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察机制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五个方面：深受俄共(布)党内监察机制的影响；监察主体多元化及监察形式多样性；党内监察与党的工作重点和工作环境密切相联；把思想政治建设引入党内监察机制；党内监察机构与政府监察机构相互配合、协同作用。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察机制
　　[中圈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25－05
　　吴珏(1964－)，女，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广东广州　510320)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探索了无产阶级政党党内监察问题，更在实践中创立了党内监察机构，构建了党内监察机制，使党内监察由理论形态变为具体实践，进而转化为现实的政党监察效益。这套党内监察机制带着自己独有的特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深受俄共(布)党内监察机制的影响
　　一方面，作为一个严格遵循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即忠实地秉承并发扬列宁重视党内监察这一政治传统；另一方面，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党内监察机制模式的选择上，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共产国际以及在共产国际中起特殊作用的俄共(布)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察机制的建立、发展，几乎每一步都和俄共(布)党内监察机制的变化密切相关。
　　1920年至1921年，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俄共(布)基本上确立了一套较为科学的民主双向型党内监察机制，这套机制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监察机制的建立曾起过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不仅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门的党内监察机构，还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党内监察机制的主要原则提供了直接借鉴。WWW.11665.coM我们不妨将俄共(布)十大关于监察委员会的规定与中共五大的相关规定作一个比较：
　　一是关于监察委员会建立的目的。俄共(布)十大认为是为了“巩固党的统一和威信”。中共五大则认为是为了“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
　　二是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办法。俄共(布)十大规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向本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报告工作。”中共五大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
　　三是关于监察委员会的权利范围。俄共(布)十大规定：“和党委员会平等地行使职权；监委会委员有权出席本级党委会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以及本级党组织的其它各种会议并有发言权。”中共五大规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
　　四是关于监委与党委的关系。俄共(布)十大规定：“监委委员在任期内不得兼任负责的党政职务。监委会的决议，本级的党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联席会议解决。如果同党委会不能取得协议，则提交同级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解决。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问题提交上一级监委会解决；监委会可以利用本级党委会的机构，并有权给所有的党员同志和党组织委托任务。”中共五大则规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以中央及省委员兼任；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才能生效及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
　　可以看出，两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规定大同小异，足见俄共(布)党内监察机制对中共五大相关问题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使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监察问题的认识在起点上是正确的。
　　但我们必须看到，俄共(布)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监察机制建设的影响是双重的，不仅有积极的一面，还有消极的一面。
　　斯大林执掌俄共(布)大权后，从1923年到1939年，对党内监察机制进行了全面调整。他对监委与同级党委平权、监委委员不得兼任党政职务、监委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等重大原则作了全面修改，使监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党委成员开始担当监委成员，监委由同级党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并最终

确立了一套高度集权的党内监察机制。由于这套机制在战争等特殊年代的确具有一定的积极性，而其弊端在当时又未充分暴露出来，结果这套机制成为其他国家共产党多方借鉴的目标，这种调整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
　　这种影响从中共七大党章关于监察机制规定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共七大党章关于监察机制的规定与中共五大相比较，其内容已作了较大的变动：一是监委的权力范围缩小。在1927年党章中，监委有列席会议权、保留意见权、建议处分权等，而七大党章中，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只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二是监委与同级党委的关系由平行关系改为垂直关系，党内监察实质上是分揽了一部分党委对下管理的权利，完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活动。三是监委的选举方式也作了较大改变，把监委由本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修改为由本级党委的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这些修改显然不只是文字上的增删、变动，而是监察体制的改变。这种改变开始动摇监察系统所必须的“独立性”原则，党的实职人物被允许担任监委成员，造成了监察与被监察的混乱，形成监察的漏洞。监委权力范围的改变、选举方式的改变，形成了新的监察模式——党委会通过专门监察机构行使党内监察权。而这些变化，就是受联共(布)对党内监察机制调整影响所致。
　　二、监察主体的多元化及监察形式的多样性
　　党内监察的主体是党组织和党员，党内监察机构是党内监察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面临着反动武装的分割包围。在这种极其艰险的环境下，党内监察机构的设置就难免不统一、不连贯，随着形势需要时建时撤。从党的五大起，中央一级的监察机构就曾有过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等不同名称。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监察主要不是靠专门的监察机构。也正因为如此，党内监察的形式就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除了专门监察机构的监察外，党内存在着一个复杂的监察系统，是自上而下监察、自下而上监察、平行监察的三位一体，而且三个序列都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相互制约、相互监察，从而使党内监察达到最佳效果。 包括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监察，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监察、党组织对党员的监察等多个方面，监察的指向是自上而下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监察是以“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四个服从”为依据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民主集中制，也曾建立巡视制度，都是为了加强自上而下的监察。
　　自下而上监察，包括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监察、党员和普通干部对领导的监察，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的监察，监察的指向是自下而上的，其实质是党内民主监察。
　　平行监察是指党内的横向监察，主要是指党员与党员之间、同级领导干部之间、领导集体内部成员之间，同级党组织之间的监察。也就是说，党内监察是相互的，党员与党员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党员干部与党员干部之间、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监察，都是相互的，而不是单一指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既是党内监察的主体，也是党内监察的客体。中国共产党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加强平行监察。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就是成功地进行平行监察的典范。
　　三、党内监察与党的工作重点和工作环境密切相联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政党自然地面临着有关党内监察的理论、体制、方法等各个层面上的调整与创新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察机制也是如此。
　　首先，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监察机制的建立和运行，虽然广泛地借鉴了俄共(布)的经验，但仍然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具体的国情、党情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是在充分地考虑到具体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之上的。是以中国革命的现实为依据和出发点的。
　　其次，党内监察目标、重点的确立及其职能的实现，与党的工作重点和工作环境密切相联。党的任务、党所处的环境、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党员素质的不同，决定了党内监察的内容、重点和方式、方法也不一样。
　　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矛

盾，党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列强和北洋军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为了适应国共合作的政治环境，党明显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指导。党的三大规定：“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的四大则提出：“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部，应当使之适合于每一时候的实际要求之原则上面。”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政党环境出现了很大变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产生，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强调了思想建党，提出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来确保土地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确保土地革命的胜利。
　　党内监察与党的工作重点和工作环境的这种紧密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之后表现得更加充分。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合作，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党内监察的实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察的目标、重点的确立就是因为“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党开展了土地改革。但党内组织不纯、党风不纯的问题影响了土地改革的彻底进行。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普遍整顿党的队伍，即通过解决党内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来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各个解放区的整党工作从1947年冬开始，到1948年秋结束，历时一年，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为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展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把作风建设同战争、土改工作紧密结合外，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干部建设、城市接收等工作也日趋显得重要，于是，中共中央又自觉地把党内监察工作同这些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使二者各自在互相促进中得到开展。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察的实践表明：党内监察服从于并服务于具体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才能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党内监察机制建设服从于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服务于党的总任务和战略目标，有利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利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有利于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干部队伍的健康成长，有利于为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总任务和奋斗目标提供有效的机制保障。
　　四、把思想政治教育引入党内监察机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进行革命，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又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这样一种环境，几乎与世隔绝，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出来。而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大量存在，是部分党员行动自由散漫、追求享乐甚至贪污腐化的重要思想源头，危害极大。
　　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特别注意从思想上建党，注重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以从思想源头上遏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从井冈山革命时期起，党就开始探索思想建党的途径——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教育，反对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并特别强调一定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使党内同志自觉地克服错误倾向，使党内制度、纪律的实行有思想基础，同时辅之以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手段的方针。古田会议就是一次这样的伟大实践。鉴于红四军党内组织基础状况，古田会议提出必须通过加强思想建设和加强对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改造，以保证党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同时，会议对红军中发展党员的条件作了新的规定，肯定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班、排建立一个党小组的重要原则。决议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在部队中提倡民主建设的同时，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无纪律现象，从而解决了保证和巩固党的思想政治一致的组织建设问题。 实践中，中国共产党

创造出了“整党”、“整风”这种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的锐利武器引入党内监察机制。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的延安整风，就是中国共产党综合运用这些监察方式创造的一种新的党内监察模式，是一场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监察实践。延安整风运动的参加者就是党内监察的主客体；延安整风运动解决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就是党内监察工作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延安整风中提出并实行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党内斗争方针为党内监察提供了价值原则；延安整风采取的学习、教育方法，也是党的监察机关应该采取的基本方法。延安整风是更高层次上的更为深刻的党内监察，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监察机制建设方面的创新。它使全党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1947年至1949年的整党运动，再次把思想政治教育引入党内监察机制。通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对犯有错误可以挽救的同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进行说服教育、批评处罚，从而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增强了党组织的先进性，为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党内监察机构与政府监察机构相互配合、协同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革命最终胜利之前，就已经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局部执政。由于在各级人民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多是中共党员，维护党纪和政纪就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党内监察机构在行使监察职权时，常常和行政监察机关协同一致，密切合作，共同承担起维护党纪政纪的重要职责。这一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政府中设有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也相继组建了工农检查委员部(委员会)，而此时党内也有自己的监察机构——中央审查委员会。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农检察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中央审计委员会。同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则成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同时还改选了中央审查委员会。这样，党政两大系统实际上有4套并设的监察机构：既有政府系统的工农检察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又有党内系统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人民政权中没有设立独立的行政监察机构，由各级参议会兼领监察职责，直至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时，才设立了专门的行政监察机关——华北人民监察院。
　　在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党政监察机构分设，但党内监察机构常与政府监察机构共同行使职权，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一是监察内容的一致性。党内监察机构与政府监察机构都规定了反贪污腐化的任务。党内方面，中央审查委员会“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机关之工作”；中央党务委员会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政府方面，中央审计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方面的监察工作；中央工农检察部的主要任务是：“监督着国家企业和机关，及有国家资本在内的企业和合作社企业等，要那些企业和机关，坚决地站在工人贫农雇农中农城市贫苦劳动民众的利益上”，同时指导地方各级工农检察部门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工作。
　　地方的党内监察机构与政府监察机构监察内容的一致性则更为明显，如1935年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宣布建立工农监察委员会，专门和一切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腐化倾向斗争。它的权限是揭发官僚腐化倾向，公布给工农大众知道，同时拟定惩戒办法，交政府执行。同年7月，琼崖苏维埃政府决定组织财政支销检查委员会，其任务是检查日常开支账目，检查的账项，包括物质重量、物价、银额和人数等，以检查是否依预算开支，是否舞弊。
　　二是监察干部的一致性。党的监察干部常常兼任政府系统监察干部，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为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一职，选择的是最有斗争经验和工作积极的老共产党员任职：先由老党员何叔衡担任，后由苏区中央局主要领导项英兼任；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阮啸仙同时担任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任职中央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党员则是当然

的委员。
　　三是监察行动的一致性。很多情况下，各级党政系统的监察机构联合开展工作，共同发文件，共同查处违纪案件，重大案件则上报中共中央直接处理。如1934年3月，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同查处了中央机关的贪污案件，“所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劳动、土地之部……被检举的分子，计会计与科长10人，管理科长12人，科员8个，总务处长3个……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还一同查处了瑞金县的贪污案、于都县挪用公款经商营私案等；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项英还亲自带领工作组前往于都县查处了以权谋私案的该县党政主要领导。延安时期，对黄克功杀人案、萧玉璧贪污案的处理也都是经中共中央同意，由边区政府监察、司法机关执行的。
　　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党政各种监察机构密切配合、严格执法，最大限度地遏制了消极腐败现象，从而使苏维埃政权成为一个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察机制既有借鉴又有创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内监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俄共(布)党内监察经验的借鉴，但同时又是把马克思主义党内监察理论和俄共(布)党内监察经验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实践，并在实践中创新的结果。这套机制的建立和运作，一方面，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党内监察机制的建设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