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认为，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穆斯林传统的“围寺而居”的聚居模式正在或已经由聚居走向散居。然而，西北城市穆斯林聚居区状况却并非如此。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内卷化发展，有进一步聚居的倾向。文章分析了聚居倾向发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并对聚居进行了再解读。
　　关键词：穆斯林；聚居；现代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4-0039-04
　　现代化浪潮扑面而来，剧烈冲击推动着少数民族聚居区变迁。其中，居住格局是否发生变化最为引人注目。它一向是考察人口流动、族际交往、职业分工乃至宏观社会结构变迁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千百年来，穆斯林各民族一直有围绕清真寺聚居的历史传统，形成了浓郁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国内学者通过对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穆斯林社区的研究，得出基本趋同的结论，认为城市拆迁改造、住房商品化、人口流动等因素，使得我国城市穆斯林聚居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聚居区内的穆斯林人口不断迁出减少，城市传统穆斯林聚居区已经日趋瓦解演变为原子化的陌生人聚居区。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上述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
　　一、西北城市穆斯林在现代化浪潮下的聚居倾向
　　在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工作中，课题组选取了西北城市多个穆斯林传统聚居区作为样本，试图印证上述说法。然而，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课题组发现，上述研究结论虽然能够得到部分印证西北城市穆斯林聚居区在现代化浪潮多种力量作用下，传统聚居区确实在一些方面呈现出开放的特征，聚居区内的人口构成、经济、生活方式的确正在改变，但是其聚居的基本状况并未被根本改变。wWw.11665.COm不仅如此，在现代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大部分民族成员聚居意愿反而在增强。传统聚居区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加，人口密度变大，空间日益变得拥挤，公共服务设施紧张。课题组调查的兰州市x、y两个社区，分别有600多年和30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传统的回民聚居区，现在人口仍然有70%以上为回民，居住着哈萨克、维吾儿、回、东乡等多个穆斯林民族。深度访谈和调查问卷显示，x和y社区居民的聚居意愿分别为86.4%、8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y社区数量庞大的外来打工穆斯林人口，绝大部分都表示，即使将来自己在城市里站稳脚跟有钱了，别的社区条件再好，也不考虑在穆斯林聚居区之外买房子。聚居意愿之高着实超乎课题组预料。显然，穆斯林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散居的结论尚不具有普遍性，与现实中强烈的聚居倾向有着很大的差距。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大部分西北城市穆斯林人口愿意并且依然保持着聚居状态？聚居对于城市穆斯林民族的现代转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二、聚居因素之探讨
　　根据课题组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及查阅相关的文献分析，促使西北城市穆斯林保持较高程度聚居的因素，既有历史积淀，民族文化传统，也有国家宏观政策导向以及现实经济因素。
　　（一）原有聚居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西北市的城市穆斯林聚居区就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历史了，在伊斯兰教的强大影响力下，聚居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居民的社会生活基本上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穆斯林聚居区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解放后，国家力量在聚居区全面渗透，根本上改变了民族聚居区传统的社会权力结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成为控制聚居区居民生产生活的基层权力机构。国家对聚居区的全面干预逐步地改造了传统的聚居区结构，改变了聚居区成员以清真寺为中心和对主流社会的相对封闭状态，从根本上加速了聚居区人口的社会流动以及与主流文化的融合。但是，民族聚居区的人口聚集状况并没有改变，主要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流动受到限制，阻碍了聚居区居民向外迁移。尽管在计划经济时代，聚居区也建有不少单位的职工住房，但是，在过去单位制的行政体制下，单位注重考虑和照顾少数民族职工的风俗与习惯，在住房分配上尽量使同民族居民住在一栋楼或同一个单元。这种行政权主导下的不同民族居住格局具有一个突出的缺点，是体现了一定社会隔离的平行关系。这种单位体制下的族际交往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平行互动式”[1]的关系，不同单位之间各族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充分，对于民族职工的照顾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民族聚居。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打破了民族聚居区的封闭，聚居区人口流动加快，但是

这种流动主要发生在穆斯林民族中间。传统的穆斯林聚居区原本就建有清真寺，密集地修建在聚居区内，居民很方便就可以去清真寺做礼拜。聚居区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清真奶站、清真饭馆、牛羊肉市场依然在市场经济时代运转使用，原有的设施基础也使得穆斯林居民习惯于在此居住生活。此外，一些穆斯林聚居区地理位置比较好，居民不愿意迁出；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穆斯林聚居区则有相当一部分人收入水平低难以承受高房价，在其他中心地带社区买不起楼房也是重要原因。
　　（二）国家民族政策加强了聚居倾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在民族聚居区得到了全面的落实。在聚居区，宗教信仰、节日活动、居住习惯、饮食传统、语言文字都得到了很好的尊重。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发展的扶持力度，对民族宗教的优惠政策进一步落实，西北城市穆斯林民族聚居区内的清真寺不但没有因现代化的冲击而逐渐消失，而是得到了新建、改建和扩建，数量迅速增加，设施条件得到大大提升。空调、电脑、网络、音响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上百年历史的清真寺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民族聚居区的核心和枢纽。可以看到，每到主麻日和其他重要的聚礼日，城市四面八方的穆斯林到聚居区清真寺进行礼拜，清真寺周围的人流骤时增多。即使是城市拆迁改造，也是本着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原则，穆斯林居民住宅楼虽然经过了拆迁重建，但是依然按照大体轮廓上保持着“围寺而居”的居住格局进行了安置，这一切都与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实施紧密相关。民族宗教政策客观上扶持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特别是清真寺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心理维系作用在加强，这又反过来吸引散居的穆斯林成员回归聚居区，回归本民族的精神家园

（三）民族经济的现代发展需要聚居区作为过渡阶梯
　　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提出的“民族聚集区经济模式”认为，“民族聚集区经济模式”包含着经济和文化两种成分。在经济方面，这个模式把民族聚集区看作是大经济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自己独特的劳务市场和聚集区经济结构，能够支持民族商业并帮助他们在大经济体系中更成功地进行竟争。有了民族聚集区经济市场的存在，移民就不需要从附属经济开始，或从社会阶梯的最低一级开始攀登。他们可以通过家庭、亲属网络和本民族的其他社会机构帮助自己先从内部做起，或者与外界进行贸易，充分借力于民族经济和民族社会网络，较为便捷地获取社会地位。在文化方面，民族聚居区具有良好的文化共性，聚居区成员投身民族聚集区能很方便地获得熟人社会的网络支持。他们可以通过其家庭成员、亲属关系和本民族同胞，得到有关就业机会和商业信息的第一手资料，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容易融进主流社会。
　　民族聚集区经济理论虽然分析的对象是美国社会，但是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将其应用于分析西北穆斯林民族聚居区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西北的穆斯林聚居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具备民族聚集区经济的某些功能。从经济发展方面，借助于穆斯林聚居区这个重要载体，穆斯林少数民族通过使用本民族的技术人才生产加工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类产品，依赖于共同的传统商业文化继续维持着自己的传统商业贸易方式，经营着数量众多的民族餐饮、民族手工加工、民族特需商品，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市场垄断，比较容易进行经济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使聚居区的少数民族避免外来过于激烈的压力，获得可预见的经济收入。在文化方面，穆斯林民族基于相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很容易形成了一个内部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人们可以相互关心和照顾，一旦遇到重大事件发生，聚居区民族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往往会团结一致形成巨大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整体利益。
　　民族经济区、民族聚居区对于少数民族向现代社会变迁能够起到一定的过渡作用，实现软着陆。在大浪淘沙的激烈市场竞争中，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难免会有市场竞争力比较弱的时期。借鉴民族聚集区经济模式理论，在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民族经济聚居区的存在对于少数民族完成现代转型能够起到阶梯作用。民族成员可以避免完全裸露在市场经济中毫无抵抗之力任凭风吹浪打，可以在聚居区内互相关照，相互支援，过着一种集体生活，依靠集体的力量一步步熟悉社会大市场，维护聚居区内亚市场的整体竞争力。可以预见，在将来一个很长的时间内

聚居区的中间过渡作用将会持续发挥作用。
　　（四）聚居促使传统文化回归、加强民族认同
　　聚居区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共同体意识正是基于共同文化积淀之上形成和维系的。改革开放以来，穆斯林人口物质生活条件得到迅速改善之余，对于传统民族文化的回归、繁荣的愿望日益强烈，是穆斯林成员的普遍愿望，聚居则是文化传播最为便利最现实的选择。试想，穆斯林人口如果分散居住在其他社区，当地没有清真寺，或者距离清真寺路途较远，穆斯林成员没有时间去清真寺做礼拜，没有了民族文化气氛的熏陶。过传统节日时，与本民族成员难以进行走访互动，无法形成节日气氛，时间久了，慢慢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了学习、互动、传承的机会。民族传统文化或许可能慢慢地被现代文化冲击而日益淡化。
　　实地调查表明，聚居进行文化教化最重要的特点，是能够深入到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从最细微处进行“润物细无声”式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在聚居区生活，每个人在群体亚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下，被熏陶培养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自觉地按照民族文化的要求规范自己的服饰。清真饮食文化是城市社会中区分群体内外成员的标志和凝聚族群的强大文化力量。在聚居区生活，清真食品随处可以购买到，饮食禁忌文化也就随着一粥一饭日积月累深入到民族成员的内心。聚居区的清真寺距离住宅往往也不远，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去寺里做礼拜，在宗教仪式中体会民族文化，学习民族文化，进而加强了族群内部认同和沟通，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总之，现代化浪潮虽然来势汹涌，并对西北穆斯林城市聚居区造成了一定影响，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地缘解体，但是并不像国内一些发达地区的大都市那样聚居区人口迅速减少甚至完全淹没在茫茫人海中。历史积淀，以及社会转型时期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对现代化浪潮的适应、调整和发展现实的需求，都使得聚居倾向更加突出。
　　三、对于聚居的再解读
　　聚居，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居住格局，一种少数民族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然而，其折射出的却是宏观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对于聚居的再解读有助于我们思考少数民族发展状况以及将来城市民族关系的新走向。
　　聚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穆斯林聚居区现代化的进程，直接后果是少数民族居民在聚居区的庇护下，延缓了适应快速发展的城市节奏。出于自我保护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和有限的地域空间里，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与其他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缺乏联系，更不能分享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造成了市场竞争力不强，自身发展缺乏后劲，借用黄宗智先生的一个词汇来概括这种状况就是“内卷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没有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国家注重贯彻民族政策，西北穆斯林聚居区实际上借助于聚居模式形成了自我保护的保护罩。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洪流奔涌，城市社会发生强烈的转型，城市穆斯林聚居区原有的防护罩在社会变迁的巨大冲击下土崩瓦解，区内下岗人数不断增加，生活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各种现代化的新型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不断侵蚀影响着穆斯林聚居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走向迷茫。诸多压力使得城市穆斯林民族聚居区的发展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中的孤岛。面对外部挑战，他们一方面尝试转变生活和生产方式去适应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冲击下形成的失落迷茫，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过度自我保护心理的产生，依托民族聚居区这一特殊载体转向内部的发展，形成一个城市亚社会。这一亚社会发展出自我调适系统，与城市主流社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空间隔离和心理隔离。表现为贫困人口大量聚居，固守民族核心文化，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坚守地理空间，在建构多元聚居区文化、形成群体意识、影响资源分配、促进族际交流等方面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消极态度。而这些消极态度反过来又促使大量的低收入少数民族家庭更加集中于此，带来高密度、公共设施匮乏等城市环境方面的问题，引发诸如犯罪率升高、大面积贫困、不满情绪群体性滋生等社会问题，更会影响民族关系的融洽与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社会的整体整合产生了矛盾，对城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并产生了社会整合的暂时失衡。

蒙古族学者敖力格日玛、阿思根在探讨蒙古族如何应对现代化浪潮的挑战与机遇时认为，“少数民族以维持文化集团和区域聚居模式为特点，

与主流社会保持着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同时，仍然维系着传统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在经济活动和利益均沾上一直处于各得其所的状态，基本上不构成民族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和摩擦问题，以往我们一直看好的民族关系只是停留在此种水准上，并且表述上也对其赋予完美赞词而频繁使用，并以此表明民族关系的完美性。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种民族关系的有限完结，它的主要功能表现在一个民族在另一个民族的对比中所体现的生存和地位是否平等问题”[2] 。这段话精辟地概括出了民族聚居模式发展出来的族际关系具有历史阶段性，已经与在现代文化下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的族际关系的大趋势有了一定的差距，我们也可以借鉴用于探讨穆斯林民族聚居对发展现代族际关系的影响问题。
　　现代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现代化，以最终全体公民的的共同富裕、发展为目标，从法律地位、政治地位上实现民族平等当然是构建和谐族际关系的首要前提，也是现代化的内容之一。事实上我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早已建立起了政治、法律框架下的平等族际关系，但这绝不是全部。民族平等终究要落实在实质性平等上，真正推动各民族的发展，在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生活方面实现族际的共同繁荣。只有在此基础上，族际关系才会是真正和谐的。这种实质平等的实现，不能单靠国家政策的倾斜扶持，也不能避开其他民族单靠少数民族自我探索而实现，这样会使聚居区更加与世隔绝，陷入贫困和落后，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聚居区的自我封闭，陷入恶性循环。
　　现代化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性选择、重视利益价值的文化，是一种动态博弈竞争的市场经济文化。对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由于历史原因发展起步晚、人口文化素质低，应对现代化力不从心，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这一现代性变迁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的重构、心理的失落、人格的冲突、生存价值的转变”[2]43艰辛复杂的系统工程。虽然充满了艰辛和痛苦，然而现代化是世界潮流，是每个民族不可抗拒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少数民族要大胆走出相对封闭的聚居区，以勇敢的心态迎接现代化的挑战，积极学习各种现代文化；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族际交往，学会与主流社会合作，扩大自己的交往圈，不断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抗击风险的能力。正如蒙古学者而言，“避开主流社会和文化而实现单纯的民族地区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只有大力提高民族交往的频率，积极接纳主流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本民族的文化更新，使其具备开放性和多元性特质。”[2]43
　　聚居，还是分散，这在现代化浪潮下对于各聚居民族都是一个两难选择。从目前西北穆斯林聚居区的发展态状况来看，其总的特点概括为一方面尽力开放以适应现代化步伐，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自我保护式的内卷化发展，两者交替作用，整体上呈现出螺旋式发展的局面，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着这种态势，至于何者占据优势地位，取决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应当客观、全面认识现代化浪潮下的少数民族发展问题，采取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构建新型城市族际关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城市民族工作，在政策、财政投入方面对少数民族聚居区扶持发展，助推其健康发展，尽早走上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1] 王俊敏.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203.
　　[2] 敖力格日玛,阿思根.蒙古族如何应对现代化浪潮的挑战与机遇[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