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舒新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他学术兴趣广泛，涉猎领域众多。抗日战争后，他的兴趣转向电化教育，以一位“非专治电化教育”者的身份对发展电化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电化教育的定位及与教育关系、电化教育与社会及个体需求关系、电化教育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电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舒新城；电化教育思想；贡献

　　在中国近代电化教育发展史上，舒新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学者，他不仅积极倡导电化教育之发展，而且提出不少卓有见识的电化教育思想。虽然他并非“专治电化教育”的研究者，但其电化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对电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现在看来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舒新城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舒新城(1893-1960)，初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遁庵，又号畅吾庐，湖南省溆浦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学家、出版家和辞书编纂家。
　　舒新城的求学生涯时断时续，出入中西、新旧学校。早年舒新城在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后一度失学，在商店做学徒。此后，时学时辍。1908年舒新城考入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1911年6月因宣传革命，被开除。之后一度在友人开办的学馆教体操和算学。武昌起义前后，舒新城曾在县城“自治研究所”短暂学习。第二年初到一所小学任教。1912年舒新城考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单级教员养成所。次年春，又到长沙的游学预备学校学英文，并于1913年8月，考入湖南高等师范英语部。wWW.11665.COm求学期间，舒新城曾投书陈独秀，计划在《新青年》杂志开办专栏，以提倡社会服务和改良社会，并与同学陶菊隐等创办杂志《湖南民族》。1917年舒新城从湖南高师毕业，正式到兑泽中学任音乐和英文教员。从舒新城的求学经历来看，既曾在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曾在新式学校接受西方科学文明教育；其求学经历波折不断，却又始终坚持不辍。从其求学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舒新城对知识孜孜以求的精神。而或许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舒新城以后在多个领域的丰硕成就。
　　1917年湖南高师与毕业后，舒新城先后执教兑泽中学、长沙福湘女学、长沙省立一中、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东南大学附中、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校，担任英语、音乐、教育学、心理学、中学教学法、现代教育方法等课程教学。在此期间，舒新城受大学读书期间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和教学法教师徐特立影响，1918年开始教育研究活动。大量购买中文教育书籍，借阅英文原版书籍，并由此萌生从事教育著述之志。1921年任职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时，舒新城借鉴西方“道尔顿制”，在学校实行选科制和能力分组制实验，并于1922年发表《中国学制问题》等论文，之后编辑出版有关“道尔顿制”的图书多部，在全国名噪一时。同年，舒新城被全国教育联合会指定为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中学课程委员会七名委员之一，并于此后在上海、浙江、江苏、湖南等地做关于道尔顿制和教学法的演讲。1925年6月，任教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舒新城，因学生风潮被迫离开成都，结束专职教师生涯，开始了专门的研究著述生活。舒新城的教书生涯虽是短暂，却非常绚丽多姿。关于这点从其任教地域之广、任教科目之多，被选为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中学课程委员会之一就可以反映出来。而正是这早期的教书经历，使舒新城和教育结下了不解情缘。
　　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主持续编大型工具书《辞海》，自此开始其在中华书局的工作生涯，并直到去世。这中间，除抗日战争期间生病、拒绝到伪政府任职而中断数年，舒新城其余时间都和出版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任职中华书局之前，舒新城就曾于1926年秋和余家菊等合编《中国教育辞典》，并于1927年完稿。舒新城在中华书局的任职主要有编辑所所长、图书馆馆长两个职务。作为编辑所所长，他主持编订了中国大型工具书《辞海》以及《辞海》合订本，并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教科书、学生课外读物、百科丛书、世界文学名著、国防丛书等，还出版《新中华》等一批期刊。作为图书馆馆长，从1930年至1949年的二十年问，舒新城为中华书局图书馆搜集大量珍贵资料，将图书馆藏书由五、六万册增至五寸‘五万余册，使其成为了“国内外出版社中最大的图书馆，其藏书资料之多，其所藏近现代报刊史料之丰，我国省级图书馆能超过者也没几家。”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舒新城有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落后，民众文盲人数之众，在主持中华书局工作之外，开始致力于电化教育的推广。1945年11月17日舒新城在之江大学作题为《以耳代目的速成建国法一利用无线电广播推进民众教育以增强国力》的演讲报告，该文于1947年元旦确：大公报发表，引起当时广播界的注意，有十余电台联合广播全文三日。同自1945年11月起，舒新城主持购置了外国的科学教育影片200余部，并初步自行摄制了一些教学影片。1946年他又积极参与了上海市教育局、青树基金团和中国建设服务社的电化教育t作。11月借到美国新闻处、英国新闻处、加拿大使馆等之有声及无声影片万尺，在吴兴县放映一周，观众达四万余人。1947年1月，舒新城主持复刊《中华教育界》杂志，并在该刊多次开辟电化教育专刊，传播电化教育精神。同年3月，舒新城参加由中国电影照相器材供应公司主办的“第一次电化教育座谈会”，进一步强调发展电化教育，并应邀主持制作有声教育电影和幻灯片，在中华书局设立教育电影室。此外，舒新城还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教系讲授电教课程。1948年，舒新城将自己发表的电化教育系列文章，编集为《电化教育讲话》一书正式出版，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电化教育专著。1948年之后，舒新城还在中国教育学会电影与播音教育研究委员会与孙明经一起担任会议召集人。建国后，舒新城除在中华书局工作外，还曾担任上海市业余广播学校校长。舒新城虽然称自己“并非专治电化教育”的，但其人生的后期却和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舒新城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电是硕果累累的一生，在学制改革方面、在公民素质培养方面、教育史学发展方面、职业教育方面、电化教育方面，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也正是由于舒新城开阔的学术视野，始终洋溢着的对教育事业发展的热情，对中华民族振兴的激情，使其电化教育思想富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二　舒新城电化教育思想概略
　　
　　舒新城并非“专治电化教育”的学者，或许称其为“电化教育研究业余爱好者”更合适。而正是这“业余爱好者”的身份使其电化教育思想有了更多的新意。舒新城电化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其《电化教育讲话》一书中。该书内容主要包括：电化教育的实际问题、电影放映、电影教学、教育电   

影制片问题、教育电影的教育观、教育电影的艺术观、摄影常识、摄制技术、电化教育与中国建设等。解析舒新城的电化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从建国的高度认识电化教育之重要性和必要性
　　经历抗日战争，舒新城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和世界的差距。要缩短这种差距，必须有赖教育。而在“产业落后以及文盲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要使教育能很快地普及全国，要使全国人民在短期内能接受现代生活知识与技术以建设中国，则绝对不能再采用古老的方法专用文字去作教育工具，必得另采用一种最快最方便方法，这就是现在的电影与播音教育。”舒新城认为，以往政府虽然注意到电化教育，“但由于只把它当作社会或民众教育方法之
　　种，而不把它当作建国的主要方法，所以十年过去了，成绩不多。我现在提出这个老办法则是从建国的立场去考察，其比重远在旧日观点之上。”
　　将电化教育拔高到建国的高度，视为建国的“主要方法”，这是舒新城同当时人多数人认识不同之处。之所以将电化教育提高到建国的高度，原因还在于舒新城对中国“愚、病、贫、私”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在舒新城看来，中国“根本的大病更是在于贫。因为无知识而愚、不健康而弱，缺公德而私，都是无力受教育，无力讲卫生，无法顾公德而然，都是贫困所致。”“要医贫的毛病自然只有增加生产之一法。”而要增加生产就要学习西方走工业化道路，就需要有千千万万懂技术的生产者投入其中。依靠旧的教学方式，不知何时方有成就。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舒新城极力倡导发展电化教育。舒新城称：“就我个人浅薄的经验看来，广播与电影之用为教育工具，其效力比任何教育工具为大是可以断言的。”
　　当然，除上述原因外，还在于经过抗日战争，舒新城认识到中国和世界差距之大，而要奋起直追则要倡导“电气化”。他谈到：“在欧美，教育影片已有代替课本之势，关于民众教育利用影片者尤多；此次世界大战，美国利用影片训练新兵之成效较任何直接训练方法为迅速而正确。去年夏以后有机会与乡村接触，更觉得要专用现在教育上传统方法去教育乡下民众，简直是乘骡车赶飞机，只有愈赶愈远，而世界潮流绝不容我们躺在骡车上安闲自在，我们必得急起直追，而在教育上直追最快的工具是电影与广播。所以我主张用教育电影及广播推行民众教育。”舒新城丰富的人生阅历，开阔的学术视野，使得他能够站在国际化的高度来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而正是基于对国内外社会现状的充分认识，促使舒新城从建国的高度认识电化教育之作用。
　　
　　2　正确定位电化教育，明确电化教育与教育之关系
　　对于何为“电化教育”，舒新城曾对其进行界定：“我们称为电化教育的，是利用各种‘感觉辅助教具’(senseaids)以达成基本教育的设施。”对于各种“感觉辅助教具”，舒新城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所要提出的内容在视觉方面包括电影、幻灯；……听觉方面包括播音机与留声机。同时我们更以为凡有助于视觉的工具如图画、书报，有助于听觉的工具如乐器等等在基本教育中都不可忽视。虽然舒新城对电化教育的界定较为宽泛，但大多时候他还是以电影(包括幻灯)、广播(包括电视)为电化教育主要内容。而其概念界定中的“利用各种‘感觉辅助教具’以达成基本教育”则诠释了“感觉辅助教具”和“基本教育”之关系，即：“感觉辅助教具”是工具、手段，而“基本教育”则是目的、服务对象。
　　舒新城曾多次强调“电影与广播不过是教育上的工具”。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工具，电化教育虽然是“现代教育上的一种必要的方法”，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而是众多教育方法中的一种，“它们有超过其他工具的效能，但在学校教育中绝不能完全代替书本、仪器、标本、图表等等，在社会教育中绝不能完全代替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等。”此外，舒新城还强调：“我们从事电化教育的人，固然要重视电影与广播的效用，尤其要重视它们在中国教育上现阶段的效用，但也决不可轻视其他工具的效用。”
　　在肯定电影教学，因其信息含量大，呈现方式直观、形象、生动，可重复性强，因而有着传统教学方式不具备的优势的同时，舒新城也指出电影教学的弊端，即“电影是活动的，动时虽有若干放映机可以使其静止以令学生明白观察各种活动中之一点，但因遮光设备的关系，其在银幕上所表现的影像光度较弱，给予学生的印象也较弱，而且手续上也不很便利”等。因而，他指出：“电影教学在教学上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只在教师如何善为利用，万不可视为万能，尤不可轻视其他教学工具。”“用电影作教学工具时，还需要其他教学上的工具如课本、图表、仪器之类。……电影不能替代课本、图表、仪器等，更不能替代教师。只是优良的教学工具，由教师善为利用，给学生以活的知识与技能。”
　　作为教育的工具和手段，电化教育应当以正确的教育观为指导。舒新城强调：“倘若在教育上无一定的观点为选择设置影片材料的标准，很有流于反教育之可能。……所以我们以为摄制教育影片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观点。教育观点决定了，一切取材有标准、制作有目的，影片的制作的难题可算解决了大部分；再有适当的艺术排列与制作技巧以辅之，则制成的教育影片必为‘教育的’，至少亦不是‘反教育’的。”反过来，媒体技术的发展也要求教育观要做适当的调整。舒新城称：“工业革命而后，班级制盛行，教育家的思想对于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为之大变；电化教育盛行后，教育家的思想能不变吗?”结合电化教育“最经济、最广泛、最便利”的特点，舒新城推知了教育观转变的三个方向，即：(1)教育必须成为全体人类尤其一般民众改善生活的工具，受教育是任何人的权利，也是实际上能办得到的事。(2)教师与学生的分野必得打破，教与学的界限也必得消灭。(3)教与学的时间，同时在缩短与延长。电化教育的便利使得儿童和青年不必用整个悠长的时间在学校里过日子：同时也使终身教育成为可能。(4)电化教育的效力无孔不入，人类的意识，可以相互沟通；人类的隔膜，可以逐渐消除；大同世界，可以因电化教育之发展而完成。试观当今世界教育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舒新城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预言已经充分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3　电化教育要和社会需求、教育对象的需求紧密联系
　　舒新城将电化教育视为建国的主要方法，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了电化教育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功能。因而，强调电化教育密切联系社会发展需要是舒新城电化教育思想中的本有之意。除此之外，作为曾经的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方法课程的教师，舒新城非常重视教育对象的需求。在舒新城看来，电化教育施教内容、表达方式、施教时间唯有符合教育对象需求方能取得最大效果。以广播教育为例，舒新城指出：“要广播有人欢喜听，至少要能满足收听的人的需要。也就是和大众生活及思想感情行为要有最直接关系的材料方能吸得住他们的耳朵。”以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例，“此时人民最需要者是生活安定和收入增加。倘若教育当局能抓住这个    

中心，搜集材料，而用一般民众所能听得懂的话广播出去，大家没有不愿意听的。”得到民众的信仰了，方可再进一步利用广播从事娱乐的改良、家庭的改革、识字教育的推进、时事的报告与解说、政令的推行等教育活动。在具体谈到广播材料的选取时，舒新城强调，广播的材料极多，必得经过一番整理，更要衡量此时此地的环境是否适合，是否有用。并提醒此方面专家，“在研究时注意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一切大众化，更一切生活化，无论在国民健康方面或农业的种植和防灾方面，工业的制造与减轻成本方面，商业的运输交换方面，都能供给我们以与此时此地所急需而极易实行的中国的材料。”
　　除教育内容的选择要符合民众需要外，舒新城特意强调教育内容的表达能让民众听懂同样重要。他以自己家的女工为例，称家人常在一起谈论“物价高涨”，而这词语却让女工很困惑，女工不知其何意。因为女工只知道“啥啥事都涨价”，而不知“物价高涨”。针对教育对象的接受水平、接受能力，使用最适合教育对象的语言，是舒新城在自己的论著中经常强调的内容。他总结说：“总括一句话，广播人所说的话必定是大众听得懂而且爱听的，广播的材料必定是大众生活上所必需，听了能照着实行，实行后能增加大众收入，增进大众的健康，也就是能增加国家的富力和国家的地位。”
　　舒新城还强调教学的时间要和教学对象的活动相配合。以民众为例，通常民众时间足冬季较闲，其他季较忙：白天较忙，晚上较空；不同季节需要知识不同。因而，“广播的时间与材料要依地方及季节之需要而随时规定，随时更动。”
　　
　　4　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培养电化教育的“专才”和“通才”
　　在谈到“电化教育的实际问题”时，舒新城强调，电化教育的推行，先决问题在经费和人才。就人才问题而言，舒新城提出，理想的电化教育人才应当懂得教育以外，还要懂得电；懂得电以外还要懂得教育。具体而言，电化教育人才分为三类：一是技术人才，即电影幻灯放映员、放映机修理员、收音机装修人员和摄制影片灯片之摄影、冲印人员以及电台装置及修理之工程师等。二是艺术人才，如绘画卡通画之画家，编制导演剧本的戏剧家以及音乐歌唱家等。三是计划及事物管理人才，他们对于教育必须有精深的研究，正确的认识，同时对电影与播音之艺术与技术亦有相当的了解。前两者是专才，而后者则是通才。
　　作为设计的“通才”，除对电化教育各方面的事物要有事物管理人的一般知识外，同时更要对于教育和艺术及技术三项有深切的理解和理想，方能把理想付诸实施。作为事物管理“通才”，应当具备企业管理所应有的知识和才能，如科学管理方法、人事应付能力等；同时他还得明白电化教育中各个问题与问题问之联系性和独立性，而且要有明彻的教育意识。倘若他的知识太偏于企业方面，便将成为纯粹的企业家而以营利为日的，同然失去教育的本义；倘若太偏于教育，则工作的效率又将无形减去。
　　而理想的技术人才和艺术人才并非仅有专项技能技能即可，同样是需要具备“技术、艺术、教育”三项能力。就技术人才而言，在中国乡村设施与经济情况之下，不能养活许多专门技术人员，因而一般对技术人员之需求都是“万能主义”，也即：在电影方面要能兼做放映、修理、制片的工作，在广播方面要能兼做装置、修理、播音的工作。放映、装置、修理通过技能的训练即可习好，而要做好制片、播音工作则在技术外，还需要艺术、教育的才能。以制片为例，在电影上除去故事或纪事的戏剧性、连续性、暗示性以外，一张画面的构图大有好坏，倘若摄影者没有构图上的起码知识，而随便乱摄，放映出来，必使观众感觉不愉快；就教育而言，教育电影的内容是以教育为主体，每一个动作都含有教育的意义或效果，摄影者对于教育，需要适当的理解自不待言，在制字幕与接片时更须应用。作为艺术人才，除了制作上要要求美感外，表达内容要符合教育目的，表达形式要适合传播对象，而要做好这些则需要技术、教育知识的配合。舒新城强调，“要用广播去传播国民的生活上基本知识和生产技能，绝不是什么人都能干得了的，也不是专家所能干得了的，必定要先了解百姓的生活实情，通常对于各科-食物所用的语言，而且要向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因此，广播的人，“第一要懂得大众的思想和语言，说得出他们的话；第二要能从他们的思想和语言中，归纳出体系；三要向他们说话要亲切而有趣。”
　　在人才培养方式上，舒新城提出了“用工作训练人才”的口号。他认为人才的养成必有赖于实际的工作。要推行电化教育于基本教育中，必须使从事此项教育的人有使用感觉辅助教具的机会，而从实际工作中获得经验，以发展其才能。
　　
　　三　舒新城电化教育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舒新城在《我和教育》一书中曾经谈到：“我以为人的思想之所以如此如彼，除了他的思想能力是根据他的天禀而外，其余都是为时代的轮子所转移；所以～个人的思想，精密讲来，都是反映时代的镜子。舒新城的电化教育思想无例外地也是“反映时代的镜子”。“经过抗日战争国民政府教育部对电化教育的大力宣传和推广，战后电化教育活动有所增多，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在这“深入发展阶段”，舒新城的加入无疑丰富了这一阶段电化教育研究的成果，并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电化教育的发展。
　　舒新城对电化教育地位之强调，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愚、病、贫、私”、“文盲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现实状况的深入了解基础上、建立在对世界正乘“飞机”飞速发展的国际形势的清晰洞察基础上。对国内、国际发展形势的深刻认识，促使他从建国的高度积极倡导电化教育，以期利用电化教育这种“效力比任何教育工具为大”的工具快速提高民生质量，促进国家政治、经济之发展。姑且不论其将电化教育拔高到建国高度是否合适，但是从对社会的发展趋势的认识出发规划教育发展却是教育者当始终秉持的。
　　教育技术学是以“技术”为核心，还是以“教育”为核心，犹如不停摆动的钟摆，让教育技术学从业者不时迷惑。舒新城称自己“不是专治电化教育”的，这种“业余”身份使他可以跳出摆动的轨道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技术”和“教育”之关系。他对两者关系的阐述，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遏制技术万能倾向，努力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的作用，即便在今天，他的闸述依然值得借鉴。
　　“中国电化教育发生于社会形态变更、民族危机四起的20世纪初。……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得电化教育天生就带有救国救民的时代使命”。虽然舒新城极力反对“教育救国”论，认为其有些主观夸大教育功能，但是他却强调：“教育是离不开人生的，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真正的教育，须与现实的人生相呼应，与当前的社会相吻合：不如此，便是假教育、无用的教育。”“与人生相呼应”、“与当前的社会相吻合”正是舒新城电化教育思想的核心思想。无论是其对电化教育地位的认识、对电化教育与“教育”关系的诠释、对电化教育要适应社会和个体发展需求的强调、对电化教育人才培养的建议，都贯穿了“与人生相呼应”、“与当前的社会相吻合”的思想。两者看似简单，然而人们在实际丁作中却往往将其忽视、将其遗忘，导致教育偏离正途。舒新城的“不如此，便是假教育、无用的教育”当作为我们每位教育者悬挂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警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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