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清（1976-），男，湖南郴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王船山《说文广义》研究综述李建清摘要：《说文广义》是反映王船山语言文字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学术界对《说文广义》的介绍和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迄今已有50余年，但其成果却无法与船山研究之哲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相提并论。据统计，共发表论文10篇，硕士论文2篇。本文在收集整理近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字观、注音说、词义训释、虚字说、哲学思想、版本等多个角度全面综述了《说文广义》的研究现状，并指出目前研究之不足。
　　关键词：王船山；说文广义；综述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024-04 《说文广义》（以下简称《广义》）是王船山研究《说文》的学术专著，集中反映了其语言文字学思想。全书收字以《说文》为范围，三卷共731字，另有解说时所涉及的形、音、义相关字961个［1］。编排体例是“一以《集韵》为序，始于东，终于甲。每部一从平、上、去、入四声次第为序”。［2］每字先列《说文》本义，再解释从本义转为其他义，释义时特别注重阐明文字的正确书写和纠正流俗字书的注音错误。 《广义》著于清康熙二十年（1682），刊刻于清同治二年（1863），是王船山晚年的著作。据光绪十八年《湘潭县志》卷十《艺文志》记载：“湖南言《尔雅》、《说文》者，本朝首推衡阳王夫之。” ［3］由此可见，王船山“言《说文》”之《广义》的影响之大。然而，迄今为止，历时三百多年，《广义》虽经多次传抄翻刻，却一直未曾引起世人的重视，研究汉语史的人也很少提及。WWw.11665.CoM 为了推动《广义》研究深入发展，本文拟从文字、多义字读音、词义训释、虚字、哲学思想和版本等角度综述《广义》研究成果。
　　 一
　　（一）文字观
　　 《广义》强调文字的正确书写和运用，反对古人和时人的书法之弊。其依据的准则是六书，如果字的形体结构无法体现本义，或者与其引申义无任何关联，这样的字多被称作“与六书无关”、“迷真”、“不典”、“非”、“尤谬”、“荒谬可哂有如此者”、“非是”等等。《广义》所体现的文字观，主要是指对文字形体变化的看法和对假借、通假的区分。童第德首先对《广义》中汉字字形在不同时期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他列举王船山批评府吏、工书者减省文字笔画的实例，对王氏批评经籍中不讲六书之弊进行辨证分析，指出《广义》中关于传写经典者“省误”和“口授之讹”部分，其实并不是误字，而是假借字［4］。王术加注意到王船山极端重视正确用字，《广义》中多处指明某字本不成文，某义应写作某字，某字的写法与六书不合等，通过分析归纳出字形讹变的主要原因：历代经典口耳相传，老师口授，学生笔记，所以有误字；书法艺术家，为了字形的貌美，用同音字代替；平民百姓和官府普通办事人员，图快捷简便，随意简化或用同音字代替；村塾蒙师文化水平不高，混乱造字；技术家不懂字义，有时乱写［5］。他详细罗列了导致汉字形体变易的外部因素，而方平权则认为汉语发生词形变易的内部原因是词义变化，同时流俗也会引起词形变易［6］。假借为六书之一，王船山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发例》“有义无字，借它字以通之曰借”，此处的“借”就是指“假借”，即某词没有本字，而用与这个词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替代的现象。梅季认为《广义》全面论及了汉字假借现象，区分了造字之借与用字之借，指出王船山对借字说阐述得如此系统清楚，是有清以来的第一家，对今天我们整理、阅读、理解、研究古籍仍具有启发意义［7］。
　　（二）注音说
　　对一字多音问题，王船山有自己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一字而发为数音，原起于训诂之师，欲学者辨同字异指、为体为用之别，而恐其遗忘，乃以笔圈破，令作别音，而纪其义之殊”，反对不必要的一字多音，主张“凡一字之体用能所，义相通而音不必异”［8］。《广义》的注音说，王术加研究最为深入。他首先归纳了王船山所提及的一字多音现象产生的缘由，指出“注疏家为区别字的不同的义项而注别音”、“塾师传授经典时多事”、“受方言影响”、“字形传写混同”和“文化水平低的人对某些字不同读音的习惯”是产生多音字的主要原因［9］。随后，他又就《广义》中处理一字多音问题的原则进行专门探讨，将其概括为四点：反对以体用分四声，反对无别义而有别音

方言不可取，“地从主人”不可取，并结合现代汉语实际，讨论了简化多义字的多音问题［10］。彭巧燕则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逐一分析评价。她说多音字让受众极其困惑，其规范问题也是语言文字工作者争论的热点，王船山的注音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在汉字读音规范方面值得借鉴［11］。
　　（三）词义训释
　　童第德曾为中华书局点校金陵书局本《广义》，就“说文广义”的书名进行过专门说明，“船山的《说文广义》，是先列《说文》本义，再列从本义转为某一义，或转为若干义，以广《说文》所未备，其命名之意盖如此”。［12］因此，从《说文》本义出发，详列假借、引申诸义，其间说明词义演变的理据和判断文字书写的正误，是全书最能体现王船山语言学思想，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揭示《广义》词义训释特点和规律就成为研究重点。
　　1.词义引申
　　《广义》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研究词义的引申，廖以厚、黄建荣肯定了王船山的首倡之功。因为，这与以往经传注释者和训诂家对词义引申的关注不同，它们基本上都是随文释义，是在上下文中对某一个词义的考察，而《广义》首次以系统研究词义引申的专书出现，无疑显得非常难得［13］。他们还归纳出《广义》分析词义引申的特点，共三个：注重字(词)义引申理据的分析，注意词义引申规律的把握，联系词义蕴含的文化背景、民俗知识解说字义的引申。词义引申理据分析是揭示引申的性质和方向，从而沟通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联系，就如用一根红线，将不同意义串联在一起。方平权介绍了《广义》在这方面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一是扣住本义说引申义，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扣住本义分析词义演变理据时提出了由“体”到“用”的词义引申新类型［14］。他认为王船山首次把“体用”这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引入到汉语词义演变的分析，并对如何运用体用关系说解词义进行了举例说明。在词义范围内说，体即名词，用即动词、形容词。对于词义之间体用关系的认识，是王船山对汉语词义理论的贡献［15］。廖以厚、黄建荣认为王船山虽未能总结出词义引申规律，但从其解说词义的实践可以看出，他对引申规律有内在的把握。他们从中概括出同状引申、同所引申和因果引申三类大的规律［16］。李建清对《广义》含有术语“借为”字条的词义引申进行了考察，归纳出其中的引申类型有：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实虚引申、因果引申、动静引申、体用引申、相似引申、正反引申、转移引申。他细致地梳理了《广义》词义引申规律，用事实印证了《广义》是一种汉语词义学著作的判断［17］。
　　词义的发展演变与一个民族当时的文化和生产力有密切联系。王船山在释义时就常联系特定的民俗文化。方平权抓住《广义》释义这个特点，举例说明其中有些词义解说反映了特定的生产力与生活水平，以及阴阳学说、女性歧视和谦让等文化特质［18］。廖以厚、黄建荣则认为王船山博学多识，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以此作为背景解说字义，更能深入浅出地揭示字义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和民俗知识［19］。 
　　《广义》的主旨在于广《说文》之本义和阐明文字的正确书写，王船山关注的是每个字的形体能否体现本义和引申义、假借义，以及如何说明它们之间联系，从而忽视了训释词义所用术语的界定和规范。《广义》存在大量训诂术语，如“借为”、“通”、“谓”、“转”、“某与某同意（义）”等，它们既可以用于说明字际关系，也可以用于说明词义发展演变，功能多变，不容易理解。因此考察《广义》的训诂术语的功能和含义，对理解其中的词义训释和王船山的观点有重要意义。李建清以《广义》训诂术语“借为”作为研究切入点，对书中使用“借为”的字例进行全面考察，结果发现“借为”在《广义》中既具有文字假借功能，又具有词义引申功能，是一个多功能，性质模糊的术语［20］。“借为”在《广义》中运用颇为频繁，共出现460次，其极易与平常所说“假借”混淆，因此，分析“借为”的功能，考察它的性质，是学习和研究《广义》不可缺少的步骤。熊靓则认为《广义》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分析和归纳同义词的工作，因此，对其释义时标示“某与某同意（义）”、“某与某意（义）近”、“某与某通，亦某也”、“某与某义相通用”等处的字（词）是否为同义词进行验证，分辨出了《广义》“义同”、“义近”、“义通”类术语系

联的字（词）哪些是同义词，哪些是非同义词，哪些是古今字、异体字［21］。
　　3.语源
　　王船山解释字义往往联系语源。王术加首先提及《广义》训释独特之处就是探索声符兼表字义的作用。他认为《广义》里有大量从声符求字义的实例，船山实际接受“右文说”的观点，有时对声符的表义作用看得比表音作用还重要。因此，《广义》分析形声字，从不采用“从某，某声”的表述方式，而总是说“从某，从某”，几乎把所有的形声字都作会意字看待，只有三五处指明某一声符的谐声作用［22］。何泽翰提到《说文》所释水部之字，大部分都是以水名为本训，而《广义》在解释水名时已意识到语源的探索。他主张《广义》所探索的这些水名的语源虽未必尽当，但其针砭许氏之失则极中肯，且其追溯语源的论点，我们今日并不能违背［23］。王船山联系声符说义，并谓“水名亦必有取义”的依据，方平权进行了简要地揭示。他说，基础语词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但基础语词对后起语词存在一种类推作用，结合文字形体来说，汉语的形声字中有不少声符表音以外还存在表意作用，这种声符具有兼表音义功能的字词，就是由基础语词类推而形成的［24］。
　　（四）虚字说
　　《广义》并不是纯粹的虚字研究专著，但所涉及的虚字多达几十个，而且还较集中地分析和概括了虚字字义及用法，因此研究王船山虚字说对评价其在语法研究史的地位有重要意义。梅季高度评价王船山承前人观点对虚字所进行“前无古人，清无来者”的分析。他认为王氏在当时历史背景之下能从语法、修辞角度系统论述了叹词及表惊叹的语气助词的性能，提出代词说、连词说、助词说、副词说、和复音虚词说，确实比较深入和全面。廖以厚、黄建荣也特别指出，《广义》解释虚字存在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注重分析虚字由实义变虚义的演变过程；其二是注重分析虚字在实际运用中的声气特征［25］。针对这两大特点，彭巧燕联系中国传统词法研究的虚字阐释形态，结合《广义》实例，提出语言声气的积淀和语词的实义虚化是汉语虚词形成体系的两条主要途径，并认为王船山在传统词法学上的贡献不亚于刘淇、袁仁林等［26］。
　　（五）哲学思想
　　王船山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解释文字的同时，常常贯彻着在哲学上批判唯心主义的进步观点。梅季提出《广义》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论述语言文字现象，具有科学性。他称赞王船山“宁令阙其所不知，不敢导之入迷”的求实精神，以及其既能承《说文》要旨，又能匡正补充的不菲薄、不盲从的正确学术态度［27］。同时，也提到《广义》中体现了王氏很多民主思想，富有战斗精神。童第德认为王船山是一位爱国者，也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广义》中坚持斥佛、老为邪妄虚无的观点，并时常流露出民族主义思想［28］。
　　（六）版本及其他
　　杨坚简要梳理了《广义》版本源流：《广义》最早见于乾隆二十八年《清泉县·艺文志》，居于经部；嘉庆二十五年《衡阳县志》卷三《典籍》将其列于子部；道光二十二年，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卷首所列的《船山著述目录》中列有“《说文广义》三卷”，但又不知什么原因，其中竟然没有收录《说文广义》；同治年间，曾国藩刻印金陵本《船山遗书》，由船山七世孙王世熊“举家藏邮寄帷幄”，其中就有《广义》。杨氏指出，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广义》是以金陵本为底本，取太平洋本之异文以资参校。另外，梅季认为《广义》在释义时存在片面性、沿袭《说文》之讹、牵强附会三个方面的不足［29］。贾宗普（1994）从“雅、容、意、章、旨”等字说解中展开，说明《广义》中亦有王船山的诗学观点，而不局限于《姜斋诗话》［30］。
　　二
　　王船山《广义》研究经过几十年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学术研究发展和深化的角度来看，仍有许多方面存在不足：
　　（一）局限于介绍和评价
　　《广义》是王船山小学思想的主要体现，包含着文字、音韵、训诂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从《广义》中搜集部分材料，然后凝练出王船山的文字、词义等主张，最后介绍给大家，这对推介《广义》这部著作和了解王船山语言文字思想无疑是具有促进作用。但如果仅限于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将面临巨大挑战：介绍的方式和内容相似，论证观点所使用的材料雷同，对《广义》的评价也是大同小异。因此，《广义》的研究需要新的视角，需要超越介

绍层面，向深度推进。
　　（二）缺乏系统性
　　这是指语言研究的角度。由于专注《广义》的介绍，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对某一方面（词义、字形的演变等）进行详尽的归纳和系统的研究。《广义》对词义的训释和字形正误的讨论，都有自己衡量和判断的标准，字与字之间相互照应，内部具有系统性。以王船山的形义观为例，他判断某字书写是否正确，根据的是该字形能否体现《说文》本义；字（词）义发展演变后的准确解释，依据的是与字形密切联系的本义。因此，《广义》形义相统一的观点贯彻始终，以形索义也是其主要训诂方法。
　　（三）缺乏历史观点
　　《广义》产生于清代初年，前有上千年的字书传统，后是鼎盛的乾嘉小学。如何分析王船山的观点、怎样评价《广义》在汉语史的地位是一项复杂工作。如果我们的研究不参照相关研究成果，不顾及其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就直接得出结论，这既缺乏历史观点，也不符合客观实际。例如，《说文》研究由来已久，对每个字的解释，特别是引申和假借义的说解，不是王船山的创造。因此我们研究《广义》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对具体某一方面（如词义引申）进行历时地研究和考察。只有这样，方能发现这些字（词）经过长时间演变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有哪些规律，《广义》在《说文》研究中有哪些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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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王夫之：《说文广义·发例》，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5页。
　　［3］杨坚：《说文广义》编校后记，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14页。
　　［4］［12］［28］童第德：《〈说文广义〉点校说明》，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06-409页。
　　［5］［9］［22］王术加：《略论〈说文广义〉》，《船山学报》1984年第2期，第110-112页。
　　［6］［14］［15］［18］［24］方平权：《王夫之〈说文广义〉在汉语词义研究理论上的贡献》，《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10-16页。
　　［7］［27］梅季：《〈说文广义〉试评》，《船山学报》1984年第2期，第106-107页。
　　［10］王术加：《王船山关于一字多音的见解对我们的启发》，《船山学报》1986年第2期，第70-71页。
　　［11］［26］彭巧燕：《王船山语言文字学思想研究述评》，《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15-18页。
　　［20］李建清：《〈说文广义〉“借为”研究》，浙江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论文，2008年5月，第39页。
　　［21］熊靓：《王夫之〈说文广义〉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论文，2009年5月，第21-34页。
　　［29］梅季：《〈说文广义〉的不足之处》，《船山学报》 1986年第1期，第95-96页。
　　［30］贾宗普：《〈说文广义〉中的诗学思想》，《廊坊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第7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