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素尤其是联共、共产国际的影响，甚至有些国际代表对于南昌起义的打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共产国际并不十分清楚当时中国的国情，但是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建设有很大的帮助，本文将就南昌起义中的国际因素尤其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
关键词：南昌起义；国际因素；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130-03
共产国际是南昌起义发起的重要推动因素，在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国际一直都密切关注中共的革命过程，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南下广州的决策。共产国际为南昌起义提供了许多的指导意见，这些意见都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国革命由失败转向土地革命的兴起提供了有力支持。总的来说，国际因素在南昌起义酝酿和发起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南昌起义有积极的作用。
一、共产国际的革命经验为南昌起义指明了正确的革命方向，为南昌起义打响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准备
(一)共产国际的第八次执委会酝酿了南昌起义
1926年，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执委会上针对国内阶级斗争不断加剧的现象和阶级分化趋势的深化，共产国际根据经验得出结论，中国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分解，因此，在同年3月份，共产国际强调“必须在军队中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部工作，在没有这种支部而又可能成立支部的地方，必须把它们成立起来，在不可能成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靠隐蔽的共产党员加紧进行工作。WwW.11665.coM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己武装的实际权力机关等方针”［1］。同年5月共产国际更是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尽快消除内部的反对势力，同时指示中共改变新军，并吸纳军官学校的学生为指挥官，即建立一支有组织有领导有纪律的正规军事武装力量。
5月份，共产国际正式召开了第八次执委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的革命问题成为讨论的重要问题。但是本次会议的指导思想偏离了方向，片面地将中国革命的核心发展力量寄托于武汉汪精卫政府。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会议上结合中国国情，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严峻形势，并为中共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方针，确定了中国革命要以百姓为依托，组建人民军队，开展土地革命，实现有组织有力量有武装的革命斗争。
此时，中共提出了要进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主要内容就是要实现工农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共产国际肯定了武装斗争的积极性，同意了中共的决议案，并认为武装起义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因此，南昌起义的战火瞬间点燃。
（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推动了南昌起义的爆发
在共产国际的第八次执委会上，苏联领导人仍将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确定为武汉汪精卫政府。会议结束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商讨中国问题，并制定了“五月指示”，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2］。
“五月指示”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比如对国民党的改组问题在中国根本无法实施，并且共产国际要求改指示需要国共共同执行，实现合作。后来，根据五月紧急指示，中共实行了改组，并决定在第二方面军发动军事暴动。但是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张发奎一心想着领导军队，占领广东。随后，汪精卫也开始“分共”，军事形势十分严重，因此中共领导人一致认为爆发革命势在必行，接着中共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土地革命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其实这是与“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相符的。此外，中共属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分支，因而直接由共产国际来领导，中共所作的决策都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再由中央来决定实施。同样南昌起义也是这样的模式，中央一方面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同时由周恩来为中心的领导人负责组织起义工作，但是最后是否发动南昌起义仍旧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意见，因此，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国际代表对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发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南昌起义不是一次仓促的行动，它从计划到实施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在这长期的酝酿过程中，中外很多因素都对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国外共产国际的作用举足轻重，整个起义过程都得到了以鲍罗廷和罗明纳兹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一）鲍罗廷积极推动集体讨论，为南昌起义的发动确定了初步
计划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陈独秀被停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刚成立的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邓中夏被先期派往九江，在安排部署中央机关撤退的同时，考察能否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但李立三等到达九江后很快就将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变成了武装起义。
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召开会议，他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粤成功，因我党实行土地革命总方针，与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就是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九江会议结束后，李立三、邓中夏立即赶赴庐山，向正在庐山的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在听完李立三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后，鲍罗廷因即将回国，因此，听完汇报，没有表示意见，而瞿秋白、张太雷则表示完全赞同。随后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行动的初步方案，在会议上，一致认为开始认定的合作伙伴张发奎越来越靠不住，需要离开他采取独立行动，这样就将行动的方案定为回广东号召广大农民参与武装起义，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为起义的成功确定了正确方向。的行动方案后李立三就托付瞿秋白回汉口完成最后的汇报工作，请求中央的批准。在等待中央指示的同时，李立三便开始了准备工作。李立三于7月24日从庐山返回九江后即刻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前集结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会后李立三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二次九江会议加快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具体研究了起义的政治纲领和起义的日期。鲍罗廷随后应共产国际的命令回国，他虽然离开了庐山、离开了汉口、离开了中国，但是，他为南昌起义做出的贡献是带不走的，他圆满完成了共产国际对我国的帮助计划。
（二）罗明纳兹的大力支持使南昌起义计划基本确定
在鲍罗廷离开汉口的同时，另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来到了中国，他和他的助手纽曼7月23日准时到达汉口，他们为我国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新的指示与支持，罗明纳兹的这位助手是德国著名的共产党员，他曾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成功领导德国工人起义，具有成功的领导工人起义暴动的经验，共产国际派他来到我国很明显地透露出想在我国发动工人起义暴动的计划。瞿秋白在庐山汇报会后离开庐山来到汉口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工作，随后他与刚到我国的罗明纳兹和纽曼一起对我国现在的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讨论，在谈到南昌起义时，罗明纳兹表示了赞成与支持的态度，国际代表和中央常委对南昌起义的赞成从张国焘那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张太雷在南昌起义后所作的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到了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此次起义的肯定态度。对这次起义共产国际不仅十分赞成而且格外支持，一次又一次地派代表来协助实施计划，就明显地表示了他们的鲜明态度，在国际上已发生过多次成功的武装起义，因此共产国际有着丰富的领导经验。因此，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以及代表的到来对我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极大的鼓舞。
在罗明纳兹的帮助下，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的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但对暴动的地点提出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可将暴动地点选在南浔而不是南昌；同时派周恩来立即从汉口赴九江。周恩来于7月25日抵达九江，马上召开了第三次九江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即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李立三不同意将暴动的地点选在南浔，认为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周恩来同意了李立三的意见，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了。在计划确定后，我国中央常委依惯例向共产国际作出汇报，由罗明纳兹电请共产国际批复，与此同时，中央组成了新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负责南昌起义最后的组织工作，只要共产国际的批准一到，即可发动南昌
义。
三、共产国际代表积极倡导返回广东再图发展的主张，是南昌起义军采取南下广东战略的重要因素
联共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布哈林的意见后，在6月3日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发电。中共中央在研究了中央政治局发来的电文和武汉的现实情况后，在7月中旬做出了决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2］ 7月24日，周恩来、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会见了刚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苏联军人、广州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会议上通过了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提议，并采纳了加伦将军的意见，明确了起义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获得国际援助。”最后在7月26日下午4时，中共中央又召集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加伦、瞿秋白、张太雷、张国焘等同志，以及若克、家展两位翻译同志举行了最后的会议，会上加伦作了详细报告，说明了我们同张发奎一起回广东起义的优势，但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和张发奎早晚要决裂，因此要早作打算，如果张发奎不同意我们的提议，不与我们合作，那我们就要在南昌大干一场了，对此种形势的分析，大家都表示了认同。会议最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展示了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计划的回电，电文很简洁，“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2］虽然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文看似模糊，没有明确的指示，但是仔细分析，实际上共产国际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又尊重中国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们随机应变。中共中央在分析了当时我国的形势后，认为此次南昌起义有着很大的成功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发动南昌起义，这是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的。
综上所述，南昌起义的酝酿和爆发都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南昌起义的武装斗争思想和军队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南昌起义中的国际因素对南昌起义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6)［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international factors of nanchang uprising
xiao yan-yan
(nanchang august 1 uprising memorial hall, nanchang, 330009, jiangxi, china)
abstract:the nanchang uprising is one of the key uprising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land revolution war, mar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rmy. nanchang uprising had been influenced all through the way by the international factors, especially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and the comintern. some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ev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itiation of the nanchang uprising. although the comintern was not clear abou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 at that time, their experiences from the tenth month revolution of russi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oviet red army were conducive to the regime and army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nanchang uprising in te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factors, and particularly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intern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nanchang uprising; international factors; cominter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