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墓志是置于墓道或墓室之前用来记载墓主身份、地位和生平事迹的。墓志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不但书法精美，而且雕刻的纹饰繁复华丽。昭陵博物馆藏唐代墓志比较丰富，主要体现了初唐墓志中从贞观到开元年间近一百年墓志的艺术风格。因此对昭陵墓志纹饰的研究可以窥见唐代墓志纹饰初期的艺术特点。本论文正是对昭陵唐代墓志纹饰的组合形式，纹饰特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对唐代墓志纹饰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工艺美术；唐代；墓志；纹饰；花草；纹样
　　中图分类号：j30 文献标识码：a
　　唐代的墓志纹饰延续魏晋南北朝纹饰，但以花草纹饰为主，这是由于唐代生产力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一反自商周以来的以动物纹为主的纹饰特点而大量采用花草纹，所刻花草纹饰繁复华丽，体现了唐朝雍容华贵，富甲天下之特点。但每个阶段又有不同的差别，唐初至高宗时期，纹饰简洁明快，以缠枝忍冬纹、卷云纹为主，枝蔓肥大，朵云纹、花叶多为单层三瓣形，如《尉迟敬德墓志》。武则天时期，则以云纹、忍冬纹及花鸟为主，纹饰变得纤细繁缛，花朵、花瓣为多重形式，缠枝纹形成多组二方连续图案，如《亡宫三品婕妤金氏墓志》（唐永昌一年，公元689年）等。开元年间，忍冬纹的花蕊变大，并且形成多重花瓣，以及出现了对叶忍冬花结，四象云气纹及十二生肖纹饰，如《李贞墓志》（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和《契芯夫人墓志》（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等。天宝年间，以花草纹居多，且肥厚丰硕，还出现了团花纹等。安史之乱以后，墓志的纹饰明显减少，变得粗率简略，花饰以团花、宽肥的簇叶纹、回形折线纹、四象及开光式十二生肖纹为主。wwW.11665.COM这种雕饰至唐末一直沿用，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只是在晚唐时期，纹饰越来越粗略简单。
　　1.联珠纹。联珠纹是指由许多小圆相连结组成的一种纹样，象征着太阳、世界、丰硕的谷物、生命和佛教的念珠，在唐代极为盛行，而且珠子由隋代的大圆而变成小圆，一般为16至20个不等，圆珠的形状也由正圆变化到长圆或心形，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其构图形式主要是或与禽鸟组合；或与花草组合；或与动物组合；或与人物组合，有单独纹样，也有对称格式，形似一串联珠，故称联珠纹。
　　昭陵博物馆藏的唐代墓志中联珠纹相对也较多，该馆藏墓志上的联珠纹排列的很紧密，一般多刻于盔面，也有刻于刹面的，刻于刹面的较少，如燕妃墓志（唐咸亨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元672年2月1日）、《李贞墓志》和《尉迟敬德夫人苏氏墓志》（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该三方墓志在盔面和刹面都布置有联珠纹，联珠的形制都是以心型形成叠加，联珠纹的中间以二方连续的牡丹纹为主体纹样。《尉迟敬德夫人苏氏墓志》为斗盒式，盖长宽130×130cm，盖面篆书，斜坡刻缠枝牡丹纹，志文正书，长135厘米，宽130厘米，中间刻有34行，侧面刻十二生肖，配以卷草纹，流云纹，纹饰形态生动，书法严谨有力。从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出，联珠纹被当作分割线划分墓志装饰面，围成珠圈环绕主纹，联珠固有的纯以圆珠构成，布置于盔面字体的四周，有的再以其他图形将它二等分或四等分，若成相切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时，这些图形则作为连接纽带。在圆点的形制上不仅仅是圆形，还有心形，心形以叠加的形式相连结。如《张士贵墓志》（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在盔面的中间为篆书题字，围绕题字四边装饰心形的联珠纹进行叠加排列，卷草纹的外侧装饰圆形的联珠纹。
　　联珠纹的构图形式主要可以分为三式：i式是围绕盔面题字的四边装饰联珠纹。ⅱ式是在围绕盔面四边的纹饰形成两排连续排列的联珠纹，如《长乐公主墓志》（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联珠纹围绕盔面纹饰的四边形成上下两层排列，极富装饰性。ⅲ式是在构图上形成梯形与刹面的梯形相呼应，如《杨恭仁墓志》（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其盔面总体上形成三层装饰面，最中间是以篆书题字，围绕题字的四边布置于二方连续的卷草纹，而联珠纹饰围绕卷革纹形成梯形排列，与刹面的梯形相呼应，最外层是几何纹。而《李寿墓志》的盔面则是两层装饰，中间为题字，外层布置二方连续的卷草纹，联珠纹也以梯形的形式围绕卷草纹进行装饰。
　　从以上墓志上的联珠纹可以看出，唐代墓志上的联珠纹装饰都是布置于盔面上，联珠的形状有圆形也有心形，构图形式上多有变化，一般是围绕二方连续的植物纹样

每个联珠都紧密相连甚至有的叠加排列。
　　2.宝相花。宝相花顾名思义含有“宝”和“像（相）”之意，意即与其他花有相像之处，花瓣形似如意，具有寓意“宝”和“仙”之意。田自秉《中国纹样史》中是这样解释宝相花的：“指以牡丹或莲花为母体的经过艺术加工的一种花纹，它吸取众花的形象特点，简化提炼，使之程式化、样式化，从而极富装饰性。”
　　唐代墓志上也出现大量的宝相花纹饰，墓志上的宝相花纹饰大多为变体莲花、海石榴花和牡丹花，以严格的格律体为骨骼，花瓣层层交错做辐射状排列。宝相花花瓣形似如意云头，造型丰满，瓣芯有的为石榴心，有的为荷花心，有的叶间往往镶有宝珠纹。唐中期的墓志宝相花花瓣叠层加多，形成花中套花的形式，具有宝石的华丽感。但从昭陵博物馆藏的墓志纹饰来看，装饰宝相花的墓志少有，仅见有形似荷花的宝相纹，如《长乐公主墓志》，在墓志的盔面卷草纹的四角布置于宝相纹，其形似盛开的荷花，花瓣交错呈辐射状。但在其他唐代墓志中宝相花纹饰还是比较多见，如《秦朝俭墓志》、《张怙墓志》宝相花的花心为石榴形；《车益墓志》、《张渐墓志》宝相花为多层花瓣层层叠加。
　　唐代墓志宝相花纹饰形式变化较多，主要为多层花瓣作散开状，形似莲花座，花心有石榴形、菊花形、荷花形等。而昭陵墓志中所见宝相花纹饰较少，尤其可见，唐代墓志纹饰中宝相花的运用在初唐时期刻划较少，到了中唐之后逐渐流行，而且形式变化也越来越多。
　　3.卷草纹。卷草纹跟宝相花纹饰一样是集合各种花草植物纹饰特征于一身而经过变形夸张创造出来的。陈绶祥在《遮蔽的文明》谈到：“……它以那旋绕盘曲的似是而非的花枝叶蔓，得祥云之神气，取佛物之情态，成了中国佛教装饰中最普遍而又最有特色的纹样。”诸葛铠先生认为唐代卷草纹的这种装饰特点与唐人追求自然生机的审美情趣是相吻合的，这种装饰在形式上更加利于抒发气势和情感。 　　唐代墓志中的卷草纹有忍冬纹进行变体的，也有牡丹、莲花、石榴等的变体，并有野兽走禽等动物穿插其中形成“百花卷草”和“自由卷草”。墓志中的卷草以花头为主体，叶片藤蔓为辅助，花型饱满，叶脉旋转，构图自由，画面富丽繁复。构图形式并非都是按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规律排列，而是任由其随意的翻卷。《阿史那忠墓志》花叶造型前后相连，根据形势灵活变幻，绝不重复出现。在造型风格上，满密的构图与圆浑的造型是相辅相成的，在唐代佛教植物装饰纹样中，密集在卷草纹花头的花蕊和不断重叠的卷曲叶子，以及其他纹样中一些由圆点组成的不知名花串，都带给人们满密感觉。即使在一些稀松的构图结构中，也经常用密集的底纹作陪衬，以便有充实的效果。《李勤墓志》（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墓志卷草纹与云纹及其相似，叶片卷曲似云纹，形成缠绕的二方连续纹样，叶脉卷曲满布于主枝干上，富有灵动感。
　　昭陵墓志中的卷草纹枝叶纤细，满密布置于枝蔓四周，花头为变体纹，有的似云纹，有的似牡丹纹，风格简练朴实，节奏感强，在波状组织中以单片花叶、双片花叶或三片花叶对称排列在主干两侧，形成连续流畅的带状花纹。纹饰舒展而流畅，饱满而华丽，生机勃勃，反映了唐代追求富丽华美的艺术风格。
　　4.朵云纹。云纹顾名思义具有很深的寓意，表现了云气升腾，生生不息的祥瑞之气，也与中国人升天的思想相吻合。云纹在结构上回转交错，曲线飘逸，极富动感，与中国人热衷于流动的形式美又相一致。
　　唐代昭陵墓志纹饰中的云纹是墓志中较多用的，其造型也有多种变化，主要有缠枝云纹，《张士贵墓志》（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李思摩墓志》（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杨恭仁墓志》（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王君鄂墓志》（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如意云纹，如《临川公主墓志》，朵云纹如图《李震墓志》（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流云纹如图《苏氏墓志》。昭陵博物馆墓志云纹装饰形式有以单独纹样形式运用，如《临川公主墓志》，也有与其他纹饰组合运用，比如与龙纹组合；与十二生肖组合，如图《苏氏墓志》；与走禽组合等，如《李贤墓志》。
　　昭陵墓志中的云纹形态较多，与十二生肖结合的云纹其云头一般较大，且云头多呈飘逸向上腾升之形。与四神结合的云纹，变化较多，有的为流云纹，有的为如意云纹，流云纹多为水平飘动，云尾较长，与四神几何似波涛

汹涌之势。
　　5.十二生肖。墓志上出现十二生肖装饰形象相对较晚，其产生可能受十二生肖俑与十二生肖墓室壁画的影响。目前最早的实物资料是出土于成阳的北周宣政元年（578年）独孤藏墓志，其十二生肖动物原形刻划于志石四侧的壶门内。十二生肖墓志纹饰在隋唐时已相当丰富，北朝到唐初，十二辰生肖纹饰墓志与比其更早出现的四神纹饰一样，只有等级较高的墓主人如皇族贵戚、功臣大将的墓志才能装饰。晚唐以后开始在普通官员和庶人墓志上装饰。昭陵博物馆藏唐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有多种艺术风格，多数与植物纹样组合画面，十二生肖取奔跑状，形成于山林草木间动物腾跃的画面，其纹饰流畅，以刀代笔，任情刻画，极富情趣，如显庆四年《独孤氏墓志》；从盛唐到晚唐，十二生肖纹样在墓志志石与志盖上的表现更加丰富多样，有的风格趋向写实，如《尉迟敬德墓志》、《苏氏墓志》；有的夸张变形；有的采取拟人化，只取头部特征，身子则为宽袍大袖的人身，还有手持笏板的人形生肖式样，也有头顶生肖动物的文官俑形式样。此时的生肖装饰，多数有一定的规制，受当时线刻人物艺术的影响较深，风格以流美见长。从墓志上原生动物本身到人格化的十二辰动物的发展演进过程，不但表现出了人神结合的伟大艺术创造力，也体现了墓葬纹饰由自然天成到渗透人情世态的重要转折。
　　唐代墓志十二生肖纹饰因为其与天干地支的关联而大量运用于墓志装饰中，体现了生命轮回的自然现象，以及人民追求灵魂不灭的观念。十二生肖纹饰根据墓主人的身份的不同而装饰有别，如果墓主人为大将军，则十二生肖与花草纹结合采用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十二生肖往往为写实的形，其神态多为呈奔跑状。而有些普通官员的墓志所刻十二生肖多为身穿宽袍大袖的人身，并与云纹组合形成单独纹样。
　　6.牡丹纹。牡丹纹在唐代是流行的纹饰之一，唐代长安、洛阳都盛行种牡丹，尤其是洛阳牡丹在唐代冠名天下。牡丹具有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被称为“富贵之花”，故在墓志装饰中多用作主纹，以显示墓志人身份的高贵。
　　昭陵墓志牡丹纹饰刻划装饰也各有不同，如《牛进达墓志》（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此方墓志中的牡丹纹饰无论是花头造型还是布局都有别于尉迟敬德墓志中的牡丹纹，此墓志牡丹以束带形式相连结，花头分为两层，叶片似云纹卷曲，每朵牡丹作为独立的单独纹样，并以二方连续的形式刻划于墓志的四边，故构图形式看上去整体干脆。尉迟敬德墓志（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尉迟敬德夫人苏氏墓志（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这两方墓志在昭陵墓志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墓志装饰纹饰都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墓志盖四盔和四刹都刻划牡丹纹，采用阳刻的技法使牡丹纹饰异常醒目，牡丹以二方连续形式组合画面，而叶片又形式卷草纹，牡丹花头也变体为卷叶状，流动感极强。《李贞墓志》（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此墓志牡丹纹相对写实些，尤其是牡丹叶大而写实，少量穿插于枝蔓上，也是采用二方连续的缠枝构图，花头与尉迟敬德墓志牡丹纹有略有相似，花头紧包层叠相加似宝塔状。契苾夫人墓志（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此墓志盖牡丹纹饰的花头与牛进达墓志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构图上完全有别，此方墓志牡丹纹采用二方连续缠枝的形式，花头分为多层，呈散开状，枝叶似卷草纹的变体，缠绕于枝蔓上，使画面显得满密而碎，故难于区分出花与叶的形体。墓志底所刻牡丹与动物相间形成单独纹样，牡丹花头饱满卷曲，具有飘逸之感。
　　昭陵墓志牡丹纹花头均为变体，尤其是二方连续的牡丹纹，为了与卷草的叶片相呼应，花头也往往刻划成卷曲的层叠形，有些还与十二生肖组合，使画面动中有静，整体构图满密，呈飘逸升腾之势。 　7.几何纹。几何纹是最早运用的装饰纹样，是以线条进行排列成几何形式，其构图形式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唐代几何纹造型丰腴、主纹突出、地纹疏朗，常用对称形式，几何纹的形式有卍字、菱格、回纹、方胜、龟背、云纹等等。
　　昭陵唐代墓志几何纹的形式主要有菱格形、龟背纹形、回纹形等。龟背形装饰于墓志盔面，寓意长寿，如《李寿墓志》，墓志的盔面围绕云纹四边布置于龟背的几何纹，六边形的龟背纹形成三层套叠式，龟背形整体为长形纵向排列，寓意长寿；回纹寓意“富贵不断头”，它由横竖短线按照方形或圆形折绕组成的几何纹样，形如“回”字，所以称回纹。墓

中的回纹形相对简单，一般只有两个转折相交错形成二方连续纹装饰于墓志四边，回纹主要装饰于主纹的四边，昭陵墓志中的回纹主要装饰于刹面和侧面的较多，也有装饰于盔面主纹四边的，如《苏氏墓志》，《阿史那忠墓志》；菱格纹是使线条横竖排列形成菱格形状，在墓志中一般装饰于盔面的四角，如图《杨氏墓志》此墓志盔面围绕志文分里外两层纹饰，里面一层纹饰中间为单独的宝相花纹饰，宝相花的两边为菱格的几何纹，外层为四神纹和云纹的组合，菱格纹穿插于中间的四角使墓志盔面简洁从而更加地突出了宝相花和四神纹饰。
　　几何纹在昭陵墓志中一般用来衬托花草纹饰，使主纹更加突出，但由于不同的几何纹造型的差异而运用于不同的装饰部位。回纹往往用于装饰主纹的四边，使主纹更加的整体，而菱格纹由于线条的交插排列形成菱格形，冈此适合于装饰四角来衬托主纹。
　　8.四神纹。四神纹是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神像动物，青龙为龙形、白虎为虎形、朱雀为仿孔雀或凤凰的一种灵化了的鸟、玄武为龟和蛇的合体。
　　唐代四神纹饰主要分为以下四种变化形式：初期墓志四神纹饰的青龙和白虎身形修长，形态极为相像，青龙身上饰有鳞片，而白虎身上则刻有条纹；朱雀身上长着华丽的羽毛，其形似凤凰展翅欲飞；玄武则是龟蛇缠绕，龟身甲壳上的花纹刻画细致。
　　中期墓志四神纹已有变化，青龙、白虎的形态还是以修长的形式表现，但比初期更显丰满，大多四足腾空，呈飞奔状，青龙身上还刻划有鳞片。朱雀尾部的羽毛也雕刻的很精细，玄武四足微微伏地，向前爬行，那动势刻画的栩栩如生。
　　盛期的四神刻划更加精细，神态多为动势，体态丰满，这与此时的审美观体现为丰满圆润为美有很大的关联性。青龙、白虎身体长而肥大，还刻划有鬃毛，鳞片也更加精细，青龙还刻有锯齿形的鳍，而白虎也画有斑纹，形象更加逼真，青龙和白虎都踩着祥云，做腾空奔起状，神态相当威武凶猛。朱雀身形肥硕，翅膀向上张开，雀趾锋利，呈起飞状；玄武也是体态丰满肥硕，龟蛇身上的花纹刻画精美，突出刻划四足。
　　晚期的四神无论是神态和刻划上都有较大变化，青龙和白虎没有腾空跃动之势而是立足不动；朱雀一改之前的侧面飞跃之势改为正面站立不动，玄武是正面龟身，龟首向前，隐约可见蛇绕龟身，与龟首相对峙。
　　昭陵墓志纹饰主要集中在初唐时期，其墓志纹饰内容由于墓志地位的不同也明显有很大差异，但所刻四神纹饰主要集中于四刹，其他面则少有。如《杨恭仁墓志》（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墓志盖四刹饰四神纹样，墓志四侧饰十二生肖图案；《长乐公主墓志》（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刹饰四神及云、山、树木等纹样；《王君愕墓志》（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四刹为四神，间以云、山、花纹；《李思摩墓志》（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墓志盖四刹刻有四神纹样；《统毗伽可贺敦延陋墓志》（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墓志盖四刹刻有四神纹样；《牛进达墓志》（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墓志盖四刹饰有四神纹样；《唐俭墓志》（唐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墓志盖四刹刻有四神纹样；《虢国夫人岐氏墓志》（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墓志盖四刹刻有四神，间有云、山、树木等纹样，四侧有卷云纹。《李震墓志》（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四刹为四神，间以朵云，四侧为绕枝卷花；《赵王妃宇文修多罗墓志》（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四刹饰四神。
　　昭陵博物馆藏唐代墓志主要是唐初的墓志较多，因此，昭陵博物馆藏墓志的四神纹饰主要体现了初唐的风格特点。从馆藏墓志来看，墓志中四神纹饰装饰明显很多，尤其是高官贵人其墓志一般都刻饰四神装饰，一方面四神具有辟邪祈福之意，另一方面也使得墓志精美高贵。唐代四神纹饰根据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而有了明显的分期，昭陵墓志四神常与十二生肖、卷草纹、几何纹、祥禽瑞兽等组合画面，也有与祥云组合，四神的形态有静有动，飞跃的四神与祥云正吻合了死后升天的传统观念。同时，四神动物与植物花卉的组合也丰富了画面的内容，更体现了墓主的高贵与雍容。
　　从昭陵墓志纹饰来看初唐墓志纹饰的艺术特点主要有如下特点：其一，唐代墓志基本上沿袭隋代的形制和文体格式。但因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使用，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差别，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志铭形制较大，刻绘精致，花纹装饰繁缛。其二，昭陵墓志以花草纹饰

较多，有的配以十二生肖、四神纹等动物纹饰以及几何纹饰作为辅纹，用来衬托花草纹饰。所刻花草和四神纹大多表现飘逸腾升的气势，体现了唐代繁荣昌盛之势，也表现了唐人追求死后神仙的思想。其三，昭陵墓志花草纹饰以卷草纹、牡丹纹为多见，枝蔓肥大；云纹往往比前朝更加丰富多变，有单层三瓣，有多层多瓣，喜用缠枝的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使画面形成满密的构图，体现了唐人追求丰满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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