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官性根（1965-），男，四川威远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成都，610039。王夫之对宋代政治弊病的论析官性根摘;要：;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宋朝所存在的急于求治、舍己求人、猜忌之法和上下交争四大政治弊病，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分析。宋朝得位不正和边境压力很大，于是形成“急于求治”的政治弊病。由于“急于求治”，便不知不觉地掉入了“舍己求人”的泥潭之中。“舍己求人”的失败，是与“猜忌之法”密切相关的。在猜忌之法的阴影之下，宋朝君臣之间“上下交争”的政治局面就难以避免了。这些政治弊病是封建专制制度痼疾在宋代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的外化表现，给宋代乃至以后的封建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对于后世政治的健康发展而言，其精辟的论析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王夫之；宋朝；急于求治；舍己求人；猜忌之法；上下交争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009-05面对北宋和南宋分别亡于金朝和元朝的历史教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对宋代政治弊病的论析包括急于求治、舍己求人、猜忌之法和上下交争四个方面。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揭示其对后世的启迪意义。
　　一、急于求治
　　所谓急于求治，就是指帝王们违背客观实际，根据主观臆断，采取急躁冒进的方式，对国家进行治理，其中包括急于进取和急于退让两种情况。急于进取，是指超出客观条件的许可，采取了急进的政策和行动。其实际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还使危机更加严重，直至走向彻底失败。wWw.11665.Com急于退让，则是指过低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和能力，采用委曲求全的策略，主动退让，其影响也是非常恶劣的。
　　由于宋朝得位不正和边境压力很大，于是形成“急于求治”的政治弊病。在急于进取方面，主要体现在宋太祖、仁宗、神宗以及南宋理宗诸朝。宋太祖时期的急于进取在科举考试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因下第举人挝鼓言屈，引进士而试之殿廷，不许称门生于私门。赖终宋之世不再举耳。守此以为法，将与孤秦等。” ［1］仁宗是一位比较突出的急于进取的皇帝，“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即为之”［2］。其急政主要体现在交子的发行上，“钞之始制也，号之曰‘千钱’，则千钱矣。已而民递轻之，而所值递减，乃至十余钱而尚不售，然而‘千钱’之名固存也。” ［3］ 宋朝的急政全面而又集中地在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活动中表现出来，“夫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4］宋理宗时的急政主要体现在权臣贾似道推行的经界法之中，“垂至于贾似道，而立限以夺民田为公田，行经界以尽地力而增正赋。” ［5］
　　“急于进取”的施政方针存在着相当大的消极性。在王夫之看来，宋仁宗时期发行的纸币——交子，就存在着很多负面影响，“若其弊之病天下者，则听西川转运使薛田、张若谷之言，置交子务是也。交子变而为会子，会子变而为钞，其实皆弊纸而已矣。” ［6］ 交子容易被伪造，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交子之制，何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数，则速裂矣；藏之久，则改制矣。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而无等，则官以愚商，商以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一旦失控，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仅一钞之名存，而害且积而不去，况实用以代金钱，其贼民如彼乎？益之以私造之易，殊死之刑日闻于司寇，以诱民于阱而杀之，仁宗作俑之愆，不能辞矣。”其消极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终宋之世迄于元，延及洪、永之初，笼百物以府利于上，或废或兴，或兑或改，千金之赀，一旦而均于粪土，以颠倒愚民于术中；君天下者而忍为此，亦不仁之甚矣！”［7］宋仁宗时，通过发行纸币解决财政问题的做法，对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夫之指出：“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乃其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则自仁宗开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 ［8］王安石变法是急政的充分体现，导致怨声四起，引发社会动荡，“迄乎熙宁以后，亟求治而督责之令行，然后海内骚然，盗夷交起。” ［9］宋理宗时，

臣贾似道推行经界法，大大增加了百姓的经济负担，民怨沸腾，南宋王朝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怨讟交起，宋社以墟，盖亦自此启之也。”［10］
　　在急于退让方面，有急于求和与急于退位两种情况。宋真宗和宋高宗是急于求和的典型代表。宋真宗时，屈辱地与辽朝签订澶渊之盟，“宋之所以召侮于契丹者，气先苶也。”［11］宋高宗时，“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12］ 宋孝宗是急于退位的坚定践行者，“孝宗急传位于其子，何为者也？春秋方盛，国步未康，廷无心膂之臣，子有愚蒙之质，而遽以天下委之，诚不知其何为者也。”［13］
　　“急于退让”之举，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在王夫之看来，宋朝的对外议和，实际上意味着无穷的灾难，“乾道元年，和议再成，宋与女直无兵革之争者四十年。论者谓二主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泽。呜呼！此偷安之士，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 ［14］直至走向灭亡，“宋之亡，亡于屈而已。澶渊一屈矣，东京再屈矣，秦桧请和而三屈矣。至于此，而屈至于无可屈。以哀鸣望瓦全，弗救于亡，而徒为万世羞。” ［15］急于退位的消极行为，使政治日益黑暗，“光宗虽云内禅，其实废也。宁宗背其生父，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夺其位，且以扶立者为有大勋劳而报之，天理民彝，其尚有毫发之存焉者乎？宁宗是以感侂胄而重任之，加以不赀之荣宠。人知光宗之不孝，而不知宁宗不孝，尤倍于光宗。” ［16］
　　急于求治是法家思想得到运用的一种体现，是过于功利化的结果，带有相当强烈的主观臆断色彩。虽然王安石主持变法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夫安石之修申、商之术，以渔猎天下者，固期以利国而居功，非怀私而陷主于淫惑，此其不可诬者也。”［17］但是，在客观上产生的消极后果非常严重，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南宋时期贾似道推行的经界法，更是把宋朝推向了灭亡，“安石急试其术而宋以乱，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 ［18］可见，宋朝急于求治而屡屡失败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只有顺时而为，不要急于求治，才是正确的做法。王夫之指出：“夫所谓理势者，岂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势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违，勇者不能竞，唯其时而已”［19］。君子不能违背天时和民意，“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违者天之时；任民之忧，而不能拂者民之气。”［20］即便圣人也是如此，“得天之时则不逆，应人以其时则志定。时者，圣人之所不能违也。”［21］圣王们就是顺时而为的楷模，“圣王无取天下之心，而乘时以御，因之而已。” ［22］
　　当然，要真正做到顺应时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时世是不断变化的，“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 ［23］必须深明其理，详得其情，才能把握时世，“夫欲成天下之务，必详其理；欲通天下之志，必达其情。” ［24］
　　可见，宋朝的急于求治是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其消极影响非常严重。因此，急于求治是宋朝的第一个政治弊病。
人
　　所谓“舍己求人”，就是指帝王们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缺乏自主判断能力，不是自己拿定主意，而是由大臣们特别是其中的宰相提出解决办法。在王夫之看来，“求己”与“求人”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一是反映出道德的高下。求己者的道德很高尚，求人者则是追名逐利的庸俗之徒，“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舍己而求诸人， 名愈正，义愈伸，令愈繁，刑将愈起；如彼者，不谓之凉德也不能。”［25］二是做事方法上的不同。求己者做起事来直截了当，非常简捷；求人者则是转弯抹角，异常烦琐，“求之己者，其道恒简；求诸人者，其道恒烦。” ［26］只有真正依靠自己高尚品德和卓越能力的帝王们，才能把天下治理好，“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王天下。” ［27］
　　宋朝帝王们“急于求治”，于是不知不觉地掉入了“舍己求人”的泥潭之中。由于宋仁宗缺乏足够掌控时局的能力，便出现了热议朝政而政局紊乱的状态。宋神宗时，依靠外在的强制性手段，推行变法改革，实际上就是一种“舍己求人”的表现，“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轶汉、唐而几于商、周，传世百年，历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为之也。逮庆历而议论始兴，逮熙宁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后太祖之德意渐以泯。” ［28］
　　其实，任

用贤人是帝王们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王夫之指出：“人主而为国计无疆之休，任贤而已矣；大臣而为君建有道之长，进贤而已矣。”［29］宰相的任用是帝王们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天子之职，论相而已矣。论定而后相之，既相而必任之，不能其官，而惟天子进退之，舍是而天子无以治天下。”［30］帝王必须任用贤相，才能把天下治理好，否则就会令人失望，“夫天子无以博察乎人之贤奸而悉乎民之隐志，唯此一二辅弼之臣寄以子孙黎民者，为其所谨司。然而弗能审焉，则天子无以为天下君。”［31］
　　但是，由于皇帝们“舍己求人”，在用人特别是宰相的任用上，宋朝出现了任非其人的状况。即使是作为开国之君的宋太祖，在任用赵普为宰相的问题上，也存在着过失，“惟然，而太祖之任普也亦过矣。不仁者，不可与托国。”［32］赵普贪恋权势，从而限制了其他大臣积极作用的发挥，“凡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纲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不仁之不可揜，已久矣。”［33］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实行全面变法，其消极影响也很大，“王安石妒才自用之恶，均于率兽食人；非但变法乱纪，虐当世之生民已也。”［34］从而使北宋王朝开始走向灭亡，“靖康之祸，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实为其本。”［35］南宋时期，奸相史弥远和贾似道为祸尤烈，“自宁宗委废立于弥远，而理宗感之以为恩；弥远以享厚利，奸人垂涎而思效之，无足怪者。……要其祸之所自生，则宁宗始之，理宗成之，非旦夕之故也。”［36］不论是在外交上的屈辱，还是在内政方面的困境，都是由于宋朝人才匮乏所导致的，“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国危于坐困者，无他，无人而已矣。”［37］由“舍己求人”而引发的“不知人而任之”的情况，是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无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无往而不亡矣。” ［38］
　　可见，“舍己求人”的危害相当严重，成为宋朝的第二个政治弊病。宋朝“舍己求人”的失败，又是与其“猜忌之法”密切相关的。
　　三、猜忌之法
　　宋朝在用人方面的巨大失误，主要是“猜忌之法”在作祟。王夫之认为：“宋之所以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无权，而深怀尾大之忌。”［39］ 在宋朝“猜忌之法”的形成过程中，赵普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普忮害之小慧，而宋奉之为家法，上下师师，壹于猜忌。” ［40］宋哲宗时，“猜忌之法”大行其道，“哲宗亲政之后，天子厚其疑忌，以为是率乱民而胁上以相己者，固已目无君上。则勒名党碑之首，尽反元祐之为，以恣章惇、蔡京之奸，皆此致之。” ［41］不论是北宋时期，还是南宋时期，猜忌之法均一以贯之，“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42］
　　宋朝皇帝们猜忌的对象包括文臣和武臣。相对于猜忌武将而言，宋朝对文臣的猜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王夫之认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43］终宋一朝，对武臣的猜忌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已夙矣。高宗之见废于苗、刘而益疑，其情易见矣。”［44］其目的在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 ［45］
　　猜忌之法盛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此法严重地限制了贤人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46］使宋朝失去了真才实学的人才，反而被小人所利用，简直就是作茧自缚，“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47］宋太祖时，武将们就开始受到限制，“向令宋祖乘立国之初，兵狃于战而幸于获，能捐疑忌，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燕、云可图也。”［48］ 宋太宗时，大臣们畏首畏尾，明哲保身，“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迨雍熙之世而益老矣。畏以勋名见忌，而思保富贵于暮年之情益笃矣。” ［49］宋真宗时，寇准的遭遇更加充分地反映了猜忌之法的恶毒，“宋之以‘不道’‘无将’陷人于罪罟者，自谓陷寇准始。” ［50］宋高宗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虐杀功臣，遂其猜妨，而无不忍之心。”［51］
　　猜忌之法的存在，严重地违背了战争的基本规律。因为“用兵者，正而已矣。不以猜疑任将帅

，不以议论为谋略，不以文法责进止。” ［52］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其于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尝故挫抑之，有过而未尝深求之，危困而未尝割弃之，败衅而未尝按诛之。” ［53］使得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异常被动，“夫宋岂无果毅跅弛之材，大可分阃而小堪奋击者乎？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自见，恂恂秩秩，苟免弹射之风气已成，舍此一二宿将而固无人矣。歧沟一蹶，终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与否，藉其教之，亦士戏于幕，主戏于国，相率以嬉而已。呜呼！斯其所以为弱宋也欤！”［54］直至最后走向灭亡，“向令宋当削平僭伪之日，宿重兵于河北，择人以任之，君释其猜嫌疑，众宽其指摘，临三关以扼契丹；即不能席卷燕、云，而契丹已亡，女直不能内蹂。亦何至弃中州为完颜归死之穴，而召蒙古以临淮、泗哉？”［55］确实，“宋朝的皇帝对于臣民的怀疑猜忌防范，又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不仅猜忌武将，而且猜忌文人；猜防禁制的立法愈来愈严密，但徒以防君子，而不能防小人。”［56］
　　可见，猜忌之法的盛行，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成为宋代第三个政治弊病。在猜忌之法的阴影之下，宋朝君臣之间“上下交争” 的政治局面就难以避免了。
　　四、上下交争
　　所谓“上下交争”，是指围绕着重大政治问题，宋廷君臣之间展开的激烈论争。宋朝出现“上下交争” 的政治局面，在仁宗、神宗两朝尤其突出。宋仁宗时，党争之风出现了，“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57］双方各自为阵，硝烟四起。宋神宗时，党争之风愈演愈烈，“安石则不肖之子挠之于内，反面之党讼之于廷，神宗亦不复以心膂相信。”［58］南宋时期的“上下交争”，则演变为君臣之间围绕着和议与抗战的争论，“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和与战耳。”［59］
”的消极影响也是很大的。宋仁宗时期开始兴起的朋党之争，标志着宋朝由盛转衰的开端，“天子不慎于听言，而无恒鉴；大臣不自秉国成，而奖浮薄；一彼一此，以气势为荣枯，斯其以为宋之季世而已矣。”［60］自此以后，宋朝开始全面被动，“宋以言语沓兴，而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61］宋神宗时期的党争为害更大，“苏洵以孙、吴逞，王安石以申、商鸣，皆持之以进；而为之和者，实繁有徒，以裂宋之纲维而速坠。”［62］不但没有振兴宋朝，反而加速其走向灭亡，“宋之不亡，其能几乎？人言和而我言战，义足以相胜，名足以相压。而强敌窥见其无成谋，则气益振；异己者坐待其无成绩，而互相摇；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而终不可得。”［63］不仅对宋朝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而且危害到后来的封建王朝，“季世之天下，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则唯政府谏垣不相下之势激之也。仁宗作法之凉，延及五百年而不息。” ［64］
　　之所以出现“上下交争”的政治局面，其中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王们德行和能力的双重不足。王夫之认为：“德不足以绥，义不足以正，名无可执，衅无可乘，竭己之威力以加于人，是浮动之气也。”［65］它也是帝王们能力不足的一种反映，“人主之病，莫甚于与下争士也。” ［66］表明了帝王缺乏识别贤才的能力，因为“辨人于早，不若自辨于早也。”［67］ 由此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甚至达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与臣争士，而臣亦与君争士；臣争士，而士亦与士争其类；天下之心乃离散而不可收。” ［68］整个国家都受到巨大的伤害，“人而与人争名，名得而实已亏矣；大臣而与君争名，名在己而害在国矣。”［69］从而导致国家的衰落，“上与下交争者，其国必倾。” ［70］
　　要想真正克服“上下交争”的不利局面，关键在于“奉天而顺人”，即不违天时，顺应民心，以百姓的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王夫之指出：“以人而取必于天，以一人而取必于无定之臣民，则天人无权，而惟己之意欲；圣人之不为此也，所以奉天而顺人也。”［71］但是，在封建专制社会里，“上下交争”的政治弊病是无法克服的，“专制制度的本性是要任用坏人，并且使好人也变成坏人，因此，既要维护专制制度，又要提倡道德人格，乃是绝对不相容的两回事。”［72］
　　 总之，王夫之对宋朝的急于求治、舍己求人、猜忌之法和上下交争四大政治弊病进行了深入分析，四者之间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制约，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

政治弊病是封建专制制度痼疾在宋代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的外化表现，给宋代乃至以后的封建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对于后世政治的健康发展而言，其精辟的论析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3］［53］［54］［55］［57］［58］［59］［60］［61］［62］［63］［64］［65］［66］［68］［69］［70］［71］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79、81、119、179-180、80、81、77、65、180、56、185、214、210-211、260、224、159、181、104、117、195、260、10、4、5、5-6、5、149、89、5、15、31、210、158、257、120、151、262、16、163、197、37、192、46、120、171、21、34、73、200、128、178、35、262、92、135、234、88、90、99、205、92、199、8、7、223、162、24页。
　　［21］［67］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1、4页。
　　［56］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政论发微（一）》，《船山学刊》2002年第2期。
　　［72］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