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斯兰教的圣战原意是为真主的事业艰苦卓绝地奋斗，即吉哈德，有多种形式。暴力形式的吉哈德要遵循自卫、中道、宽恕、区别对待的原则，本质是和平的。本·拉登的圣战观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核心主张，东突组织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全球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对阿拉伯地区的入侵和阿拉伯在阿以冲突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是本·拉登圣战观的历史根源，而阿拉伯地区和新疆没有可比性。
　　关键词：吉哈德；自卫；和平；东突；伊斯兰极端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4-0043-04
　　世人常把“圣战”和伊斯兰教相提并论，并因此把伊斯兰教定义为好战的宗教。究其原因，人们误把本·拉登的圣战观当做伊斯兰教正统的圣战观，而前者带有好战性和偏激性，已滑向极端主义的范畴，偏离了伊斯兰教正常发展的轨道。本文旨在分析伊斯兰教圣战观的和平属性，本·拉登圣战观的历史根源及其对东突问题的影响，看新疆地区和阿拉伯地区有无可比性。
　　一、伊斯兰教“圣战”思想的和平属性
　　约公元570年，先知默罕默德出生在麦加的主要部落——古来什部落。穆罕默德称自己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共同祖先亚伯拉罕的合法继承人，是先知和使者们存在的证明。他传播伊斯兰教，在赤贫、弱小、被压迫和被歧视的人之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610-622年，除传播真主的启示，穆罕默德避免挑战阿拉伯人的多神信仰[1]。该部落的长老为避免自己的权威被削弱，竭力贬低穆罕默德，称其为拥有魔法的人，并警告人们远离穆罕默德以免臣服于其魅力。WwW.11665.coM当这些手段失败时，穆罕默德的敌人对其和其追随者使用武力，施加酷刑甚至残害他们的生命。曾有一度，默罕默德及其追随者被驱逐至寸草不生的山谷，麦加内外持多神信仰的人被禁止和他们发生贸易往来。追随先知的人呈增长趋势，无计可施的古来什部落长老欲和穆罕默德达成妥协，但接受真主启示的先知不愿做出任何妥协，要奉真主之命致力于艰苦卓绝的奋斗即吉哈德。这是先知在麦加受到的真主的启示，是最早关于吉哈德的记载。对吉哈德的诠释是：为了真主的事业，用诚意和全部的努力来奋斗，禁止在应对迫害时诉诸武力。可见，吉哈德的含义是新生的穆斯林社团反抗压迫的斗争。为捍卫自己的一神信仰，享有崇拜安拉的自由，也为了争取传教的自由，穆斯林社团必须进行杰哈德[2]。
　　这个时期提倡的吉哈德，没有战斗的意味，纯粹指奋斗的非暴力形式。实际上，在麦加传教的13年，穆斯林被禁止使用武力。这种禁止并非自我施加的，而是真主启示并赞许的。即使在遭受迫害或酷刑时，他们也不能用武力应对，相反地，他们被告知要保持耐心和克制，防止伸出拳头。保持耐心和自我克制被看作神圣的行为，是吉哈德，能在来世得到真主的最高奖赏。默罕默德说，谁在我们的事业中从事吉哈德，我们就把他们引到正道上来，因为真主与正义者同在[3]。
　　把吉哈德翻译成圣战，更多地和基督教历史有关，而非由伊斯兰教教义所决定。“圣战”一词是欧洲基督教徒的发明，可追溯至公元1096年，当时，罗马开始宣传“神圣的十字军东征”，要把圣城耶路撒冷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3]。
　　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带着他的追随者为寻找安全的庇护所，从麦加迁往麦地那。穆斯林在遭遇不信伊斯兰教的人攻击时，可以予以还击，而且定会在安拉的庇护下取得胜利。安拉帮助那些遵循正道、信仰真主的人。
　　古兰经和圣训都劝勉穆斯林要抵抗压迫，并为了反抗压迫而奋斗。圣训昭示穆斯林，要用舌头和双手阻止邪恶，如果那是他们仅有的东西，或用心去阻止邪恶，如果他们无力去做更多。历代的穆斯林学者都认为存在三个层次的奋斗。第一个层次是心理过程，其中，穆斯林通过抵制并痛恨邪恶，进入到第二次层次。第二个层次在于用种种非暴力形式，比如口头或书面的控诉、动员民众辨识并尽力纠正错误的行为，对邪恶进行谴责。第三个层次是用一切可能的暴力手段进行抵抗[4]。
　　用暴力进行抵抗，也要遵循原则。《古兰经》记载，“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并将他们逐出境外，犹如他们从前驱逐你们一样，迫害是比杀戮还残酷的。你们不要在禁寺附近和他们战斗，直到他们在那里进攻你们；如果他们进攻你们，你们就应当杀戮他们。不信道者

的报酬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停战，那么，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你们当反抗他们，直到迫害消除，而宗教专为真主；如果他们停战，那么，除不义者外，那么，你们绝不要侵犯任何人”[5]。
　　显而易见，《古兰经》讲的“圣战”有两个特征。首先，战争是自卫性质的。除非受到进攻，不得去侵犯对方。反击以自己率先受到攻击为前提。防御性而非进攻性是圣战的特征。其次，战争的目的是有限的。圣战以终止对方的进攻为目的，而非以扩大双方的冲突为目的。外在进攻停止了，自卫的前提消失了，自卫也应停止。
　　另外，战争自卫性体现了伊斯兰教的“中道”和“宽恕”原则。《古兰经》展现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为穆斯林制定的行为规范，根本目的是为了谋求和平。伊斯兰教是寻求和平和正义的宗教，而不是破坏正义和违反公正的宗教。具体到人际关系，不偏不倚的“中道原则”告诫信徒凡事不要过分，要谨守尺度，避免极端行为。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宽恕”原则也是伊斯兰教推崇的。《古兰经》倡导的圣战反对把自卫性战争扩大化，号召信徒在遭遇攻击时反抗，在攻击消除时发扬宽恕精神。
　　吉哈德还遵循区别对待的原则。据传，当穆斯林军团出发前往和拜占庭人作战的战场时，在临行前的布道中，哈里发伯克尔说，“你要敬畏安拉，遵守他的命令。当你们和敌人作战时，不要劫掠他们的财物，不要毁伤死者的身体，不要背信弃义，不要胆小畏惧，不要杀害儿童、年迈者和妇女，不要焚烧树木或毁坏农作物。而且，除非是为了合法地获取食物，不要杀害任何一个动物。如果遇到隐士，他们声称专心事主，就让他们离开”[2]15。

穆罕默德曾说，最神圣的吉哈德是当面对非正义的统治者进行控诉。烈士是在不正义的统治者面前，因对其不义行为进行责备和阻止而被杀害的人。因此，烈士不是失败者，而是为了更崇高和永恒的事业奉献生命的充满希望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后世，烈士足以上升为天堂的最高等级，那是穆斯林做祷告时梦寐求之的地位。虔诚信仰安拉的人，烈士，遵循正道的人，和先知穆罕默德都是能享受真主恩赐荣光的人[4]178。
　　为真主之道献出生命的信士将和真主订立约定，这在圣训中数次被提及，在古兰经中有两次被提及。在未真主之道而战时，信士会面临两种结果：获胜或殉难。从伊斯兰教角度看，生命不是最宝贵的事情，将自身和整个社团从奴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更为宝贵，为之放弃生命是值得高度赞扬的[4]179。
　　古兰经明确反对自杀。真主是至慈的，禁止信徒残害或杀害自身，如果信徒因为遭遇不公或出于冤仇那样做了，将被抛入火狱。穆罕默德曾说，在你面前，曾有一个人受了剑伤，他不能忍受痛苦，就拿刀自杀，流血致死。全能的真主对此的评论是，我的仆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将阻塞其他进入乐园的通道。不管谁曾用铁具自杀，他都将永远在火狱中携带着它；不管谁服毒自杀，他都要永远在火狱中啜饮该毒药；不管谁跳下高山自杀，他都要落入火狱的最底层[6]。
　　二、伊斯兰极端“圣战”思想的历史根源
　　亚辛是哈马斯的创始人。1987年，巴勒斯坦爆发了第一次大暴动，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几个领袖顺应时势，将该组织更名为“伊斯兰抵抗运动”，其阿拉伯语的简称为哈马斯。亚辛不相信纳赛尔致力于推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能够使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一致对抗以色列。他认为只有伊斯兰教的复兴才能解放整个巴勒斯坦。由于在以色列黑市购买武器，亚辛被以色列政府缉捕入狱。在狱中，亚辛仍虔诚地阅读古兰经，并严格履行穆斯林应该遵循的拜功。1997年，当亚辛自狱中被释放，并回到加沙时，他俨然已成为哈马斯的精神领袖，因顽强对抗以色列的不妥协立场而声誉渐隆。发动自杀式袭击在于亚辛看来，是为真主之道而战，是践行烈士精神，是明知赴死而依然慷慨为之的正义之举。自杀式袭击者，即人肉炸弹已竭力避免杀害无辜，后者的受害实非其所愿。
　　拉登是鼓吹伊斯兰极端“圣战”思想的另一代表人物。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抗战力量以“圣战”为名，开赴阿富汗前线，与当地人民一起抗击苏联侵略力量。其中，不乏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阿富汗战争结束后，拉登返回沙特。他在阿富汗战争中形成的极端思想，难以被沙特当局所容。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拉登批评沙特政府为美国开放空军基地，被驱逐出境，流亡于苏丹，后

次被驱逐，来到阿富汗。时逢塔利班掌权，拉登找到保护伞，而仅有三个国家承认的塔利班，为扩大影响力，也需要拉登的支持。除利益需求外，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也是促使二者走近的原因[7]。
　　拉登把整个美国都看作敌人，把美国平民和做出战争决策的美国政府相提并论，违反了伊斯兰教圣战的基本原则。圣战只以对穆斯林发动进攻者为对象，不波及其他，反之，就是把敌人和对己本无害的人混为一谈，圣战的神圣性质也无从说起。平民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是其应尽责任，据此认定其应对政府的错误决策负责，是生拉硬扯。拉登在这一点上，是站不住脚的。
　　拉登以圣战为名，为自己造势。作战的对象是入侵伊斯兰教圣地的美国。阿拉伯世界的历史道路并不平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西欧列强都曾对其进行侵略。“征服者被征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阿拉伯地区，又被这一地区的文化所征服，归依了伊斯兰教，并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传播伊斯兰文明。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崛起的西欧列强攻占其地盘。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全面衰落，英法帝国接受其在阿拉伯地区的势力范围。英法两国在阿拉伯世界有争夺，也有勾结，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为地在这一地区划分边界，拉帮结派，为阿拉伯国家的纷争埋下伏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兴起民族独立解放的浪潮，殖民大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大势所趋，难挽颓势的英法列强无奈告别中东，政治上放手让殖民地独立，经济上仍企图继续控制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命脉，掠夺经济特权。总之，告别了殖民地时代的阿拉伯世界，依附于西方大国的命运并未完全结束。
　　中东地区是国际政治的重要舞台，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之争，加上这个地区盛产的石油，使之成了大国竞相逐鹿的战略利益所在地。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冷战，在各自的利益相关区扶植代理人。英法殖民主义势力开始在中东地区撤退，先后获得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不愿再重蹈被殖民的覆辙。纳赛尔高扛阿拉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旗，把美国和西方老牌实力同等视之。美国一再拒绝新生国家以色列的售武请求，不想开罪阿拉伯国家，但艾森豪威尔总统等人邀请埃及等国加入对苏联战略包围圈的意图屡遭挫折。肯尼迪政府首次对以色列做出安全承诺。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凭借美国提供的先进武器，大败阿拉伯国家并夺取大量土地。领土争端，掺杂了人为因素的宗教冲突，让阿以冲突越走越远。美国给阿拉伯人乃至全世界留下了偏袒以色列的印象，拉登浓重的反美情绪，以宗教形式的外衣包装，在海湾战争后终于喷泄出来。
　　考察这一段历史，阿拉伯人民曾因战争、殖民遭遇的苦难，为哈马斯式自杀式袭击和拉登式“圣战”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伊斯兰教作为本土性宗教，早已根植阿拉伯人民的心中，是他们普遍奉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是其在界定自己身份时的首要参照物。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建构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宗教是和平时期的建设力量，也是不安宁时期的破坏力量。原本无害的宗教信仰在碰到蕴藏分裂、不公种子的社会环境时，会被误解和扭曲，以至被做出极端化的解读。拉登式“圣战”吸引了诸多不满现状者。他们控诉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对阿拉伯地区的渗透，对《古兰经》缺乏深入研习和正确解读，自认为针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圣战”为其内心的焦虑和愤懑找到了宣泄的出口[8]。
　　三、东突问题与伊斯兰极端“圣战”思想的联系

地处中国边境地带的新疆，和5个穆斯林国家相邻。自从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泛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更是以建立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大突厥斯坦国”为目标[7]367。
　　叛逃至国外的东突分子和国内同伙里应外合，妄想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企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东突分子和国外伊斯兰极端分子连成一体，互相支持，前者依靠后者获取财力支持和武力来源，后者凭借前者扩大影响力。
　　东突分子搭上了拉登的快车，就要转变成承担拉登理念的载体。圣战是拉登寻求合法性的名目，自然演变成东突分子实现政治迷梦的利器。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身份，加上圣战名目下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使东突分子兼具恐怖分子的身份。针对平民进行武装袭击，上演打、砸、抢等恶性事件，扰乱当地正常社会治安，破坏当地人民安定生

活，这一系列造成和平逆流的行为，使东突分子难脱罪责。《古兰经》里对圣战宽恕和中道精神的注解，在东突分子扭曲变形的宣传下已失去原有含义。
　　东突分子、塔利班和拉登的基地组织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全球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尤以基地组织地位突出。塔利班在阿富汉执政后建立起伊斯兰极端统治，其某些法律规定和伊斯兰教教义完全相对。《古兰经》强调“大爱”原则，提倡尊重妇女，这体现在对婚姻方面的规定。在离婚方面，主张男子在宣告“休妻”念头后，有3个月待婚期，之后，如果休妻决心未改，就以优礼离别妻子。在娶妻方面，如果男子不能公平地对待妻子，只适合娶1名妻子为宜[7]367。伊斯兰极端主义党派用歪曲《古兰经》教义的残酷手段对待女性的行为，受到了广泛谴责[9]。
　　塔利班执政阿富汗的年代，当地妇女完全屈从于男性权威之下，毫无人性尊严，与男性同乘一车还要以布帘相隔。举世震惊的照片“被割鼻的少女爱莎”，展示了该少女不堪丈夫虐待，逃离途中被抓回由丈夫亲自行刑割掉鼻子的惨剧，让世人痛心于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当今世界文明慧光普照不到的黑暗角落。
　　大胆设想，如果东突分子得势，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必会利用其延续自己未竟的政治图谋，甚至会直接干涉东突厥斯坦国的内政。那时，新疆人民将面临巨大的文明倒退，远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阳光，置身于伊斯兰极端统治下无边的黑暗。物质倒退，精神崩溃，伴随由此滋生的动荡不安，毫无治国经验的东突分子思想上走不出极端主义的囚笼，行为上脱不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钳制，只会面临失败无序束手无策。混乱无序外溢，波及周边，恶性循环开启，漩涡层层扩大，难有平息之日。防微杜渐，将可能的图景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保持局势平稳发展，才能挽救新疆人民于梦魇，杜绝东突分子引发动乱的可能性。如此分析，东突分子利用圣战之名，通过暴力手段建国，非但求不得解放，反而把新疆人民推进深渊，让他们从享受幸福到变成囚徒，丧失更多的自由空间。自卫宣言表象下，东突分子真正扮演的是侵略者和破坏者的角色[10]。
　　四、新疆和阿拉伯地区现实情况和历史背景的差异性
　　新疆和阿拉伯地区毫无可比性。如前分析，阿拉伯地区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后，经济上并未摆脱对原宗主国的依附，被侵略历史并未完全终结。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后，肃清国内的帝国主义势力，根除了其残渣余孽在国内的影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对内坚持自力更生，通过自身努力奠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定位自己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员，在国际事务中不称霸，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主张用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事务，用合作代替冲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发展壮大不会对任何国家带来威胁，而只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是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而非和国际社会格格不入的游离者或妄图通过暴力手段改变现状的革命者。中国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传统儒家文化对中国人民的教化，决定了中国走上的是自立自强的道路。殖民主义无法渗透进中国，只能煽动破坏分子兴风作浪，这是新疆问题产生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伟大工程。在探索过程中，难免会走一些弯路，但人的理性和智慧具有纠正谬误的能力。犯了错误，及时改正，总结经验，在坎坷和崎岖中摸索，是一切新事物成长的规律。认清这一点，就不会对探索时期的新中国求全责备。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上，我们从建国伊始，就坚持信仰自由原则，注重保全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左”的思潮的消极影响，“文化大革命”中摧毁宗教寺庙、祠堂的做法，伤害了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人士的感情。拨乱反正后，我国政府反省这一时期的历史，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并提出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东突分子颠倒是非黑白，紧抓我们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不放，无视我们纠偏矫枉的能力，给我们乱扣上欺负少数民族的帽子，不符合客观现实。
　　对外，我们抵御干涉。对内，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坚持各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各民族人民除认同本民族文化外，还认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其身份不具有单一性，而带有多样性

征。多重身份并存共处，互相补充。用少数民族特性否认中华民族共性，搞狭隘民族主义，其特性非但不能得到彰显，反会在丧失中华民族文化丰富给养的形势下走向单薄和偏狭。用中华民族共性否认少数民族特性，共性将成为无根之木，徒留空壳。
　　东突分子借口我国实行大民族政策，并以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为据，是站不住脚的。此外，我们也不曾重复苏联解体时期中亚各国出现的大动荡。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面临新的历史抉择。从不曾被埋没的伊斯兰信仰大行其道，建立伊斯兰性质的政体似乎成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亚国家的一个待选项。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叫嚣建立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大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其他国家的伊斯兰组织也趁机助推中亚国家伊斯兰教复兴之势。中国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浪潮中，没有被卷入漩涡，维持了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连贯性，是对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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