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小禄（1969-），男，四川大竹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昆明，650092；
　　张欢（1978-），女，江苏南京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昆明，650092。王夫之的文学流派习气批评和明代“霸统”“魔诗”批判冯小禄， 张;欢摘;要：;作为明遗民的王夫之，对文学流派的建立及其恶劣模仿造作习气和明代的前后七子派、竟陵派的领袖人物有着前后贯穿、非常强烈辛辣的批判，其间又对明初闽派、西江派的宗法不高和茶陵派的取法不正有着文学流派观念的不满，表现出其与钱谦益同样溢出正气之外的“戾气”作风。
　　关键词：;文学流派；习气；格；宗法；“魔诗”；“戾气”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014-05楚湘文化的继承者王夫之《自题墓石》云：“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1］向后人表明其矢志抗清复明不成、藏身而走思想家路径的遗民身份。他有很强的风雷之气和傲兀之论，尤其面对纷争不已的明代文学流派，更有不同凡响、可谓正气有余的“戾气”之论。本文分别从《姜斋诗话》看其对文学流派建立及其模仿习气的批评，从《明诗评选》看其明代诗歌流派批评的具体实践。
　　一王夫之有《诗绎》和《夕堂永日绪论》，丁福保合辑为《姜斋诗话》。在该书中，王夫之对文学集团、流派的建立和明代文学流派的种种习气进行了尖锐辛辣的嘲讽，而至以是否建立文学流派、引起人们追效和是否具有文学流派习气作为重要标准，来评判作家的成就。wwW.11665.COm
　　“门庭”和世人所谓的“格”、“法”在王夫之的诗学思维里几乎都是否定词，又尤其是“门庭”，而“格”、“法”又与之密切相关。“门庭”者，后世文学集团、流派之谓也。同一时代的作家，一般要求有领袖、盟主，有宗法统系（学习典范，或时段，或体式，或作家），有亲密不等的实际交往，有比较趋同的创作风格等，这是“横而成派”。不同时代的作家，则要求有一个以某位前代作家为宗主、风格同类的连绵形成，这又是“纵而成派”。无论哪种，都存在“法”、“格”的趋同，也无论哪种，王夫之都反对；相较而言，又以对同代作家的“横而成派”更形义愤。
　　王夫之说：“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2］一建立文学流派，就意味着创作成就和境界的不高，原因是“立门庭者必饾饤，非饾饤不可以立门庭。”［3］建立文学流派的人，一定要留下可以向人展示的比较低级的入门作法和风格，能让有心仿效的人找到可以追踪达成的途径，由此吸引广大的附和跟随者，进而形成声势不等的文学流派。这些作“法”和风“格”，即是“饾饤”，对学习者而言，就是按照某派所示的“格法”进行字面的拼凑粘贴。而在另外的地方，就是王夫之极力嘲笑的“艺苑教师棋”；而教“教师棋”的人，就是“艺苑教师”，文学流派中的盟主或中坚成员；他们招摇于世，也就成了各种名目的“大家”、“才子”。如此必然造成弊端：“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建立和追随文学流派的人一样，一当进入“自缚缚人”的文学流派大团伙中，讲的是趋同的“法格”，则将失去作为诗歌创作本源的独特本真“性情”、最为需要积郁酝酿的创作灵感（“兴会”）和苦心经营、反复打磨的“思致”，如此很难有独特优秀的文学作品出现。所以王夫之才断然说“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
　　由此，他赞赏那些不“立门庭与依傍门庭”，有自己独立高卓追求，不示“格法”，“绝壁孤骞”，让即使有心仿效的人也“无可攀蹑”的人们。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希心风雅，“各擅胜场，沉酣自得”［4］。因为“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用事不用事，总以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却使陋人无从支借；唯其不可支借，故无有推建门庭者，而独起四百年之衰。”［5］关于“兴观群怨”这个来自孔子的古老命题，王夫之不像黄宗羲从作诗者的角度分四个物事来阐释，提炼出创作的几大类型题材，而是从读诗者的角度，强调无论怎样作诗，都应从心灵入手，让读者能“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6］由此来看，其言“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即是最为文学本位的讲法，如此作诗也就无文学流派可“任陋人支借”的“

法”之病。
　　他还以否定嘲笑的评述方式，梳理了“门庭”也即文学集团、流派从魏晋一直到明代的建立史，并把诱发这个不良风气的责任推到曹植身上，把伤害明诗成就的责任置于闽派高棅、前后七子派和竟陵派肩上。曹植之成为王夫之心目中文学流派的始作俑者，是其诗“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有流于低级字面的“铺排整饰”之“法”及所造就的高华之“格”让人去仿效追捧，结果压倒了文学才华本来高于他、“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的乃兄曹丕。而王夫之能做出这个堪称独特的“发现”，很大程度在于他对文学流派的极端憎恶。自曹植建立门庭后，诗歌史也就不断演化为文学集团/流派的兴衰史和不屑与之的精英人物的斗争抗衡史：一方面，曹植之后，在大群“和哄汉”的追随下，诗歌史渐次出现了萧梁时期的宫体诗派，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温李体，宋代西昆派，江西诗派，明代的前后七子派、竟陵派；另一方面，也有了不屑体派的精英人物，从郭璞、阮籍、李、杜到刘基、高启、汤显祖、徐渭等人。而有了文学流派后，其间的纷争习气层出不穷，从宋代欧阳修反西昆体，一直延续到恶劣的明代。其间的是非，在王夫之看来不过是“党同伐异”，“争疆垒”，以“矫枉”“为工”，遂使宋、元两代无诗［7］。而明代风雅，不属于文学流派的建立者和追随者们，而属于那些“不与竞胜，而自问风雅之津”的上述诸人［8］。王夫之辛辣揭示了明代前后七子派和竟陵派的浅薄肤陋的饾饤方法，而这又显然受到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对两派评述的影响［9］。
　　不过，在建立文学流派的明人中，或许是为了瓦解他们所在流派的拥护声势，王夫之在批判策略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在他眼里，闽派高棅、前后七子派的何景明、王世贞和竟陵派的钟惺都是“本无才情”而以文学流派“为安身立命之本”，只企图从中获得名利，而李梦阳和谭元春则略不同，他们是为文学流派和同志所害，其本人还多少有些值得肯定称道的才情，不过，口吻不无揶揄［10］。
　　而能集中表现王夫之憎恶文学流派习气态度的，还是向追随文学流派末流的猛烈开火。他列举了好几种看来在“门庭之外”，而实际在文学流派内的“恶诗”和“诗佣”。他追溯了“恶诗”的源头和明人代表：“似妇人”诗发源《国风》，王衡、谭元春是代表；似和尚诗源于陶渊明，钟惺、陈继儒是代表；似塾师和游客的诗，源于《诗经·卫风·北门》，陶渊明、杜甫也有些难辞其咎，而陈昂、宋登春等山人是代表。一当诗风犯了这些粉饰气、蔬笋气和乞儿气，诗道就万劫不复［11］。而“诗佣”，王夫之则指向了非常普遍的应酬代文现象，认为高棅是始作俑者，后七子派宗臣大行其道，暴露了明代文人的人品低劣［12］。不过，被王夫之奖掖的徐渭，生平也作过很多“抄代”文字，并留下了极为辛酸的记录［13］。可见，其所指主要是一种官场应酬诗的恶习。对此，很多明人都有强烈批判，而这也与明代文学流派空前繁盛，使这类恶习在文学流派身上大肆蔓延有关。 陈文新先生曾说：“王夫之是哲学家，他对流派及盟主的鄙夷心理尽管以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仍未冲淡其中情绪化的内容，可见他对流派纷争确乎达到了非同寻常的程度。”［14］加一句话，还有对流派末流的厌憎和不遗余力的揭示嘲笑，都显示了王夫之堂堂正气之外的“戾气”洋溢。
　　二
　　王夫之与钱谦益、黄宗羲等人一样，也有很强的区分梳理诗歌流派正宗和伪体谱系的意识。在其略显庞杂的诗学体系里，《诗经》以其“兴观群怨”说和“风雅正变”说占领着诗学阐释的根据本源地位，以此为基，汉魏晋和初盛唐诗歌是后世诗坛的正宗取法范围，而对中唐韩愈的散文化议论化诗风（旁及杜甫夔州以后流离哭穷的卑俗诗风），元稹、白居易俚俗浅切的长庆体，晚唐罗隐、杜荀鹤无事唱酬的松陵体，许浑的七律诗，以及整个宋、元，尤其是以梅圣俞、苏轼为代表的叙事议论无余地的宋诗做派，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加上其比钱谦益等人更形激愤的蔑视诗歌法式、仇恨示人模拟途径的文学流派心理，明初以林鸿、高棅为代表的取法偏下的闽派，作风狂怪的景泰十才子，成、弘之际受茶陵派末流影响、以吴宽、沈周等为代表的吴中诗人群，性气诗派，特别是前后七子派、竟陵派，王夫之总体上都以为引发了不良的雷同仿效风气，而置于“霸统”、“魔诗宗派”、

“魔民眷属”和“种性入魔”的“魔诗”批判视野下。
　　下面以王夫之《明诗评选》入选诗歌数量为据，列出前四十名，而主要看他对以前后七子派和竟陵派为代表的“霸统”、“魔诗”系列和其他诗派成员的批判。
　　在明初五诗派中作为整体未能得到王夫之正宗大雅承认的，是闽派和西江派，其领袖张以宁、高棅和刘嵩均无诗入选，林鸿1首，只西江派成员刘炳进了前二十。看来惩于钱谦益所曾指出的两派诗学思维之弊，王夫之在此做了相当严苛的处理。相较之下，又以对闽派的憎恶尤深，他认为闽派的宗法中唐有问题：“一瓣香俱从唐人拈起，便落凡近。而于唐人中，又拣钱、刘为宗主，卑弱平俗，益不可耐，相对正令人生气都尽。……诗之不可不善择宗主也如是夫！”［15］并推而广之说：“千秋以来，做诗者但向李颀坟上酹一滴酒，即终身洗拔不出，非独子羽、廷礼为然。子羽以平缓而得沓弱。何大复、孙一元、吴川楼、宗子相辈以壮激而得顽笨。钟伯敬饰之以尖侧，而仍其莽淡。钱受之游之以圆活，而用其疏梗。屡变旁出，要皆李颀一灯所染。他如傅汝舟、陈昂一流，依林、高之末焰，又不足言已。”［16］由林鸿、高棅所在的闽派牵及于唐人，下转七子派、竟陵派和钱谦益，可见王夫之使用了典型的追究始作俑者的批判惩戒思维，李颀、钱起、刘长卿成了不良的宗主。
　　明代中后期诗坛的正宗，在他看来，不是前七子派和陈献章、王守仁的性气诗派，而是以祝允明、唐寅、蔡羽等吴中才子和李东阳的茶陵派。不过，与钱谦益相比，其间仍发生了重要转折。王夫之虽肯定祝允明等三人，却否定同属一个集团的沈周和杨循吉，以及出自吴中的茶陵派人士顾清、吴宽、邵宝等，认为他们的诗风接近韩愈、苏轼和元稹、白居易，被认为是茶陵派宋诗学盛行、“末流一变而为狂俗，如吴匏庵、杨君谦、沈石田一流，囈语失心，不复略存廉耻”的“疫疠之风”效应［17］，又在评述他人时多次连类抨击［18］。并由此也否定钱谦益列为晚明诗“眉目”的程嘉燧，认为其诗风俗滥，是中唐许浑的七律货色［19］。他们均少诗歌入选或不选。
　　对李东阳和茶陵派，王夫之虽肯定其诗坛正宗的地位，但亦认为有很大缺点，授前七子派补救的口实，造成大雅消失，让诗坛落入到一个类似景泰十才子狂魔乱舞的嚣陋时代。就此，他对茶陵派前后的诗风流变做了一个概括性述评：“一代之诗，莫恶于景泰刘御医、汤参将一流！钉铰魔风，夸速争多，尽古今来风雅之厄极矣。西涯、方石、沧洲、鼎仪诸公出，斯道乃有更生之望。以彼风力心理，即力返大雅，当令咫尺，而脱胎韩、苏，卒为何、李所诃。读诸公诗，未尝不惜其才之小用也。藉令诸公直以大雅之音，降群魔，显正宗，定天下之心魄，俾何、李无从下砭，一统元化，不生异同矣。乃授缺于何、李而使之补，遂使作者复以毛击自雄，何、李下流，粗豪复进，如谢榛、宗臣一种嚣陋习气，复入景泰十狂人之垒，则叔孙绵蕞之罪，只为秦政敺耳。俛仰盛衰，聊云三叹。”［20］与钱谦益高调推举相比，王夫之眼中的茶陵派毋宁是处于一个盛衰转换的当口，而病根是师法错误，以韩、苏为范，给了前七子派夺取诗坛正宗的机会。在《明诗评选》，茶陵派入选人数虽多，有李东阳、石珤、张泰、陆釴、谢铎、乔宇、储巏和邵宝等八人，但入选数量偏少，排名偏低，李东阳仅入选14首，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第三直线下降到第十八位，且少了钱谦益心目中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吴宽和顾清。
　　对公安派一系王夫之也特别表彰，汤显祖第四，徐渭第六，袁宏道第十七位，袁中道二十七名。王夫之称许袁宏道有“自位”，有天才，虽不能谋篇，却能作句，非如七子、竟陵派之学人而有窠臼者，亦非登坛作将、欲为文学流派以争名利者，其学白居易、苏轼，仅是偶然兴会，与其天姿相近而已，还为此作了长篇说明［21］。对袁中道，王夫之称赞他“自命正以千古为期。不但标宗与王、李为敌也。”［22］说他有真正的文人、诗人追求。
　　于是，中晚明的前后七子派、竟陵派仍是王夫之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所谓的“霸统”、“魔民眷属”、“魔诗宗派”和“种性入魔”，体现其用词狠重的特点。前三词是王夫之对前后七子派的否定性称谓。“霸统”见于评李梦阳《杂诗》：“致思不浅，仿佛傅鹑觚，亦诗家之霸统也。献吉之论古诗也，曰必汉魏，必三谢。反覆索其汉魏、三谢者而不可得，亢响危声，正得一傅鹑觚而已。其地同

，其人品气义略同，遂尔合辙，亦一异也。此诗之病，在‘挥袂’‘抚剑’四字。非但恶此四暴横字也，一篇之中，不乏沈思，而使人以躁气当之，正为其胸中有此四字耳。青天白日，衣冠相向，何至揎拳把利刃作响马态耶？北人无礼，将为夷风之久染乎？”［23］“魔民眷属”见于评郑善夫《即事》，何景明、傅汝舟和谢榛是典型代表［24］。“魔诗宗派”见于评李攀龙《寄许殿卿》，特点是“粗豪诞率”。而被恶评为“自是种性入魔，佛出世亦不能度”的，是钟惺，谭元春则是“为其所摄，狂谬中尚露本色。”［25］在王氏眼中，竟陵派是比七子派和“景泰十狂人”沦入更深魔道的“狂谬”“魔诗”。
　　值得注意，七子派中排名最高的，不是钱谦益心目中兼有吴中诗人身份的徐祯卿，而是徐有誉的第二十一位。王夫之认为他最少本派的嚣张鲁莽，能得古人古作的神气［26］ 。其次是郑善夫9首，与文征明并列第二十九名。王夫之认为其有学杜的天资，也与明代一般意见不同。王夫之在评其《即事》五律时，引出了以何景明为首的魔道诗谱系：“继之天才密润，以之学杜，正得杜之佳者。杜有上承必简翁正宗诗，有下开卢仝、罗隐魔道诗。自非如继之者，必墮魔道。何仲默、傅木虚、谢茂秦皆魔民眷属也。”［27］
　　相对于只有恶评和嘲讽的何景明、王世贞等人来说，王夫之还是故作客观地肯定了李梦阳“有才情固自足用，而以立门庭故自桎梏”［28］，称许其“五言小诗，冠冕今古，足知此公才固有实，丰韵亦胜，胸中擎括亦极自郑重，为长沙所激，又为一群噇面烧刀汉所推，遂至戟手頳颧之习成，不得纯为大雅，故曰不幸。”［29］觉得是为所建立的门庭和同志所误，觉得可惜。“蒜面烧刀汉”，指前七子派北方作家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活画出伧俗面目。王夫之又将李梦阳及其派别放在明诗三变史上作了分析评定［30］，认为三变中公安派最上，前后七子派其次，竟陵派最下。这个评价与前引对袁宏道及其公安派的意见一致。
龙，王夫之似也客观，虽否定其“形埒字句”“粗豪之气”的复古创作实践［31］，却多次承认其《唐诗选序》“唐无五言古诗”的说法并非狂妄或者错误，还认为在前后七子和竟陵派首领六人中，攀龙诗歌品格最高。如评《寄许殿卿》云：“破尽格局，神光独运。于鳞自有此轻微之思、深切之腕，可以天游艺苑；其不幸而以粗豪诞率标魔诗宗派者，正坐为谢榛、宗臣辈牵率耳。”语气中不无惋惜。又评《重别李户曹》云：“亦渐入钱、刘，而风神自腴。此等诗蔑论宗、谢、吴、徐，即元美亦必不能至。以其腕粗、指硬、喉咙陡、肠胃直也。于鳞固有远神，不容渠辈梦到，又况汪南溟以下卢柟、李先芳之区区者乎！论嘉靖诸子者，当亟为分别。”［32］希望人们对李攀龙另眼相看，不得与其他成员并论，一否到底。
　　竟陵派的命运比前后七子派更不堪，钟惺无诗入选，谭元春1首。王夫之评两人共有的《安庆》诗云：“疏亮中有檃括。友夏尚能为此，伯敬不能也。”然后说谭元春不幸：“人自有幸不幸，如友夏者，心志才力所及，亦不过为经生为浪子而已，偶然吟咏，或得慧句，大略于贾岛、陈师道法中依附光影，初亦何敢以易天下？古今初学诗人，如此者亦车载斗量，不足为功罪也。无端被一时经生浪子，挟庸下之姿，妄篡风雅，喜其近己。伯敬自是种性入魔，佛出世亦不能度。友夏为其所摄，狂谬中尚露本色，得良友夹持之，几可与陈仲醇、程孟阳并驱；其不能尔，且不至作‘蛇虎夜深求忏度’、‘估客孝廉佯不问’、‘遥天峰没却如空’等语，而伯敬公然为之，曾无愧耻。言钟、谭者，不可不分泾中之渭也。”［33］矬子中选高人，谭元春比钟惺更有天分。他还通过评王季思来斥骂：“竟陵狂率，亦不自料遽移风化，而肤俗易亲，翕然于天下。……五六十年来，求一人硬道取性灵中一句亦不可得。谑庵、鸿宝大节磊珂，皆豪杰之士，视钟、谭相去河汉，而皆不能自拔，则沈雨若、张草臣、朱云子、周伯孔之沿竟陵门、持竟陵钵者，又不足论已。”［34］王夫之还对与竟陵派诗风相类的曹学佺作了细致辨析，指出曹诗是“气幽”，竟陵派是“情幽”，“情幽者，暧昧而已。竟陵外矜孤孑，中实俗溷，鄙夫之患，往往不能自禁；其见地凡下，又以师宣城而友贵阳，益入腐奸女谒之党，摇尾声情，不期而发。石仓忠孝炳日星，与彼旧有薰莸之别。”［35］这又是借曹抨击竟陵派人格卑下、学问浅薄。曹学佺诗入选17首，排第十四名

　　综上所析，与钱谦益相比，王夫之的明代诗歌流派正统和“霸统”、“魔诗”谱系在总体框架和评判立场上大体一致，也以明初刘基、高启等人为代表的各诗派为极盛，以李东阳茶陵派和吴中四才子为中期诗坛的正宗，以嘉靖初杨慎等新变各派和革新的公安派为合理，对陈献章诗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欣赏，对被七子派压抑的山人予以比较大的重视表彰，而以前后七子派和竟陵派为主要批判对象，又尤其是后者。但也有相当重要的区别，归纳有：1、王夫之批判的文学流派更多，用语更加狠重，称“建立门庭”、“绝望风雅”的前后七子派和竟陵派为“霸统”、“魔诗”，称“景泰十才子”作风“狂率”，骂沈周、吴宽、杨循吉等吴中诗人“无耻”“无心”，批判以林鸿、高棅为代表的闽派。2、在基本肯定和表扬的文学人物中，王夫之更赏慕杨慎，入选诗居第三，而李东阳茶陵派和程嘉燧嘉定派受到大幅度贬抑。3、在同一流派中，王夫之特别注意区分个人的天分与文学流派的“幸不幸”关系。七子派中肯定李攀龙、李梦阳的天分，而痛贬何景明、王世贞无真材实学，只靠着文学流派谋名利。竟陵派中扬谭抑钟，而钱谦益则稍站其同年锺惺一边［36］。如此区别对待，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平心静气”，做到流派批评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也许有减少流派批评阻力的现实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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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15］［16］［17］王夫之：《明诗评选》，《船山全书》第十四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296、1376-1377、1492页。
　　［18］［19］［20］［21］［22］［23］［24］［25］［26］［27］［29］［30］［32］［33］［34］［35］王夫之：《明诗评选》，第1198、1216、1194、1203、1207、1228、1590、1528-1529、1336、1312、1394、1560-1561、1324-1326、1394、1171、1548、1427、1560-1561、1453、1339页。
　　［3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