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发生以后，世人对恐怖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但人们的认识还基本上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实际上，在文化领域也存在着恐怖主义的现象。在阿拉伯世界，原先人们对于恐怖活动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政治的层面，但1994年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人们的看法。那就是埃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遇刺事件。1994年10月的一个黄昏，在开罗一条普通的街道上，正当时年83岁的纳吉布·马哈福兹伸开腿将迈出汽车的时候，只见一位年轻人从花篮中抽出一把预先藏好的尖刀，毫不留情地朝老人砍去，一下刺中老人的脖子。年轻人生怕不保险，抽起刀又猛扎一下，然后急忙逃窜而去。一辆在附近守候的“奔驰”汽车搭上凶手风驰电掣般逃离现场，留下可怜的老人倒在血泊之中，很快失去了知觉。
事后发现，凶手虽然很年轻，刚刚20岁，却深受极端思想的影响。当电视台到监狱采访，问他是否了解纳吉布·马哈福兹，是否读过马哈福兹的作品时，这位年轻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至于行刺的动机，他说是因为清真寺的伊玛目认定马哈福兹是个反叛伊斯兰的作家，凡是反叛伊斯兰的人都该杀，所以他对马哈福兹下了手。
对马哈福兹的刺杀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因为它对作家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其目的就是要终结作家的生命，从而对其他的世俗主义作家，或在他们看来是亵渎了伊斯兰教的作家，给予严厉的警告，取得杀一儆百的效果。尽管刺杀行动没有夺走马哈福兹的生命，但这一行动本身的确已取得惊人的效果，使许多作家既震惊、愤怒，又担心、害怕。
实际上，他们有必要考虑自己的安全，因为他们早就跟马哈福兹一起上了黑名单。WwW.11665.com记者们顺着凶手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隐藏在这一谋杀事件后面的背景。他们极为惊讶地发现马哈福兹早已上了极端分子的黑名单，且名列榜首。在多座被极端势力控制的清真寺里，墙上都贴有一份被认为是叛教的世俗主义作家和学者的名单。在名单上专门有一段话说到马哈福兹：“此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因为他写了一些书和小说，在里面嘲讽宗教，拒不遵守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信仰。”
思想极端的保守人士把马哈福兹描绘成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的追随者，认为马哈福兹所秉承的是错误的思想观念，它将摧毁宗教的所有意义。他们的黑名单的最前面这样写道：“这些人是世俗主义的学者。当疏远他们。不阅读他们的作品，更不要仿效他们。”这些被打上标记的作家，除了马哈福兹以外，还有法尔吉·法奥德、艾尼斯·曼苏尔、尤素福·伊德里斯（1927－1991）、伊哈桑·阿卜杜·库杜斯（1919－1990）等30位埃及文学家、思想家，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学者和作家60名（其中包括大约15名沙特人）。
一些宣传极端思想的磁带被发现，更加清楚地揭示了马哈福兹遇刺事件的背景。1987年以后，这些非正式出版的录音带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秘密流传开来，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散发的。在这些磁带中，录音发言人的宣传与黑名单的做法如出一辙，抱着同样的目的，指控一批阿拉伯作家“和外国的走狗一起叛教”，号召虔诚的穆斯林用所有的武器与之作战。
录音谈话首先指控的仍然是以马哈福兹为首的“存在主义作家”。埃及哲学家扎基·纳吉布·迈哈穆德、黎巴嫩作家苏海勒·伊德里斯（1922－）、女作家哈黛·萨曼（1942－）和莱伊拉·芭阿莱贝姬（1936－）在他们看来都是深受西方存在主义思潮影响的渎神者。
另有三类作家、学者亦在被指控之列。第一类是倾向于东方集团，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铸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如《创作》杂志主编、诗人艾哈迈德·阿卜杜·穆阿忒·希贾齐（1935－），《思想问题》杂志主编、学者兼作家迈哈穆德·艾敏，开罗大学的阿拉伯文学教授阿卜杜·蒙伊姆·泰利麦博士等。第二类是倾向于西方集团和鼓吹物质文明的代表人物，如文学评论家拉贾乌·纳卡什和加利·舒克里等。这些被指控者中，有的是西方世俗主义的拥护者，有的则倾向于共产主义。第三类则是犹太人不仇视或恨得不够的作家，如摩洛哥作家穆罕默德·阿比德·贾比里、巴勒斯坦诗人陶菲格·齐亚德、埃及作家阿卜杜·拉哈曼·舍尔卡维（1920－1987）和也门诗人阿卜杜·阿齐兹·麦卡利哈（1939－）等。录音带上的讲话明显地体现了被西方学者称为“伊斯兰教旨主义”的各种团体的基本信条：“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为关注的巴勒斯坦问题在录音谈话中亦有所涉及：“如果一位作家提到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贝京，尊敬他、称赞他，谈他的生平，谈他如何生活，那么你们有权说：‘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走狗。’”强烈地突现了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立场。
他们重视的是对真主的崇拜和绝对信仰。他们正是据此来批判以马哈福兹为代表的众多奉行世俗主义思想的作家。在谈到埃及诗人萨拉哈·阿卜杜·沙布尔（salah abdas－sabur 1931－1981）时，录音谈话者批判诗人的作品中尽是“对命运、天定的嘲弄，和对上天的蔑视。”而这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的。
毫无疑问，世俗主义思想是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截然相反的。普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接受不了世俗主义，极端分子更不能容忍世俗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文学家同伙扎基·纳吉·迈哈穆德，和此二人之前的陶菲格·哈基姆（tawfigal－hakim 1898－1987）、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尤素福·伊德里斯以及其他的侏儒们，拒绝真主，表现出他们对伊斯兰教潜在的仇恨。”纳吉布·马哈福兹则被判定“已越出伊斯兰的界线”，因为他和其他的作家一样背叛了宗教：“这些文学家以自己的现世出卖他们的宗教。”
对马哈福兹的批判是由他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开始的。小说的发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宗教界的注意。在看到这部小说中的思想对宗教的潜在威胁后，爱资哈尔权威的宗教人士发布了禁令：
“伊斯兰研究会秘书长、教授衔博士、大德阿卜杜·法塔赫·巴拉卡尔声明：圣爱资哈尔伊斯兰研究会已发布1968年的裁决：禁止传阅或出版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写作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无论读、听，抑或议谈，均在受禁之列。伊斯兰研究会秘书处将追视禁令，请穆斯林务必遵行。”
在60年代，埃及还处在纳赛尔时代。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中，宗教的影响还很有限，同时鉴于马哈福兹本人的身分和地位，除了禁止出版以外，并不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但是，就连爱资哈尔的长老们也没想到的是，他们当初所发布的禁令在后来竟在客观上助长了极端分子对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仇恨情绪，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马哈福兹没有受到过分冲击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88—198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马哈福兹，以及伊玛目霍梅尼针对萨尔曼·拉什迪的书《撒旦诗篇》而发布的死亡令，再一次使《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引人注目。
对于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巨大荣誉，一些极端分子不仅不感到骄傲，反而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对马哈福兹作品中所体现的世俗主义思想和理性思考的重视，以及评审委员会本身成员构成迥然不同的宗教背景，而对马哈福兹获奖一事大加挞伐：“纳吉尔·马哈福兹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授予评审委员会所中意的人。而评审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犹太人，他们只把文学奖授予评委会认为已放弃自己的宗教甚至专与伊斯兰教作对的人。在纳吉布·马哈福兹写作了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之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看中了他的文学作品。纳吉布·马哈福兹在这部粗鄙俗陋的小说中嘲讽尊严的真主和所有的先知，还有在其中声称那该死的魔鬼伊布里斯是正确的”。
马哈福兹获奖后，上埃及的伊斯兰教组织在其印制散发的宣传品中声称爱兹哈尔的权威人士已发出法特瓦（伊斯兰的教法阐释官对新出现的宗教问题的正式解释）“给《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定了罪”。他们进而呼吁把纳吉布·马哈福兹移交给宗教法庭，“因为他是叛教者，而对叛教者的惩罚只有在公共大广场上处死。”
而马哈福兹本人亦不慎陷入了拉什迪事件的漩涡。当有人问他对拉什迪的作品《撒旦诗篇》以及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为此而发出的追杀令有何看法时，马哈福兹肯定了作家创作的自由，从而引起极端分子对他更进一步的仇视心理，进而有人认为马哈福兹才是始作俑者，认为要不是马哈福兹写了亵渎神灵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也不会有萨尔曼·拉什迪《撒旦诗篇》的面世。
于是，在一些思想极端的信徒脑子里，对于马哈福兹作为一种“反宗教英雄”的形象加深了，对他的敌意逐渐升温，终于在刺杀马哈福兹的事件中达到了高潮。
针对马哈福兹的恐怖主义行为并不是孤立的。实际上，上个世纪70、80年代随着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有些伊斯兰组织由于种种原因走上了极端的道路，极端的思想甚嚣尘上。正是在极端思想的支持下，发生了马哈福兹遇刺的恐怖行为，和一系列的文化恐怖主义事件：1985年5月埃及道德法庭宣布《一千零一夜》为淫书，勒令对其禁售、查收、销毁，并对出版该书的书商课以罚款；1998年，科威特女诗人兼画家、科威特大学哲学系教授阿莉娅·舒爱（aliyeh shuaib）因为在她的诗歌中以苹果隐喻性，而被告上法庭；1999年，科威特女作家莱伊拉·欧斯曼（lailauthman）因为作品中女主人公说出“来强暴我吧！”这样的话，也被告上了法庭；2000年，叙利亚作家黑德尔·黑德尔（haidar haidr）17年前的作品《海草的盛宴》被翻出来，说是含有亵渎伊斯兰教的内容，引起示威游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查禁该书，并对作家进行处罚……
最近的一桩文化恐怖主义事件则是针对阿拉伯当代文坛最富盛名的女作家奈娃勒·赛阿达薇（nawal as-sa‘aadawi 1930－）。她曾有3部作品因为触犯了性禁忌被查禁。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她的作品，而是因为这位女作家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些触犯宗教的话，而被告上了法庭。据阿联酋报纸《报道》消息，埃及律师纳比赫·沃赫什因无法接受赛阿达薇接受《广场》记者采访时所发表的言论，向开罗个案法庭提起公诉，要求法庭判定赛阿达薇犯有蔑视宗教和侵犯宗教的罪行。但是总检察官驳回了他的诉求。该律师深感不满，再次起诉，并在6月9日的第2次庭审时传唤了采访女作家的两名记者出庭作证。一名记者出示了埃及穆夫提（最权威的伊斯兰教典阐释官）的书面法特瓦（教典阐释官根据伊斯兰教法对具体的事情做出的解释或裁定）。该法特瓦认定赛阿达薇的言论是有罪的。另一名记者则出示了一盘录音磁带，上面记录了赛阿达薇的访谈内容。律师还要求穆夫提和赛阿达薇一起出庭，当面审听磁带录音，但赛阿达薇没有出庭。其实，真正导致这场官司的只是《广场》刊载赛阿达薇接受采访时说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亲吻玄石是偶像崇拜的残余”；第二句话是，“面纱跟伊斯兰教没有关系”；第三句话是，孩子的血统应由母亲而不是父亲来确定”。
由于这几句话，那位提起公诉的律师不仅要求法庭判其有罪，还要判处其丈夫谢里夫·哈台泰博士跟她离婚。该律师之所以要求法庭如此审判，其理由是：赛阿达薇的言论亵渎了伊斯兰教，而一位亵渎了伊斯兰教的女人不能和穆斯林男人拥有合法的婚姻，两人必须分开。在这位律师看来，这几句话严重触犯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社会的传统。玄石又称黑石，是麦加克尔白天房东南壁上放置的一块带微红的褐色方石，直径约30厘米，离地面约1.5米。据古阿拉伯宗教传说，这块玄石是先知易卜拉欣（即《圣经》中的亚伯拉罕）遗留的“圣物”，多神教徒奉为“圣石”，不时吻拜，以示虔诚。伊斯兰教建立以后，仍保留这一传统，视其为圣石，吻拜圣石的传统也沿袭下来，成为朝觐仪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凡进克尔白天房朝觐者，须绕殿七周，口赞不绝，心不外驰，每过玄石必吻之拜之，如人群拥挤，可以手抚代替吻拜。所以，亲吻玄石已经成为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否定它便等于否定了这一宗教仪式的神圣性，从而否定了所有的朝觐者和所有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因而必然遭到很多穆斯林的怨恨。
面纱的问题是阿拉妇女解放运动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许多人把妇女摆脱面纱当作阿拉伯妇女获得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赛阿达薇作为埃及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显然是支持妇女摆脱面纱的。但妇女不戴面纱恰恰也是宗教人士最为反对的，因为他们认为妇女戴面纱是纯洁、贞节的标志。特别是那些传统观念比较强的宗教界人士，认为妇女因该尽量呆在家里，没有社么特殊的事情，最好不要出门，以免让其他的男人看到。如果女人实在需要出门，那么，她就得穿上斗篷、黑长袍，再蒙上面纱，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以免让她诱惑了外面的男人。尽管《古兰经》中明没有明文规定妇女出门非要带面纱不可，但是妇女戴面纱已经成为阿拉伯传统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和伊斯兰的价值观念与宗教传统紧紧结合在一起，所以要把它和伊斯兰教截然分开，这对于一些传统观念较深的穆斯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血统归属问题跟伊斯兰教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抛开男权和神权的关系，我们看到，血统归属涉及到伊斯兰教建立初期的圣裔家族，和其它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创建、传播伊斯兰教家族，以及他们的后裔的荣誉感和宗教神圣感。所以，血统问题在阿拉伯也不是可以随便碰得的。
这种文化恐怖主义事件不仅发生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而且波及到了西方世界。很多中国读者对拉什迪事件应该记忆犹新。这位英籍印度裔作家于1988年9月发表了一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撒旦诗篇》。该小说被一些穆斯林认为是以象征手法影射、攻击先知穆罕默德和圣城麦加，严重亵渎伊斯兰教的一部作品，从而在伊斯兰世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引起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极大愤怒和声讨。小说很快就被40多个国家禁止发行。而对拉什迪来说，最为严重的是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于1989年2月14日悬赏520万美元捉拿拉什迪，并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处死拉什迪和该书的出版商。拉什迪意识到自己闯下弥天大祸，赶紧做出公开道歉，但为时已晚。他的道歉遭到霍梅尼的拒绝。从此以后，拉什迪在英国警方的严密保护下，开始东躲西藏，过着紧张不安的“逃命”生涯，据说他曾在90天的时间里56次转移住处。1993年，《撒旦诗篇》的挪威版出版商遇刺受重伤，更是使拉什迪心惊肉跳。事过10年之后，又发生了一起西方作家被伊斯兰教组织宣判死刑事件。在美国居住的剧作家麦克纳利，以《圣经》故事为题材，创作了话剧《基督圣体节》（c orpuschristi）。在这一改编的话剧中，麦克纳利将西方国家和
伊斯兰世界人们家喻户晓的《圣经》故事情节添油加醋，把耶稣描绘为同性恋者。在他的笔下，耶稣与犹大成了一对情人。该剧在纽约首演之后，当即遭到美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强烈抗议。随后，该剧又在英国上演，同样引起许多宗教人士的同声谴责。但反应最为激烈的却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对麦克纳利口诛笔伐，对其亵渎基督——真主（上帝）的使者这种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
伊斯兰教虽然跟犹太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宗教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又和它们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伊斯兰教也是一神教，完全认同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和基督教的经典《新约》。伊斯兰教徒同样认为伊萨（即耶稣）是真主的使者，而且崇拜他的母亲圣母麦尔彦（即玛丽亚）。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宗教中，伊斯兰教教徒的原教旨主义情结是最为突出的，因而他们也最重视和捍卫宗教的神圣性，不容许自己的信仰受到丝毫的玷污。因此，麦克纳利将耶稣描绘成同性恋者，当然不能为穆斯林所接受。这种事情是他们最为深恶痛绝的。他们不仅对该话剧的公开演出发出最强烈的抗议，还对基督教会没有采取激烈行动表示不满。
在英国号称有800名成员的“捍卫使者耶稣”组织1999年10月发表声明，以伊斯兰教沙里亚（伊斯兰教法的专称）法庭的名义，宣判亵渎真主的使者耶稣的剧作家麦克纳利应受到死刑的惩罚，但法庭同时警告教徒不要擅自行刑，强调判决必须由伊斯兰教国家执行，如果麦克纳利来到这些国家，将会被拘捕并处死。
在阿拉伯世界，由于一系列的文化恐怖主义事件接踵而至，频频发生，使阿拉伯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界、思想界都感到惶惶不安，因为极端的行为很可能在某一天就落在自己的身上，因此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那些被送上道德法庭的作家仗义执言，为他们争得了说话的权利和发表作品的自由。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十分艰难的。它让所有涉案的作家身心疲惫。抛开个人的安危不讲，很多知识分子感受到的是一种危机，不仅是阿拉伯创作的危机，而且是阿拉伯思想的危机，是阿拉伯文化的危机。因为文化恐怖主义限制了阿拉伯人的创作自由、言论自由甚至于思想的自由，长此以往，阿拉伯文化的生产必然走向萧条和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