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云（1979-），女，河南驻马店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生，上海，200234；
严明（1956-），男，江苏苏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摘要：赵翼的五首自题画像诗均作于晚年，这些诗可以看作赵翼的自传与自我评价。透视这些自题画像诗，可以发现，赵翼先后以才子好名形象、魁星形象、立言不朽形象示人。这些形象反映了赵翼人生规划与追求目标的调整与实现过程，他的这种明确追求有典范的意义，在乾隆时代也形成了一种风尚。
关键词：赵翼；自题画像诗；自我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169-05
袁枚《随园诗话》卷七论及画像起源时曰：
古无小照，起于汉武梁祠画古贤烈女之像，而今则庸夫俗子皆有以行乐图矣。
……索题者累百盈千，余不得已，随手应酬。尝口号云：‘别号称非古，题图诗不存。’偶然翻撷《全集》，存者尚多，可见割爱甚难。然所存，亦十分中之一二。［1］
文中指出了时人绘像索题的普遍现象，袁枚的抱怨，可谓鲜活地道出了时人绘制画像、动辄索求题咏的狂热程度，以及名士疲于应付的窘境。“中国画入汉以后，人物肖像，多见于功臣画像。”“汉代画像，赞文成风。东汉武氏祠石室画像之赞文，是今日见到最早的题画诗。”［2］随后，黄巢、白居易、黄庭坚等写了不少自题画像诗。www.11665.CoM到了明清，画像蔚然成风，时人“手持画卷乞题诗”（赵翼《子才席上遇闲云女郎以小照乞题醉后书三绝句》）［3］，爱好写真，喜欢自题或请人品题，如袁枚《梅圃临石田画作自己小像索题》［4］、《蓝士贤刺史乞病归以画像四幅属题》［5］，均是出画像索题。陈维崧、王士禛、金农、郑燮、袁枚等人都有不少知名的自题画像诗。
赵翼共有自题画像诗5首：《自题小照》（1799年，73岁）、《旧簏中偶检得在京时所画鸥北耘菘小照戏题卷后》（1799年，73岁）、《戏题魁星像》（1802年，76岁）、《稚存见题贱照有十万黄金之嘲走笔戏答》（1804年，78岁）和《画士顾生为我写照即题帧末》（1810年，84岁）。从创作时间看，这5首自题画像诗均作于赵翼的晚年；从创作内容看，它们都没有对画面进行描写，每首均是通过议论的方式进行自我评价。因此，这些自题画像诗可以视为赵翼对自己一生的小结。透析赵翼本人的这些“自传文本”，我们就能够更加真实地了解赵翼的心态和自我形象。
赵翼第一首自题画像诗为73岁时作的《自题小像》：
官至四品不为小，富过千金不为少，寿逾七秩不为夭。此亦书生之极，乃犹不免抚心自悼者，则以出无可记之绩，处无可传之稿，竟与屠沽辈流同，冉冉以终老。
这是赵翼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客观总结与自责自励。并无一笔言及外貌，但诗人极力追求不朽、奋发有为的形象跃然纸上。赵翼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归隐耕读已26年，但史学和诗学著作大都刚刚刊刻或正在修订中，［6］因此这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形象中潜藏着求名的焦虑。无独有偶，赵翼的好友钱大昕，也有大体相同的自题画像：“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下幸民。”［7］但钱大昕的幸福满足感中就没有赵翼式的求名的焦虑，钱大昕早已名满天下。
赵翼并不讳言求名，《后园居诗》其四自称：“百念俱已消，名心犹未绝。”晚年“书贾施朝英每年就我刷印拙刻《瓯北诗钞》、《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十家诗话》等各数百部”时，赵翼笑称“我是为名他为利”（卷50），坦承自己的好名与求名。还认为好名对文化事业有莫大好处：“才人未有不爱名，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以香山诗笔之精当，处处有鬼神呵护，岂患其不传！乃及身计虑及此，一如杜元凯欲刻二碑，一置岘山之颠，一沉襄江之底。才人名心如此！今按李、杜集多有散落，所存不过十之二三，而香山诗独全部流传，至今不缺，未必非广为藏贮之力也。”［8］因此，可以说“赵翼中年归隐的主导原因是他自己一再坦承的‘好名’，即希望通过诗文著述获得身后不朽的声名。”［9］
赵翼随后作的《旧簏中偶检得在京时所画鸥北耘菘小照
题卷后》，是偶然间看到四十年前的写真引发岁月流逝的无限感慨。从诗题可以看出，赵翼早就有了别号鸥北、与鸥鹭为盟的想法。
《瓯北集》中共有两首《戏题魁星像》，其中76岁时作的这一首中的魁星实为赵翼本人，因其小序云：
北斗为文昌之府，其第一星至第四星总名魁星，决科者咸乞灵焉，世遂就字
像形作鬼跳跃为魁星像。近日村剧又增一手执笔，一手执银锭，盖取必定得隽之
意，为赴举者发佳兆也。余薄有诗名，生事亦粗足人，遂以魁星目余，谓有笔能
作诗，有锭可致富，一时竟传为口实，爰赋以解嘲。
这则小序可以看作魁星传说的发展演变史，在魁星故事的流传过程中，相貌丑陋的魁星从单纯主柄文衡到“一手执笔，一手执银锭”形象的转变，满足了世俗理想的要求：科举必定得隽，物质财富随之而来；学而优则仕，文采与金钱并有。而且世俗心目中的魁星形象并非凭空杜撰，它总是有现实的根据，赵翼可以说就是一个理想的原型，“才高家又岢，班管握右白镪左。”（《戏题魁星像》）
这首诗采用先抑后扬的方法，首先对被目为魁星表示不满：“老夫颜状纵不美，何至被人拟作鬼。”接着进行清白辩解：“我纵有笔堪脱颖，不过著书铅椠冷。”“我纵有锭可代耕，不过卖文珠两轻。”随后诗人感情马上转变：“浪得虚名翻自喜，生已为神不待死。声望虽无北斗高，位置恰邻东壁迩。”“一个搦管持筹人，竟上穹霄垂玉李。”反而庆幸“他年弄假倘成真，文章司命掌青紫”，“乐得人间众秀才，瓣香奉我虔拜起”。由此看来赵翼很自豪被视为魁星。
想来此说流传颇广，洪亮吉曾为赵翼画像题诗：“利名心并析秋豪，珠玉丛中坛坫高。十万黄金诗一万，送君归老亦堪豪。”（《题赵兵备翼秋山晚景长卷》）［10］夸赞赵翼名利双收，“十万黄金诗一万”。赵翼连忙写作《稚存见题贱照有十万黄金之嘲走笔戏答》进行辩解，根据诗意，走笔戏答的内容实际为自题画像。这首诗先用古代富翁，后用洪亮吉本人的岁收与己相比，重申自己的收入只是依靠才能的“卖文钱润笔资”。此时，赵翼对自己的文名已颇满意，儒家“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使赵翼认为有必要为自己的财富辩解一下。由此可见，赵翼颇善于治生。赵翼以上两首自题画像诗既是诙谐洒脱的自传，又集中透露了赵翼才名和财名两俱的社会地位与自我满足感。
对比赵翼作于1752-1755年间的《戏题魁星画像》，我们可以从对待魁星的态度上见出他心态的巨大变化。这首作于20多岁未第时的《戏题魁星画像》，完全用讽刺的口吻，前半部分描绘魁星“曷鼻魋貌粗丑”的外貌，质疑“似此险怪倘操鉴，宁免轧茁灾词章”？后半部分诧异“奎”星被讹为“魁”星毫无根据，而且“古人字以象形起，今反就字求形似。”不但村夫子甚至士大夫也开始乞灵供奉魁星，真是荒唐至极：“无怪亭林老人笑，科目人皆不识字。”乾隆17年（1752）秋赵翼恩科会试落第，乾隆19年春，会试取明通榜，赵翼考取内阁中书，于是辞礼部义学教习。本来三年教习期满，例可得县令一职，但赵翼志在一第，决定留在京城任中书舍人。［11］这首《戏题魁星画像》就作于这一时期，赵翼在连续五次会试落第后才于乾隆26年以一甲第三名及第，难怪当时的赵翼对流俗趋奉的魁星没有好感。，在自题画像诗中，袁枚对被别人拟为鬼就没有赵翼那么通脱。袁枚在扬州八怪之一罗聘（号两峰居士）为他绘像之后，作《戏题小像寄罗两峰》曰：“两峰居士，为我画像，两峰以为是我也，家人以为非我也，两争不决。”随后，袁枚虽用哲理的语言对“两争不决”，表达了“俱可存而不论”的豁达大度，但接着又说：“虽然家之人既以为非我矣，若藏于家，势必误认为灶下执炊之叟，门前卖浆之翁，且拉杂摧烧之矣。两峰居士，既以为似我矣，若藏之两峰处，势必推爱友之心，自爱其画，……”“由这段文字看来，袁枚认为自己的形象要不然就是被罗聘给丑陋化了：一个声名远播的文豪竟然被误认为‘灶下执炊之叟’、‘门前卖浆之翁’，要不然就是被罗聘给鬼怪化了：一位沉湎于红尘的性灵大师竟然成了枯槁的罗汉或飘忽的鬼。”［12］
正由于赵翼被视为魁星，赵翼画像又不可得，［13］今人结合乾隆皇帝对赵翼“文自佳，而殊少福相”的评价，［14］汪由敦对赵翼的第一印象：“目光灿灿，如岩下电。”（《瓯北初集
序》）以及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一云：“阳湖赵云松翼乾隆辛巳探花，余中书同年也，为人颔尖面小，似猿，而胸中书气逼人。”［15］认为赵翼“在极小的面孔上，长着一双似火炬的眼睛，使其英气逼人，掩盖了不少的丑相。”［16］纠缠在赵翼相貌上已无必要，关键是赵翼以自豪与自信的心态，在这两首诗中体现出了对魁星形象内涵的认同。此时的赵翼再无求名的焦虑了，嘉庆七年（1802）夏，赵翼《呼匠刷印所著诗文戏作》自注：“余所著《陔余丛考》四十三卷、《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瓯北集》四十四卷、唐宋以来十家诗话十卷、《皇朝武功纪盛》四卷、杂记四卷，共一百四十卷。”除了现行的53卷本《瓯北集》于嘉庆十七年冬付梓外，赵翼的全部著作在此年已全部刊行出版。赵翼当时的文名显赫，被目为主文衡的魁星下凡，如《去岁秦淮旅次有江宁张紫澜秀才以诗贽谒携归展玩尙未报命今又枉寄长篇一千三百余字盛相推挹愧不敢当又抄其亡友蔡兰溪秀才旧题拙集见示并见其笃于风义爰赋奉答》及《丹阳狄秀才（梦环）以余与子才心余旧有鼎足之目而幸余之独存也寄诗推重愧不敢当赋此奉答》。当时像张、蔡、狄这样瓣香赵翼的人很多，尤其是当初和他齐名并称的文学、史学大家如蒋士铨、袁枚、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等人相继下世后，赵翼更是独享盛名。而且由上述两首自题画像诗来看，赵翼通过自己的孜孜以求，圆满地实现了自己既定的人生目标。因此，赵翼完成了自己的转型，成为大众普遍认可和欣羡的俗与雅结合的典范。对著名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的反驳，可以看作赵翼此时心境的最佳体现：“诗解穷人我未穷，想因诗尚不曾工。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论诗》其四）可见赵翼并不赞同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17］的观点，并认为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既要工诗又怕穷”，而且，赵翼确实也做到了兼善。赵翼在刻画史右张小照时，首先拈出另一个人们心目中的成功士人同乡沈佩兰作为对比，然后驳斥俗见，认为入仕并非是最好的选择：“我不谓然士贵气，饥寒未免趋路旁。昔人相士问生产，无求乃可自激昂。”（《题史右张小照》）史右张并非不如沈佩兰。史右张倾心生产，利用聪明才智发家致富，做到了“平原乞米书不作，骨力自挺百炼钢”，拥有了独立的人格，很值得赞扬。有意思的是，同时代的翁方纲、袁枚、钱大昕、王鸣盛等诗人和学者也都认为“诗穷而后工”不成立。他们大都善于治生，赵翼在《阊门晤王西庄话旧》“喜听贫官作富人”句下自注：“君生事颇足。”《王西庄光禄挽诗》又说他“牙筹不讳手亲持”。钱大昕也认为“治生”很重要：“与其不治生产而企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治生”条）［18］为了能够安心学问之道，必须先解决生计问题，差不多是清代学人的共识，他们或主讲书院（如蒋士铨、钱大昕、王鸣盛等），或帮人修书（如戴震、章学诚等），以为稻粱之谋。
若说赵翼以上两首自题画像诗是分辩我之为我，以下两首则是正面思考我之为我，《画士顾生为我写照即题帧末》：
山泽之臞土木身，偶烦画史为传真。功名不上凌烟阁，尸祝宁期畏垒民。窗下犹勤三寸管，镜中暗换十年人。他年留作高曾矩，或有书香尚可循。（其一）
漫传颊上有毫添，九朽功深一幅缣。翻怪画师图逼肖，尽将老丑惹人嫌。（其二）。
它们是赵翼最后写作的自题画像诗，是赵翼对自己一生成就的盖棺论定，也是对他成功转型后的自喜。其一简介自己的身份地位、功名成就，满意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其二兴致盎然地交代了顾生为我写照之真，表明了“我”的乐观开朗性格。顾恺之为功臣画像颊上添两毛，以达到传神效果，赵翼虽没有因功图上凌烟阁，但他满意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
通过才子好名形象、魁星形象、立言不朽形象，赵翼逐步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并且很自豪完成了以立言追求不朽的人生理想。这种对自我的肯定可追溯自东方朔在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征天下方正贤良文学材智之士时的自赞：“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 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常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
；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班固《汉书·东方朔传》）［19］ “东方朔毫无愧色地自我吹捧，以其学识博通、相貌出众、性格勇捷廉信可比古人，‘足为天子大臣’，该文不愧是中国‘自荐文学’的始祖。”［20］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也把赵翼比作东方朔：“赵兵备翼诗，如东方正谏，时杂诙谐”。［21］
赵翼三步走的人生定位，可视为继陶渊明、白居易和苏轼之后的另一种隐逸范式。而且， “在乾隆朝，像赵翼这样中年归隐的士人并非特例，而似乎是一种风尚”，“构成了乾隆朝一个富有意味的文化现象”［22］。他们的中年退隐，并非是陶渊明以躬耕为隐的“小隐”模式，也非白居易以散官为隐的“中隐”模式，他们选择归隐，并非人生态度的改变，而是对人生追求目标作出的适当调整。所以，他们并没有象陶渊明那样将官场与田园绝对对立，也没有白居易以官场为田园、享受世俗生活的嗜好。他们与文化官僚有密切接触，与书贾商贩有密切来往，既善于治学又善于治生。赵翼一直对著名隐士严光评价不高，认为他不过是“特恃故人恩，巧立高士操”（《严滩》）。可见，赵翼并不以隐逸为高，终其一生，他都是个积极入世、不懈进取的人。“像赵翼、袁枚、蒋士铨、王鸣盛、钱大昕这些人，他们在自觉做出归隐抉择时，主要不是准备去享什么林下之福，而只是将人生拼搏的战场从官场换到了诗文著述间，他们觉得自己更适合做这些，于是舍弃其余，将所有精力聚焦于此；而且，他们自信（也极度渴望）将以此名垂后世。这份自信（渴望），将他们与那些只是以文学或学术来谋食、并无终极关怀的‘职业文人’区别开来。”［23］乾嘉时期的学术繁荣，当然和这种对文章学术的热情以及巨大投入密不可分。
赵翼的成功转型也是对天命的克服。赵翼有浓厚的天命思想，《廿二史札记》卷十五“诵经获报”条针对南北朝时期佛教流行时期许多诵读佛经获得善报的记载，指出：“佛教在六朝时最为人所信向。各史所载虽似于怪妄，然其教一入中国，即能使天下靡然成风，是必实有耸人观听者。”［24］对于正史的记载，赵翼认为：“然则史所记诵经获报诸事，或当时有之，非尽诬也。”［25］卷二十八“辽金之祖皆能先知”条说辽太祖、世祖能预知未来，“夙慧性成，鬼神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论之耶”［26］。乾隆二十六年（1761），赵翼参加殿试时志在巍科，但乾隆皇帝以清朝开国以来状元多在江浙，陕西还没有一个状元为由，把状元由赵翼换成王杰。［27］“传闻天语殿东头，益愧才非第一流，已添班行词馆缀，曾邀名字御屏留（自注：去岁京察蒙恩记名）。文章似惜杨无敌，骨相兼怜广不侯！（自注：引见后，上语大学士傅公谓臣文自佳，而殊少福相。）寒士从来感知己，况蒙帝鉴更何求？”（《散馆恭记二首》其二）透露了赵翼被黜为探花的内幕，天子认为他骨相不佳。我们对赵翼的天命概念不能作先入为主的理解，以为天命就是宿命、唯心，赵翼“天命”观中包含着人力不可抗拒、不可超越的因素和成分。儒家的忠君思想，使士人把天子的意志作为天命来尊奉由来已久，何况乾隆皇帝从没忘记赵翼，难怪赵翼在此感恩戴德。但赵翼在仕途上总是“每到垂成易所遭”（《奉命出守镇安岁杪出都便道归省途次记恩感遇之作》其六）尤其不愿作吏，“同乎俗吏为，吾意既不欲。异乎俗吏为，吾力又不足。”（《书怀》）却不得不从翰林院编修奉命出守镇安，而且“一年辄易一殊方”（《十月朔日抵贵阳闻官兵自滇入蜀路经威宁余未及受代即赴宁料理过兵途次杂咏》），他越来越认识到“仕途未可恃文章”（《闻桐屿罢官却寄》其一）。虽然《清史稿·文苑二》感叹“翼有经世之略，未尽其用”［28］，赵翼却在深思熟虑后认为既然“不能立勋业”，就毅然辞官，追求文章事业，“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偶书》）赵翼虽承认天命，但他通过隐居著述改变了功到未垂成的命运。赵翼一方面承认天命，另一方面又用自身行动，通过调整人生目标克服了天命。
［1］袁枚著、王英志批注：《随园诗话》，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第127-128页。
［2］东方乔：《题画诗源流考辨》，《河北学刊》2002年第4期，第23页。
［3］赵翼著、曹光甫校点：《瓯北集》
，《赵翼全集》（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第428页。（本文所引赵翼诗歌均出自该书）
［4］［5］ 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集·补遗》，《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二第1142页、卷一第1109页。
［6］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编撰《陔余丛考》。乾隆四十三年（1778）编《瓯北集》二十四卷付梓。乾隆五十四年（1789）分体重编《瓯北诗钞》请李保泰鉴裁，张舟参与编订《瓯北诗钞》。《瓯北集》三十卷本刊刻。乾隆五十六年（1791）《瓯北集》三十三卷本刊刻。《瓯北诗钞》编成付梓、张舟跋、李保泰序。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廿二史札记》初稿告成，刊行。嘉庆二年（1797），赵翼开始准备写作《瓯北诗话》。参见赵翼著、曹光甫校点《瓯北先生年谱》，《赵翼全集》（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
［7］钱大昕著，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8］赵翼著，马亚中批注：《瓯北诗话》卷四，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第45页。
［9］［22］［23］李鹏：《赵翼诗歌与诗论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3、5-6、8-9页。
［10］洪亮吉著，刘德权点校：《更生斋诗》续集卷一，《洪亮吉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17页。
［11］李鹏：《赵翼诗歌与诗论研究·赵翼年谱诗证》，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177页。
［12］毛文芳著：《图成行乐：明清文人画像题咏析论》，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2页。
［13］叶衍兰、叶恭绰编：《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1927年）收170人，叶恭绰《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1953年）收200人，皆未收赵翼像。
［14］赵翼著，曹光甫校点：《汪由敦〈瓯北初集序〉》，《赵翼全集》（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第1页。
［15］李调元著，詹杭伦、沈时蓉校正：《雨村诗话校正》卷一，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5页。
［16］杜维运著：《赵翼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84页。
［17］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四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2页。
［18］钱大昕著，陈文和、孙显军校点:《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页。
［19］班固:《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九册，第2841页。
［20］毛文芳著：《图成行乐：明清文人画像题咏析论》，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62页。
［21］洪亮吉著，刘德权点校:《北江诗话》卷一，《洪亮吉集》（第五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46页。
［24］［25］［ 26］赵翼著，曹光甫校点：《廿二史札记》，《赵翼全集》（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卷十五第277页，卷十五第278页，卷二十八第527页。
［27］赵翼著，曹光甫校点：《檐曝杂记》卷二，《赵翼全集》（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第24页。
［28］《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赵翼传》(第四四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3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