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官场小说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单向度现实，是一种单向度的书写。这种书写集中体现在对单向度人的刻画，实质是对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一种单向度想象，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合法化危机的隐喻。
关键词：官场小说；单向度；异化；想象；隐喻
中图分类号：i287.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89?06
“向度”即“维度”或“方面”，表明的是一种价值尺度和评价标准，“单向度”是指单一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从社会学层面看，它是指某种意识形态在社会的诸多意识形态的对抗中日益成为一种比较显著的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在特定的公众群体中拥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力。当代官场小说反映了这种单向度现实,因此本文要论述的实际是“当代官场小说对单向度社会的书写”，具体来讲，就是较为充分地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单向度现实。“当代官场小说”所指涉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以反映中国官僚机制运作以及官员生存图景的一类小说，依据题材内容及表现的重心，可以粗略地区分为反腐小说和官场生态小说两类。①在“单向度”与“当代官场小说”两者之间，不可回避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代官场小说所赖以存在和反映的社会现实为何是单向度的？二是当代官场小说是如何有效地展示出某种单一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即表现社会现实的单向度特征的？对于前者，我们可以通过深入剖析社会现实的芜杂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于后者，我们可以通过全面分析官场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模式及思维特质来完成。wwW.11665.cOM
一
新中国成立至今也许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政治运动成为中心，宏大的共产主义解放图景以及被具象化了的政治运动建构出一种普遍而单一的社会生活空间，“政治至上”及“信仰至上”成为普遍的准则。文艺也不例外，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指向性。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这个阶段中国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社会意识形态趋于多元而复杂，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各种外来的或民间的意识形态不断显现出话语力量，给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其中“金钱至上”成为一种相当突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前一阶段可称为“民族国家政治”阶段，后一阶段可称为“文化生活政治”阶段，“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便是由民族国家政治在世纪末期走向了文化生活政治”。[1](470)这两个阶段都具有鲜明的单向度特征，一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是主导性力量；二是非主体性意识形态的介入力量不可小觑，尤其在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甚至无法准确把握非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渗入到了社会的肌体之中，因此从另一角度看，当某类非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拥有越来越多的信众时，我们可以说社会在某个方面显现出单向度特征，最明显的表征是：越来越多的社会信众不断受到这类意识形态的整合，与以往关注民族解放和集体生存不同，此时人们更加关注个体的精神和物质生存，个体能够比较自由而充分地表达并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这也构成了“文化生活政治”的内涵，成为当代官场小说竭力表现的社会环境内容。
收稿日期：2012?01?04；修回日期：2012?04?10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走向研究(072db052)
作者简介：邹旭林(1972?)，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女子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为何依然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单向度特征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国在迈向发达工业社会进程中技术进步的力量增加了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其次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国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加紧迈向发达工业社会，但是，不断进步的技术原本在解放劳动者、提高生产力的口号下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不断扩张的资本也推波助澜，劳动者被工具化，无数劳动者被高效能的技术束缚在工具和产品周围，失去了自由。这正如马尔库塞所言，“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2](9)“个性在社会必需的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抑”。[2](3)确实，马尔库塞清楚地看到了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合理性对
政治合理性的促进和跟进关系，看到了由于技术进步所造成的个性压抑，这些构成了一个现代极权主义社会，“技术的合理性展示出他的政治特性，因为它变成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并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和自然、精神和肉体为保卫这一领域而保持着持久动员的状态”。[2](16)“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2](4)它依靠技术进步和市场操纵，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来从事一切活动，“金钱至上”成为一种显著的价值标准。按照马尔库塞的逻辑，基于技术进步基础之上的新极权主义社会就是一种单向度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关于单向度人的理论充分开启了我们的视野。同时，造成单向度社会的原因，除了马尔库塞等人尊奉的技术理性之外，应当还有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原因，后面在论述合法化危机时还将论及。
当代官场小说正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单向度社会的同步书写。金钱交易作为潜规则被不断复制，一切被纳入到利润攫取和利益考量之中，与金钱紧密关联的腐败堕落成为世人关注的社会事件。王跃文的《苍黄》中财政局副局长刘大亮为谋取局长之职送10万元给县委书记刘星明，落选后刘书记老婆退还15万元给刘大亮，作者借人物之口讽刺道：“收钱就得办事，没有办事就得退钱。盗亦有道，何况官乎？”《梅次故事》中马山县当官得花钱买，朱怀镜刚任梅次地委副书记，马山县县长尹正东就向他行贿10万元。阎真的《沧浪之水》中池大为在现实生活的逼迫下也深刻认识到：“权和钱，这两个俗物，硬邦邦地挡在路上，你绕得过去?”池大为走出困境的关键一步是他连夜向马厅长报告舒少华等预谋告状的阴谋。作家也对单向度现实始终保持高度清醒与自觉。王跃文说：“目前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像‘官场小说’这样的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文学……从某种角度说，官场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太多东西引人注意和思索。这也是官场小说受到读者青睐的原因。”[3]张平的《抉择》讲述查处大型国营企业领导集体贪污腐败案，陆天明的《大雪无痕》叙述市长周密向省委顾副书记密送30万元内部股以及某副市长被杀案，王跃文的《国画》记述皮市长利用儿子皮杰的“天马集团”聚敛钱财，柳秘书长占有年轻小保姆，省电台美女记者作了市长的情妇，等等。这些都是在官场与市场、利益与利润、权力与金钱之间的交换，是“利润最大化”的体现。 小说对单向度社会的书写最集中体现在对单向度人的刻画上。官场小说的主要人物普遍具有单向度特征,即一种丧失批判、否定的意识和能力，甚至放弃追寻事物超越性意义、完全接纳流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个体成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属物，成为意义的全部和世界的终极。这正如池大为的感叹：“抓到手里的就是全部的真实，这是当今能人的逻辑……我就是意义的全部，我的存在是一个最重大的事情。”也如宴之鹤的话“这里只有依附，没有独立”。如果要用一个更形象的词来概括，便是“异化”。“异化”是原本合理的存在变得不合理，主体逐渐散失人的最本质特征而最终淹没在不合理的存在之中。当代官场小说集中展示了人的“异化”倾向。官场人物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全被现实所吞没而不自知的官员，此类官员数量最多，如《国画》中的乌县县委书记张天奇、荆市皮市长、《梅次故事》中的市委书记王莽之、梅次地委书记陆天一、马山县委书记余明、县长尹正东，《苍黄》中的县委书记刘星明；一类是对现实相对保持清醒的官员，《国画》和《梅次故事》中的朱怀镜、《苍黄》中的李济运、明阳、《羊的门》中的呼国庆；一类是对异化的现实持否定和抗争的姿态，最终却向现实缴械投降的官员，如《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后两类人更能清晰地表明个体痛苦挣扎的精神历程。《国画》中朱怀镜看到保险柜中私藏的记载张天奇贪污受贿证据的笔记本时的心理：“忍不住咬牙切齿一阵，内心升腾起一种快意，感觉就像报复了谁似的。”但是，朱怀镜与画家李明溪、记者曾俚和裱画艺人卜老的交往显示出他的真诚、善良和儒雅的性格，“只有这几位怪朋友，才是我平生交过的真正的朋友。世情如此，哪有什么真朋友？”然而，这三位朋友或发疯、或出走、或死去，暗示朱怀镜曾经怀有的真诚、正直和善良的“人性之镜”最终破碎，暗示合理性存在受到压抑，“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死牛任剥的境地”
为了仕进，他出卖了人格和良心，如利用画家李明溪的画来向上司进贡，抓住机会向皮市长送重礼，最后利用自己抓住张天奇贪污的证据胁迫张助推自己升任梅次地委副书记。
政府官员异化的过程就是他们不断被压抑的过程。“压抑”实质就是将原本多向度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纳入到单一的维度中，将原本多元化的世界图景截取到一体化的既定秩序之中，并不断复制和传播这种单一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压抑”描摹出现代社会个体在单向度现实中不断遭受精神戕害和人格泯灭的真实境况。最典型的当属《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小说描述了池大为坚守知识分子精神以及放弃坚守之后在官场平步青云的过程，展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尴尬和人格失落”，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世俗化潮流中的精神守望和自 救”。[4](62)这是从文化的角度以“对话性”为切入点对小说展开的分析。如果从社会学角度以“对抗性”为切入点来分析，池大为无疑是在单向度社会现实中遭受压抑直至被异化的典型形象。小说前半部分中，池大为的灵魂深处充斥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和道义承担，它既来自父亲以及作为“精神之父”的象征物《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又来自现实处境下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执拗坚守，“似乎有一种 神秘的声音，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声音提醒着我，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然而，他遭遇到的人和事却与之格格不入：恋人屈文琴暗藏恢复昔日荣光的自私目的，妻子董柳变得爱钱，同事丁小槐狗一般地巴结马厅长并得到升迁，负责调查血吸虫疫情的官员弄虚作假，妹夫任志强在生意上步步成功，儿子被烫伤需要车送医院救治而几乎向马厅长下跪，等等。但是，池大为特立独行，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义与良知：在参与全省的中药市场整治工作中坚持事实却被丁小槐打小报告，出钱帮助因无钱治病的某赤脚医生却招致卫生厅同事和领导的不满，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对购买高级小轿车提出异议而招致马厅长的批评，等等。池与现实的持续紧张换来的是精神自虐，如儿子被烫伤后他用手比划着枪的细节：“我在心中酝酿着一股狠毒之气，用手比划出一把手枪，一路走过去，见了不顺眼的人，就把右手抬起来，食指勾那么一下，算是毙掉了一个人。没走多远我就毙掉了九十九个人。我想，最应该被毙掉的还是自己。我举起枪，顶着自己的太阳穴，食指勾了一下，心中轰的一响。”又如在舒少华等人预谋告倒马厅长的阴谋中池大为决定向马厅长告密时学做狗的细节，“忽然，鬼使神差地，我身子往前一蹿，双手就撑在地上了。我四肢着地爬了几步，昂着头把牙齿龇了出来磕得直响，又把舌头伸出来垂着，在心里‘汪汪’地叫了几声”。最终他皈依到世俗之中，加入他当初最瞧不起的“猪人”和“狗人”之列。
池大为遭遇的其实是文化生活政治阶段由市场经济推动的一场世俗化潮流。其最明显的倾向就是凸显个体精神和物质生存的极端重要性，这是90年代以来的单向度现实的精髓所在。事实证明，市场经济环境中世俗化最容易走向“媚俗”。媚俗是个人向主导性的社会群体和价值观念靠拢，在极权主义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表现为对金钱或权力的崇拜。这样，世俗替代了崇高,金钱祛除了优美,认同替代了批判，理想主义和精英意识让位给平庸，知识分子的审美逻辑让位给现实生活逻辑，对超越意义的追问成了空谈，现实和个体自身成为世界的终极和意义的本源。具有媚俗特征的人就是典型的单向度的人。池大为任卫生厅长后逐渐变得比马厅长还势利和专横，最后在父亲坟前烧掉了《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这一极具象征性的行为在社会学层面表明个体的精神世界彻底溃败和世俗生活逻辑绝对胜出。
池大为的性格及命运转变深刻揭示了社会作为一个控制系统在单向度人的塑造方面发挥着超强整合能力，也即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是通过社会系统的规范结构和组织原则来实现的。“社会系统能够在一种高度复杂的环境中维持其存在，具体途径表现为：不是改变系统因素或理想价值，就是同时改变二者，以便把自己维持在一个新的控制水平上。”[5](5)这一改变既可以说是转型，也可以说是瓦解和崩溃过程。市场经济重新纳入了金钱至上、资本为王以及与此形成交换关系的权谋操作规则，在世俗化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社会系统的控制机制
，那就是依靠世俗化潮流和媚俗的力量将原本不合理性的存在宣布为合理性的事实并大量复制和传播它们。这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着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关系。与这一社会合理性奇异而又疯狂的面貌相对照，不合理性的领域成为真正合理性的归宿——成为可以‘促进生活艺术’的那些观念的归宿。”[2](195)于是，作为个体的人，“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池大为的话精炼地概括了单向度社会中个体行为的单一性特征，揭示了单向度社会系统控制人的事实。 当代官场小说对单向度社会的的书写实质是一种群体性单向度想象，也可称之为“程式化想象”，一说到官场，就必然联想到腐败堕落，一涉及官员，就自然想象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勾当，作家们如此，读者们亦如是说。它首先集中体现在被文本普遍建构的单一叙事模式：某政府官员在金钱和美色的诱惑下腐败堕落，沦为资本的代言人，在利益和权力争夺中被揭发，某政府要员(一般是党委正职或上级领导)出面来主持正义与公道、惩处腐败官员；或者是党政两个一把手之间或者上下级之间存在矛盾，两者暗中进行斗争，对手因腐败最终落马。前者主要涵盖了反腐小说，后者主要涉及所谓官场生态小说。这两种叙事模式可以概括为官场小说的“三段式”叙事模式，即如图1所示。
图1 官场小说的“三段式”叙事模式
这种三段式叙事模式其实是中国古典戏剧和小说惯用的叙事模式，逐渐沉积为一种比较固定的民族性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其次，这种想象遵循的是现实生活逻辑而不是审美逻辑,表现在它藏污纳垢，迎合了读者猎奇和偷窥的心理欲求，最典型的是对“性”的书写。作家并非单纯将其作为腐败现象的衍生物来对待，而是作为挑起读者的兴奋点和市场卖点来对待。《国画》对朱怀境与梅玉琴的性爱的大量描述，李佩甫的《羊的门》对秀丫多次在呼天成眼前顺从地脱掉衣物时的描写，《忙来忙去》《国画》等对“乳房”的描写，就是明证。事实上，几乎每一部官场小说都携带了大量的性描写情景，甚至对女性形象的处理也变得暧昧。严格来讲，作为真正个体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在当代官场小说中是不存在的，她们充其量只是男性官员泄欲的工具或腐化的衬托物，譬如《国画》中梅玉琴之于朱怀境、《梅次故事》中舒畅之于朱怀境、《苍黄》中朱芝之于李济运、《羊的门》中谢丽娟之于呼国庆、还有《绝对权力》中雄化的赵芬芳、《抉择》中的吴爱珍、《大雪无痕》中的丁洁等。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性被纳入到工作和公共关系之中，并因而变得更易于得到(受控制的)满足。技术进步和更舒适的生活使性欲成分有可能有步骤地融入商品生产和交换领 域。”[2](61)“性欲成了关于压抑的畅销书的一种工 具。”[2](63)
依托单一性想象，作家和读者达成了默契，即在一种单一社会语境中，按照习以为常的“三段论”思维模式及相应的叙事模式，去推想官场个体在权力、金钱和美色等浸染下出现的道德迷失和命运沉浮，从而展示出当代官场腐败这一“想象的真实”。这种想象依然是市场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体现。因为它媚俗，它征服了对立面和多向度存在，拒绝了高雅文化对超越性意义的追问，臣服于某种单一性的社会语境，接纳了流行的单一叙事模式，甚至指向了一种“庸俗书写”，借助粗野的情绪和非人化的幻想来吸引读者。
单向度想象在整体上是一种隐喻性的想象或者就是一种隐喻。“隐喻”是一种思维能力，是从一种存在中看出另一种存在的能力，一种从可知的事物见出未知事物的意义的能力，因而它也是一种事物之间的结构关系。西方学者就把畅想作为小说设定的一种能力，并称之为“隐喻性的想象”，“小说自身就表现得像一个隐喻”。[6](70)如此观照，中国当代官场小说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合法化危机的隐喻。依据系统论的区分，社会系统中政治系统的地位一般高于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承担着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因此合法化危机首先是指政治合法化危机。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时期，关于“东风”与“西风”、“计划”与“市场”、“姓社”与“姓资”的争论是这种危机在思想文化上的典型体现，发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加剧了政治合法化危机，“反腐”等举措成为化解危机的不二法门。
当代官场小说就是对于这场正在发生着的政治合法化危机的隐喻性表达，展示出在权力
和金钱的腐蚀下官员个体的人格异化和道德迷失，昭示了反腐倡廉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这种危机实际是信任危机，被外化为小说叙事者语言或人物语言所表达的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即权力焦虑。例如在王跃文笔下，《国画》中的画家李明溪、记者曾俚、裱画艺人卜老先生以及贺教授等实际充当了理性批判者、自由追求者和真理代言人角色，李明溪蔑视权贵以及最后发疯和失踪、曾俚辞职出走、贺教授对张天奇的冷落等表明官员与群众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正如乌县书记张天奇所言：“不争气的党员和领导干部确实有，但毕竟是少数。可我们的形象就是好不起来。”《国画》中朱怀境发现自己“到底不敢面对真正的崇高”：“我也许不是出类
拔萃的人，腐化了就腐化了吧。”事实上，王跃文的三部官场小说充斥着对政治合法性的忧虑与权力质询，作者多次借人物之口道出此种真意：“群众敢说政府的坏话，这是历史的进步。错不在群众，而是我们政府，我们要做到尽量少些坏话让群众说，这才是道理”；“我们的政治生活存在严重问题，摆在桌面上说是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一把手的一言堂，说白了，就是专制，一层是一层的专制，一个单位是一个单位的专制。”不过，王跃文始终深藏起对官场小说现实功能的怀疑：“作家大可不必去抢政治家或思想家的饭碗……作家充其量只能提供一把把化验单，一张张透视底片，诊断的责任还是留给人民和历史吧。”[7](491?492)
对于系统危机发生，哈贝马斯指出它不是由于环境的突变，“而是由于结构固有的系统命令……彼此 不能相容，不能按等级整合造成的”。[5](4)系统危机并不总是一定导致系统的崩溃，有时总是在系统内部进行对抗和转化。哈贝马斯指出：“经济危机倾向、政治危机倾向最终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爆发出来，显现为社会文化危机倾向，前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 失。”[5](55)由此可知，社会系统结构的不相容性深层次地导致合法化危机，首先是社会文化系统危机，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5](80)具体来看，这场合法化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滞后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政治体制弊端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官场腐败现象成为它的注脚；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处于中国文化核心地位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体系建立起来的权力政治格局及观念受到以金钱为核心的市场意识形态的消解。千百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域始终作为文化中心而存在，“中华文明最为独特的特点，首先是在轴心文明中，其政治集中稳定，领土、政治和文化的连续性几乎独一无二；其次是其政治领域被神圣化为实现流行的超越图景的主要的、几乎唯一的领域”。[8]自然地，政府官员作为政治领域的具象化个体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老百姓“畏官”与“清官”观念水到渠成，官僚主义也依傍深厚的儒家文化土壤变得根深叶茂，加之金钱至上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强烈抵抗，最典型的表征便是金钱与权力交媾的产物——政治腐败，它不断消解着传统的政治神圣性和政治合法性。上述两个原因是官场小说对合法化危机进行隐喻性阐释的主要内涵，也是市场经济社会对个体造成异化和压抑的重 的来看，当代官场小说在现实制度层面揭示了滞后的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矛盾，同时又在思想文化层面揭示了官僚主义对社会进步造成的阻碍和反动。例如官场小说涉及党政两个一把手之间的利益争夺，也涉及政府领导干部与企业老板之间的利益输送，如《羊的门》中县委书记王华欣与县长呼国庆之间的矛盾、《苍黄》中县委书记刘星明与县长明阳等县委干部之间的矛盾、《国画》中围绕皮市长之子皮杰开办和出售天马娱乐城而发生的官商之间的幕后金钱贿赂、《梅次故事》中市委书记王莽之儿子王小莽几乎垄断梅次地区的工程招标业务并从中谋取巨额中介费等即是。同时，官僚主义具有的专制和残酷特点也被充分展示,如《苍黄》中刘差配发疯并最终跳楼身亡，舒泽光和刘大亮四处告状，被关入精神病院，在处理煤矿事故中李济发神秘失踪，等等。这恐怕也是《苍黄》中反复描写的那幅名为《怕》的油画的隐喻意义：“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了画框，花瓶又歪了。”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世界就仿佛是一个巨大而幽深的炼狱，充满着权力和金钱欲
的众生在其中苦苦挣扎，而作家始终保持一颗悲悯之心，在凡尘之上注视着芸芸众生：“那个花瓶，真像佛的眼睛。凡人造孽或是受苦，佛只能慈悲地望着。”
注释：
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反腐小说”、“官场小说”、“官场生态小说”、“新官场小说”等概念，笔者认为“官场小说”区分为“反腐小说”和“官场生态小说”两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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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e-dimensional writing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officialdom novels
zou xulin1, 2, tan guilin2
(1. hunan women’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4, china;
2. liberal arts colleg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ontemporary officialdom novels have reflected the one-dimensional social reality to some extent, which results from the one-dimensional writing style. the style is found mainly in the portray of the characters. essentially it is not only a kind of one-dimensional imagination on china’s economical society, but also a metaphor about china’s social legitimation crisis since 1990’s.
key words: one-dimension; alienation; imagination; metaphor
[编辑：胡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