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关键，是从一个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要因之一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就必须加大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力度。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深层次原因在于高等学校体制和制度的不完善。本文从高考招生、学生评价、教学、学生培养和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等方面着手，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人才红利；创新人才培养；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g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91－04
　　夏新颜(1976－)，女，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教育与德育。(河南洛阳　471023)
　　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高校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011fsh013)、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高校创新教育与大学生成功创业关联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22400450192)的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社会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进入老龄化社会，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的挑战也会日益严峻。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转向依靠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人才红利”上来，对于加快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创新性国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
　　“人口红利”是由安德鲁·梅森于1997年在《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中首先提出的。wwW.11665.COM“人口红利”指凭借庞大的人口数量、较高的中青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形成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
　　“人才红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创造性劳动参与率。创造力是劳动者素质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也是衡量一国人口智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总体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人才作为劳动者中知识、技能和素质相对较高的一部分人，其创造能力也相应地高于普通劳动者。在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人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新技术、新思想的提出上，同样也表现在把若干领域的技术成果加以综合利用，把前人的各种片面的、不成熟的思想放在一个体系里重新组装，由此创造出新的劳动成果，提出新的思想等方面。人才作为同时具备思维力、想象力与知识智力的人，在其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将其创造性发挥出来，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嬗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红利”功不可没。我国自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随着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少儿人口的出生率明显下降，进入20世纪末，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据统计，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再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少儿人口(0-14岁)比例从36.3％到22.9％和16.6％，，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从59.3％到70.2％和74.53％(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些变化，大大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大大减轻了人口的抚养负担。根据对1978—1998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在此期间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1％，其他为3％。良好的人口结构比例，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推动下，促进了劳动人口的充分就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形成了“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
　　但是，“人口红利”并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哪个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这一客观必然。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人口再生产出现了转型，人口年龄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为7.0％，2010年上升为8.8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老龄化的进程逐步加快，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虽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但这种变化毕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即

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很可能未富先老。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我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未来中国必须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走上人才拉动型经济之路，让“人口红利”提升为“人才红利”。概括地说，就是从依靠人口数量、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红利”，转向依靠人口质量、依靠科技创新能力的“红利”。
　　历史经验表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物质资源消耗，只能换来粗放式的增长。只有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才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12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深化人才体制改革，大力培养造就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青年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高校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大力开展教育创新，培养创新人才，高校责无旁贷，要更有担当。
　　三、创新人才培养制度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顺利过渡，关键是提高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要着力改革不适用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和机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指出：“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温总理多次提到钱学森之问，“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说的就是体制性问题，即创新人才贫乏的深层次原因在大学制度。总之，政策和制度创新是人才战略的保障，要从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为高校培养创新人才建立良好的制度保障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快推进和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的各项改革。 生制度
　　高考招生制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公正选拔人才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
　　《纲要》明确将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枢纽，系统阐释了教育考试评价改革的目标、任务和路径，提出要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考试制度。高考内容要实现考核对象从知识点的掌握，向运用课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转变上来，考试的科目一方面可以根据考生的专业兴趣，自由组合和选择；或者高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特点，自行确定科目和分值组合。美国高等教育发展遵循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政府都不干涉或参与高校招生。不仅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的高校各有不同的录取标准，即便是同类高校在制定录取标准时也各有侧重，方法灵活多样，甚至于同一所高校针对不同类型学生，录取标准也有可能不同。充分自主的招生权力，独立自主地制定本科的招生录取标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政府高度分权、学校高度自治的教育管理体制。同时，美国社会具有高度刚性的司法程序维护了公民的权利，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得以公平运作的法治环境，使其得以朝着合理、科学的方向发展。
　　在我国现实的社会诚信制度还不太完善的情况下，教育公正成为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底线，社会民众对高考改革的科学性、公正性、公平性、权威性、安全性和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提高司法程序的刚性、完善法律法规、增强社会维权体系对公平的维护能力，社会诚信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都得以保障时，改革方能实现。
　　(二)学生评价制度
　　评价本质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过程是动态的而不仅仅是定量评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着“考试”和“评价”的概念，更多的是强调考试就是选拔人才，忽略了评价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进程中，传统的学生评价观正在向现代的、发展性的评价观转变。要依据现代教育目标和价值观，建立有利于发展学生个性，能够体现时代发展要求的、具有创造性的

、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的人才评价机制。美国对高校学生的评价体现在以人为中心，主张从每名学生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实际出发，尊重学生的个体发展需要，强调学生在评价中的主体作用。评价方式和方法的多样化，评价内容灵活、无统一的评价标准，注重对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突出过程考评。许多学校都建有学生学习档案，用以评价学生学业的进展情况。这样的学业评价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学生的成长与进步，坚持学生的基本发展与自我实现发展相统一。当然，灵活动态的评价，需要严格的操作程序和规定以及保障措施，以保障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公正。
　　(三)教学制度
　　教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的内部制度，外延很广，这里只探讨教学管理制度。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教学方法的问题，教学中不给学生特定内容，而是要培养他们独立思考、批判思维、严密分析、从不同视角看问题的能力。以培养创新人才为主要目标，以人为本、关注学生发展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应在教学管理理念、制度、内容、方法等方面具体反映，学生创造力的养成和培养，主要是通过富有创造性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系统教育而实现的。美国课程理论家赫佛林曾对美国110余所4年制学院的课程作过调查统计，发现这些学院每年要淘汰5％的旧课程，增加约9％的新课程。为此，我们应对原有的课程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可以通过压缩、精选专业必修课模块，在保证基本的专业培养规格基础上，扩展通识课模块。同时，应该扩大选修课的规模，包括人文社科课程、现代信息技术课程、外语训练课程、实践应用课程、方法类课程等，要提高选修课程的地位，使之能够与普通教育课程和主修课程同等重要。课程体系的弹性越来越大，课程的种类越来越多，学生选择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大。除了在课堂上向学生提供新知识外，学校还要尽可能利用一切现代化手段，如图书馆、计算机网络、实验室等，让学生更多更快地接触新信息。
　　(四)学生培养制度
　　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途径，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奠基工程。创新人才培养必然要求在人才培养观念、培养视角及教育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创新。胡锦涛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其中“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实质上就是教育的模式如何转变的问题。传统陈旧的教育观念，在教学上强调以知识为本，忽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纲要》就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特别强调了几个理念：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突破既有人才培养模式的障碍，“教、学、做”一体化，实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做”一体化基础上，构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大学生就业跟踪反馈结合的“1+2+1”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改革“教”，重建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个性化教学平台、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编写新概念教材、改革考核方法、创新学生管理手段；通过“学”，捕捉交叉学科的切入点、密切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的联系、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因材施教；通过“做”，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参与项目和科研活动、鼓励学生的科技作品在企业孵化，做到学思结合、知行统一；通过“毕业跟踪”，准确反馈毕业生质量信息，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及时修订人才培养模式。
　　(五)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制度
　　高校要加快培养创新人才，就必须加大学生参与科研的力度。学术上提倡的是不断创新，主张更多原创性的知识和成果。创造在学术能力中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而且“钻研学术是学生的天职”，大学应该“不专叫学生在讲堂上听讲，要留出更多时间，让他自己去研究”。mit(麻省理工学院)于1969年创立了“本科生研究计划”(urop)，率先使本科生科研制度化，学校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来组织、审批、资助与管理全校本科生的研究活动。这

一计划，旨在组织学生参与创新型的科学研究，学生可以与教师一起工作或独立进行科研，覆盖面几乎是100％。学生有了新的设想后，向办公室提交科研书面报告，办公室安排相关专业的教授与他们讨论，向他们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写出更周密的科研计划，然后指导他们按步骤实施。与教授一起工作的学生，不是纯粹的学徒，而是教授的合作伙伴，因此，他们将从教授的科研经费或办公室的资助中获得一定的报酬，并得到一定的学分。要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发展，要以“厚基础、宽领域、强能力、高素质”为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思维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极营造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现代人才测评有诸多要求，已有产业化趋势，我们必须鼓励学生向现代创新人才发展。可成立“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策划、审核和评审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设立“大学生创新教育专项基金”，资助大学生创新实践课题立项和各项创新活动；设立科研学分、能力学分、创新学分和奖励学分，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学生还可以做老师的小助手，参加一些具体的科研工作，如文献检索、文献综述、调研、收集整理资料、实验工作、撰写论文。在参与科技创新、科研实践的过程中，有助于增长知识、增长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