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就消费者的心理与消费项目、某些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言，前者是指消费者竭力追求攀比、与他人相竞，热衷于浮夸炫耀；后者是指某事项仪式诡异繁琐。

　　在不少明清地方志中，对当地奢侈的判断就是基于消费者炫耀攀比这一心态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其心态是某些人或当地奢侈的构成要素之一。隆庆《仪真县志》载：“婚丧宴会，竞以华缛相高，歌舞燕游，每与岁时相逐”（注：隆庆《仪真县志》卷11《风俗考》，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明代上海，“右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镂，臧获多至几百指，甚者厮养舆服，或至凌轹士类”（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96《松江府风俗考》上海县，第14030页。）。皋县“富家巨族竞以华侈相高”（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760 《扬州府风俗考》，第14559页。）。认为竭力炫耀、互相攀比即是侈靡。古埭县“习尚之靡”，“流于奢矣”，“称为小扬州”，“衣冠竞尚华丽……以夸耀于闾里。至民间寻常宴会，罗列盛馔，山珍海错必备，非以敬客也，徒夸豪举耳”（注：乾隆《续石埭县志》卷2 《风土志·风俗》，1935年铅印本。）。泰安县“庶民之家莫不骛华靡以相夸耀，近日尤甚”（注：道光《泰安县志》卷2《方舆志·风俗》， 同治六年刊本。）。太平县“迩来趋华竞靡，日即浇漓”（注：道光《太平县志》卷3《坊里志·风俗》，道光五年刊本。）。等等。

　　这种攀比炫耀在婚丧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某些地方志指责当地风习奢靡的主要方面。如山西介休县的“闹丧”，“将葬前数日，遍粘讣纸，先一夕灵案前，盛陈祭品，鼓吹参灵，次晨发引，诸亲毕集，丧仗列衢，至数里而遥，祭筵或数十桌，远近观者如堵，名曰闹丧，此富贵之家奢靡相尚，虽千金不恤也”（注：乾隆《介休县志》卷4 《风俗》，乾隆三十五年刊本。www.11665.coM）。广东澄海有所谓的“闹夜”，且亲朋相助，以相夸耀，“丧则裂帛散宾，盛筵款客，送葬至墓所，鼓乐优觞，通宵聚饮，谓之闹夜。旦复设膳，不惜罄财力为之，丧主不给，则亲朋代席，竞夸奢靡以为豪举”（注：乾隆《澄海县志》卷19《崇尚》。）。有些地方在婚丧方面都很突出，如晋江县“婚嫁颇尚侈观……居丧之奠，胪列豆边，高堆酢牒，亲宾飨胙，不讳醉饱，乡村下屋，亦视兹为送死大事，以不能广致新宾为羞”（注：乾隆《晋江县志》卷1 《舆地志·风俗》，1945年铅印本。）。又如滕县，“其人竞相尚以靡侈，婚丧家用妓乐，纳采奁具殡葬之物以多为美”，“楼室车骑争为花巧而无盖藏”（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30 《兖州府风俗考》滕县，第9825页。）。

　　另外，事项本身虽属必要，但其仪式不合情理或过于繁琐复杂，也被视为风气奢侈的主要方面之一，如说“丧礼靡侈，用音乐”（注：嘉靖《青州府志》卷6《地理志·风俗》引《安丘县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而诵经演戏等也与正统的丧礼相违背，对其禁止也成为整治风俗、严禁奢侈的一种方式，有资料记载：“嘉靖戊子，监察御史刘谦亨等奏，为禁奢侈以正风俗事，内开：丧葬之家，肆筵裂帛，扬幡结彩，崇僧道诵经，聚优伶为戏，恬不为怪，乞要禁革，通行天下。”（注：嘉靖《蕲州志》卷1《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上杭县志曾说本地婚姻“习尚矜夸，华靡相耀”，“凡二姓结姻，女家先令媒妁诣男家议聘礼，始具女子庚帖，男家送聘，名出红婚；继送礼，名逑成；后又送礼，名过汤；将婚，送礼，名报日；及吉，遂豚酒，名催妆；成婚先一日，女家送奁具到男家。至日，男之父醮其男诣女家亲迎，行奠雁礼，女家迎婿立饮，与婿簪花挂红，女之父母醮其女升舆，就亲党中延男女各二，送至婿家，合卺礼成，女眷旋回，婿家设席款男眷，夜分乃散。越三日，新妇庙见，拜舅姑及家长毕，女家即邀婿女归门，并邀婿之父。次日，复邀婿之母，皆专致敬，大概烦琐而靡。”（注：乾隆《上杭县（赵）志》卷1《风俗》，乾隆十八年刊本。）丧葬方面，如清泉县“处亲丧者……其奢者，作五日或七日道场，召亡交赦破狱诸科，或百日而大荐，或周年而大荐，或三年焚灵而大荐，皆用僧道”（注：乾隆《清泉县志》卷2《地理志·风俗》，1980年衡阳市博物馆、图书馆铅印本。）。

　　这种奢侈观又可以通过一些地方风俗淳朴的说明得到反映。于潜县志与济阳县志的记载就比较典型，前者说当地无浮夸之风，“衣著恒从朴素，绅士不过布衣，迩来少事华美矣。然随常家居，被褐者十居八九，妇女妆饰不尚铅华，裙布荆钗古风可见，较时俗之浮夸相去远矣”（注：嘉庆《于潜县志》卷9《风俗志》。）。后者称当地粗衣淡食， 绝无靡丽之观，“今试言其近古者，则士多敦厚自守，无斗讼武断恶习，田野男妇粗衣粝食，无浮华艳冶之态，工多椎鲁，不尚奇技淫巧，商所货，皆布帛菽粟，绝无纤靡绮丽之观，是其俭朴有余也”（注：乾隆《济阳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乾隆三十年刊本。）。 一些私人文集也持如是奢侈观，例如明人归有光认为竭力炫耀即是侈靡：“俗好偷靡，美衣鲜食，嫁娶葬埋，时节馈遗，饮酒燕会，竭力以饰观美。”（注：归有光：《震川集》卷11《送昆山县令朱侯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4页。）

　　由此看来，明清人对奢侈的判断，已由事项本身进一步深入到事项的某些仪式，由对消费者行为与消费品的考察以至于考察消费者的心态。

　　（五）是指从事或过多地从事工商活动与服务行业，也包括在其他方面追求财利。由于工商业者往往被视作追求财利、过着奢侈生活的典型，所以在明清人的观念中，其与奢靡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注：即使以“儒而好贾”的徽商而言，对他们所谓奢侈生活的指责也不绝于书。不过方家已深刻指出，他们的绝大部分利润实际上为封建政府所掠夺，徽州盐商的所有消费只占其应得利润的极小一部分。参见汪士信《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明清不少的地方志在风俗记载中大都禀承“国奢则示之以俭，俭则示之以礼”这一原则（注：出自《礼记·檀弓下》。如康熙《常州府志》卷9《风俗》，光绪十二年刊本；乾隆《将乐县志》卷1《风俗》，据抄本；等等。），认为当地民风若不是勤劳节俭，就是奢靡淫逸。基于此，笔者根据一些有关的直接记载可知何为“奢靡”，同时也可以知其为何“不奢靡”（当然从逻辑上而言，不能绝对地说非此即彼，但从方志风俗记载所禀承的原则与大量方志的行文思路分析，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如永春州“大概务本薄末，有豳风焉”（注：乾隆《永春州（郑）志》卷7《风土志·风俗》引“旧邑志”，乾隆五十二年刊本。）；漳平县“其民以朴素为本分……男趋于耕，女勤于绩，皆务本，不事商贾”（注：道光《漳平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道光十年刊本。）；三河县“盖性本朴厚……不屑逐末，惟本是图……益征风俗之近古也”（注：乾隆《三河县志》卷7《风物志·风俗》，1935年重印本。）；“好务本业，不崇侈靡”（注：道光《乐至县志》卷3《地理志·风俗》，道光二十年刊本。）；清水县“其人尚力作，急公赋，丧厚棺衾、不作佛事，约会相周，婚姻不论财、不计奁具、随家有无，民无末作，士重德行，耕牧无扰，村镇多蓄，路虽冲衢，民不知扰，号称乐土”（注：乾隆《清水县志》卷4《风俗》，乾隆六十年刊本。）。可见，是否奢靡与是否从事或过多地从事工商等行业有紧密联系，不奢靡与不（过多）从事工商等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本来士农工商是当时社会的基本行业划分，既是人们的谋生手段，也是社会的基本需求，既具有合理性，也有合法性，因此一般情况下从事工商业可以为政府与社会所接受，只是要求各行各业比例“合适”，钱物获取“合情合理”即可；然而如果社会中存在过多地从事工商业、或热衷于追求财利，情况则不然。

　　大量的资料反映出，奢靡与工商往往互为因果。嘉靖《邓州志》说：“闾巷之民，事淫末，习奢侈，蔑少长之节，以势利相凌轹”（注：嘉靖《邓州志》卷8《舆地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扬州等商人集聚之地，“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注：嘉靖《惟扬志》卷11《礼乐志》风俗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杭州百姓“半多商贾，耳目侈声色之好，口腹恣刍豢之味，峻宇雕墙，履丝曳缟，冠婚丧祭、宴饮酬酢，无不踵事增华”（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46《杭州府风俗考》，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第16189页。）。介休县，乾隆时“商贾好侈”，嘉庆时县志也写到：“今物价日腾，而婚丧之用或至十倍于昔，岂操赢居奇者多而相竞为奢与，抑风会所趋因而用之者”（注：乾隆《介休县志》卷4《风俗》； 嘉庆《介休县志》卷4《风俗》，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认为工商者相竞以成奢侈之风，与当地消费风气由俭入奢不无关系。《晋江县志》说：“自逐末风胜，而敦本意衰。婚嫁颇尚侈观，而巧匠导其流，割裂缯帛，彰施采绣，雕金镂玉，以相夸竞”（注：乾隆《晋江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将追求财利、从事工商业作为风俗浇漓侈靡的伴生现象与具体表现之一。嘉靖《丰乘》载：“然四方之人以奢相尚，丰骎骎焉易其旧矣，丽服击鲜以为常，聘者厚取采，娶者厚索奁，是末俗之务也”（注：嘉靖《丰乘》卷4《风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君子侈而崇伪，小人侈而骛利，习尚矜夸，华靡相耀，群饮狎聚，六博争呼，铢黍谁让，骨肉乖睽”（注：乾隆《上杭县（赵）志》卷1《风俗》。）。 《昭文县志》认为风俗侈靡的内容包括一些人不从事农业而丰衣足食、甚至生活水平还高人一等，“至于衣履有铺，茶酒有铺，日增于旧，懒惰者可以不纫针、不举火而服食鲜华，亦风俗之靡也”（注：乾隆《常昭合志》卷1《风俗》引《昭文县志》， 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一些私人文集更加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观点。明代陆楫认为，“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注：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见《纪录汇编》卷204， 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风俗侈靡而导致从商者多。张翰《松窗梦语》也说：“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皆百工之为也。夫末修则人侈，本修则人懿。懿则财用足，侈则饥寒生，二者相去径庭矣”（注：张翰：《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77页。）。清代王柏心、梁章钜、徐鼒、管同等人的“抑末”内容，其中之一便是“禁淫侈”（注：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第161—162页。）。可见，奢俭之别同时考虑到、甚至包含有人们的择业方向及其对财利的热衷与追求。

　　（六）指是否遵循当时的伦理纲常、顺从原有的礼乐之制与等级秩序。

　　婚嫁丧祭中有些方面的“奢靡”受时人抨击，但若过于简略、俭朴也会招致批评，反而得不到肯定。婚礼方面，昭文县“维贫甚者一帖为定，便拟过门，则又以菲废礼也”（注：乾隆《常昭合志》卷1 《风俗》引《昭文县志》。）。丧葬奠吊方面，康熙《龙游县志》追问“近日更有家贫力不能答者，并一镪一烛，俱却不受，则亲戚故旧吊死问生之情，何由而展乎？患恐将来吊奠之礼且因酬答而废，有志移风者奈之何其不急挽也”，对由此而来的后果表示担忧（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志》，乾隆六年增刻本。）。 广东揭阳县志甚至对其他地方所谓“成服”（大殓之后据与死者关系不同穿上不同丧服）之疏迟也予以谴责，“又如诸邑成服之礼希图啬事，迟至一二月外者，非先王之教也，独吾揭阳悉遵《家礼》……”对本地的循礼津津乐道（注：乾隆《揭阳县志》卷7《风俗志》，1937年铅印本。）。 宝应县志认为本地的祭礼过于简略，需尽快予以纠正，“祭礼太简，祠堂之制，士大夫家急宜力行”（注：康熙《宝应县志》卷3《风俗》，1962 年扬州古旧书店油印本。）。而耐人寻味的是永春县风俗俭朴，无侈靡之风倒出现了问题，“俗俭朴，无浮靡汰侈之习，但未免过啬，而简于礼节矣”（注：乾隆《永春州（郑）志》卷7《风土志·风俗》引“旧州志”。）。 镇海县志也对当地经济能力差、无力措办丧事的贫穷小户予以谴责，“葬用石椁，贫者用砖……按……其在穷檐小户，葬不用椁，以砖砌于四周，上覆之以石，且无封土，日久砖欹石压，以致棺尸狼籍；若遇水潦，则漂没无存，积习相沿，恬不为怪”（注：乾隆《镇海县志》卷4 《风俗》，乾隆十七年刊本。）。

　　同时，某些方面铺张繁冗却可宽容甚至得到赞许。丧葬奠吊方面，会稽县志认为殡殓不应俭薄，而宴请不能丰盛，“至于乡里有遇丧辄举族坐食，宁薄于殡殓而丰于饮食，此风俗之漓，惟在司民社者力为挽回耳”，而对于当地“棺择坚木，……葬以砖为椁，以石为墙，大夫用翁仲、望柱、墓志铭、神道碑，士庶家则砌石为坟”等习俗却没有任何意见，且认为当地总体上丧事“大率用文公家礼”（注：康熙《会稽县志》卷7《风俗志》，1936年铅印本。）。在当时正统观念看来，“丧葬，送死大事，以哀为本， 以衣衾棺椁为重”（注：乾隆《揭阳县志》卷7《风俗志》附录邑绅薛侃《乡约》。）。广东澄海与福建清流之间路途遥远，隔山阻水，但澄海县“棺椁用杉，以闽省清流县产者为上”。莫说在两省之间搬运木材颇费周折，即使福建本省之内置办亦属不易，李光地《榕村续语录》载：“闽有油杉木，生长于地下，人偶掘地得之，以为宝。做棺木试法，六月以生肉置其中，久但乾缩，不臭腐。安溪师为太老师置一副，值四五百金”（注：乾隆《澄海县志》卷19《礼仪》；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中华书局，1995年，第715页。 《朱子家礼》亦有棺木“油杉为上，柏次之，土杉为下”之说，而洪武五年诏定：“棺用坚木，油杉为上，柏次之，土杉松又次之”（《明史》卷60《礼志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这种棺木莫说贫寒之户，即使中产之家穷其所有也不易置办，然而却不见当时澄海县志作者对此有丝毫批判。涉县“不信堪舆，无停柩不葬者”，原文注曰“三日曰排三，五日曰排五，稍多排七排九，视吊客多少，大户慎重其事，或至经岁”，经年逾月反而被赞许为“慎重其事”（注：嘉庆《涉县志》卷1《疆域志·风土》，嘉庆四年刊本。）。安溪县在明代“侈靡相高，用度糜费，民间稍益匮乏，坊市中尤事花鸟，击筑弹筝之声，达于宵夜，寝失朴笃之风”（注：乾隆《安溪县志》卷4《风土》，乾隆二十二年刊本。）。金山县“以前风俗淳厚如此，驯至范叔子撰《据目钞》时（指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已不胜感叹矣。若今日之奢靡无等，使叔子见之，其且噱且嗔，又当如何，男子衣帽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可为，虽狐貉不忌，其女人朝衣朝裙，几于遍地，其他狷巧纤丽，不可殚述”（注：乾隆《金山县志》卷17《风俗》。）。“稍益匮乏”、“力所可为”均表明是在自己的消费能力之内，但却又说其侈靡，可见奢靡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并非是根据个人收入，或是否超出自己的经济支付能力，而是是否符合礼制和等级秩序。

　　于是，我们经常在明清文献中看到，关于奢靡的述评有两种方式十分明显：一是判断其“奢靡”时重点指出存在着僭越行为、与“礼”不符等，二是对僭越等行为深恶痛绝、不可宽恕。例如：“俗尚浮华，疏于礼节”（注：嘉靖《赣州府志》卷1《地理志·风俗》引旧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侈妇饰，僭拟妃嫔，娼优隶卒之妇亦有黄金横带者，俗之敝也，斯为甚”（注：正德《建昌府志》卷3《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尚侈靡者，僭礼逾分之不顾，习矫虔者，竟利健讼之弗已，所谓淳朴之####或几于熄矣”（注：嘉靖《常德府志》卷1《地理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虽仆隶卖佣亦轩然以侈靡争雄长，往往僭礼逾分”（注：嘉靖《衡州府志》卷1《风俗》耒阳，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竞奢侈者，吉凶庆####饮食燕会之盛，尤多逾节。”（注：嘉靖《宁州志》卷13《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注：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光绪十九年刊本。）“宴席以华侈相尚，盖有僭逾之风。”（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71《湖州府风俗考》，第16419页。）“里俗本朴，近则仆隶菜佣亦泰然以侈靡相雄，长珍羞，服饰僭拟士绅，越礼逾分，莫此为甚。”（注：康熙《吴郡浦里志》卷3《风俗》，康熙四十一年刊本。）“不贵俭德，徒以华靡相高，丈夫被文绣服，纳采履，女子服五采金镂衣，以金铢翡翠为冠，嫁娶辄用长衫束带而乘驷马高车，家皆厅事，与官品第宅相埒……”（注：乾隆《将乐县志》卷1《风俗》，据抄本。）“丧礼以厚葬为美……至于私人皂隶越礼犯分，被服轻暖，真邮城之一蠹也。”（注：乾隆《高邮州志》卷6《典礼志》引《隆庆志》， 乾隆四十八年修，嘉庆十八年增修，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一些私人文集也持如是看法。张翰《松窗梦语》：“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说原本“望其服，而知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今之世风，侈靡极矣”（注：张翰：《松窗梦语》卷7 《风俗纪》，第140页；卷4《百工纪》，第76页。）。顾起元引明人王丹丘《建业风俗记》曰：“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后遂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5 《建业风俗记》，第170页。）奢侈与是否僭越、遵守礼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范濂说：“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纪已矣”（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 《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508页。）。姚世锡说浙江吴兴，“吾乡风俗，本尚俭朴，簪缨世胄，咸谨守礼法，无敢僭侈……”（注：姚世锡：《前徽录》（不分卷），《笔记小说大观》第9册，第343页。）等等，都集中地反映了这一观念。

　　正因为明清时期等级性如此严明，因而不仅仅以道德舆论作为衡量与制约措施，甚至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违反者受到制裁、追究其法律责任直至给予刑事处分。明初“百姓或奢侈逾度，犯科条，辄籍没其家”（注：嘉靖《太平县志》卷2《地舆志下》，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成化六年户科都给事中丘弘等上奏：“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拟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下仿效，习以成风，民之穷困殆由于此……乞严加禁革，如有仍前僭用服饰，大张酒席者，许锦衣卫官校及巡城御史缉扑。”（注：《明宪宗实录》卷86，成化六年十二月庚午。）“康熙元年，定军民人等有用蟒缎、妆缎、金花缎、片金倭缎、貂皮、狐皮、猞猁狲为服饰者，禁之。三十九年……（重申）军民胥吏不得用狼狐等皮。有以貂皮为帽者，并禁之……（雍正）二年，又申明……官员军民服色有用黑狐皮、秋香皮、米色、香色及鞍辔用米色、秋香色者，于定例外，加罪议处。该管官员不得举发亦如之。”（注：《清史稿》卷103《舆服二》， 中华书局，1977年。）所以地方志说某些人奢侈是违背法律，“他如田舍佣家，畜产粟稍盈，便侈衣服鼓乐，不循法度……”（注：康熙《乐会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1958年广东图书馆油印本。）

　　综上所述，明清人的奢侈判断是从不同方面展开的，有时仅指上述的某一个方面，但一般情况下是综合了上述几个方面，不过最后一个方面最为关键。例如泾县县志载：“明初新离兵革，地广人稀，上田不过亩一金，人尚俭朴，丈夫力耕稼、给徭役，衣不过土布，非达官不用纻丝；女勤纺绩、蚕桑，居室无大厅，事高广惟式。成化弘治间，生养日久，轻役省费，民称滋殖。此后渐侈，田或亩十金，民居或僭仿品官第宅，男子衣文绣，女子服五彩，衣珠翠，饰金银，务华靡，喜夸诈，好刚使气，有健讼告讦者，商贾亦远出他境，嫁娶奢靡，生女多不育，丧葬用佛事，至惑于风水，暴露经年，或縻费以葬，而于亲垄岁时祭祀，间多阙然，习随时异而莫之知也。”（注：嘉庆《泾县志》卷1《沿革·风俗》引《嘉靖县志》，1914年重印本。）明人何塘亦谓：“自国初至今百六十年，承平日久，风俗日侈，起自贵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一宫室台榭之费，至用银数百两，一衣服燕享之费，至用银数十两，车马器用，务极华靡。财有余者，以此相夸，财不足者，亦相仿效，上下之分，荡然不知。风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闾巷贫民，习见奢僭，婚姻丧葬之仪、燕会赙赠之礼，畏惧亲友讥笑，亦竭力营办，甚至称贷为之。”（注：何塘：《民财空虚之弊议》，《明经世文编》卷144，中华书局，1962年，第1440页。）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现在的奢侈概念套用到明清人身上是不妥的。简言之，今人所谓的奢靡一般是指生活方面，而且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充其量加上了社会道德与生活方式的考量，即浪费浮华、生活淫靡。而明清时期的奢侈有时看似就经济等方面而言，而实际上其背后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身份与等级，其根本标准是是否遵从当时的礼乐之制与等级秩序，其次才是道德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