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1980-），男，安徽宿州人，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徐州，221116。易学“变通”思维与王船山史论探析汤城摘要：王船山易学上的成就和特色造就了他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和显著特点。正是在易学“变通”思维的照耀下，船山对历史盛衰、制度沿革、得失成败等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始终贯穿着通变的历史见识。可以说易学变通思维是船山历史通变思想的基础，而对历史通变之理的总结则反映其对易学变通思维的运用和印证，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船山通变的史识。他的历史通变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遗产，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关键词：王船山；易学；变通；史论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019-5王船山在易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撰有《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周易内传》。他治易具有明确的旨趣，“大略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占义不占利，劝戒君子、不渎告小人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训，辟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为防。”［1］这反映船山易学具有鲜明的特色。从《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六》对《周易稗疏》的推崇，可视一斑，谓：“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2］而船山易学上的成就和特色造就了他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和显著特点，诚如吴怀祺先生所说：“王船山的史学的特点，是把易学与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谈天人之际，说历史的兴亡之理，显示其深邃的史学哲理性，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WWw.11665.Com”［3］本文试以易学“变通”思维对船山史论的影响，阐析船山历史通变思想，以正于方家。
　　一、船山对《周易》“变通之道”的诠释
　　《周易》蕴含丰富的“变通”思想，大到天下万象，小到人事纷纭，莫不随时变动。“变通”是《周易》的精髓和魅力所在，也是《易》道广大的关节点。船山盛赞：“《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龟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曰，‘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4］
　　 王船山易学研究，首先抓住了《周易》变易之道。他从《易》的产生，说明《易》之道，说：“伏羲氏始画卦，未有《易》名。夏曰《连山》，商曰《龟藏》，犹筮人之书也。文王乃本伏羲之画，体三才之道，推性命之原，极物理人事之变，以明得吉失凶之故，而《易》作焉。《易》之道虽本于伏羲，而实文王之德与圣学之所自著也。”［5］文王作《易》的目的，是要推寻生命的本原，探究物理人事的变化，说明得失吉凶的原因，可见《易》之为名是“文王取其变易神妙之旨而名之”［6］。对于何谓《易》？他进一步阐释道：“《易》者，互相推移以摩荡之谓。《周易》之书，乾、坤并建以为首，易之体也；六十二卦错综乎三十四象而交列焉，易之用也。纯乾纯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并立，则易之道在，而立乎至足者为易之资。屯、蒙以下，或错而幽明易其位，或综而往复易其机，互相易于六位之中，则天道之变化、人事之通塞尽焉。而人之所以酬酢万事、进退行藏、质文刑赏之道，即于是而在。故同一道也，失则相易而得，得则相易而失，神化不测之妙，即在庸言庸行一刚一柔之中。大哉，易之为道！”［7］简单地说，“《周易》并建《乾》、《坤》为太始，以阴阳至足者统六十二卦之变通。”［8］具体地说，《周易》通过阴阳“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以至“阴阳摩荡，八卦兴，六十四象成，各有时位错综，而阴阳、刚柔、仁义之体立，皆神之变易也。”［9］故“《易》道之所以尽变化也”［10］。
　　《周易》变与通是密切结合的，变中有通，通中有变。王船山说：“通者，化虽变而吉凶相倚，喜怒相因，得失相互，可会通于一也。推其情之所必至，势之所必反，行于此者可通于彼而不滞于一隅之识，则夏之葛可通于冬之裘，昼之作可通于夜之息，而归于得其和平，而变皆常矣。故或仕或止，或语或嘿，或刑或赏，皆协一而不相悖害。惟豫有以知其相通之理而存之，故行于此而不滞于彼；当其变必存其通，当其通必存其变，推行之大用，合于一心之所存，此之谓神。”［11］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情、势”下，可以相互

化，如吉凶、喜怒、得失等，即“会通于一”。这里“一”是理解通的关键。“一”的意思，即“无不贯之谓一”［12］，那么通的意思，“即一非二曰通”［13］。因此只有通事物相通之理，才会明白事物的变化是正常的，如昼夜不息，冬葛夏裘；同样，对于事物的变化，通其理，才不会行此而滞彼。这说明“变通”的神妙在于“当其变必存其通，当其通必存其变”。但事物是有形的，我们往往仅仅局限于事物本身，而不知“变通”。如果通《周易》“变通”之旨，那么物虽繁多，事虽深奥，仍然可以万变而通。船山谓：“凡物与事皆有所自始，而倚于形器之感以造端，则有所滞而不通。唯《乾》之元，统万化而资以始，则物类虽繁，人事虽赜，无非以清刚不息之动几贯乎群动，则其始之者即所以行乎万变而通者也。”［14］故圣人作《易》以通万变，为万世垂法，“《易》之为位为爻，《乾》《坤》之变通而已。穷极则阴阳互易以变；变不可久居，则又顺而通之，使阴阳各利其用。变通合，而出入于万变者皆贞其道，乃可万世而无敝，此三圣之创制立法所以利百姓之用而上承天祐也。”［15］《周易》爻位的变化，只是《乾》《坤》卦的“变通”罢了。阴阳二气穷极则互易以变，变则通，通则久。故“变通之道，阴阳倡和之义，皆川流而不息。”［16］ “天下无穷之变，阴阳杂用之几，察乎至小至险至逆，而皆天道之所以察。苟精其义，穷其理，但为一阴一阳所继而成象者，君子无不可用之以为静存、动察、修己、治人，拨乱反正之道。……天无不可学，物无不可用，事无不可为。循是以上达，则圣人耳顺从心之德也。”［17］人们从易象中体察到世界万事万物在变之中，变中又有常，革中又有因。就是说只要有通变的观点，就可以“精其义，穷其理”，以达到致用之目的。所谓“读《易》者，所当唯变所适，以善体其屡迁之道”。［18］
　　二、船山历史通变思想
　　正是在易学“变通”思维的照耀下，船山对历史盛衰、典章制度沿革、得失成败等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始终贯穿着通变的历史见识。诚如吴怀祺先生说：“王船山的易学对他的史论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周易》通变思想影响他对历史兴衰的总结。”［19］
　　王船山明确表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要善于“变通”，方可去危存安，兴利除害，历久而弥新。他说：“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非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20］这句话包含三层意义：一层“一心”，即心之所想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会通于“一心”，而不是随心所欲；二层“变通以成乎可久”，即“变通”的历史思维或历史见识；三层前二者又与一定的“时势”相关联，即趋时因势。当三者具备的情况下，安危、利害、得失、同异可以相互成为历史的借鉴。显然，历史的融会贯通、“变通”的历史思维、通的条件等因素共同构成了王船山丰富的历史通变思想。在对具体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的考察上，王船山的历史通变思想又包含不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古者，旁通而善用之”
　　对于如何学习前人，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无数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积极探索，阐说自己的见解。这关系到人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的效果、古今关系等问题。王船山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中国古代史上，罢兵归农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不同的时代，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等因素，同一措施，却产生不同的效果，即得失不同。王船山说：“秦、项已灭，兵罢归家，何其罢归之易而归以即乎安？古者兵皆出于农，无无家者也，罢斯归矣。汉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齐、赵之师，不战其地，不扰其人，无闾井之怨，归斯安矣。后世召募失业之民，欲归而无所归，则战争初息而遣归之也难。善师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则汉抑有‘民相聚山泽不书名数者，复其故爵田宅，教训而优恤之’之诏，是可为后世师者也。无所侵伤于民，而禁其仇

杀；非有官爵田里，而为之授以隙地；宽假以徭役，而命为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余之卒，熟计而安存之，奚患亡术哉？”［21］秦汉及其前，罢兵归农，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事情，而后世不明历史环境的变迁，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然采取这样的措施，做得十分困难，没有成效。针对这个问题，应使民得其地，有家可居，无苛捐徭役之扰，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即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了才是关键，故王船山提出了“善师古者，旁通而善用之”的方法。“旁通”即广通的意思，反映了对历史的贯通考察的通识。
　　相对秦汉而言，唐代的府兵制是个失败的例子，而一些论史的人却认为唐代府兵制最完善。王船山说：“贞观十年，定府兵之制，大约与秦、隋销兵，宋罢方镇之意略同。府兵者，犹之乎无兵也，而特劳天下之农民于番上之中，是以不三十年，武氏以一妇人轻移唐祚于宫闱，李敬业死而天下靡然顺之，无有敢伸义问者，非必无忠愤之思兴，力不能也。唐之乱亟矣，未有三十年而无大乱者，非能如汉、宋守成之代，晏安长久也。非玄宗罢府兵，改军制，则安、史、怀恩、朱泚、河北、西川、淮、蔡之蜂起，唐久为秦、隋，恶能待懿、僖之昏乱，黄巢起而始亡哉？”［22］正是由于府兵之制的多种弊端，造成了唐代军事衰弱，国家动荡，以致灭亡。王船山强烈地批评道：“后世论者，泥古而不知通，犹曰兵制莫善于唐，则何如秦、隋之尽销弭而犹不驱农民以沦死地乎？详考府兵之制，知其为戏也，太宗之以弱天下者也。”［23］不仅唐代统治者“泥古而不知通”，就连后代论史者依然如此。
　　对于官制沿革，王船山主张变通，而不能泥古。他说：“国家之务，要不出于周之六官，分其事而各专其职，所以求详于名实也；因名责实，因实课功。无所诿而各效其当为，此综核之要术也。然而有未尽善者存焉，官各有司，司各有典，典各有常，而王之听治，综其实，副其名，求无过而止；因循相袭，以例为师，苟求无失，而敬天勤民、对时育物、扬清激浊、移风善俗之精意，无与消息以变通之。实可稽也，不必其顺乎理；名可副也，不必其协于实；于是而任国家之大政者，且如府史之饰文具以求免谪，相为缘饰，以报最于一人之听睹，而人亦不乐尽其才。”［24］循名责实固然无过，但对于官制功能精意却不能变通，以致名不实，相互缘饰，弊端重重。乃至“后世合六官而闻政者，台省也，乃职在纠参，则议论失平，而无先事之裁审；联六官而佐治者，寺监也，乃仰承六官，则任愈析，而专一职之节文；故言愈棼而才愈困。”因此，王船山提出：“鉴古酌今，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务，非循名责实泥已迹者之所与知久矣。”［25］循名责实者泥古而不知变通，当然就不能做到以史为鉴，通志成务。
　　同样对于分封之制，王船山主张于时为安，不可泥古。他说：“太宗以荆王元景、长孙无忌等为诸州刺史，子孙世袭，而无忌等不愿受封，足以达人情矣。夫人之情，俾其子孙世有其土，世役其民，席富贵于无穷，岂有不欲者哉？知其适以殄绝其苗裔而祸天下，苟非至愚，未有不视为陷阱者也。周之大封同姓与功臣也，圣如周公，贤如吕、召，而固不辞，其余非不知居内之安，而无不利有其国以传之奕世，何至于无忌等之以免受茅土为幸乎？时为之，则人安之，时所不可为，非贪叨无已、怀奸欲叛者，固永终知敝而不愿也。……故夫子之论治，参鲁论而居其一，而不及于封建；作《春秋》，明王道，而邾、郳之受爵不登于策，城卫迁杞皆不序其功。然则当春秋之世，固有不可复行者矣，况后世乎？柳宗元之论出，泥古者犹竞起而与争；勿庸争也，试使之行焉，而自信以必行否也？”［26］周代实行分封制，以固国安邦，但后世实行郡县制，可谓时移事异，如故仍大肆分封，只会膨胀私欲，奢侈腐化，为祸天下。孔子作《春秋》，明王道，不提及封建，甚至受爵之事晦而不叙。可知，在春秋时，封建也有所不行，更何况后世呢？泥古者不知与时为安，而犹津津于封建之争。
　　（二）“察其精义，揆其时会”
　　学习、借鉴前人的法制成果，必须考察古人设立这种制度的目的及时代背景，不可盲目生搬硬套，否则，事与愿违，贻害无穷。
　　对于古人选举之法，王船山认为应“察其精义，揆其时会”，不可盲目仿效。他说：“董仲舒请使列侯郡守岁贡士二人，贤者赏，所贡不肖者有罚，以是为三代乡举里选之遗法也，若无遗议焉。夫为政之患，闻古人之效而悦之，不察

其精意，不揆其时会，欲姑试之，而不合，则又为之法以制之，于是法乱弊滋，而古道遂终绝于天下。”［27］在中国古代人的思想观念中，上古三代是黄金时代，而法制的制定，往往仿效三代，以为良法。但“郡县之与封建殊，犹裘与葛之不相沿矣。古之乡三年而宾兴，贡士唯乡大夫所择，封建之时会然也”［28］，故“封建选举之法，不可行于郡县”。因“时会”不同，即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不同，选举的方法也不同，而应变通，随时损益。王船山认为：“封建也，学校也，乡举里选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则踬矣。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所损益，可知已。”［29］所以，对于治理天下而言，应“经天下而归于一正，必同条而共贯，杂则虽矩范先王之步趋而迷其真。惟同条而共贯，统天下而经之，则必乘时以精义，而大业以成。”［30］即谓不可矩范古人，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应“乘时以精义”。
　　宋代以经义取士，但不得圣人精意，徒为士人干禄之具，危害愈烈。王船山说：“若夫经义取士，则自隋进士科设以来，此为正矣。纳士于圣人之教，童而习之，穷年而究之，涵泳其中而引申之。则耳目不淫，而渐移其不若之气习。……始为经义者，在革词赋之卑陋，继乃以词赋卑陋之成局为经义，则侮圣人之言者，白首经营，倾动天下，而于道一无所睹。如是者凡屡变矣。而因其变以变之，徒争肥癯劲弱于镜影之中，而心之不灵，已濒乎死。风愈降，士愈偷，人争一牍，如兔园之册，复安知先圣之为此言者将以何为邪？是经义之纳天下于聋瞽者，自成、弘始，而溃决无涯。岂安石之为此不善哉？［31］显而易见，王安石变法，以经义代替辞赋取士，以改变宋代学风糜烂，好为不实之文的局面，然虽有所变，但仅如镜中之影，徒具其形，而无生人之气。故王船山指出：“学圣人者，得其精意，而古今固以一揆矣。”而“奉一古人残缺之书，掠其迹以为言，而乱天下者，非徒勋也。庄周之言泰氏也，许行之言神农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女烧丹之言黄帝也，篡国之大恶而言舜、禹也，犯阙之巨盗而言汤、武也，皆有古之可为称说者也。古先圣王之仁育而义正者，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其变通，研诸虑，悦诸心，征之民而无怨于民，质之鬼神而无恫于鬼神，思之慎而言之讷，恶容此吮笔濡墨求充其幅者为哉？前乎勋而为王安石，亦周官也；后乎勋而为贾似道，亦经界也。安石急试其术而宋以乱，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32］反对以圣学为名，沽名钓誉，欺人乱世。
革，王船山认为应“随时损益”。王船山说：“礼以定万世之经，则必推之天下而可行，尽乎事之变而得其中者也。”［33］故“礼曰：‘时为大。’百王相承，所损益可知也。”［34］又说：“秦废三代之彝典，制氏、戴氏、后氏仅传其一曲，而不可通之于他，未可执也。且即其存者而犹有不可执者焉。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因者，仁义之蕴、中和之藏、彝伦之叙耳。夏、殷、周治法相仍，而犹随时以损益，况郡县之天下迥异于三代者哉？”［35］三代社会条件基本相似，礼制相因，犹随时损益，而后世与三代社会条件有巨大不同，更应该如此。他又进一步指出：“是必通变以审天则，穷理以察物宜，曲体乎幽明之故，斟酌乎哀乐之原，使贤者可就，不肖可及，以防淫辟，以辨禽兽，而建中和之极，用锡万民，固必参五经之大义微言，以出入会通，而善其损益；虽或有过焉，可俟后之作者，继起而改之，可勿虑也。若夫专家之学，守其故常，执闻见而迷其精意，亦恶足尚哉？”［36］礼贵随时损益，而后之人要善于损益。这里提出了如何损益的问题，即“通变以审天则，穷理以察物宜，曲体乎幽明之故，斟酌乎哀乐之原”、“ 参五经之大义微言，以出入会通”。而对于所谓专家之学，抱残守缺，囿于闻见，执迷不悟，有什么值得推崇呢？
　　礼因时而损益，有所因有所革。王船山认为：“礼有不可变者，有可变者。不可变者，先王亦既斟酌情理，知后之无异于今，而创为万世法；变之者非大伦之正也。可变者，在先王之世，尊尊亲亲，各异其道，一王创制，义通于一，必如是而后可行；时已变，则道随而易，守而不变，则于情理未之协也。”［37］又说：“是故因亦一道也，革亦一道也。其通也，时也；万古不易者，时之贞也。其塞也，时也；古今殊异者，时之顺也。考三王，俟百世，精义以中权，存乎道而已矣。”［38］王船山从事物发展普遍原则的高度，总结了礼的因与变，揭示了

时异势殊，古今不同道的规律。
　　对于北魏拓跋氏仿《周礼》设立党里邻三长，王船山给予了严厉批评，执一切之法齐天下而不知变通。他说：“诸侯制赋治民之法，固有不用周制者，如齐之轨里，楚之牧隰，不能强天下以同也。以治众大之法治寡小，则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众大，则渎而不行。故《周礼》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39］故《周礼》制度的可行性也是有限的，不能全盘照搬，行于后世。而礼法又不可不立，但如何立呢？王船山说：“夫民无长，则不可也，隐冒无稽，而非违莫诘也。乃法不可不简，而任之也不可不轻，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然则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尝不为已密，而五家栉比以立长，其祸岂有涯乎？民不可无长，而置长也有道；酌古今之变，参事会之宜，简其数而网不密，递相代而互相制，则疲羸者不困，而强豪者不横。”［40］这里提出了“酌古今之变，参事会之宜”，作为礼制设立的方法，要求既要斟酌古今历史的变化，又要验证具体的事宜。故“一切之法者，大利于此，则大害于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41］
　　综述所述，王船山的历史通变思想，既有丰富的内容，也有鲜明的特点。它与“时”“势”结合得十分密切，反映了与时更新的思想，显然受到《周易》“变通”思维的影响。可以说，船山历史通变思想是建立在其易学“变通”思维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易学变通思维是船山历史通变思想的基础，而对历史通变之理的总结则反映出船山对易学变通思维的运用和印证，二者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船山通变的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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