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朝对归明、归朝、归正人采取的政策，可分为招纳、待遇和防范，因时、因人、因来源地不同而有所差别。对来自西北地区者，战时公开招诱，和平时期的招纳则受制于人，对来自西南地区者的招纳则有主动权。归明、归朝、归正人待遇的差别有明显的阶段性，是在其总体待遇下降过程中发生的。归明人，尤其是西北归明人，享有更优厚的待遇，也受到更严格的防范。这些差别与宋朝国家安全策略、冗官、冗费、财政危机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归明人；归朝人；归正人；政策差别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1-0041-08
　　宋朝存在着归明、归朝、归正人等特殊群体，是在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中形成的。这些群体在宋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集中于对归明、归正人研究，并侧重关注其共性，对其基本生活、科举、仕途等方面的状况，对宋朝的影响，以及宋朝对他们的态度、政策等，作了详尽探索。然而在这些共性基础上，政府的政策在不同群体之间及各群体内部都不尽相同，这些差别反映了宋朝在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中，所采取的区分轻重缓急的策略。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宋朝对归明、归朝、归正人的政策，对其间的差别及相关问题试作探索，敬请方家指正。
　　一、归明、归朝、归正人的界定
　　对于何为归明、归朝、归正人，南宋人赵升、朱熹曾作过界定：“归正，谓元系本朝州军人，因陷蕃，后来归本朝。wwW.11665.cOm……归明，谓元系西南蕃蛮溪峒人，纳土出来本朝，补官或给田养济。归朝，谓元系燕山府等路州军人归本朝者。”“归正人”，原是中原人，后陷于蕃而复归中原，盖自邪而归于正也。“归明人”，原不是中原人，是徭洞之人来归中原，盖自暗而归于明也。如西夏人归中国，亦谓之“归明”。
　　根据赵、朱二人的界定，归明人原不是宋朝人而来归宋朝的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人。归明人的来源地除赵、朱所说的西南蕃蛮溪峒、徭洞、西夏外，还包括周边其他民族地区、政权，如辽、金、元等。归明人涉及到的民族则更为广泛，除西南蕃、蛮所代表的少数民族外，其主要者还有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文献中归明人前常贯以“北界”、“北方”、“北朝”、“西界”、“西北”、“契丹”等字眼，揭示了其来源地和民族。
　　归正人指原是宋朝人，陷蕃后又复归宋朝。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汉人”，并不十分确切。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境内即是多民族共存，宋朝也不例外，陷蕃而复归之宋朝人不可能尽是汉人，尤其是建炎以后，原属北宋的大片领土长期陷于金、元，在此生活的原宋朝人以及在他们大规模南迁的潮流中，都不可能没有汉人以外的其他民族人。
　　归朝人指原系燕山府等路州军人归宋朝者。“燕山府等路”至少还包括云中府路。燕山府路与云中府路同置于宣和四年(1122)，山前为燕山府路，山后为云中府路。其所辖州府所在之地多在北宋以前即陷于契丹，宣和三年(1121)以前均不曾为宋朝所有，其居民也并非宋朝臣民，但宋朝统治者一直将这一区域当成其疆域的应有部分，处心积虑地谋求恢复，并且其居民中包括大量汉人，因此其居民之归宋朝者，很难将其一律当做归明人。这些州府自宣和六年(1124)以后，又逐步陷于金，至靖康之乱，尽为金所有，其居民为宋朝人最多不超过五年，难以和其他陷蕃地区相比。因此，燕山府等路所代表的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归朝人的特点实际上介于归明人与归正人之间。
　　赵升、朱熹的界定虽未必是官方政令原文，但他们作为当时的官员，所作界定应真实反映了官方区分归明、归朝、归正人的基本原则。当然，归明、归朝、归正人也存在未严格按上述界定区分的现象：
　　(绍兴三年)八月十一日，翊卫大夫、成州防御使杨忠悯奏：“祖父系太原府榆次县人，昨任本府祁县监税陷虏，靖康年间挈家归国，子父三人蒙恩作归朝出身。臣近落归朝字，注授差遣，有男二人，未曾减落，乞将男武经郎祖辉、保义郎祖亨改换出身、差遣。”从之。(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二日，金国伪骠卫大将军、西南路讨招使萧鹧巴，左骁卫上将军耶律适哩，节度使耶律秃谋、萧邈舌及千户、谋克等百余人归顺，皆契丹首领也。(乾道九年)二月四日，枢密院言：“萧鹧巴一行官兵等七十一人，向化远来。”

作归正。
　　杨忠悯本属北宋人，陷金后又归宋朝，本应为归正人，却“蒙恩作归朝出身”。萧鹧巴等人为金国契丹族人，其来归宋朝，应为归明人，却又被“诏改作归正”。有学者据此认为，宋人对归明、归朝、归正等人并没有很清楚而严格的区分，都可以称为归正人。其实不然，归正人改为归朝人、归明人改为归正人，是在政府对他们进行优待的条件下进行的，不是可随意更改的，正说明归明、归朝、归正人之间有明显差别。
　　当然，这些差别的形成有一个渐进、变化过程，重要原因之一是宋朝归正、归朝人之名的出现要比归明人晚得多。归明人之名前代已有之，宋初及其以后长期存在。“归朝官”为归朝人之为官者，目前所见以政和年间(1111-1118)为最早。归正人之名，建炎四年(1130)已有之，叫但应该不是最早。归朝、归正人之名的出现虽然较晚，但其实际产生要早得多。北宋初即有关于“陷蕃”、“没蕃”、“落蕃”人回归宋朝的记载，其特征与归朝、归正人完全一致，只是他们当时还没有获得一个专属自己的名称，反而常被混称为归明人。
　　(天圣七年四月)丙辰，诏邓州赐契丹归明人李美田十顷。美自言旧籍邢州之内邱，祖绍温陷契丹，距今八十年。比岁因饥，挈族来归，祖庄尚在，且有祖永安侍中告身四通。尝诉于县，而村保房从莫肯认者。乃诏赐田于邓州，仍令长吏善抚之。(庆历)三年四月，以归明右侍禁蒙守中为大理评事。守中本乾宁人，景德初陷契丹，尝举进士，及归明，右侍禁监和州商税。至是，自陈不愿为武吏，故改命之。(庆历四年六月庚戍)契丹归明人进士梁济世为应天府楚邱县主簿。济世本涿州人，尝主文书敌帐下，一日得罪来归，且言将有割地之请。
　　显然，蒙守中原为宋朝人，陷契丹后又归宋朝，应为归正人；李美、梁世济之祖辈原为五代时人。在宋朝以前即陷契丹，其后又归宋朝，应为归朝人，但实际上他们都被称为归明人。这种状况至迟至哲宗时发生了改变，元祐七年(1092)三月，吏部修立的任子条中有“武举呈试武艺、诸军班直、散直，战功换官、殁于王事亲、屡告捕盗贼、归明落番得还蕃官、溪峒猺人招出，右年二十以上”之句。“归明”与“落番得还”并置，表明归朝、归正人已从归明人的称呼中脱离出来。即使归朝、归正人之名出现后，也常以“陷蕃投归人”称之，甚至在令文中与归明人并置。
　　归朝、归正人从最初并人归明人，到脱离归明人被并称为落蕃得还人，再到其各自专属名称的出现，表明归明、归朝、归正人在概念上的区别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宋朝对他们采取了有所区别的政策。
　　二、对归明、归朝、归正人政策的差别
　　宋朝归明、归朝、归正人，按其来源地可区分为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者和来自辽、夏、金、元诸政权所代表的西北地区者。宋朝对其采取的政策，总体上可分为招纳、待遇、防范三方面，这是其共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因时、因人、因来源地不同而有所差别。
　　(一)招纳政策的差别
　　宋朝对来自西北地区的归明、归朝、归正人的招诱、接纳政策如出一辙，即都随战争与和平的变换而有规律地摆动。战争时期，对各类人员不仅来者不拒，甚至不遗余力地公开招诱。雍熙三年(986)，太宗下诏北伐契丹，次年(987)正月十二日诏：幽州边境背没军人等“今后有能自北界脱身来归朝廷者，并不问罪，依旧隶军额。如曾受契丹补置者，并与伪命职官”。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反宋，作为应对之策，张齐贤提出：“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招诱远处大族首领，啗之以官爵，诱之以货财，推恩信以导其诚，述利害以激其志。”此策在后来的宋夏战争中一直被使用。靖康乱后，面对金人的大举进攻，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敕：“应因金人驱拥及差取过军前官员得还者，并许依旧官职支破请给等，或已别差人，并令吏部先次别与一般差遣。”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攻宋，十月九日高宗下诏，表示“不惜官爵金帛，以为激赏”，大肆招诱各类人员。
　　和平时期，宋朝的招纳政策受到限制，具体表现在：
　　1.战争时期普遍采用的公开招诱政策已不能实施。景德元年(1004)，宋辽于澶渊结盟，互致誓书，其中约定“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既结束了战争状态，走上了长期的和平道路，宋朝对辽人的接纳也受到抑制。景德约和至元昊称帝的三十余年间，宋夏关系较为缓和，而天圣三年(1025)七月辛丑，仁宗“戒边吏

自今毋妄纳降者”，公开招诱自然不可能。绍兴八年(1138)，宋金尚处于敌对状态，高宗因急于与金讲和，就曾命“沿淮不得擅遣人过淮招纳，引惹事端”。
　　2.遣返已接纳之人。天圣五年(1027)二月乙亥，宋朝将已接纳之蕃部“据数遣返夏州”。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和议后，宋朝将一部分人遣返，文献或记为归正人，或记为归朝人，其实并不确切，真正属于遣返之列的只限于来自燕山以北者，并非所有的归正、归朝人都要遣返。
　　3.对不招自来之人，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并因时、因来源地而变。北宋将辽、夏来归者分为蕃人和陷蕃之人，一般来说，前者拒纳，后者接纳。天圣三年六月丙寅，令西夏人“自今有内附者，非先陷蕃军民，边吏毋得受”。
　　与对西北诸政权人员的接纳相比，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员的接纳有两个特点：第一，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进行的唯一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是仁宗皇韦占年问(1049-1054)平定侬智高之乱，此间并未见宋朝接纳该地区人口及相关政策的记载，反而是战事平息后，此类记载不一而足，这与宋朝对西北诸政权人员的接纳随战、和变换而变动的规律正好相反。第二，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员的接纳有充分的主动权，具体表现在接纳行为的多样性。宋朝时而鼓励地方官招纳，时而又加以禁止。对不招自来之人，也并非照单全收。治平四年(1067)十二月，知广源州刘纪欲借宋朝之力，取与之有隙的依智高残党卢豹之头，作为归明的条件，被拒绝，因为宋“朝廷无送俘首与外夷之礼”，并且神宗批准了枢密院的建议：“刘纪若委州来归，势当且受，然不须招纳。缘纪来，即广源自当别有首领，未必可保其心。若纪有向汉之心，不若因而抚存。”熙宁六年(1073)十月丙申，知桂州沈起言：“交趾刘纪欲归明，不纳，必恐如依智高”，神宗就此事问执政，“佥以为未可许刘纪，许刘纪，交趾必争”。显然，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员公开招纳并非因为战争，禁止招纳和拒绝接纳也并非因为屈从于外部压力，而是完全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与宋朝和平时期对西北诸政权人员的接纳常受限制，形成巨大反差。
　　(二)待遇的差别
　　总体上看，宋朝向归明、归朝、归正人等群体提供了较为优厚的待遇，内容涉及田宅、赋役、赏赐钱物、科举、授官等，但在田宅、授官、赡养等方面，不同群体之间、各群体内部都存在一些差别，并因时而变。
　　1.田宅。田宅是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是宋朝招纳各类人员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归明人因原不是中原人，其田宅由政府提供，但神宗以前，普通归明人多是“给闲田处之”、“给田处之”、“处以闲田”等，未见统一的数量标准，元丰五年(1082)采取计口给田，三口以下一顷，每三口加一顷，至南宋一直在施行。归明官也多有赐田，其数量或与官职有密切关系。熙宁元年(1068)五月二十三日规定：“今后归明人子孙叙祖、父乞恩泽者，不以生长去处，文武升朝官以上给田三顷，如在宽乡即给五顷；以下给田二顷，如在宽乡即给三顷。”
　　归朝、归正人之名产生以前，“陷蕃”、“没蕃”、“落蕃”来归之人被统称为归明人，但他们在田宅给赐方面，与真正的归明人有所不同，宋朝一般将其遣送本贯，恢复其原有产业，而不是另赐田土。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如上举天圣年间自契丹归来的李美，原籍本在邢州内邱，但因村保房从不肯相认，只得以真正的归明人体例另赐田土。
　　归朝、归正人之名出现后至北宋亡，其田宅的解决方式和以前应该一样。但进入南宋，原来北宋在北方的大片领土沦陷于金，这些地区在北宋和南宋均是归朝、归正人原籍的集中之地，这意味着南宋时大批归朝、归正人的原籍所在地，已不再属于南宋的控制范围，其原有产业难以恢复。为解决他们的生计，南宋政府向愿为农者提供土地等优惠条件，但政府提供的土地数量多比归明人少。淳熙四年(1177)四月二十五日，诏：“归正人令从便营生外，两淮、江浙系官田土甚多，每户给田十二亩，三人以上给二十亩，愿自备牛具、种粮者，与增一倍。”
　　除基本的田宅之外，部分为官者可得到职田。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五日，诏：“归明人如系讷土，即依例支破职田，所有已前不系讷土归明之人，已支职田并特免改正，今后更不支破。”表明此诏颁布前，归明官均可得到职田，此诏将占归明官绝大部分的非纳土归明官排除在职田支破范围之外。或因打击面过广，崇宁二年(1103)九月二十

三日，又下诏修订，除纳土归明人依旧外，“西北归明人虽非纳土，亦与支破”。政和年间又规定“诸添差官系纳土归明，西北归明人，虽非纳土，同。职田依正官给”，由于对添差不厘务归明人职田“无许与不许支破明文”，导致宣和三年海州与添差充海州兵马监押不厘务的张的出现分歧，徽宗乃诏“归明不厘务人，依条支给”。但至迟至庆元年间(1195-1200)，添差不厘务归明人又被排除在外。可见，享受职田待遇的归明人，自北宋至南宋经历了范围缩小的趋势。
　　和归明官相比，归朝官享受职田的限制更为苛刻。宣和六年闰三月，京东路提刑司申：“据登州申，归朝官厘务，乞标拨职田。”徽宗诏：“燕云路归朝官系正任窠阙有职田外，应添差厘务、不厘务差遣，并不合给职田。”即归朝人仅正任官才有职田，添差官则无。
　　2.授官。宋朝授予归明、归朝、归正人的官职，总体上看，有官品高与低、正任与添差、厘务与不厘务等差别，但这些差别及授官标准在不同群体、群体内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不尽相同。
　　归明、归朝、归正人归宋后初官品阶，决定着俸禄、恩荫等待遇，又称寄禄官，一般与其来归前曾阶、功过有关。归明人一般不存在过错问题，归宋后初官品阶一般不会低于其曾任官阶，若被认为有功，则可加增官资。归朝、归正人则可能存在过错问题，如背离宋朝投向其他政权、陷蕃后接受其他政权的任命等，其再归宋朝之前若无立功表现，所得官虽然会随形势变化而有起伏，但一般不会超过曾任官阶。雍熙四年正月十二日诏：幽州边境背没军人等，“今后有能自北界脱身来归朝廷者，并不问罪，依旧隶军额。如曾受契丹补置者，并与伪命职官”。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二十三日，赵鼎请降诏书开示：“从伪齐之臣，势不获己，他日来归，亦不加罪”；高宗也表示：“中原陷没，士大夫不幸污于僭逆，皆朕之过。”但绍兴八年五月，宋金首次和议小有进展，高宗的态度即发生了变化：“昨背叛从伪之人，若能束身自归，无功者，朕以不死待之。”对于没有过错或有功劳的陷蕃来归之人，宋朝所授官一般不低于其原任官阶，这与对归明人授官的基本标准是一致的。
　　正任与添差指差遣而言，是官员实际履行职责的岗位，正任官有固定员额，额外增加的差遣为添差官。宋朝添差官初见于神宗时期，但最初并未见用于归明、陷蕃来归之人，其所得差遣最初应是正任官，但至迟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已有归明人添差官。此后，归宋之人初官获得正任差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仅见宣和六年明确提出燕云路归朝官“系正任窠阙”，同时添差也逐渐受到限制，并因归明、归朝、归正人受限时间、内容不同，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别。至迟至政和八年(1118)，归明、蛮猖大小使臣已“各有立定添差员数”，政和八年，徽宗因“州郡官额外添差至多”，立订“非奉御笔不许添差”的严格限制，而归明、蛮猖人则被允许与宗室一起，“依旧条添差”。显然此时归明人添差受到的限制不如归朝、归正人严格。宣和至建炎年间，归正人添差仍受严格限制，甚至被禁止，归明、归朝人则基本不受限制。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十三日诏：添差兵官，“除系随龙，并宗室及归明、归朝官外，今后更不差人”。绍兴以后，归正人不仅可以添差，而且绍兴三十一年以前，归正人添差“无立定员数”，乾道七年(1171)才规定帅府三人、节镇二人、余州一人，而归明、归朝人在绍兴六年(1136)五月已有添差员额的限制：北界归朝、归明官添差差遣，每州不得过六员，西界并蛮猩人每州不得过二员。淳熙三年(1176)五月，龚茂良奏：“近制，惟宗室、戚里及归正人方得添差”，又把归明、归朝人排除在添差之外。
　　归明、归朝、归正人添差官有厘务与不厘务之别，自徽宗朝始，均存在由厘务向不厘务转化的趋势，只是转化时间不同，归明官最早，归朝官次之，归正官最迟。政和八年九月诏：“宗室并归明、蛮猺人许依旧条添差，并不厘务。”宣和五年(1123)曾规定“归朝官添差在京及外路差遣，并许厘务”，至十二月八日又诏“不愿厘务者，听；内不识字人，更不厘务”。宣和七年(1125)二月六日，诏：“燕云归朝官非素习法令，免厘务。”隆兴元年(1163)十月规定：“应添差文武官，及宗室、戚里、归正、归明，或恩例，或特差之人，并不厘务。”
　　3.赡养。宋朝虽然在田宅、任官等方面给归明、归朝、归正人提供了优厚待遇，但其中仍有贫乏不能自存之人，政府对他们的

养政策也存在差别。建炎四年九月二十日规定：归朝、归明白身、效用无差使人并归朝、归明官、效用等身故之家，老小元依倚人，大人每口月支钱八百文省、米八斗，十三岁以下减半，每家不得过五口。绍兴三年(1133)六月二十二日，又规定每州不得过十户。绍兴六年又将以上规定改为“止为养济北界归明、归朝之家”，至五月十三日，在户部侍郎王俣的建议下，规定：“不分北界并广南、荆湖南北路等处归明、归朝，并一概支给钱米养济”。至迟至乾道八年(1172)，归正无差遣及身故之家，已依建炎四年之制，计口给钱米，至该年十二月，又规定按照建炎四年九月、绍兴三年六月敕旨，“州不得过十户，户不得过五口”。
　　随着归正人数量的激增，每州不过十户、每户不过五口的赡养规定，很快就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不得不作出调整。淳熙六年(1179)五月二十日诏：“元系北界归朝人，不拘年限放行养赡外，有元系本朝陷伪归正人，自养济后，已请钱米及二十年者，委知通询究。若有子孙经营、耕种及已请佃官田，非无依倚之家，即行住罢，将实系贫乏之人填阙。”
　　(三)防范程度的差别
　　宋朝虽然给归明、归朝、归正人提供了优厚待遇，但对他们并不放心，采取了程度不同的防范措施，主要表现在对居住地、婚姻、任官的限制。
　　1.对居住地的限制。据《庆元条法事类》：归明人“不许于在京、三路并缘边、次边州往返及居止”，陷蕃投归人“不得住缘边”。“三路”在北宋指河北、河东和陕西，“缘边”州指与其他政权接界者，“次边”州指与缘边州接壤者。显然归朝、归正人居住地所受限制要比归明人少得多。南宋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尽失，再作为归明人居住的禁区已无实际意义，对归明人居住地的限制是否有新的规定，尚未见到有关记载。北宋限制归正人居住地的规定，在南宋至少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乾道二年(1166)二月八月，给事中兼权吏部尚书魏杞等认为“归正人令处边面，实为非宜”，建议将其“迁入近里州郡”，虽得到批准。但淳熙十二年(1185)十月庚申和绍熙三年(1192)十二月八日诏书中均言：“两淮并沿边州军归正人请占官田，昨累降指挥，与免差科税赋”，表明归正人在沿边州军居住并非一时之举。
　　2.对婚姻的限制。对于归明人的婚姻限制，至迟至元祜元年(1086)已有明确规定：“归明人除三路及缘边不得婚嫁，余州听与嫁娶。”《庆元条法事类》云：诸陷蕃投归及归明人“各不得与三路或缘边人共为婚姻”。此载极易被误解为归朝.、归正人婚姻受到的限制与归明人相同，其实归朝、归正人只是不能居住在缘边，三路之次边、近里州军也是允许居住的，既然如此，就不可能禁止其与当地人通婚，实际情况应是归朝、归正人不能与缘边(包括三路之缘边)州军之人通婚。
　　3.对任官的限制。归明、归朝、归正人任官受到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第一，对于任官地，归正官受限地区范围比归明官小得多，归明人不许差注沿边路分差遣，归正人只是不许差注沿边州军差遣。第二，对于职事范围，归明官比归朝、归正官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归明人任官，“不得差出”，“不差本处权摄”，总管、钤辖司公事、路分主兵官“应权者，不得交与归明人”。第三，对于行踪，主要是归明官替移须有人接送，无故不得出州界。归朝、归正官未见有此类规定。
　　三、对归明、归朝、归正人政策出现差别的原因
　　宋朝对归明、归朝、归正人的政策表现出来的诸多方面的差别，揭示了宋朝对其采取了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思想，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原因则具有决定性。
　　(一)宋朝的国家安全策略
　　宋朝国家安全受到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辽、夏、金、元。契丹给北宋造成的亡国威胁远大于西夏，而西夏给北宋造成的国防压力则远甚于契丹。金不仅亡了北宋，而且长期对南宋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元则最终灭了南宋。相比之下，西南少数民族对宋朝国家安全构不成威胁。这种差致宋朝对它们采取了不同策略。对西南少数民族，宋朝“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对西北诸政权，则以劲敌待之，积极防御，不轻易主动发动战争，争取、维持和平局面。两种策略虽然都务在保持边疆稳定，但在实施过程中，宋朝于前者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于后者则受制于西北.诸政权，极为被动。宋朝对归明、归朝、归正人政策的诸多差别实源于此。
　　和归朝、归正人相比，归明人(尤其是西

北归明人)在田宅、职田等方面享受更优厚的待遇，实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归明人，虽然神宗曾说：“中国人固多，诚不赖夏人”，但归明人对宋朝国防具有其他来归之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如此，宋朝对西北归明人的招诱、接纳基本上被限制在战争期间，而对西南归明人的接纳则不存在受制于人的问题。
　　宋朝在给归明人提供优厚待遇的同时，又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思想，而归明人中确实存在奸细、诈降者等不利于宋朝安全的人员，所以，归明人在居住地、婚姻、任官等方面，受到比归朝、归正人更为广泛、严格的限制，其中西北归明人在任官地、行踪方面比西南归明人受到稍多的限制。
　　宣和至建炎年间，归朝人在授官方面享有比归明、归正人更为优厚的待遇，是因为燕云地区的特殊地位。如陶晋生所言：“自五代尤其石晋以来，丧失燕云十六州，在国防上造成一大缺口。契丹骑兵得以长驱直入华北平原，威胁汴京。”宋朝自建国后，一直想收复，但碍于契丹武力强盛，长期不能如愿。澶渊之盟虽确立了宋辽长期的和平局面，但在国防上，北宋被动的地位一直未能改变，及时掌握辽在燕云地区的动向，就显得特别重要，而燕云归朝人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宣和年间，北宋终于有了收复燕云之地的良机，并最终如愿，其中燕云归朝人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从出谋划策、与金商谈联合攻辽到冲锋陷阵，都有他们的参与，归朝官赵良嗣因收复之功得除延康殿学士，这即使在各类来归人员中也是很罕见的。
　　归正人在宣和至建炎年间，差遣添差基本被禁止。绍兴年间宋朝为遵守宋金和约规定，还将部分归正人遣返。但绍兴年间，在归明、归朝人添差差遣已受员额限制的情况下，归正人却不受此限制。淳熙初的规定使归明、归朝、归正人中，唯归正人才能添差，表明建炎以后归正人在除授差遣方面的待遇有所改善，这一结果与归正人在抵御金人入侵中的突出作用有关。张浚《论招纳归正人利害疏》云：“后之良将精兵往往当时归正人也，三十余年捍御力战，国势以安。”
　　(二)冗官、冗费和财政危机
　　归明、归朝、归正人待遇的差别，主要是从徽宗朝开始的，并随着各自在维护宋朝国家安全中的作用的相对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但从长期趋势看，这些差别及其阶段性是在其总体待遇呈现下降的过程中发生的，如差遣由正任转向添差，添差由厘务转向不厘务，添差、职田、赡养受限趋严，乾道、淳熙间归正人给田数量趋减等。这与宋朝冗官、冗费和财政危机有直接关系。
　　宋朝设官“职有限而人流无穷”，副导致员多阙少。熙宁间，“一官而三人共之”，理宗时，“固有一官而五六人共之”。为解决正任官差注困难的问题，于是有了添差官，添差官又有了厘务与不厘务之别。冗官与冗兵、祭祀等构成了冗费的重要因素，进而形成、加深了财政危机。在宋朝官冗、财政危机局面形成及日趋严重的过程中，归明、归朝、归正人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鉴于此，宋朝虽然总体上对他们采取了优待政策，但迫于压力，只能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及其所起作用的变化，在已有优待政策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限制优待对象，降低优待标准，以缓解冗官、冗费和财政危机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