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其形成过程较长，成熟的标志是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讲话》这部经典著作，在当时和发表后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当今时代仍然对文学艺术的生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建国后毛泽东在文艺政策上的失误，并不证明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过时，它的许多基本论点仍然是正确的，但在新的时代要进行认真总结，对之加以改进和完善，以建构起新时代的文艺理论。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当代总结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3—0106—08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与成熟和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与成熟几乎是同步的，成熟的标志就是他在1942年5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于1940年代取决于四大条件：一是毛泽东一贯喜爱、关注和重视文艺。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前期革命军队的文艺实践。三是抗日战争前期全国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从事革命文艺的创作和宣传，取得了较大成绩，大大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艺工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艺工作经验。四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一时期已经传到中国，传到苏区，传到延安，毛泽东对之有较好的研究和掌握。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艺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其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形成直接取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体现了毛泽东对文艺的全面思考。wWW.11665.Com本文拟对此历史过程作一概述，并立足现代、结合实际重新评价《讲话》的重要历史地位，全面总结毛泽东文艺理论，阐明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与文艺革命实践有紧密联系。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注意利用文艺宣传革命。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指战员就编演过话剧，宣传打倒土豪恶霸，歌颂战斗的胜利。作为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对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非常重视。在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中，毛泽东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86决议明确规定：“根据教育士兵和发动群众斗争的需要，争取敌占区群众的需要，要重视运用文艺形式，要把各级政治部的艺术股充实起来，开展演剧、打花鼓、出壁报、收集和编写革命歌谣等活动。”［2］98自那时起，部队中的文艺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各个方面军都建立了专业文艺单位，成为部队政治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和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生活紧相联系，往往跟着工作任务或战斗任务而来的，就有文艺活动协同动作。行军路上，要设文艺鼓动站；打一个胜仗住下来，要“演他几台戏”；解放一个地方，剧社、宣传队要用各种文艺手段宣传群众，播下革命的种子。文艺工作确实成了部队重要的战斗力，为宣传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起了巨大作用。［2］98中央苏区形成后，红军在开展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的同时也开展了文化建设。1931年，工农戏校开始组建了八一剧团，后来又陆续成立了工农剧社、蓝衫团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苏维埃剧团等文艺团体。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各政府机关、苏维埃政府所辖的广大乡村都设立了俱乐部或列宁室，作为开展群众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园地。有的俱乐部内设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委员会和剧团等。此外，《青年实话》、《红色中华》、《斗争》、《红星》等报刊，时常刊登文艺作品,《革命歌谣选集》、《革命诗集》等作品出版后也广泛发行。1934年初, 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苏维埃教育法规》, 其中包括《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艺术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俱乐部纲要》等, 规定了各类文艺团体的方针任务,从而使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更趋制度化。于是，红军和苏区的文学艺术更快地发展起来。民谣、山歌、漫画、小曲、诗歌、快板、曲艺、戏曲、标语口号、通讯报导等都是很好的宣传形式，打花鼓、出壁报、发传单、晚会、化装讲演等也都受到重视和利用。当时中央苏区的文艺活动，特别是戏剧创作、演出活动十分红火。革命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 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
由于具有现
实践基础，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发展并成熟。在土地革命战争结束、抗日战争开始之前，毛泽东已开始对文艺进行理论概括。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谈论了文艺问题，并首次提出革命者应“文武双全”，提出“工农大众文艺”、“抗日文艺”的口号。他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3］3，4
毛泽东涉及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论述则主要见于《论鲁迅》一文。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发表该文专门谈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对鲁迅的影响。他从“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角度来纪念、评价鲁迅，这种评价表明了毛泽东对革命时期作家的期望与价值取向。毛泽东强调，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3］9毛泽东进而归纳了鲁迅的三个特点：“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3］9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鲁迅“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3］10“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刺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3］10毛泽东最后指出：“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3］11《论鲁迅》的发表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关系在进行深入思考。
在同年4月28日的《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毛泽东号召要像鲁迅那样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并把文艺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应解决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的问题，称颂“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强调：“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3］15，16与此同时，毛泽东赞成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因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3］16对于作品本身，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他批评“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3］16 - 17毛泽东希望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他说：“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这就是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3］17 - 18
年4月10日发表的《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一文，说明的是文艺政策，他指出统一战线这一共产党人的政治策略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毛泽东形象地称来自国统区和苏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为两种人：“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这两种人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他强调：“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3］13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有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论述中，专门论述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以更好地把握当时中国的现实。他在其中同时涉及了文学艺术：“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他再次称颂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称颂“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和“民族英雄”。［3］31此外，毛泽东有关文艺创作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思想也充分表现出来了。1939年5月，他在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时，题写的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3］24
显然，从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到1940年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论述，其间积累的许多文艺理论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对文艺理论进行概括准备了前提。
三
从《讲话》诞生的具体条件看，经过万里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站稳脚跟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和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共产党的声望在全国人民心中日益提高。延安成为追求进步、民主、自由的人们心中的圣地，当时上海、北京等地许多国统区的文化人争相来到延安，投奔光明。这许多文化人的到来，使延安成为抗战时期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显得朝气蓬勃。但是，一些从亭子间来的作家也带来了自由思想，主张创作不接受党派的领导，作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性。有的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也应该“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有的人提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即采取鲁迅对敌人的方式用杂文来讽刺革命）。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认为要正确引导文艺界人士用文艺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广大工农兵大众服务，歌颂革命、歌颂人民，暴露黑暗、打击敌人。于是，他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与服务对象问题。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出席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有百余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发言，主要讲了文艺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学习等问题。5月23日，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带根本性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转变立足点，熟悉工农兵，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讲话》的经典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它阐发的丰富的文艺理论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内容丰富。主要包括：革命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与广大人民大众的关系；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艺术家的立场、态度与世界观；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流派；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发展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学习外国与文艺民族形式的发展创新，文艺批评及其政治与艺术标准；文艺创作与形象思维问题；等等。
《讲话》包括引言和结论两个部分，引言是提出问题，结论是讲话的主体。在引言中，毛泽东提出了邀集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的目的。他指出，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把中国革命向前推进，就要使文武两个战线结合起来，“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去暴露敌人，歌颂人民，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的残暴和欺骗，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赞扬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人民的劳动和斗争。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广大工农兵及其干部，这需要熟悉他们，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文艺工作者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它们的相互关系、各自状况及心理，这样，“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3］48 - 54
在结论中，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基本上有两个中心问题：“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3］55他围绕这两个中心问题，具体讲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
去服务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及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及其标准问题，文艺界的整风问题，等等。
关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它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60
对于文艺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其中主要是解决好提高和普及的问题。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都来源于人民生活。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也是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对一切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必须继承和借鉴，但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尤其不可毫无批判地硬搬和模仿。因此，“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3］63 - 64
要完成这个任务，具体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比较难于在群众中迅速传开。但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因此文艺应不断发展和提高，从初级文艺基础上发展起高级文艺。当然，“无论是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67“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3］69
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以及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3］69由于文艺服从于政治，“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同时“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艺术方法和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结成文艺界统一战线。［3］71
对于文艺批评，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的研究。“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反之便都是坏的。这里有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3］72“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3］73
毛泽东倡导应该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他更强调：“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3］74
从文艺批评的标准出发，毛泽东澄清了一
糊涂观念，如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又如写光明与黑暗、暴露和“鲁迅笔法”问题，毛泽东认为文艺作品并不都是写光明与黑暗并重，应以写光明为主。革命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而不是人民大众，对于人民自己不能用“鲁迅笔法”加以嘲笑和攻击。对于歌颂与暴露、好心与结果、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文艺家歌颂资产阶级而不歌颂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艺家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不歌颂资产阶级；文艺家的真正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妨害创作情绪，而只会破坏种种非人民大众的创作情绪。［3］74 - 79
毛泽东最后还指出，延安文艺界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使整个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文艺工作者在整风及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83
总的来看，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文艺的性质、作用，文艺的源泉，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和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的评价标准等问题作了全面说明，这篇文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熟。可以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在实践上标志新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新时期的开始。许多文艺工作者、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许多新成就，开辟了文学艺术的民族化、革命化、大众化的新道路。
四
继《讲话》之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关注并未中断，他在一些会议或文章中仍然注意文艺工作，其内容涉及文艺“两结合”的方针，文艺服务于农民的重要性，文学艺术发展的“双百”方针，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其文艺思想又有发展。
在1942年5月28日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强调的是“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说这种结合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干部、工农兵相结合，另一方面是干部、工农兵和文学家、艺术家相结合。“总之，要向两方面做工作，要告诉双方各应采取什么态度。”［3］88毛泽东认为，有的文艺工作者离彻底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他们对要与工农兵密切结合认识不清楚。他同时也提出，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于文学艺术工作者，要采取欢迎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要采取原谅的态度。［3］94 - 95另外，也要防止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偏向，“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不行”。［3］91
在1940年代中下期，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大众文艺服务于农民的重要性。在《论联合政府》（1945424）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认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3］1151947年，毛泽东在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讲话时，强调“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他还说：“有些旧戏你们可以改造它，用自己的创造力掌握了这门艺术，并且从政治上来个进步，你们就可能写些新的东西。”［3］126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百忙之中的毛泽东也没有忘记文学艺术工作。1949年7月1日，在修改中共中央给全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时，毛泽东指出：“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他声称“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3］13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党的文艺政策。他进一步关注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应当歌颂“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反对“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3］136并非常注意发展文艺的百花齐放方针。
1951年，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时，毛泽东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3］135表达了他希望文艺繁荣和创新的意愿。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3］143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时，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是促进艺术发展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不可利用行政力量去推行禁止。艺术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的实践去解决。鉴别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固然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六条政治标准对它也是适用的。这六条政治标准是：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3］158 - 164
在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不仅主张艺术形式的多样化，而且主张在保存民族形式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长处。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明确地谈到这些道理。他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中国的艺术有独特之处，但某些方面外国比我们高明。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但学习要反对教条主义，“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总之，“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3］147 - 154在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还将这种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3］227八个字。
然而，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毛泽东在文艺政策上开始出现明显失误。主要是他在文艺建设方面也想急于求成、急于求纯，并把文艺直接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并且，毛泽东未正确估计文艺界的基本形势，否定建国后文艺界十多年的基本成绩。把文艺作为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表明他的“左”倾错误涵盖了诸多方面。例如，1963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4］4361964年，他在另一个批示中严厉指出：文艺界的各种协会和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5］91显然，这把文艺视为与政治一体的东西，视为政治的直接工具。
五
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在文艺政策上的失误并不证明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过时。毛泽东的《讲话》这部经典著作，在当时和发表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当今时代它对文学艺术的生产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文学艺术界对通过学习和研究《讲话》来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实质的活动从未中断。不可否认的是，它的许多基本理论在今天仍然有效，有些论点可充实和发展，有些论点则需要澄清与完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艺在恢复、发展过程中不断走向兴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公民的民主、自由、法制、权利与义务意识空前觉醒，文化生活也空前丰富。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已成为时代的主题、成为最大政治的今天，文艺如何为之更好地服务，需要借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立足于当下实践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认真总结，在不把毛泽东的一些具体论述当做教条的前提下，对《讲话》重新进行阅读和理解，吸取其精华，把握其根本，有利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同时，还要澄清对毛泽东文艺理论的一些误解。
在毛泽东全部文艺理论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点，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论点，关于阶级性和人性的论点等，就特别需要进行澄清并在新的历史时代加以完善。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基本论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战争、阶级斗争极其激烈的年代，“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特别需要。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主要是通过
属于党所领导的文艺宣传队来宣传革命、教育人民团结起来向敌人作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代，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确实不宜简单重复，但也不能将它抛弃而走向反面。文艺与政治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政治生活是文艺一定要反映的社会生活之一。文艺界人士总是有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至少，我们还没有看到有文艺作品歌颂贪腐、徇情枉法和道德败坏现象，而是暴露、讽刺之。文艺歌颂的是立党为公，勤政、廉政，执法清廉的社会公仆，暴露的是各种社会不良行为。总之，文艺歌颂的是真美善，暴露的是假丑恶。
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在中国在世界都是这样。就文学作品来说，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有张炜的《你在高原》、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等。这些作品各有特色，对它们的颁奖词是：《你在高原》是“长长的行走之书”，在广袤大地上，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诚挚凝视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不懈求索理想的“高原”。《蛙》以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推拿》将人们引向都市生活的偏僻角落，一群盲人在摸索世界，勘探自我。作者在日常人伦的基本状态中呈现人心风俗的经络，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
国际上有名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对象都是优秀作者和作品。例如，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1839 - 1907），其作品是《孤独与深思》，获奖理由“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实证”。1915年，获奖者为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罗曼·罗兰（1866 - 1944），其作品为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获奖理由是“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2010年，获奖者为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 - ），以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其代表作有《绿房子》等。
就影视来说，国产电影《秋菊打官司》（导演张艺谋）反映的公民法制意识的觉醒，《鸦片战争》（导演谢晋）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列强欺压，奋勇抗争的英雄气概，《南京！南京！》（导演陆川）主要是鞭挞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建党伟业》（导演黄建新）描写了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十年，等等。就国外的影片来说，同样贯穿着政治、道德元素。例如，《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美国）揭示了惨绝人寰的战争实况，是“最伟大的反战电影”之一；《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美国），讴歌在特殊环境中的人性发展的轨迹，具有深沉而令人痛苦的艺术魅力；《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据印度小说改编，有美国式故事的浪漫和光明，有欧洲电影的人文关怀。
显然，当今时代虽然不应简单重复“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也不能无视文艺同政治联系紧密的实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这一基本论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合理内核应当继承，重新界定文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相关的是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论点，也需要重新审视。当年毛泽东把是否有利于团结抗日作为政治标准摆在第一位是斗争的需要，同样是历史的产物。但毛泽东其实也注重文艺在普及的同时也得到提高，也注重艺术标准。毛泽东当年明确提出的是“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只不过他强调“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话说回来，当今时代的文艺评论没有不重视政治的。例如，上述的国产电影和国外影片都获得国际影评大奖，它们都有鲜明的政治主题和价值取向。可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是缺一不可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一个出发点是阶级性和人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强调“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3］74这是针对当时最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提出的，因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不符合抗日战争时代的要求。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的批评，反映了民族矛盾、阶级斗争的剧烈，是可以理解的，其基本精神也是正确的。但他只承认带着阶级性的人性，不承认还有共同的人性，这把人的阶级
性绝对化了。不过，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确实各自具有其特殊的社会属性。在当今时代，不宜只看见人性而抹杀阶级性，但也不宜夸大阶级性而否定共同的人性。共同的人性与阶级性总是交织在一起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影片也体现了这一点。
同时，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有关文艺与人民即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等论点同样值得珍视。今天，革命时代文艺的宣传性、公益性已经不再，市场化成为潮流。尽管文艺基本上市场化了，但广大观众是消费主体的原则没有变，故在市场化条件下如何做好“服务”是一个新的任务。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在今天也面临新问题。时下，文艺界中泛起一股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胡锦涛总书记曾对 “三俗”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实际事关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如何让文艺的发展百花争艳，文艺作品能雅俗共赏，这是全体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另外，做好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工作，不只是模仿国外的文艺作品或风格，保持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也是十分重要的。从70年来的实践经验看，毛泽东文艺思想许多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但在新的时代要加以完善和发展。在总结毛泽东晚年在文艺问题上有严重失误的教训的同时，更要发扬毛泽东文艺思想中闪光的东西。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面总结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基础上应建构起属于新的时代的文艺理论。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3］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刘 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