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困扰着我国经济，农业要发展，科技应下乡。面对在乡村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如何把先进的科技送给他们，为何农村职业教育践行了30年，我们仍然没有改变农村的窘迫和农民的命运?本文试图从立法的角度，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职业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并认为在立法中明确政府的义务与责任，将对农村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教育立法；政府责任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204－04
　　吴永明(1970－)，男，江西师范大学法学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行政法、法制现代化；
　　王从容(1972－)，女，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教育行政法。(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全国“十一五”教育规划重点课题“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职业技能与创业教育机制研究”(项目编号：dja080195)的阶段性成果。
　　泥泞狭窄的村间小路，黝黑的水塘，疯长的杂草，路上偶见迟暮的老人和好奇的孩子，错落的楼房和低矮的土屋寂静无声，这是当代中国随处可见的乡村缩影，早已没有昔日的田园风光!青壮年进城务工，村庄里剩下的是留守儿童和孤独老人。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农村的空心化和乡村权力失控。“星火计划”、“燎原计划”、“三教统筹”等这些以振兴农村、让农民以智力致富的农村职业教育已有近30年的历史，为什么农民还要离开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是什么制约着农村的发展?笔者认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农民的发展，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责任重大。Www.11665.CoM通过立法，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并赋予农民受教育的权利，这将对农民素质的提高大有裨益。本文从农村职业教育的受教育对象、教育的内容、政府的义务与责任等方面提出立法见解，以供参考。
　　一、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农民抑或农民工
　　谁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是培养以在乡村生活为中心的农民，还是“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农民工?在农村职业教育立法中，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了第一个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计划”，希望通过把先进适用的技术引向农村，促进农村的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随后推出“燎原计划”。1989年国家教委在全国建立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推进“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工作，试图推进农民“智”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雄心勃勃的振兴农村经济、试图改变农民命运的规划，都只残存在农村教育工作者的记忆中了。“星火计划”最终未能形成燎原之势，“农科教”也无疾而终。究其原因，前者是企图“抓一批短、平、快的科技项目来促进地方经济振兴”，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违背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忽视了最重要的问题——受教育的对象：农民的认知和接受能力；后者在推行过程中，地方部门把“农科教结合”片面理解为项目推广且脱离市场需求，最终演化成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2002、2004、2005年，由国务院组织或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两个职业教育专门《决定》。中央重申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经费投入的增加和政策的扶持，使职业教育形成了一个发展高峰。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资助新政出台，农村户籍的学生每年可获得1500元助学金。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近十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和财力的支持，使农村的职业教育应该有较大的改观，但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综合改革处的统计，到2008年，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而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仅占0.13％，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只有88万人，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就占了60％，平均万亩土地仅有0.8个技术人员，万名劳动力仅有0.16个技术人员。事实告诉人们：真正属于农民和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

期以来在农村仍然是缺失的!
　　农村职业教育(农民教育)的缺失，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是基于我国农村与城镇二元化的结构与现状。本为职业概念的“农民”，在我国却是带有歧视的身份符号，这个符号让农民们失去了与城市居民分享就业机会和医疗、社会保障福利的权利。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农村职业教育，定位于向城市输送农民工的原因。但事实是，更多的农民涌向城市将加剧失业率，在歧视和残酷竞争条件下，农民工所从事的是最脏最累的行业。从而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留守儿童问题不仅已经成为教育中的难题，同时也影响着我国将来的人口素质和社会稳定。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撰文指出：“事实不是告诉我们几十年来农村人口离地并没有改善我们的农村窘态!”历史是惊人的相似，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的农民离地的风潮再次出现，现实表明：农村的困顿不仅没有改进，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作为农村职业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应当着重培养乡土上的农民，而绝非给城市输送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是培养有技术、有文化、懂经营的现代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生产力和乡土商品经济。农村职业教育，更不仅仅地理解为新生劳动力就业前的岗前教育，而是涵盖现役农民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只有确立了要培养的对象是在乡土上生存的农民，让农民掌握土地上的技术，才能真正让农民留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也才能真正把农村职业教育落到实处。
　　二、农村职业教育立法的内容：立足乡土、面向农村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供求错位
　　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政府对农村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收效甚微。1926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的演讲中就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央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进入21世纪，虽然政府意识到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但现阶段的农村职业教育供求错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农民对科技文化“求知若渴”，农业部门为农民办培训；另一方面，农民的知识素养并没有因此得以改善。农民对目前开展的培训总体评价不高，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脱离实际，难以吸引农民；教师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师生互动；教师教学内容单调等。这些现象说明，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在创业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等方面，还没有结合农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行之有效的培训和教育。 直困扰着我国经济，农业要发展，科技应下乡。面对在乡村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如何把先进的科技送给他们，为何农村职业教育践行了30年，我们仍然没有改变农村的窘迫和农民的命运?本文试图从立法的角度，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职业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并认为在立法中明确政府的义务与责任，将对农村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教育立法；政府责任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204－04
　　吴永明(1970－)，男，江西师范大学法学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行政法、法制现代化；
　　王从容(1972－)，女，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教育行政法。(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全国“十一五”教育规划重点课题“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职业技能与创业教育机制研究”(项目编号：dja080195)的阶段性成果。
　　泥泞狭窄的村间小路，黝黑的水塘，疯长的杂草，路上偶见迟暮的老人和好奇的孩子，错落的楼房和低矮的土屋寂静无声，这是当代中国随处可见的乡村缩影，早已没有昔日的田园风光!青壮年进城务工，村庄里剩下的是留守儿童和孤独老人。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农村的空心化和乡村权力失控。“星火计划”、“燎原计划”、“三教统筹”等这些以振兴农村、让农民以智力致富的农村职业教育已有近30年的历史，为什么农民还要离开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是什么制约着农村的发展?笔者认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农民的发展，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责任重大。通过立法，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并赋予农民受教育

的权利，这将对农民素质的提高大有裨益。本文从农村职业教育的受教育对象、教育的内容、政府的义务与责任等方面提出立法见解，以供参考。
　　一、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农民抑或农民工
　　谁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是培养以在乡村生活为中心的农民，还是“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农民工?在农村职业教育立法中，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了第一个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计划”，希望通过把先进适用的技术引向农村，促进农村的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随后推出“燎原计划”。1989年国家教委在全国建立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推进“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工作，试图推进农民“智”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雄心勃勃的振兴农村经济、试图改变农民命运的规划，都只残存在农村教育工作者的记忆中了。“星火计划”最终未能形成燎原之势，“农科教”也无疾而终。究其原因，前者是企图“抓一批短、平、快的科技项目来促进地方经济振兴”，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违背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忽视了最重要的问题——受教育的对象：农民的认知和接受能力；后者在推行过程中，地方部门把“农科教结合”片面理解为项目推广且脱离市场需求，最终演化成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2002、2004、2005年，由国务院组织或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两个职业教育专门《决定》。中央重申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经费投入的增加和政策的扶持，使职业教育形成了一个发展高峰。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资助新政出台，农村户籍的学生每年可获得1500元助学金。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近十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和财力的支持，使农村的职业教育应该有较大的改观，但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综合改革处的统计，到2008年，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而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仅占0.13％，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只有88万人，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就占了60％，平均万亩土地仅有0.8个技术人员，万名劳动力仅有0.16个技术人员。事实告诉人们：真正属于农民和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在农村仍然是缺失的!
　　农村职业教育(农民教育)的缺失，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是基于我国农村与城镇二元化的结构与现状。本为职业概念的“农民”，在我国却是带有歧视的身份符号，这个符号让农民们失去了与城市居民分享就业机会和医疗、社会保障福利的权利。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农村职业教育，定位于向城市输送农民工的原因。但事实是，更多的农民涌向城市将加剧失业率，在歧视和残酷竞争条件下，农民工所从事的是最脏最累的行业。从而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留守儿童问题不仅已经成为教育中的难题，同时也影响着我国将来的人口素质和社会稳定。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撰文指出：“事实不是告诉我们几十年来农村人口离地并没有改善我们的农村窘态!”历史是惊人的相似，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的农民离地的风潮再次出现，现实表明：农村的困顿不仅没有改进，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作为农村职业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应当着重培养乡土上的农民，而绝非给城市输送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是培养有技术、有文化、懂经营的现代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生产力和乡土商品经济。农村职业教育，更不仅仅地理解为新生劳动力就业前的岗前教育，而是涵盖现役农民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只有确立了要培养的对象是在乡土上生存的农民，让农民掌握土地上的技术，才能真正让农民留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也才能真正把农村职业教育落到实处。
　　二、农村职业教育立法的内容：立足乡土、面向农村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供求错位
　　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政府对农村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收效甚微。1926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的演讲中就指

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央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进入21世纪，虽然政府意识到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但现阶段的农村职业教育供求错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农民对科技文化“求知若渴”，农业部门为农民办培训；另一方面，农民的知识素养并没有因此得以改善。农民对目前开展的培训总体评价不高，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脱离实际，难以吸引农民；教师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师生互动；教师教学内容单调等。这些现象说明，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在创业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等方面，还没有结合农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行之有效的培训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