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独秀的看法变化很大，陈独秀研究蓬勃展开，新见迭出，成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领域的显学，陈独秀的正面形象一次又一次登上电影银幕、电视屏幕。舆论公认，他是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和苏联体制的反思，更为知识界所珍视。然而，正本清源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有一些苦涩的插曲和风波。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今属安庆市。改革开放之始，乘着思想解放的大潮，重新研究这位赫赫有名的乡贤，被当地学界提上日程。按照有关领导安排，安庆市史学会决定开展陈独秀史料搜集整理工作。1980年4月，由安庆市图书馆馆长兼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君率队，年已七旬的陈独秀之子陈松年和李帆群、万峰岩参加，赴外地采访陈独秀生前好友。
　　在北京，他们采访了时年93岁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蕴山。朱蕴山也是安徽人。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二人交往长达三十年。直到陈独秀晚年在江津贫病交困，朱蕴山还提着鸭子去看望。陈独秀以诗相答：“贯休入蜀唯瓶缽，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容碑。”在上海，他们采访了时任市政协委员的郑超麟。郑超麟是早期共产党人，和陈独秀交往密切，是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知情人。他们还搜集了大量陈独秀的著作、照片，包括陈独秀未曾发表过的诗作几十首及小说、手迹，以及与陈独秀有关的各种历史文献。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陈独秀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没想到，不久这些学术活动都成了政治问题。安徽省委负责人向中央汇报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本省的表现时，把陈独秀研究中的动向列为其中的第11条。wWW.11665.com当时这样说：
　　1、安庆史学会的一些同志，在筹备陈独秀讨论中做了很不慎重、很不妥当的事。该会一位负责人多次带着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到全国各地，走访与陈独秀一起活动过的人了解情况。
　　2、找托派取消派的骨干分子（郑超麟）了解情况，对其错误言论原样照登。
　　3、他们编印了1本《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
　　4、他们还准备修复陈独秀故居。
　　5、征集文物，并向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工作者和陈独秀有关的人发出邀请，征集学术论文和资料，计划成立陈独秀研究会。
　　6、在陈独秀传略中有不少攻击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
　　7、在安庆召开陈独秀研究会的消息传开后，有位在华的美国学者李费根，通过美驻华使馆来函与我省联系，要求参加会议。
　　8、但史学会的个别同志，据说至今仍有抵触情况。
　　接着，八条罪名又在新华社的刊物刊登出来。安徽省委宣传部责令安庆市史学会做出检查。张君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错误，拒绝检查。安庆市史学会会长是一位党政干部，无奈中只好字斟句酌，写出检查上报。省委宣传部将这一检查通报全省。原来安排陈独秀研究的安庆市领导，这时也对史学会大会点名、小会批判，使张君感到十分委屈。安庆市公安局甚至奉省公安厅之命，三次到张君家追查《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的去向。特别追问资料怎么传到国外去了？其实，张君和国外学者并无来往，只是在参加国内党史会议时，将这份资料与国内同行进行过交流。现在看，八条罪名，非但无过，甚至有功。朱蕴山接受采访第二年就去世了，如果当时不采访，以后想采访也不可能了。
　　同时，一些年轻人重新探寻陈独秀的尝试，也遭遇了压力。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阎新建到本市郊区探访陈独秀墓地，因墓碑被挖走垫了路，他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当年参与安葬的老农，才确认树林中的一个大土堆就是陈独秀墓。为此他写了一篇《无碑的墓地》，被评为安徽省大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又看到气候来了，就向宣传部揭发此文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毒草”。好在安庆师范学院的领导敢于承担责任，力保阎新建家庭出身、政治表现都没有问题，才算平安着陆。
　　事态的转机源于高层。1982年，邓小平批示：对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安庆市拨款两万元对陈独秀墓进行整修。这表明，研究陈独秀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风马牛不相及。1998年5月，陈独秀墓又升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陈独秀已经成为安庆首屈一指的人文遗产，那一段小插曲自然无人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