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发生在日本福岛的核泄漏事件再一次将“风险社会”拉进人们的视野。在这场全球性风险中，媒体的参与使风险有了媒介化的语境。本文选取《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对日本核泄漏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观察两报在风险报道上的框架差异。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呈现风险科学框架，《人民日报》呈现风险控制框架。前者易形成对风险的过分放大，后者对风险后果估计不足并刻意管控，两者都不符合有效风险传播的要求。
关键词：《纽约时报》；《人民日报》；日本核泄漏；风险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3006606
2011年3月11日，日本附近海域发生里氏90级强烈地震，强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接二连三的爆炸并产生核泄漏，就此引发继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为严重的核风险。全球媒体迅速展开报道，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变化，各国媒体逐渐搭建出不同的报道框架，也为人们呈现了迥然不同的风险图景。
本文以《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两家以严肃报道著称的权威报纸为例，通过对比两份报纸在日本核泄漏问题上的报道，分析中美报纸的报道框架在建构核风险问题上的差异与成因，及其对当代中国风险传播的启示。
一、 理论背景
（一）媒体的新闻框架
在传播过程中，媒介不仅决定报道什么，而且决定怎么报道，这就是报道的框架。换言之，框架即“对新闻加以选择、强调、描述的原则，它关乎报道中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其原因是什么？”\[1\]（p6）。WwW.11665.Com框架的意义也就在于强化相关新闻事件与媒体暗含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之间的关联。
关于新闻框架的内涵，有学者从叙事及话语的微观层面进行阐释，如框架包括新闻叙事的规模、细节设置和情感基调\[2\](p3-14)；有学者从报道组织的中观层面考察，认为新闻框架是新闻的组织思想，它提供一个环境背景，作为对报道主题进行选择、强调、排除和阐释的依据\[3\]（p11）。而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研究者认为“新闻框架组织的不仅是一个个孤立的故事，而是为受众提供一种持久的文化理解，这种影响要远远超出单个新闻报道的力量”\[4\]（p13）。作为一个动态的文化过程，框架决定了什么是重大的或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决定了编辑部对新闻的遴选意向，也决定了记者和编辑在具体采编过程中为受众预设的文化想象\[5\]。因此，框架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剖析媒体专业人员如何将信息“打包”给受众，又是如何传递其隐蔽的意识形态的。
（二）风险的框架
媒体的风险框架影响公众对风险的认知，但并非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在有关德国互联网的风险报道中，“在线天堂”和“网络地狱”是该国不同媒体呈现出的不同报道图景\[6\](p49-66)；而不同国家媒体在对相同风险事件的解读上也会出现框架上的差异。发生在1991年的伊朗坠机事件引发了诸国的外交风险，美方媒体的报道框架是“偶发性意外”，而前苏联媒体却将此定性为“危险性进攻”\[7\](p6-27)。
有研究者据此判断，媒体的风险框架可以归纳为消极性和积极性两种。消极性框架更加关注并强调风险潜在的负面后果，以及对未来不利形势的预估和危险的判断\[8\](p3-19)；积极性框架重视风险后果的正面导向，表现出对现状合理性的积极维护。有学者分别就这两种框架对受众风险认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表明，消极性框架往往拥有更强的情感号召力和更高的公众参与度；而受积极性风险框架影响的受众在风险认知水平上则明显低于前者\[9\](p56-66)。
二、 研究问题
麦库姆斯和加尼姆研究了框架从微观到宏观结构的属性，认为框架属性的分析通常是“从离散的微观描述入手，再上升到更为复杂的宏观的揭示”\[10\](p67-82)。更小的主题框架将有利于研究者的分析细化，并为验证更高一级的框架机制提供数据支撑。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确立了六个可测量的微观框架类目，分别是消息引用或来源、风险报道领域、风险报道主题、风险的叙事元素、报道结构和报道倾向，通过这些类目的比较，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不同框架主题的差异性。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全 燕：风险的媒介化认知：《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对日本核泄漏报道的框架分析 对媒体而言，框架是相对稳定的，一旦某一主题设计成为新闻报道中占主导地位的框架，改变就
得非常困难。在框架主导下的新闻报道很可能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产生持久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从以下五个问题出发，比较《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在风险报道框架上的差异：
rq1：《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的风险消息或引用来源各体现出怎样的话语体系？
rq2：《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在风险报道领域上各有什么侧重？
rq3：《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占主导地位的风险报道主题各是什么？
rq4：《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的风险叙事分别是如何构架的？
rq5：《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在报道结构和态度倾向上体现两报在核议题方面各自有怎样的报道倾向？
三、研究设计
（一）抽样
本研究选取的时间段是从2011年3月12日（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的起始日）至2011年6月12日，共计3个月。作者使用专业新闻搜索服务器莱克萨斯连线（lexisnexis），在《纽约时报》全文（all text）中以“japan”和“nuclear”为关键词，以“news”为文档类型进行检索，共获得有效样本167篇；在人民数据库的党报党刊库中检索《人民日报》中含有“日本”和“核”关键词的新闻报道，获得有效样本23篇。
（二）编码方案
笔者在全文阅读和分析《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有效样本基础上，一共设立六个编码单元：
1风险消息引用或来源。消息来源直接关系到风险报道的性质，通常决定了媒体报道的话语基调。本研究将两报新闻涉及的消息来源或引用来源进行统计分类，整理出六个类目，分别是日本政府部门、日本核电产业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所在国专业机构、研究型知识专家、相关利益组织和团体、其他媒体。通过比较两报的消息来源在这些类目中出现频次和比例，观察各自报道框架的性质。 报道领域。从风险报道的领域和主题来看，媒体可能会突出问题的某些视角，同时弱化其他方面。因此研究按两报在核风险报道中所涉及领域，综合统计出六个变量，分别是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其他风险。其中环境内容的取样是检索两报含有环境、气候、海洋等风险议题的内容；健康内容是与空气、水、食品等议题相关的风险报道；社会方面是媒体对个人和团体有关风险认知的报道；经济方面报道包含金融、贸易、市场等风险信息；政治方面则是涉及媒体所在国及其他国家有关内政外交主题的报道内容。通过测量两报在这些领域报道中所占比重，体察媒体关注领域的差异。
3风险报道中的媒体功能。研究根据媒体在风险传播中发挥功能的层级不同，将风险报道主题分为风险信息沟通、风险评估解读、风险控制分析和风险决策引导四个层级。在前两个层级中，媒体起的是风险沟通功能；在后两个层级中，媒体承担了社会控制的职能。通过测量两报在各层级所占比重，可观察不同报纸在风险传播中功能定位的差异。在这一单元的编码中，两报的动态消息跟踪属于风险的信息沟通层面；深度专业性调查报道属于风险的评估解读层面；由政府主导的宣传报道则属于风险控制和风险决策层面。
4风险叙事的元素。研究还选取从分解风险叙事内容入手，考察不同媒体更倾向选择哪些类型的叙事元素组织风险故事。根据恩特曼的风险叙事理论\[11\](p51-58)，本研究设置“风险是什么？”、“谁遭遇风险？”、“风险如何归因？”、“风险如何管控？”四个叙事元素，每个元素下设3—4个次级主题词，主题词是对两报新闻故事中对应的叙事项进行的概括总结。本研究对两报共计190篇新闻故事按统计出的15个主题词进行编码，观察各主题词在新闻叙事中的出现数量和频次。
5风险报道结构。在报道结构上本研究以新闻类型、报道属性和新闻来源地为三个总类目，并在每个总类目下设三到四个次级变量，其中新闻类型的次级变量是事件性报道和非事件性报道，报道属性的次级变量是调查性、描述性、观点性和综合性，新闻来源地的次级变量是媒体所在国国内、国际和综合来源，据此考察两报在报道结构如何形成自身的风险框架。
6风险报道倾向。恩特曼认为，框架可以通过特定词语和有倾向性的表达，或者是反复出现，使文本中的一些观点更加突出，也更易辨别、理解和记忆\[7\]（p7）。本研究以积极、消极和中立态度为编码的总体变量，比较两报在核风险报道倾向性上的差异。在确定每篇新闻的报道倾向问题上，主要是判断报道
中出现的语法修辞的属性和平衡性观点的多寡。
四、 研究结果
表1里出现的7种消息渠道来自对两报共计190篇有关日本核风险报道的来源统计。经过观察，我们发现《纽约时报》最主要的消息或引用来源是日本核产业部门，占全部来源的近1/3，其次是核物理、风险管理等领域的专家、观察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分占16%和14%；《人民日报》的消息来源排名前三的是日本政府部门、新华社的通稿和国内职能机构，分占25%、22%和21%。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还关注到与日本核电产业有关联的其他利益组织和团体的反应及所受影响，《人民日报》未见此类报道。
rq1中提出由消息来源判断两报话语体系，从对测量结果的对比性描述中可以发现，《纽约时报》的消息来源广泛分布在各种提供风险报告的消息渠道，其报道的核心消息来源——日本核电产业部门也是本次核泄漏的事发焦点，另外核事故调查和评估的关键性团体和专家层也是该报追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人民日报》对中日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所发布信息的采用率占全部来源近一半，明显高于《纽约时报》，另外有1/4的消息是直接转引本国同级媒体（新华社）的消息。我们可以据此判断，《纽约时报》风险消息的来源渠道相对多元，并显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和专业话语取向；《人民日报》则更多倚重政府消息，呈现的是官方性话语体系。
表1 风险消息或引用来源（频次／%）
纽约时报 人民日报
日本政府部门（内阁官房、外务省、警察厅、经济产业省、文部科学省等） 52／11 16／25
日本核电产业部门（东京电力公司、福岛原子能发电站、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等） 128／28 7／11
国际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原子能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65／14 9／14
媒体所在国专业机构（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美国能源部、美国环保署；中国海洋局、环保局、气象部、卫生部、红十字会等） 57／12 14／23
研究型专家、观察家（自然科学领域、风险评估和管理领域等） 73／16 4／6
相关利益组织和团体（欧盟、通用电气、丰田汽车、巴黎银行等） 36／8 0／0
其他媒体（bbc、nhk、新华社等） 49／11 13／21
总计 460／100 63／100
两报在风险报道领域也各有侧重。位列《纽约时报》风险报道关注领域前三位是环境风险、经济风险和健康风险，分别占84%、53%和45%；《人民日报》关注领域的前三位是健康风险、环境风险和政治风险，分别占92%、88%和23%。其中除生态环境是两报关注的共同焦点外，其他领域受关注程度均有不同。《纽约时报》位列第二位的关注领域是经济风险；而《人民日报》对健康安全领域的关注占到全部报道量的92%，基本覆盖所有的新闻报道。另外《纽约时报》关注核辐射引发的国际国内社会各领域的冲突；而《人民日报》更注重日本和国际关系政治领域的生态变化。
rq2关注从风险报道的领域来看两报各自的侧重面。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发现，作为传统风险领域的环境安全问题是两报共同关注的焦点。除此之外，《纽约时报》更多关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因核风险而造成的影响；《人民日报》则明显倾向对政治生态的关注，而对社会、经济和其他领域则较少提及。两报在风险认知上的差异也体现出各自所属社会的政治经济观的不同。《纽约时报》对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关注体现了美国社会发展—以贯之的经济文化导向；而《人民日报》的党报定位及其对政治导向的强调，也使其对核风险在政治领域产生的影响更为敏感。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中国当前强调的和谐社会建设关注民生的问题，也是《人民日报》高度关注公众健康安全的重要原因之一。行风险报道时，从信息沟通、评估解读、控制分析到决策引导，呈现的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有趣的是，从两报对各主题报道占据的比例来看，随媒体功能层级逐步加强，《纽约时报》的参与程度明显减弱。可以看到在风险信息沟通和风险评估解读两个基础项上，《纽约时报》分占91%和94%，基本覆盖所有报道，而到了更深层面的风险控制和风险决策上，该报仅有12%和8%的报道占有率；《人民日报》则呈现明显不同的报道主题倾向，四个报道项目中，风险评估解读量相对《纽约时报》减少很多，仅占全部主题的31%，而在更深层次的报道参与中，该报表现明显活跃，如在风险控制分析和决策引导上分占70%和61%，显现出较
的社会控制职能。
rq3提出两报在风险主题上的差异问题。从以上对比性描述中可以看到，《纽约时报》重视风险信息沟通和对专业评估的媒体解读，而《人民日报》在协助官方进行风险控制和决策引导上较前者要着力明显。《人民日报》在核泄漏事故发生第5天（3月16日）就宣告核泄漏在中国的影响处在可控范围之内，此后接连四篇报道都以变化不大的标题和主体内容反复做出上述强调以稳定人心。应该说《纽约时报》对核风险进行客观审慎的解读与分析，与其新闻专业主义立场是吻合的；而《人民日报》对风险控制与决策的突出干预，在社会组织和维稳方面的活跃表现，也与其在国内报纸中的指导性地位以及一贯坚持的正面导向职能是密不可分的。
表2按风险的四个叙事元素对两报的新闻故事进行分解，以各元素的不同答案项做主题词为新闻故事逐一编码。逐项来看，在“风险是什么”的问题上，《纽约时报》倾向于科学性定位，报道多认为是科技失控带来的风险，这一定性占到54%的比例；《人民日报》偏向于站在危及民生的角度对核泄漏事故做出定性，报道也多以核风险与健康安全的关系作为叙事的出发点，该类目的比例占到57%。在“谁遭遇风险”的问题上，《纽约时报》除了关注直接受影响的自然生态外，同时将社会也视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认为社会的组织和机构同样是核风险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人民日报》保持传统的风险观察，对人与自然的遭遇密切关注，并且这一答案的比例超过该类目的七成。在“风险如何归因”问题上，《纽约时报》有1/3多的报道没有涉及此类问题，另有近一半的报道将此事故归因于核电产业带来的风险隐患，这一比例在该类目中比重最高；《人民日报》有66%的报道认为由于强震造成的核泄漏，因此自然的不可抗力是产生此次风险的根本原因。在“风险如何管控”问题上，《纽约时报》近八成报道没有相关内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民日报》也有同样近八成的报道赞成政府管控是管理风险的最佳渠道。
表2 风险叙事的元素（数量/%）
纽约时报 人民日报
风险是什么？ 民生失常 31/19 13/57
科技失控 90/54 4/17
其他形态 42/25 3/13
无 4/2 3/13
谁遭遇风险？ 自然生态 55/33 17/74
社会生态 84/50 3/13
无 28/17 3/13
风险如何归因？ 不可抗力 10/6 15/66
核电隐患 78/47 1/4
制度失衡 17/10 3/13
无 62/37 4/17
风险如何管控？ 政府决断 8/5 18/78
民间监管 10/6 0/0
综合治理 16/10 2/9
无 133/79 3/13
rq4关注的是两报风险叙事的差异，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两报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叙事构架。从整体叙事来看，《纽约时报》的科学叙事框架非常明显，而《人民日报》的民生叙事框架十分突出。同时，在风险管控问题上，《纽约时报》的甚少决断与《人民日报》的官方控制立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性差异。
表3列举了三个报道结构项目下的九个指标，分别对两报的报道进行报道类目的量化。《纽约时报》的事件性报道占全部报道量的六成，非事件性报道占四成；《人民日报》两种类型的报道量基本持平。在报道属性上两报分化严重，《纽约时报》的非事件性新闻均为调查性报道，事件性新闻中又以客观描述性新闻占绝大多数，没有出现纯观点性的新闻；《人民日报》没有出现调查性报道，描述性和观点性报道各占22%，综合性的述评新闻数量最多，比例达56%。在新闻来源地方面，《纽约时报》的多地综合性来源比例最大，占全部报道的78%；《人民日报》报道的国内来源最多，占52%。
表3 风险报道结构（数量／%）
纽约时报 人民日报
新闻类型
报道属性
新闻来源地
事件性 101/60 12/52
非事件性 66/40 11/48
调查性 66/40 0/0
描述性 86/51 5/22
观点性 0/0 5/22
综合性 15/9 13/56
本国内 15/9 12/52
国际 21/13 8/35
综合 131/78 3/13
表4呈现的是两报在核泄漏报道中显露的态度倾向统计。《纽约时报》多方意见的平衡性报道占报道总量的35%，比《人民日报》的17%多出一倍。在积极态度层面，《纽约时报》对日本国家的
同情以及对日政府的支持度明显高于《人民日报》；而《人民日报》在风险控制方面显现出比《纽约时报》乐观得多的态度倾向。在消极态度方面，《纽约时报》有44%的负面报道，其中包括对风险扩散的担忧和对核技术的质疑；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所有报道中没有涉及有关风险失控的表述，有关担忧和质疑也主要是针对日本在核泄漏问题处理上的迟缓和隐瞒态度对表3和表4的分析，rq5有关两报各自的报道倾向问题上可以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结论，《纽约时报》密切追踪核泄漏事件的发展和事态演进，注重对风险的深入调查和评估，全球范围的新闻来源地也反映出该报重视新闻的考证和第一现场性；《人民日报》对原始的消息来源进行观点性加工的痕迹比较明显，在新闻来源地上相对集中在国内部分，也体现该报重视国内报道的特点。在态度方面，《纽约时报》表现审慎，在报道中隐含的对核风险扩散的担忧更多；《人民日报》的积极正向态度要比前者突出，在对控制风险、维护稳定方面进行舆论引导上着力明显。总体而言，在核议题上，《纽约时报》倾向专业主义取向的平衡性报道，《人民日报》倾向风险控制取向的观点性报道。
表4 风险报道倾向（数量／%）
纽约时报 人民日报
积极态度
消极态度
同情 16/10 3/13
支持 14/8 0/0
风险可控 5/3 13/57
担忧 47/28 1/4
质疑 14/8 2/9
风险失控 14/8 0/0
中立态度 平衡报道 57/35 4/17
五、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在此次日本核风险的规模报道中，《纽约时报》的报道内容跨越核科学、环境科学、健康医疗、时政领域、财经产业、风险评估与管理等领域，建构多网交叠的国际化风险场域，从而显现出非常明显的科学主题框架。此外，该报擅长于制造各种复杂的科学辩论，报纸按冲突的框架调整各种消息来源的位置，形成各利益群体之间的话语对立，以突出各自不同的立场。这也反映出《纽约时报》倾向给予“一个故事的两面”，从而使新闻报道看起来更加平衡和公正\[12\]。而对平衡性报道的强调也使得该报在处理核风险问题整体趋于一种审慎的消极态度。
与《纽约时报》科学主题框架所不同的是，《人民日报》在核风险报道中呈现出民生主题框架；而相对应《纽约时报》的风险冲突取向，《人民日报》体现的则是风险控制取向。在本研究统计的《人民日报》相关样本中，报道基本在一个有利于本国政府和核工业发展的叙事框架中展开。无论是在消息来源上倚重官方的统一发布，还是在风险控制上积极配合政府宣传，《人民日报》都在为公众理解风险科学和参与技术权衡的过程中增添了一定的政治判断。
《纽约时报》科学的、冲突的、消极的风险框架，与《人民日报》民生的、控制的、积极的风险框架的差异，与报纸本身的性质与定位密切相关。《纽约时报》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级报纸，风格严肃而古典；《人民日报》是面向国内的中央机关报，注重政治性和导向性。两报的不同定位直接导致了风险框架的显著差别。而欧美文明中的科学主义和冲突论与华夏文明的整体观与安邦思想之间的文化异质性，也使得全球化的风险社会在中美媒体中各自呈现出本土化的图景。此外，有研究表明，处在多元话语共生的社会形态中的报纸倾向于将环境议题的风险显性化，而在单一话语主导的社会形态中的报纸则更多导向于报道风险的可控性\[13\](p49-58)。对照本研究的两份报纸样本各自所依存的舆论环境的差异，我们发现，《纽约时报》的科学框架崇尚多元自由，在选择和发布新闻上遵循客观中立的平衡性原则，重视各阶层各领域的风险沟通，而在主观性突出的风险控制和抑制冲突领域则表现审慎。而《人民日报》的风险报告主要来自本国政府及其政治子系统，这在不同程度上遮蔽了来自民间的环保组织和独立的风险评估机构提供的非官方信息。当媒体的风险框架与政府主导的风险管理模式达成共识，媒体就会自觉控制冲突性言论并保持与官方话语的一致性。
不同的风险框架决定了媒体在进行信息筛选时确立不同的规范和标准。在对比两报的风险框架后，值得深思的是《纽约时报》的风险框架在科学导向的屏障下，无形中放大了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负面影响。穆雷等学者发现，许多美国人对风险的过度担忧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人们的恐惧往往来源于媒体危言耸听的风险报告
\[14\]。而《人民日报》的风险框架受制于政治主导，容易导致对风险后果估计不足，从而暴露出观点狭促、缺乏科学精神的弊端。媒体描绘的风险景观深刻影响着公众对风险的社会和心理认知，并且在决定具体风险事件引发总体社会影响的方向上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传媒的风险报告过于耸动或盲目乐观都不利于风险的科学管理。站在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频发的风口浪尖，如何进行科学的并行之有效的风险传播也应成为管理者和传播者所应共同面对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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