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产党早期的统一战线理论，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并随着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确立而不断发展完善。随着民主联合战线与国共合作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大革命失败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心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调整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统一战线理论走向成熟。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理论是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
【关键词】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理论；形成；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105—09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统一战线理论，形成于中共建立初期，并随着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确立而不断发展完善。中共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法宝，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它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的过程。这中间，有逐步积累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尤其是早期统一战线理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与形成的，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到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统一战线，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1］207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当时统一战线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在统一战线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了统一战线理论。WWW.11665.CoM
一、中共统一战线主张的提出与民族联合战线理论的形成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而言，中共早期对统一战线主张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的影响。在中共成立之初，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奉行完全独立的路线，排斥与工农和士兵之外的其他力量的合作。中共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2］3中共的第一个决议也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2］8这种“关门主义”的态度，显然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是不利于党组织发展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理论及策略上的幼稚。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决议，进一步重申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虽然中共党内对统一战线仍然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人同意了统一战线的策略。［3］91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曾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同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得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4］23这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认识的变化。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2］45 - 46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作出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对民主联合战线的任务、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应坚持的策略原则，以及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的活动方式和有关政策都作出了规定，标志着中共早期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的初步形成和确立。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确立了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方针。
以民主联合战线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统一战线从1922年提出到1927年破裂，存在了近五年的时间。随着民主联合战线与国共合作的发展，中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
（一）关于民主联合战线
民主联合战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形式。如何正确认识民主联合战线的性质和特征，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迫切需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期的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和主张。
1．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要性。早期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奋斗目标的实现，要通过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联合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向封建式的军阀进行革命的战争。“大家起来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这应该是人人所赞成的。解放中国也只有这条道路。”［5］147就共产党自身而言，“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我们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一种政策。”［2］63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向导》上的《国民运动与太上国民运动》一文也指出：“由历年的事实明证：外国帝国主义不打倒，由他们时常售械借款所扶植的军阀势力是不会消灭的，中国民主主义政治是不会成功的，废督裁兵理财等等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看得这种道理透澈，所以与国民党成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换过说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样的联合战线，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必要而有益的。”［6］
2．无产阶级在民主联合战线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民主联合战线提出之始，共产党人就非常重视无产阶级在这个联合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2］65 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3年5月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就明确要求：“我们党应当尽力找到适当的形式（如行动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等等），把中国广泛的民主阶层联合在这个反帝的运动中。应当首先把国民党和革命大学生组织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2］588在后来的民主联合战线，尤其是国共合作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倡议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壮大国民革命联合战线。1924年11月中共提出的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7］ 192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对于时局的主张中，也再次强调“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因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无论在全国或在一地方，都是民众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5］153国民会议运动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一种重要的组织行动。［4］97
4．联合战线不能脱离群众。民主联合战线是大众的联合，“联合战线必须是群众的，必须努力获得各派（反动派也在内）的群众，和他们的领袖联合是不够的”。［5］113因此，在扩大和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时，“必须注意我们过去工作的缺点，使我们的口号能适合群众的要求”，［5］124“要在群众切身的日常生活问题去领导他们的要求，要利用这每个小的斗争中去取得群众，我们不仅注意工人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并要注意一般市民的要求”，“要懂得各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会去领导他，使之皆成促进革命的势力。”［5］125
（二）关于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是民主联合战线的核心内容，“现在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民权主义分子的联合战线问题，大部分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关系问题。”［2］475民主联合战线实质上就是指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大协作。国共合作从1922年提出到1927年破裂，存在了近五年的时间，形成了相关的理论与主张。
首先，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任务。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只有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其在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国民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于他应当继续合作的政策，竭力推引这一党进行
革命运动。”［2］469从国民党的人员构成来看，“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份（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他既有各阶级的分子在内，决不能同等的代表各部分的利益，只有反帝国主义和民权主义可以做大多数平民群众的斗争的共同纲领。”“国民党的性质既然是如此，所以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的有规画的宣传‘宣言’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2］231 - 232 因此，共产党的在国共合作中的任务，就是帮助国民党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责任，巩固和扩大民主联合战线。
其次，如何实现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内部一直存在着争论。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实现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但同时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革命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2］147
其三，在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同时不能放弃斗争。“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2］340通过这种争斗来揭露国民党的错误，促使其倾向革命。当然，这种斗争的策略，是要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派，同时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解决的斗争。这也是保证国共合作得以维系的关键。
其四，在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同时，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组织的独立性与纯洁性。“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不但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2］237同时，“我们的党应当竭力介绍同志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经过这种国民党的工人部影响到阶级斗争的发展而筑成统一的工人战线。”［2］239可见，中共在进行国共合作的同时，对于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问题，是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性的。
其五，进行国共合作所应当防止的两种倾向。如前所述，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共产党内部开始时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存在着“左”倾与右倾两种错误。为此，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民主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对这两种倾向进行了分析，认为“左倾的错误，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而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主要表现，一是“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二是“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并指出：“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中，便遗无产阶级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减少民族运动之革命性。这些右倾的危险，我们的同志应该时刻警戒在心”；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左倾的错误，如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澈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2］335 - 338 正确认识联合战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应当说，早期中共的领导层在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警惕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谈到这一问题时就曾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
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8］4因此，“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8］9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政治报告，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指出：“我们此时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应该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以防其将来之妥协；一方面极力巩固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促进资产阶级之革命化”，“我们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这便是右倾的错误”。［5］169然而，在后来的国共合作的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对此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最终导致了国共联合战线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使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个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二、从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理论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纠正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新的形势下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心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正如后来周恩来所总结的那样：“大革命时期我们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使这个统一战线破裂了。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被打败了，不得不退入乡村，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形式的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以后我们才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07
（一）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理论和主张的提出与形成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中，“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9］50因此，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提出“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9］51并指出：“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9］51
“八七会议”后，随着土地革命的发展和工农民主政权的逐步建立，统一战线的形势与内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与民族资产阶级结合之联合战线，进于工农反对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阶级之联合战线”，［10］2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步丰富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
首先，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农阶级，因此工农结成牢固的阶级联盟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10］299 - 300《农民运动决议案》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在农民中领导的巩固，是土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密切的联系，与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是土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10］364
其次，在农村中建立农民群众统一战线。中共“六大”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过去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军阀地主豪绅的一切封建剥削的斗争中，全体农民还可以结成政治上的统一的战线。”［10］355因此，“在现在革命的阶段，共产党主要的策略，应该创设绝对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统一战线，从雇农起至中农止”，［10］357“并须在农民组织中，巩固贫农与雇农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10］357而在这个农民群众统一战线中，应当重视联合中农的问题，“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而斗争，是土地革命的
主要动力，而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提出之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必能得到广大的中农群众的拥护。因为中农群众也是受地主阶级各种封建剥削压迫群众中的一部份。”［10］356而在1929年8月通过的《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党在农民斗争中的总的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线。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11］453
当然，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限制，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不断受到干扰，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一些过激的做法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侵犯了中农群众的利益。而奉行“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更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实行完全排斥的政策，也给土地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提出
周恩来在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曾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1］190 - 191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民主浪潮。当时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控制的临时中央虽然继续奉行关门主义政策，但在策略上，提出了“创立广大的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12］507的主张，虽然这依然是继续“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排斥中间力量，但这也表明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在反帝抗日的旗号之下，调整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问题。并且在积极参与和领导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从现有材料来看，中共中央最早是在1933年1月给满洲党组织的信中，提出这一主张的。此信在谈到我们党在满洲的战斗任务时指出：“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13］30虽然这只是针对满洲而言，但却表明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重要变化和发展：
首先，在反日统一战线的旗号之下，“除了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13］31当然，“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坚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策略的效果。”［13］32
其次，要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13］31
其三，在统一战线中要坚决依靠农民。“我们保持最宽广的反帝统一战线，但要坚决的拥护农民的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须明了，独立的组织我们的武装力量以及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是靠着巧妙的和及时的援助和组织加入反帝统一战线及正在斗争着的农民。”［13］34
随着形势的发展，共产党将建立反日统一战线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策略，并且提出“应该大胆的与各种反动派别所领导的群众组织与一切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团体结成反日的民族的统一战线”。［14］377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根据形势的变化，确立了以统一战线作为抗日反蒋的总的策略，《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提出了基本的要求：
第一，统一战线的对象。“在阶级观点上说，党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愿与之联合以共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再从政党的观点上说，不管什么党（自生产党至社会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14］565 - 566
第二，统一战线的形式。“统一战线的形式有三。一、上层统一；二、下层统一；三、上下层统一并用。在中国目前环境之下，此三种统一形式均可用，而依各地具体情形运用。”［14］566
第三，统一战线的条件。“
要注意到各地具体的情形，要了解到该群众斗争的程度的经验，而配合党的统一原则，灵活的与群众日常生活的迫切要求联系起来，提出具体的为群众所拥护的联合要求”。［14］568
第四，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统一战线的组织原则，是首先要能够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能够博得广大群众的爱戴，用什么形式都可以的。”［14］568而在领导方法上，首先要了解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不仅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规定，而且解决了自大革命失败以来，长期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拒之于门外、并当作主要打击对象的中间阶级的策略问题，从理论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作了重要准备。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确立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对新形势下统一战线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14］604基本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根据此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主张。首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8］152；其次，指出了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8］153；其三，统一战线的构成，“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8］160毛泽东的上述观点，表明共产党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理论上已经基本成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的再次合作，确立了国共联合抗日的政治格局， “反蒋抗日”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也变为“联蒋抗日”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在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以及结论等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
1．如何科学看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既不同于外国的统一战线，也不同于国共合作时期的统一战线，这些特点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性质与时代特征。因此，“深刻地研究与认识上述这些特点，才能采取恰当的政治上的政策与工作上的态度。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应付政治问题与工作问题，而是站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问题，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是需要这种科学基础的。”［15］603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长期合作的方针。“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15］623 作的内容：“所谓长期合作就是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所有阶级、所有政党、所有军队、所有政府，除民族叛徒外，一切都在内。而所有政党，首先是国共两党，“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必要的工作”，［15］624并且“包括战争中与战争后的国共合作，不是企图在战争后又分裂又内战的国共合作。”［15］625
其次，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还要解决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没有这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不利于团结抗日，更不利于长期合作。因此，各党应该认真研究，找到一种最适合于长期合作的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形式。”［15］628
其三，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问题：所谓互助，就是“各党都要发展，都要巩固，任何一党除了发展与巩固自己之外，还应对友
党的发展与巩固取赞助态度”；［15］630所谓互让，就是“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我们的友党也作了让步，那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等等。这种为了团结抗日为了长期合作的互让政策，是很好的，很对的”；［15］631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16］537
3．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是当时中共内部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突出点。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错误地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此，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拿两个以上的阶级与党派之存在作前提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15］646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16］539针对王明所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6］54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阐述，标志着中共早期的统一战线理论走向成熟，奠定了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并对中共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完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特点
中共早期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在革命的实践中发展完善的，它的提出与形成，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理论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统一战线的目标，是联合各方面力量实现中共的政治任务
统一战线作为中共的“法宝”之一，是为其政治任务服务的。统一战线的目标，就是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由于在不同时期，党的政治任务的不同，从而决定了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内容以及组织形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中共成立之初，根据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提出无产阶级在未取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2］45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2］45 - 46中共“二大”决议也明确指出：“我们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一种政策。”［2］63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对于实现中共“二大”以来提出的政治任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进入土地革命，革命性质和对象发生了变化，党的政治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统一战线理论，也由民主联合战线转变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理论的提出，为中共实现土地革命任务，领导工农建立苏维埃政权，联合各革命阶级进行土地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持。“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也为后来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因此，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理论，始终围绕其在不同时期的工作重心，通过统一战线联合各方面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任务。
（二）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处理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
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的过程，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好了，统一战线就取得了成功；处理不好，统一战线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可以说，中共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处理同国民党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时的一个主要政党，中共要
实现自己的政治任务，就必须同国民党合作，结成统一战线。但由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目标不同，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只能与国民党合作而不能依附于国民党，听命于国民党，这种合作是合作中包含斗争，以斗争促进合作。因此，这种合作的最好形式只能是统一战线。毛泽东在1937年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16］364因此，统一战线的实现，不仅需要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更需要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求同存异，合作共事，才能真正建立牢固的统一战线。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战线的首要问题，是正确认识敌人和朋友
毛泽东曾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8］3同样，这也是统一战线的首要问题。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情况，对这一问题作过详细的分析和阐述。他认为，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在统一战线理论方面的错误，“首先在认识和对待敌人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大错误”：右的错误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左”的错误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并指出：“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右的错误。”［1］209，210 - 211反映在统一战线的队伍上，就是要正确区分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和顽固力量，“根据这三种力量的分析，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1］214
（四）统一战线的前提，是正确区分并处理好两个联盟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这样大、这样复杂的队伍，如果不搞清楚，就会发生‘左’的右的错误。”［1］213 - 214在这样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包含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联盟。在这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是基本的、主要的，参加这个联盟的是属于进步势力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政治上具有极强的革命性，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首先巩固和发展这个联盟，统一战线才能从根本上坚强有力，使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推动中间势力向革命靠拢，才可建立、巩固第二个联盟，最终孤立、分化、瓦解直至消灭敌人。第二个联盟是非基本的，但也是重要的。统一战线本身可以说是上述两个联盟的对立统一。
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两个联盟的关系，要放手发展和加强工农联盟，使它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依靠，并且尽可能扩大第二个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要正确发挥两个联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它们互相促进。
（五）统一战线的核心，是领导权与独立自主问题
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及特点决定的，也是由无产阶级的特点和中共的性质决定的。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最根本问题，而坚持独立自主的实质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在与国民党的两次合作时期，在中共自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坚持独立自主。中共早期提出统一战线问题时，对如何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的。但由于受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在统一战线中不能保持党的独立性，自愿断送对革命的领导权，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中共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非常注意
强调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与独立自主问题，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完善，通过这种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和保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推动了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巩固，丰富和完善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理论是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出发，根据党的目标、任务而提出的，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内容，对后来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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