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理论背景来源于毛泽东等同志早期的“上山”思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以及中共中央对两湖暴动和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布尔塞维克》登载了一系列的文章，宣传这种还不成熟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布尔塞维克》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宣传，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终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坚定了毛泽东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关键词]《布尔塞维克》；“工农武装割据”；党的思想宣传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30－05
　　刘志靖(1980－)，女，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湖南湘潭　41110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布尔塞维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项目编号：12cdj002)、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开放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布尔塞维克》是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沈泽民、张闻天曾先后担任《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主任。该刊在1932年7月出版至第5卷第1期后停刊，共出版5卷52期，历时5年，载文404篇(不包括“寸铁”短文)，累计255万余字。《布尔塞维克》最早登载有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文章，宣传了这种还不成熟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wWW.11665.cOM
　　一、《布尔塞维克》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时代与理论背景
　　《布尔塞维克》创刊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清党”、“分共”的名义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白色恐怖环境中，中共中央政治机关刊《向导》周报在武汉出版第201期后被迫停刊，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秘密迁往上海。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商讨后决定在上海出版一种新的中央机关报，于是，《布尔塞维克》继《向导》周报而发刊。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处于极端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全国革命形势处于最低潮，“城市中心论”占据主导地位；城市暴动屡屡失败，农村斗争此起彼伏；有些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些地区或者因为建立红色政权所需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或者因为党执行的政策有错误，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相继失败。在此时代背景下，《布尔塞维克》开始艰难探索并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布尔塞维克》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理论背景，首先来源于毛泽东等同志早期的“上山”思想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面对国民党政府及军队日趋反动的严重局势，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上山”的思想，他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底8月初他起草的《湘南暴动大纲》和8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又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定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强调了面向农村边界山区的武装割据。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可以说是“割据”思想之前奏。
　　随后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的著名论断。会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湘鄂赣边界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受挫之后，毛泽东按照他原来的“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构想，毅然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率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
　　其次，《布尔塞维克》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理论背景，还来源于中共中央对两湖暴动和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
　　早在1926年4月，瞿秋白即发表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

调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革命军队。他还是彭湃、毛泽东等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瞿秋白主编的《向导》周报曾发表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未登载完)，其后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交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长江书局印单行本，并亲自为其作序，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积极参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的决策，虽然这一时期他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但是在总结这些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以及海陆丰、井冈山及各地偏远乡村根据地成功的经验基础上，他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
　　中共中央在得知两湖暴动和南昌起义失败的情况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决议案认为：“农民暴动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也就是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各地农民暴动一旦“在一定区域内已经有固守较长时间的可能；只要有这种可能，便应当建立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基于这种认识，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中，要求两湖省委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鄂省委应当在极短的时间内领导农民割据公安，石首，当阳向极西发展，并与湘西联合，割据天门，沔阳向四周发展，割据麻城，黄安向鄂东与京汉路发展，恢复鄂东的工作成为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与湘北联合，恢复鄂东的工作；湘省委，应当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割据湘西，湘南，湘北各数县与鄂西鄂南联合”。12月14日，中共中央第23号通告也明确要求：“农民割据的局面要立即开始，特别是湖[湘]南应立刻割据起来，使之变成海陆丰第二，因为那边有很好的环境和我们的军事力量。在江西应集中党团的力量到赣南赣西发动，与湘南湘东联合造成割据的局面。” 时，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仍是以城市工人暴动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如何贯彻执行“占据城市一县或数县”，建立“苏维埃”即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二、《布尔塞维克》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宣传
　　《布尔塞维克》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秘密出版发行，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下，党中央机关在上海曾几次受到破坏，处境险恶。在这种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布尔塞维克》常常伪装封面进行发行，而且难以按时定期出版，中间曾几次休刊，由周刊逐步改为半月刊、月刊、双月刊、不定期。《布尔塞维克》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宣传也零星地分散在各期中，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
　　《布尔塞维克》先后发表了《武装暴动的问题》、《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两个国内战争》、《最近自发的农民暴动之趋势》、《一个月来各方革命形势》等文章，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初步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农村革命根据地三者结合起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雏形。文章指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不同，它有自己的特点，“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儿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所以客观上革命斗争的形势，也就形成各省农民暴动此起彼落，比较散乱而不相呼应的暴动”。在实际斗争中，农民暴动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这便是游击战争，但是如果“不能从游击战争进于更高形式的斗争——政治斗争与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这里的“革命地域”实际上就是指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就是说，游击战争的目标是建立革命地域，这就把武装斗争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引导农民进一步进行有组织的自觉的暴动，从吃大户、抗租、抗税等群众斗争进展到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因为农民暴动的意义，是要用群众之中生长的武力，推翻治者阶级，而使群众自己取得政权取得土地，达到

自己的要求。”而海陆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海陆丰农民暴动的发展，便是超过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之范围，而进于建立革命地域的实例”。所以，根据海陆丰的经验，“现在各地的农民暴动的斗争方式，必须确切的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明显的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这就把农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与建立革命地域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雏形。这比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早了将近一年。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一文探讨了建立与扩大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文章指出：“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统一中国的企图通成妄想，则中国革命阶级便尽有可能于全国工农革命胜利之前，在几个较大的区域之内博得工农暴动的胜利，建设苏维埃政权，继而保障其胜利，更进而扩大争斗使此政权扩展到其他区域以及整个四百兆人口的中国。”“苏维埃政权”相当于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放弃“城市中心”论，这个革命根据地包括城市革命根据地与农村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可谓十月革命在中国的总演习，是中共以苏俄模式建立城市革命根据地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它的失败证明了中国革命不能被城市根据地的思想所束缚，它的失败也悲壮地宣告“城市中心”论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革命根据地须从城市之外去寻找。中共中央也从这次广州起义经验总结出要夺取全国胜利，得先建立革命根据地。
　　在对革命根据地的选择上，由于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城市暴动都遭到了失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得不承认发动中心城市暴动，还必须发动和组织农村中的革命力量去协同配合，因此《布尔塞维克》开始宣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前途比城市革命根据地更为有利。《两个国内战争》一文分析道：“如果豪绅资产阶级能够派许多兵占领重要城市，直接有高压政策，压住工人的革命行动，那么，他们决没有这许多兵，去驻满全国各乡各村。”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相对比较薄弱，国民党的军队不可能驻满广大的乡村，这就为中国革命的发展留下了生存的空间，中国革命可以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再图发展。这与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
　　《布尔塞维克》还提出了农村割据进而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其刊登的《最近自发的农民暴动之趋势》一文总结说：“从以上农民暴动的事实看来，农民暴动从游击战争进到局部的割据；几县的割据，是几省割据的初步。这种农民暴动的趋势，必然是要尽量的扩大其组织性，必然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使革命势力取得大城市的中心区域，然后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之下，才能澈底解放工农的痛苦。单是几县暴动的割据局面，自然不能执行多少任务，他们只有往前发展，这种发展必然是要不断的打击反动统治，而根本推翻他。”也就是说中国革命从几县割据开始，先割据农村，进而包围夺取中心城市，发展到几省割据，最终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这实际上打开了从农村割据开始进而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一条新的革命道路的方向。
　　《布尔塞维克》没有正式明确地使用“工农武装割据”概念，所宣传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也仅仅是初步的，还构不成“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系统，但这是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开始阶段的宝贵成果。
　　三、《布尔塞维克》宣传“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影响
　　《布尔塞维克》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宣传，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是《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之一，也是热心读者，他曾经多次致函中央，要求中央寄送《布尔塞维克》等书报，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即《布尔塞维克》——笔者注)，《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他从《布尔塞维克》登载的文章中吸取养分，在认真总结和分析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以及广东海陆丰、湖北黄安、湘南、湘东醴陵等地"32农武装割据”经验教训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 克》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中国豪绅

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儿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所以客观上革命斗争的形势，也就形成各省农民暴动此起彼落，比较散乱而不相呼应的暴动。”已经指出由于中国分裂的政治形势，中国革命应选择在敌人统治薄弱、力量空虚和矛盾较多的地方创造和发展割据局面，通过农民暴动在农村进行割据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这与毛泽东后来分析井冈山根据地为何能生存下去在具体内容上是一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指出“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经济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布尔塞维克》提出：“这种农民暴动的趋势，必然是要尽量的扩大其组织性，必然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使革命势力取得大城市的中心区域，然后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之下，才能澈底解放工农的痛苦。单是几县暴动的割据局面，自然不能执行多少任务，他们只有往前发展，这种发展必然是要不断的打击反动统治，而根本推翻他。”指出中国革命形势是往前发展，几县的暴动割据可以发展成几省的暴动割据，进而夺取全国的政权。这一思想也与毛泽东是不谋而同的，他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趋势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毛泽东正是在吸取《布尔塞维克》养分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精辟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能够存在发展的条件，系统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论述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关系，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理论的理论基础。
　　其次，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坚定了毛泽东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决心与信心。中共中央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绩给予了肯定，并在《布尔塞维克》上大力宣传和推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这对毛泽东等人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一个月来各方革命形势》详细报道了毛泽东、朱德领导这支工农革命军的实况：“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朱德所部退出湘南时，实力并没有损失，朱毛入江西，占领了永新、宁冈、遂川等县；反动军队杨如轩一师和毛泽东开战，被毛部赶跑，其八十一团被红军打败于遂川县的五斗江，七十九团被毛部缴械三营后，又在永新被朱部打散了。……毛朱部退到江西，略事整理：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朱兼十师师长，毛代十一师师长(本任周子清受伤)，另一教导大队，机关枪大炮甚多，朱部二十一团，毛部三十一团战斗力最强，反动派军队见就害怕；各县赤卫军齐集永新附近的亦有一万余人。”而《反动统治的动摇与革命战争的开展》再次宣传报道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这支红军战斗情况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情况：“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两年间经过国民党数次的围剿，国民党的报纸也曾无数的宣布其围剿的‘胜利’，但事实终是事实，朱毛的红军直到现在还是日趋发展。三月，朱毛占据了长汀上杭，在闽南一带发动了广大的农村斗争，同时也就扩大了自己的武装组织。……最近两月间，朱毛的大队，往来于闽，赣，粤之边界，国民党的军队，四面会剿，但于‘劳师无功’。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他所走到的地方，虽不立刻企图将那里划成固定的割据区域，但这个游击队所到的地方，无疑义的要提高群众之革命情绪，扩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这是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这支红军以及所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绩的肯定，也是向全国各地介绍与推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这种肯定和推广对毛泽东等继续探索“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再次，对中共中央决策也有影响，中共中央不再要求各地起义军攻打大城市，而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如192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要求朱德设法与

毛泽东取得联络，共同开辟割据局面：“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各部分农军从前也不发动群众专门代替群众从这县打到那一县执行英雄式的暴动的错误，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在这个指示之下，朱德随即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向井冈山转移并于1928年4月同毛泽东部胜利会师，把这种“割据”思想传达给了与中央失去联络的毛泽东。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时再次强调：“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议决案》，议决案在肯定毛泽东等在井冈山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基础上，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方面都作了一些原则规定，提出：党在领导各地农民斗争中，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澈底的实行土地问题的党纲”；“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等。这些决策，对各地根据地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在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想占据首位的政治环境下，《布尔塞维克》冲破这种阻碍开始探索并初步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理论雏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对于后来毛泽东所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完整论述来说，它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其基本精神是不谋而合的，可以说对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给予了重要的启示。《布尔塞维克》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经验的肯定和推广，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在客观上是一个极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