愧命世独立之君子。”彭玉麟.
彭玉麟集（上册）第44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由此可以推之，彭玉麟特立独行的处世态度乃是学习船山的圣贤气象，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以期塑造自身成为“醇儒”。王闿运就曾经称赞彭玉麟：“爰起孤幼，有志功名。及履崇高，超然富贵。然其遭际，世所难堪。始则升斗无资，终则帷房悼影。恒患咯血，惟怀纵酒。孤行畸意，寓之诗画。但耻于侘傺，一从豪宕。其当寇也，众所疑畏，飘然赴之。其辞官也，世所踌躇，倏然去之。恒恐后人，故能娇志。客或过其扁舟，窥其虚榻，萧然独处，终身羁旅而已。不知者羡其厚福，其知者伤其薄命。君子论之，可谓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已。”彭玉麟.彭玉麟集（下册）第529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中国文人常借物咏志，船山晚年以所居寓所外的石船山的顽石自喻，“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可以之名。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薑斋文集》卷二，《船山全书》第15册，第128至12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以凸显自己耿介不阿的“抱独之情”。彭玉麟则“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 显示出他高洁、清幽、孤标脱俗的品性。虽相隔二百多年，但两人的节气、情操异常相似，令人生无限钦佩之情。
此外，胡林翼、罗泽南、刘蓉等湘军将领都对船山学推崇备至。梁启超曾说：“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同间，罗罗山（泽南）像稍为得著一点”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船山全书》16册，第74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后罗泽南设馆教书长达28年，学子云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李杏春、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康景晖、朱铁桥、罗信南、谢邦翰、曾国荃、曾国葆等湘军重要将领都出自其门下，受老师治学风格的影响，他们也有着相近的学术理念和政治价值取向。
船山的这种相当突出的人格精神，感染和征服了无数湘人，使他俨然成为近代湖湘士子的一面旗帜。除了对湖南近代出现的湘军集团有重大影响之外，王船山还对湖南近现代出现的维新派、革命派人才群体有重大影响，他们大都十分推崇王船山，并且深受其思想和人格的影响。从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谭人凤、杨昌济等人的言谈、日记和文集中都可以看出，《船山全书》是他们的案头必备之书，他们经常研读，并从中吸取各种有关的思想营养。诚如梁启超所言，“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国藩、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过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梁启超:《儒家哲学》，《船山全书》第十六册，第74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第26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