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国内政治生活相对稳定，但是基层士卒制造的小规模变乱却异常频繁。其原因颇为复杂，有士卒自身问题，也有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等原因。北宋基层士卒之频繁变乱，严重削弱了王朝国力和军力，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民众生命财产，对当时的国家与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北宋政治；募兵制；基层士卒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118－06
　　收稿日期：2011－03－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9xja7770003)
　　作者简介：王军营，男，陕西礼泉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博士研究生；陈峰，男，山西芮城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北宋一朝，国内政治生活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军队内部并不安宁，在160多年的时间里，北宋基层士卒制造的武装变乱异常激烈，非常频繁。上世纪80年代，贾大泉等先生就此做过一些研究，但随着时代发展与宋史探索不断深入，有关北宋基层士卒变乱之背景、影响等尚需重新考察。笔者不揣浅陋，欲在先前诸先生研究基础上就此问题重新认识。
　　一
　　北宋时期，军队大致分为禁军、厢军、乡兵等军种，兵员大部分依靠招募所得。众所周知，北宋实行的募兵制是从晚唐五代继承而来的，晚唐五代军伍之风气也多少影响到北宋社会。
　　唐自安史之乱后，各地节镇拥兵自重，将帅日益跋扈，士卒恃宠骄横。“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如魏博镇之牙兵，“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WWw.11665.COm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五代时期，悍将骄卒完全左右政局，“乱亡相踵，未有不由于兵者”，国擅于将，将擅于兵，“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皆俯首听命而不敢较”，士卒之骄横至于极致。《资治通鉴》中说：“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赢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后周世宗有鉴于此，改革军政，长久以来将骄士惰的风气初步得以扭转，后周之兵威始大振，“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
　　北宋建国后，太祖太宗及其后继者“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大力整肃军队，将军权紧握手中，逐渐消除了内部将帅控制军队、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但是，晚唐五代以来士卒骄横之风气并未完全革除，部分基层士卒在宋初依然相当骄横。宋人石介评价历朝兵制时就认为，“国家之制失在兵骄”，指出“国家之兵骄不为用”的事实。乾德二年(964)九月，太祖在讲武殿检阅诸道士卒，挑选出万余精兵，任命王继勋统率，“给缗钱俾娶妻”，结果王继勋疏于管理，这些精兵竟在京城“白日掠人妻女，街使不能禁”，太祖盛怒之下“捕斩者百人”。以后，又有嘉州“禁军校吕翰聚众构乱，军多亡命在其党中”。开宝二年(969)冬十月，护卫皇宫的部分卫士——“散指挥都知杜延进与其徒十九人谋作乱”。又四年(971)十一月，太祖精心挑选的宿卫禁军“蜀班内殿直四十人，援御马直例乞赏，遂挝登闻鼓，命各杖二十；翌日，悉斩于营，都指挥单斌等皆杖、降”。同年十二月，“黎州定远兵士作乱，聚居庭角溪，邛部川都鬼主阿伏遣其游击将军卑吠等率众平之”。宋太祖也意识到骄兵的巨大危害，在与李承进谈及后唐史事时，他不禁感叹：“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军，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御，诚为儿戏。朕今抚养士卒，固不惜吝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企图以严刑峻法整肃军纪，遏止士卒骄横不法的行为。但之后情况变化似乎并不大。
　　宋太宗即位后，曾下令严惩士卒骄横不法行为。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谕诸军徧索曾经罪罚、凶猾无赖者，得百余人”，以铁钳钳其首，羁于本州，直至次年二月方才释放。然而士卒骄横以至变乱依然时有发生。太宗端拱时“叛卒刘渥啸聚亡命数百人，寇耀州富平县，谋入京兆，其势甚盛。所过杀居民，夺财物，纵火而去，关右骚然。”淳化二年(991)，夔州兵卒谢荣等百余人变乱被斩。五年(994)，贝州“骁捷卒劫库兵为乱，推都虞侯赵咸雍为帅”，等等。宋真宗即位后，骄卒变乱更不断出现。田锡上疏说：“臣见银台司诸道奏报，自九月初至冬节前，申奏贼盗不少……永兴军奏，虎翼军

四十余人劫永兴南庄。……今月二日西京奏，王屋县贼一百余人，白高渡溃散军贼六十余人……”，不禁发出“岂有京师咫尺而群盗如此，边防宁静而叛卒如是”的惊呼；钱若水上奏指出：“今之所患，患在其戎卒骄惰。臣自知府以来，见侍卫、殿前两司送到边上亡命军卒，人数甚多。”宋仁宗及其之后以至北宋灭亡，士卒骄横进而逃亡、变乱之状况愈益严重。苏舜钦在给范仲淹写的《谘目(二)》里说：“至于人员(将校)与长行(士卒)交易饮博者多矣”，士卒们平日于兵营中“出入无时，终日嬉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甚至出现“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料，不自荷而雇人荷之”，欧阳修忧虑地指出：“其娇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北宋中后期，从州县地方到城砦边防，自对敌前线甚至皇宫大内，有关士卒逃亡、变乱之记载不绝于册。仁宗时张方平说：“臣比在审刑，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无日不有。大则欲谋杀官吏、劫仓库，小则谋欲劫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少亦一二十数……”欧阳修也说：“累据北京、邢、沼、磁等州节次申报：‘军贼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数州之内惊劫人户，掠夺递马并乡村生马骑乘，倏忽往来，不辨头首姓名及每火人数。’”士卒逃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苏轼说：“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逃亡士卒往往又转为盗贼，如“京东恶盗，多出逃军”。
　　总之，伴随北宋王朝发展相始终，基层士卒之骄横愈演愈烈，大小变乱频繁出现，这对北宋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关于北宋兵变事件的具体梳理与考证，前人已做过研究，此处从略。　　北宋时期，基层士卒制造的变乱异常频繁，但一般规模又比较小，很容易被扑灭下去，其中背景颇为复杂。以下主要从士卒自身、治国方针、北宋兵制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募兵制下北宋士卒自身问题
　　北宋士卒来源复杂。“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出于统治利益考虑，从宋初开始，太祖就注意将一些无业游民吸收到军伍中来。他说：“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于是“犷暴之民收隶尺籍”“强梁亡赖者悉拘于军”，士卒来源成份颇为复杂，如《宋史》所谓“应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尔”。
　　北宋士卒来源复杂，军队兵员素质良莠不齐，严重影响军伍风气，以致变乱时有发生，危害社会秩序。薛居正知朗州时，“亡卒数千人聚山泽为盗”。真宗景德二年，亡卒王长寿“聚徒百余，抵陈留，剽攻郡县，捕之不获。朝廷专遣使益兵，追逐於澶、濮间。会契丹南侵，夹河民庶惊扰，长寿结党愈众，人皆患之”。枢密直学士张谅知益州，“有巡检所领龙猛军人溃为群盗……连人数州，俘掠而去”。北宋晚期情况愈益严重，靖康二年四月，钦宗在颁布的诏书中指出：“访闻诸处溃散军人啸聚作过，将百姓强刺充军，驱虏随行使唤，遇敌使前，害枉良民”。
　　再者，北宋时期，武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跌至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点。军伍士卒为人轻视，从军当兵成为一种卑贱的社会职业。如北宋末南宋初李纲所言：“惟国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战卒贱辱之甚无以比者……”北宋募兵制下如游民、乞丐、无赖、罪犯等被募入兵营，侧面反映出士卒社会地位的变化。此外，北宋政府针对基层士卒的一些措施，如刺字、役使差遣等，事实上也等于认同了士卒卑贱的身份地位。
　　北宋政府因袭五代之法在士卒身体显明部位刺字以别常人。从刘守光“黥面涅手之制”起，“天下遂以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与齐民齿”。刺字成为一种耻辱标记，使他们与普通民众划开界线，而当时某些罪犯、官府工匠和奴婢也是刺字的。《默记》中记载，有次会客宴上，一位名为白牡丹的女妓酒醉，对总管狄青劝饮时竟说：“劝斑儿一盏”，讥讽他脸上的刺文。自身职业低贱的女妓，酒醉吐真言，竞也清晰地表露出对军人的轻视。由此，可见当日之社会风气。另外，宋朝文官武将私役兵士之军旅弊政也相当长期、普遍、突出和严重，朝廷虽三令五申的禁绝，却收效甚微。宋仁宗时，韩琦忧心忡忡地说：“故将相戚里及权近之家，多占六军等，耗县官衣料，为私家仆隶，在京不啻数千人”。从士卒角度讲，“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

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却被充作私家仆隶或匠工，丧失了军兵原本所赋予的特定职业意义，亦势必造成社会主流人群对军营、士卒看法产生变化。“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莫原其意”，就连士兵出身的狄青战功赫赫升入枢府，士大夫们仍“呼狄为赤枢”，轻视之情溢于言表。“做人莫作军，做铁莫做针”，“做了军时，别无活路头也”，这是民间流行的对从军的看法。
　　(二)特殊治国方针在士卒中的消极影响
　　北宋王朝建立后，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局面，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统一，但是，为加强专制中央集权，在宋初即产生并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宋太祖时，在朝中注意保护、重用文臣，地方上“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缺代为守臣”，同时要求“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一面采取措施逐渐剥夺武将权力，打压武臣跋扈气焰，一面逐渐重用文臣，提高文官士大夫地位，培植崇文的社会风气。宋太宗端拱时，王禹傅上奏说：“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予官常”，即指出朝廷过于重用科举文臣而轻视武将的事实。“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到仁宗朝，更出现如欧阳修所说“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之情境。以此可见北宋“崇文抑武”方略实施的力度。
　　一方面，北宋统治者采取“崇文抑武”治国方针和“将从中御”的驭将策略，束缚了将帅独立治军的手脚，营造了产生庸帅懦将的土壤。王夫之说，宋太祖因“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即削弱统兵将帅的权力，后世帝王谨遵其成，尤过之而无不及。太宗说：“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可见其对于地方长官以至将帅武人防范甚深。王夫之评价道：“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至仁宗庆历时，贾昌朝上疏即指出“今命将帅，必先疑贰”，结果造成“虽有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的军政之弊。
　　将领权力不专，致使军队管理决策无法统一，难以贯彻推行到士卒基层。军中有志之士的才能难以施展，却给一些智勇将帅消沉、不作为提供了平台，更为一些庸夫懦将因循苟且创造了适宜的土壤。真宗咸平三年，田锡上疏说：“(宋军)士卒不惯行阵，将帅不知战守，加以士卒骄而将帅鄙，致昨来傅潜辈临事而苟且，遇敌而进退”。史载其时主帅王超“临军寡谋，拙于战斗”，傅潜“畏懦无方略”。仁宗朝，对敌前线的夏守赞，“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韩琦在前线反映：“庆州久缺部署，高继隆、张崇俊虽有心力，不经行阵，未可全然依任。驻泊都监之内，亦无得力之人”，而武将魏昭日丙、王克基“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刘敞说：“即今武吏多不愿临边，有不得已就职者，皆畏避……边臣有才者寡，可用者少。”在赵宋王朝的大政方针引导下，军旅将士素质愈益低下。田况指出：“今将帅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练。”范仲淹反映：“今诸军、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军臣僚人员等递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至衰老。”
　　另一方面，北宋实施“崇文抑武”国策进而派生出“以文驭武”制度，将许多懵懂军事之文臣儒士推到了治军和指挥的前线。在“崇文抑武”国策长期贯彻影响下，宋廷逐渐产生“以文驭武”的驭将之法。“它(北宋)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也就是说，宋太祖认为再差的文臣也要优于武臣。所以从他开始，文臣逐渐被委以重任，直至以后彻底超越凌驾于武臣之上。宋仁宗时蔡襄说：“国家既平四方，追鉴前失，凡持边议，主兵要，内宥密而外方镇，多以文臣任之。武臣剽去爪牙，磨治壮厉，妥处行伍间，不敢亢然自较轻重。然则今天下安危大计，其倚重于文臣乎!”“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故于文士，观其所长，随其才而任之。”至北宋中叶，一些文臣得以在边疆直

统帅军队，指挥战事。如刘挚对哲宗说：“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多担任军事统帅的文臣或者不谙军旅，空有抱负，或者畏懦胆怯，治军无方，很难在军中树立威信，从而做到上行下效。如此间接地为士卒变乱提供了可能性。宋仁宗时范仲淹仅对敌精于防守，就在朝野颇获美誉。善于谋划的韩琦常言“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坐镇指挥战事，而难辞好水川惨败的责任。正如王夫之所说：“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驰，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宋神宗熙宁三年，进士出身的韩绛负责对夏军事指挥，而其“素不习兵事，注措乘方”，军中士卒“众皆怨望”，“调发骚然”，致使“庆卒遂作乱”。
　　(三)北宋兵制上的问题
　　其一，宋太祖汲取前代历史教训，派遣军队戍守地方，设立“更戌法”。“祖宗以来，诸军少曾在营，常分番出戍。”军队一般以指挥为单位被派遣到各地屯驻或驻泊，每一、二年便要轮换，“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淳化、至道以来，持循益谨……更戍交错，旁午道路。”对于这种措施，“议者以为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即时人亦认为不好。宋太宗二次北伐失败后，张洎总结教训说：“臣顷闻涿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士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谦自任”，一针见血地指出更戍法施行后战场上军队混乱之状况。
　　更戍法下士卒更换频繁，将帅常不知兵，故短期内也难以培养起将领与属下士卒之情感，因此，他们往往借助酷刑杀戮来捍卫军中威严。一些庸夫懦将更是如此，“今沿边主兵之臣，既不遴择其人，及军士作过，不问乱所由起，一概被罪，遂使骄兵增气”。由此所引发的士卒变乱非常多。例如，真宗时益州王均变乱，起因就由于“神卫卒赵延顺以众怨钤辖符昭寿，多用亲随仆言，榜篁军人”，从而伺机发动叛乱；宜州士卒变乱，起因是“知宜州刘永规驭下残酷，军校乘众怨，杀永规叛”。仁宗庆历时，光化军兵变与长官韩纲“性苛急，不能抚循士卒”关系重大。北宋末期，知京兆府盛章为树威立信，“一日杀戮无辜者数十人。军兵汹汹，几至变乱”。更戍法下问题诸多，将领对士卒不够了解，“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一旦内部生变，这些将帅也不能及时准确地采取应对措施。到宋神宗时，规定禁军“无复出戍”，更戍法才予以废除。
　　其二，军政腐败，尤其宽纵军中之贪夫庸将，也是刺激和诱导士卒变乱的潜在因素。宋朝对贪污无能将帅的传统政策是纵容姑息，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对有武阶的军官犯法，可采用赎罪、官当等方式来抵削刑罚。仁宗景祐四年(1037)，政府重申“三班差使、殿侍犯公罪者，听以赎论”法令。军政逐渐腐败，至北宋晚期情况已非常严重。哲宗即位，“赐士卒缗钱，郡守贪耄不时给，卒怒噪，持白梃突人府”。徽宗时将官时有“侵夺兵食”、“率敛钱物”、“刻剥钱数”、“差借役使”等现象。
　　针对军中弊政，欧阳修沉痛地指出：“癃钟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鱼周询说：“朝廷用空疏阂茸者为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备行伍，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军伍中将帅违反军纪，不作严肃处理，反而宽待其罪，宠荣恩遇，自然不能有效地稳定军心，整肃士卒，这些无疑成为刺激和诱导北宋基层士卒变乱的潜在因素。
　　三
　　北宋士卒变乱次数非常频繁，但一般规模又不太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兵农分离致使参与人群有限
　　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过的征兵制、府兵制，兵源主要是国家平民，平民是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基层社会主流人群。北宋士卒成分复杂，主要是从小农经济里被排挤出来，脱离土地的无业人群。北宋君臣在论述募兵制用意时，也大都强调把各地“失职犷悍之徒”收编军中，而这些“失职犷悍之徒”实即专指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的破产失业农民。
　　募兵制的推行产生了长时期脱离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的职业兵，经过军伍磨砺，已很少具有农民淳朴憨厚与老实本分的特性，兵农成为相互分离的两个群体。“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夫兵既尽出于召募，于是兵与民始为二矣”。马端临说：“

自募兵之法行，于是择其愿应募者，而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藉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盖言其贱而可羞。”
　　募兵类似于西方的雇佣军。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认为，对于一个君主国家来说，“雇佣军和援军好处不大，且暗藏隐患。如果君主要依靠这种军队来保卫政权，那么他的地位不会稳固，也不会安全”。王安石说：“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则其喜病乱，非良农之比。”军伍士卒和乡村农民形成两种利益基础各不相同的人群。一旦军中发乱，难以牵动大批农民参与，相反，多数兵变冲破营房后往往骚扰百姓，祸及农民之利益。
　　第二，特殊国策产生巨大社会作用
　　北宋时文人受到莫大殊荣和礼遇，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社会精英人才基本被收拢到政府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士卒变乱往往缺少社会智识阶层参与。仁宗时保州云翼卒叛乱，内部竟推不出首领，而强迫朝廷官员为之。陕西逃亡卒张海变乱，欧阳修就分析：“然独幸贼虽猖狂，未有谋画。若使其得一晓事之人，教以计策，不掠妇女，不杀人民，开官库之物以振贫穷，招愁怨之人而为党羽……若凶徒渐多而不暴虐，则难以常贼待之，可为国家忧矣”。侧面指出正由于缺乏智识之人参与谋划，缺乏长远眼光，所以变乱范围才不会很大。另外，北宋王朝长期对高级武将采取防范和收买政策，客观上是不愿冒险而参与兵变的。如此，士卒制造的变乱往往缺乏权威和精英引导，所以始终是发展不大的。
　　再者，从北宋的军事政策及统治者对待兵变灵活的策略看，士卒变乱也很难发展起来。“更戌法”下士卒换防频繁，不容易达成默契一同起事；此外，北宋基层士卒也分为不同类别与等级，最基本的就有禁厢之分，而禁军内又分上中下三等。不同类别、等级之士卒的待遇优寡各异，如此之下，士卒群体难免产生分化。在具体处理兵变过程中，统治者的策略也较灵活，如打击与收买、镇压与招安并用等。北宋王朝还先后数次颁布法律，规定逃兵在期限内自首，有时不仅不予追究，反而予以适当奖励，允许继续当兵。如真宗天禧四年，“应缘滑州役卒亡命者，限两月首罪，优给口粮，送隶本军”，等等。
　　四
　　基层士卒频繁变乱，对北宋王朝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严重削弱了王朝军力和国力。宋王朝为追捕逃兵，镇压变乱，统筹安排，调动军队，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还要论功行赏，或支付捕捉逃军者大笔赏金。这些开支都是宋朝政府正常养兵用度之外的额外负担，对加剧宋代财政危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边疆地区，真宗成平时，“诏缘边军卒亡匿蕃部者……募蕃部收捉送官，厚赏之”。《宋史》载：“蕃部获逃卒，给绢二匹、茶五斤。”捕获逃卒奖赏金额越来越大。内地巡检兵士在真宗时“获亡卒一人，赏钱二百，贼一人，钱五百”。神宗熙宁年间，“逃散军贼解吉等六百余人尚在乾、耀州界。诏泾原、环庆路遣将官招捕；毋得贪功务杀，招降一人，依斩获一级酬奖”。政府一再放宽逃亡军士回营期限，逃亡士卒出路不多，又往往沦为盗贼、劫匪等。苏轼说：“京东恶盗，多出逃军。逃军为盗，民则望风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则难敌，法重则致死。”对付如此贼盗，政府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而削弱了北宋的国力。
　　其次，逃兵成盗或士卒变乱，扰乱社会秩序，危害民众生命财产。兵变士卒缺少纪律约束，严重惊扰地方。真宗咸平三年，田锡上疏指出：“近京诸处，多报军贼逃背，沿黄河劫掠军县……昨契丹犯境，闻龙猛兵士三二千人诈作契丹，掳劫河北”；“庆历三年，盗(指张海等)京西，掠商、邓、均、房；叛兵(邵兴等)烧光华军”；庆历七年，贝州王则叛乱，“百姓年十二以上，并刺为军”，如若逃走，保邻都要处以极刑；王均叛乱，“益州城中民皆进走村间，贼皆遣骑追杀，或囚絷入城，支解族诛以恐众。均又胁士民、僧道之少壮者为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给军装令乘城，与旧贼党相间。”宋哲宗元符时，“陕西州县多盗贼，内有逃军者，见今号州贼徒，惊扰一方”。徽宗崇宁时，尚书省言：“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从军队中违抗军法叛逃出来的众多士卒，携带兵器，三五成群，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危害社会秩序，严重影响宋王朝的统治秩序，危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基层士卒制造的变乱

明显不同于以往诸朝，规模一般较小，但次数异常频繁，对国家与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隐藏其后之背景原因颇为复杂，以上主要从社会历史、军伍内部、国家制度等层面作了简单考察，权以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