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为内核和基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价值的统一，为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提供了合理性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党的宗旨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是思想、精神层面的文化，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整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培育公职人员的良好价值观，为公职人员的全面发展和履行使命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职人员；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81－05
　　李亮(1971－)，男，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预防职务犯罪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
　　单冠初(1954－)，男，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预防职务犯罪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上海　200234)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j50407)和上海师范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来培育公职人员良好的价值观，可以为其全面发展和履行使命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自觉控制私欲的膨胀，维持社会秩序健康稳定发展。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为内核和基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价值的统一，为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提供了合理性根据，这对公职人员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保证其行为的正确方向奠定了基础。WwW.11665.COM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公职人员作为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主体，其职业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特征，公职人员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府工作的成败以及国家命运的兴衰。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一些国家公职人员思想迷茫，理想信念动摇，对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没有信心，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上的贪得无厌和生活上的腐化堕落。
　　只有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才会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执著的追求，而对社会主义有信心必须在理论上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对社会主义的自觉接受意识。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对剥削制度进行积极扬弃的制度，同时也体现着广大人民的愿望，是制度形态与价值形态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一向重视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他们从理性、绝对真理和正义出发，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做过详尽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能够消除贫富对立、违背理性和正义等种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摆脱自然界和社会的种种束缚和压迫，实现“平等、博爱、自由、富足”。空想社会主义者表达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价值追求，但由于缺乏科学的历史基础，没有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理想目标的途径和力量，只能是对未来社会主义价值合理性“乌托邦”式的幻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资本主义，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不得人心，被人们主观上所唾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同样认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在本源上首先就是一种价值诉求和基本理念，是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探索和追求。这也是人们向往、追求社会主义的原因之所在。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并不

现为舍弃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而是表现在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基础上。
　　但在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的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想并不是完全统一的，人们大多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列宁曾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1921年为克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带来的经济、政治危机，列宁曾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但是斯大林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很快就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形成了僵化的苏联模式。在经济上，排斥价值规律，追求单一的公有制，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高度集权，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忽视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最终导致了苏联的惨变。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我们“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什么说没有完全搞清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离开了正确的价值观，从单一制度的层次出发去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急于求成、急于求纯，不断进行“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认为公有制形式是“越大越公越纯越好”，排斥一切非公有制形式，力图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结构，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这种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荒谬，邓小平提出了质疑。1980年5月，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概念，既可以指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可以指一个价值目标和一种价值理想，其中最高、最重要、最稳定的层次应是价值目标层次。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已历史性地解决了，新时期理论探索的首要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这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反复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后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断雏形的社会主义两大原则概括：“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严重困绕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实迫切要求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1992年春在视察南方谈话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从生产力角度规定社会主义本质，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规定社会主义本质。如果只提“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无法与资本主义相区别；如果只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虽可以与一切剥削制度划清界限，但却无法同过去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生产关系的“左”的错误倾向划清界限。邓小平巧妙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两端”，在全面兼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基础上，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使人民共同走上富裕之路。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资本主义适合的条件下可以达到，唯独共同富裕在资本主义那里绝对达不到。要不要富，富与不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要富，其区别在于多数人富还是少数人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的财富属于全体人民，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根本上纠正了把建立某种制度模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目的的传统观点，实现了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理论视角的转换。
　　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任何制度的建立都必然要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首先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来对待。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

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幼年之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约瑟夫·阿罗曾提出一个命题，即“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他认为这种差异现象正是由某种意识形态造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统一起来，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更有利于坚定信念，增强人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的内容，是多层次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共产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使命，决定了党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要求全党，并将之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践行这一宗旨，逐步使党的宗旨深入人心。1945年4月，党的七大新党章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员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党章第二条要求党员“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党的七大第一次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了党章，确认为党的任务和党员应尽的义务，标志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全党的确立。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除“九大”、“十大”外，其余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明确写入党纲部分和党员义务部分，作为党的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和党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大通过的章程，在党员义务的第二条写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在党章总纲部分恢复和重申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提法，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三项基本要求之一。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四、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列为党必须坚决实现的四项基本要求之一，放在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等位置，并且在第三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中，增加了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等内容。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行动中去，江泽民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意愿，关心群众疾苦，听取群众批评，精减会议和文件，办实事，求实效，把党的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和群众路线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除此之外，江泽民还多次用“根本”二字来阐述党的宗旨。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根本原因所在。”“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坚持群众路线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规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在此基础上，2004年3月胡锦涛在《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

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就是要承认并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利于发展，以造福人民。科学发展观在强调人是发展的主体、核心和根本动力的同时，把人视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视为发展的终极价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克服了传统的“以物为本”发展观的局限性，正确回答了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把“以人为本”的合目的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有机统一起来，集中体现了人类在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能动把握中，实现自己的最终目的。 科学发展观在把人视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视为发展的终极价值的同时，也强调人是发展的主体和核心，包含着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深刻含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动力。“以人为本”的阐释和运用，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以人为本”是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从根本上是为了人、发展人、完善人，体现出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关注人的精神诉求，把人置于价值关系的中心，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了人的价值。公职人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对于人民赋予的行政权力，公职人员只有履行为人民谋利益的义务，而绝不能以权谋私、滥用职权。“以人为本”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公职人员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人性化服务为取向，围绕人的需要满足、能力提升、利益发展来实施活动，而不是把人当做手段，埋头于日常琐碎事务。
　　三
　　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价值取向，规定着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公职人员价值观念的形成不能摆脱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积极从文化中汲取营养，有利于公职人员矫正良心的偏失，廉洁从业。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文明现象，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和合”。孔子说过“和为贵”，墨子提出过“兼相爱”、“爱无差”，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和合文化强调兼容并蓄，通过互济互补达到和谐与统一。朱熹在《中庸章句》日：“执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执两”是“用中”的前提，用中必须执两，离开两端即无所谓“中”，不过执“两”的目的不是要用“两”，而是要用它们的“中”。这样“用中”，才能避免偏于一个极端，达到真正的“中”。“中庸之道”就是既承认矛盾，又用和平方式化解矛盾，最后达到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相容相生。共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从总体上看是基本和谐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各种价值观念的泛起，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差异。因此，消除各种不和谐现象，避免政治动荡和社会失衡，减少发展代价，是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社会整合的基础是文化。安东尼·吉登斯曾说：“所有的社会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的高度概括，是构建和谐文化的根本，“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它涵盖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几个方面的内容，对整合多元文化价值，有着极其重要的引领意义。
　　公职人员负有行使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履行公共责任的使命，这要求公职人员在价值上，要在把握事物矛盾双方及其极端状态的基础上，用不偏不倚的理性态度协调好个人、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公正与可持续发展，使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和谐平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公职人员系统整体观念的培育提供了可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一是为建设和谐文化乃至和谐社会奠定精神基础；二是解决人们内心不和谐问题，特别是解

决道德缺失甚至精神危机的问题，为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建立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寓所，进而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铸造坚实的理想信念基础。理想信念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和前进的动力，理想信念动摇就会导致人们丧失信心。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但是，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是人们行为的基本目标。公职人员的社会行为虽并不完全以利益为驱动，但受利益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价值取向，加强公职人员的德性修养，完善自我，在人与内心的关系上，做到身心和谐，是政府职能得以实现的直接力量。身心和谐是在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达到平衡的情况下实现的，只有单方面的满足是很难达到身心和谐的。公职人员是国家经济、社会等各项行政事务的直接管理者，既要锐意进取，以正当途径获得物质利益，又要以公共利益作为目标追求，强调同社会正义的统一。
　　孔子称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为“大知”。公职人员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崇尚和谐的整体思维与直觉价值理念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包容性和整合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这个重大原则时，明确提出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值体系，就是在对各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有机整合的基础上，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来支撑和影响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道德选择的总体走向。这有利于公职人员克服单一僵化的思维观念，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提高统领全局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行为能力。
　　核心价值不具有强制力，但它一经行为主体接受，就会自觉将之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和信念追求，并较为恒久地规范和指导自身的行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对公职人员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正确认识个体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应该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才能有效地防范和治理各种腐败行为，造成一种良好的“官”场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