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了中国北方市集 一派繁荣的景象。因而，他们通过中朝两国经济、文化的比较研究，找出了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并致力于寻找导致清朝经济、文化繁荣的具体原因，又积极力主“北学中国”，寻找使朝鲜迅速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的方法。他们还从力求节俭的目的出发，指斥中国市集上贩卖的种类繁多的奢侈品，忧虑中国人日益追求华丽服饰的奢侈行为将会导致身份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混乱。
　　[关键词]朝鲜朝燕行使臣；中国北方集市；北学；客观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2013- -
　　[作者简介]徐东日，朝鲜族，延边大学《东疆学刊》主编，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朝鲜-韩国文学，东亚比较文学。（延吉 133002）
　　十八世纪，朝鲜朝北学派（朝鲜实学派的一支）人士来到中国时，正值乾隆朝的鼎盛时期，这时的中国已经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文化成熟、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生活富庶。 与此相应，这一时期，“朝鲜士大夫对清朝的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开始客观地肯定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因此， 朝鲜朝正祖等人所关心的不再是清朝有无危亡之兆的问题，也不像前代国王英祖那样慨叹中原无“河清之报”。 这一时期，正祖所关心的是清朝的城郭濠池及市肆、漕轮之制，以及《四库全书》的编纂等文化事业[ ]，即“利用厚生”之制是正祖最为关心的事情，并力主即时推广。北学派代表人物洪良浩于1783年（乾隆48年）3月从北京回来后，向国王汇报沈阳和北京一带正在使用水车灌溉，国王当即命令工匠造出十台，分送八道和两都推行。WWw.11665.COM不久，洪良浩上疏系统地介绍了清朝的车制、瓦法、畜牧等利用厚生之制。[ ]正是由于正祖对清朝文物制度与先进技术的开放态度，朝鲜的北学思潮才会在18世纪后期蓬勃兴起。
　　这个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在看到中国的繁荣景象时，尽管在心底里仍然思念着大明王朝，从心理上不大情愿承认清朝的统治，又受到朝鲜朝对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仍将清人视作是“寄居中国”的夷狄，但是对于清朝建立后各地经济繁荣复苏的状况，却是相当肯定与大加赞赏的，而且不由得从内心滋生出对清朝文明的由衷向往之情。这体现在他们回国后撰写的“燕行”作品中，大量描述了清朝的繁荣与富足，尤其描写了沿途市铺的壮观。
　　1.日益兴盛的市肆：物质充盈与经营科学
　　在朝鲜朝北学派人士撰写的《燕行录》中，有大量直观描写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繁荣景象的文字。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时期，因而，朝鲜朝北学派人士对自己所路经的中国市集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们跨过国境后所见到的第一个集市就是中国的国门——栅门。入栅后随便走入一户民家，皆是：
　　精洒华侈，种种位置，莫非初见，炕上铺陈，皆龙凤氍毹，椅榻所籍，皆以锦缎为褥。[ ]（525）
　　而栅门这个边境小城的大街上，更是繁华富丽：
　　左右市廛连互辉耀，皆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扁（匾），所居物皆内地奇货。边门僻奥之地，乃有精鉴雅识也。[4]（14-15）
　　因而，朝鲜朝北学派人士不禁感叹：栅门的“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 。”[4]（14-15）朝鲜朝北学派人士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就是因为他们在没有来到中国时，在华夷观的影响下，在潜意识中存在对清朝的鄙视与偏见，甚至将北伐当作国是。因此，一旦以使臣的身份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各大城市四通八达的道路与整齐壮观的砖瓦房，以及川流不息的车辆、鳞次栉比的书屋、哥特式的建筑，就马上意识到清朝远非是朝鲜能够战胜的讨伐对象，从而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与沮丧情绪，不想继续前行。事后经过反省，他又觉得这是由于自己的嫉妒心在作怪，而这嫉妒心正是出于自己“所见者小”的原因。“所见者小”的人心中有偏见，目光狭窄，犹如井底之蛙看不到外部的广阔天地。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朝鲜先祖们长期固守的理念价值在清朝早已过时，在不知不觉间，他们从前坚守的“北伐”主张逐渐被“北学”意识所替代。这从朝鲜朝统治者的立场上看，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们一旦深入到中国的内地进行考察，也就自然对当时中国蔚然兴盛的商业文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在“燕行游记”中实录了他们所亲眼目睹的中国繁

荣的商业景象。
　　中国边境地区的繁荣，令朴趾源“不意中国若是其盛也 ”[5]（14-15）。于是，他便忘记了旅途的劳累，对中国发达的“利用厚生”的技术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对于沿路所经过的规模较大的城市，他们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加以描写，如沈阳的街市：
　　毂击肩磨，热闹如海。市廛夹道，彩阁雕窗，金扁碧榜，货宝财贿充栋其中，坐市者皆面皮白净、衣帽鲜丽。[ ]（544）
　　而山海关比沈阳则更胜一筹：
　　闾舍市井，胜过盛京，车马最盛。士女尤为都冶，其繁华富饶，沿路莫比，盖此，天下雄关。
　　这种商铺坐市便是当时城市的主要商业流通形式。朴趾源在沈阳等地目睹了当时铺户贸易的繁荣，如典当铺、酒楼、锦缎铺、首饰铺、面铺、花鸟铺、书册铺等店铺，这些大都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朴趾源初入中国，接触到的大都是百姓的日用生活之道；随着他深入到中国内地的繁华都市，更多吸引他眼球是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各地经济发达、工商业兴盛的景象。
　　当时，有一部分朝鲜使团是直接赶赴热河去觐见清朝皇帝的，因此，《燕行录》中记载了热河的街市：
　　闾井栉比，商贾辐凑，酒旗茶旌，十里辉映，弹吹之声，彻宵不休。康熙间万家，今为数倍，不待四方之征召，已藏数万精甲，亦可谓富且庶矣。[ ]（68）
　　18世纪清代北方市集的发展，以北京、通州最具代表性。作为华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与北方物资交流重镇的通州，其市集发展得非常成熟，它既有位于城市中心的固定市场，如米市、柴市、猪市、牛市、鱼市、南北果市、骡马市、菜市、草市、钱市；也有位于城郊固定地点的定期的集市，如州东关集场、州北关集场、张家湾集场、燕郊集场、宏仁桥集场、墎城内集场、永乐店集场、马头店集场、牛堡屯集场、于家务集场。[ ]对此，朴趾源一行在游记作品中描述了通州城中市集的繁盛，并由衷感叹“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巨舶十万艘皆画龙” [ ]（601）： 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之扁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8]（601）
　　至于处于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北京城，朝鲜朝的北学派人士更是认为，其经济繁华、物质充盈与富足的程度是其它地方不可匹敌的。洪大容对此明确点出：
　　市肆，皇城最盛，沈阳次之，通州又次之，山海关又次之。在皇城，则正阳门外尤盛。[ ]（397）
　　而关于具体的市肆景象，朴齐家描述道：
　　燕京九门内外，数十里之间，除宫府衙门及极小胡同外，凡夹路两边皆市廛，村店亦然，如衣之有缘，各有牌号及发卖物货名字，横揭竖挂，金字辉映，大道加设板屋……廛中人常稠叠若观场，又有东岳庙、隆福寺等处别开市之日，珍宝奇怪百出。我人创见中国市肆之盛，而曰专尚末利，此知其一未知其二者矣。[ ]（483）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也描写道：
　　（皇城）廛铺罗列，车马热闹，不独市日为然也。余谓《史记》苏秦说齐王曰“临淄之道，车毂击，人肩摩，挥汗成雨，连袂成帷”，始以为过矣，今观于九门，信然。诸寺如报国、隆福，皆如九街，然后益知古人言语文字，不为虚辞夸炫也。列国之时，日寻干戈，而都邑之富庶能若彼，况升平天子之都乎？[ ]（658）
　　由此可见，在朝鲜北学派人士眼里，北京的商品众多，价格昂贵，而商人们在其中也有利可图，可见当时市场上的购买力是相当强的。这也许与北京聚集了许多达官贵族有关，但很明显，这是在升平之世才会出现的繁荣景象，足可见中国之盛。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当时一些清代文人的论述得到证实。譬如，清人万青黎、周家楣曾写道：
　　北京的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药铺、洋货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及也。[ ]
　　再譬如，清人鲍西冈的《春游词》也生动描绘了当时全国各地商品云集琉璃厂，游人杂沓，北京市民在正月逛厂时的热闹繁华景象：
　　料丝羊角灿成行，簇帛堆纱锦绣装。岁岁灯棚变新式，鳌山结撰到西洋。
　　像生花草捻泥

，鼓板笙萧小店陈。风景不殊吴语杂，勾人情绪武邱春。[ ]
　　由此可见，北学派人士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18世纪中国辽东以及华北地区市集的情况。在这些记载中，多侧重于表现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市集的繁华富丽与人潮如织，反映出18世纪中国北方城市经济的兴盛，商品的丰盛，商贸的繁荣，而这种状况则往往令朴趾源等北学派人士惊叹不已。
　　市集不光是商品交易的集散地，同时也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文化娱乐的场所，这在中国传统中以庙会最具代表性。举行庙会时，说书者、魔术师、武术表演者、戏曲艺术家、杂技以及医卜之流也都会纷纷到场，搭棚献艺，这些娱乐项目逐渐成为市集活动的组成内容，它也是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集会的目的之一。对于中国的民俗风情，朝鲜的燕行使臣也十分感兴趣，在他们所写的《燕行录》中，有不少关于中国市集各种娱乐活动的记载。如朝鲜人在隆福寺庙会所见：
　　缘街而北，左右货物尤盛，有一人独身中立，瞋目奋拳，或戏笑或悲愁，口喃喃不已，数十百人簇拥聚观，往往齐解发笑，投钱如雨，盖呈戏而乞钱者也。[ ]（379）
　　这位民间艺人应该是说单口相声或者是说评书的，从众人“簇拥聚观”、“齐解发笑”到“投钱如雨”，可以想见其人说得极为精彩，朝鲜人虽然听不懂，但是观众们的反应也让他们对这位民间艺人精湛的技艺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由于对中国民俗风情的好奇，撰写《燕行录》的作者们对18世纪中国北方的市集有诸多详细记载，不但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些画面，而且可以解读出市集作为商品交易场所之外的种种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18世纪中国北方的社会生活文化。这样，朝鲜朝北学派人士通过在中国的细心观察，认识到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与他们所想象的在“夷狄”统治下的国家完全不同，清朝繁荣的经济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他们不由产生许多感慨，并开始重新审视朝鲜国内对待清朝的态度。“燕行”打破了他们从前对中国的一些负面印象，并在游记中尽量客观地描述了强大、繁荣、文明的较理想的中国形象，从而在客观上肯定了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
　　2.如上所见，18世纪的中国到处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朝鲜王朝已经开始由盛转衰——政治混乱，经济凋敝，人民贫困。因此，这些随使团访问中国的具有进步思想的朝鲜使臣通过亲眼观察中国社会及与中国士人交往，更加意识到18世纪的中国“市廛夹道”、“百货凑集”的盛况，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都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譬如，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中国乾隆年间商业繁荣的景象，进而积极主张改革朝鲜时弊、对外开放，学习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即力主“北学中国”，改革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并且提出了其改革开放、利用厚生的理论。在此，朴趾源将“利用厚生”的学说解释为：“工制什器，商通财货，以利民生，使衣食图谋民之厚生”，其实现途径是“重视实用和实践，主张同等对待农工商各行业，以保证其‘生业’”。[ ]（381-382）在“利用厚生”学说中，工商业是一个重要的范畴，由此可见，朝鲜朝北学派重视工商业的思想与正统的以儒家重农思想为核心的朝鲜实学思想有很大不同，这也正是朴趾源“利用厚生”学说的进步性所在。
　　可以说，朝鲜朝北学派人士的中国之行，使他们最终具有了“利用厚生”的实学思想，从而形成了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北学思想”，并对朝鲜其它“实学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学派”中的朴趾源、朴齐家以利用厚生、北学中国的实学思想为中心，把原来的“正德、利用厚生”之义重新排列，即将“利用厚生”置于“正德”之上。这绝不是对其原有顺序的简单调整，而是对当时儒学崇虚不务实的愚腐观念的根本变革，彻底颠覆了以“正德”为首要之事，以“利用厚生”为“正德”下位概念的传统儒学观念。为此，朝鲜朝北学派思想家为扭转整个社会鄙视商业、对从商者群讥众笑的社会风气，以敏锐的经济眼光与先觉之士所具有的勇气，大胆为“商”正名： 我人创见中国市肆之盛，而曰专尚末利。此知其一，未知其二者矣。夫商处四民之一，以其一而通于三，则非十之三不可。令夫人食稻而衣锦，则其余皆为无用之物矣，然而不有无用之用以济其有用，则所谓有用者举将偏滞而不流，单行而易匮也。[10]（484-486）
　　不仅如此，他

们还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两班指出了从商的光明道路，进而提出贸易富国的主张。朴齐家就曾指出：
　　中国之人，贫则为商贾，苟贤矣，其风流名节自在也；故儒生直入书肆，宰相或亲往隆福寺买古董。[ ]（487）
　　而相反的，
　　我国之俗，尚虚文而多顾忌，士大夫宁游食而无所事，农在于野，或无有知之者，其有短襦箬笠，呼卖买而过于市，舆夫持绳墨，挟刀凿，以佣食于人家，则其不惭笑，而绝其婚姻者几希矣。故虽家无一文之钱者，率皆修饰边幅，峨冠阔袖，以游辞于国中，夫其衣食者，从何出乎？于是不得不倚势而招权，请托之习成，而侥幸之门开矣。此将市井之所不食其余。故曰：反不如中国商贾之事，为明白也。[16]（487-488）
　　这是对那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两班的一种相当辛辣的讽刺与批判。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经济主要是传统的农业经济。而随之区分本末的结果，就变成以农业为本、以商业为末即“重本轻末”。轻农重商，被认为是舍本逐末，为历代统治者所“不为也”。这反映在义利观上，就是“重义轻利”，认为农民的劳作所满足的人欲是合乎“天理”的，是义；而商人的交换活动则被视为不劳而获，以此来满足“人欲”，是不义，所以，商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最低，四民的排列顺序为：士、农、工、商。随着晚明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经济贸易往来频繁，这使得商业发展成为当时十分显著的社会现象。再加上明清王朝的更迭、社会的变迁，传统的四民观发生了更加深刻的转变，商人的地位由原来的末位提高到第二位，故而，这一时期竟出现了“弃儒就贾”的社会现象。这固然有明遗民中的汉人士大夫为了尽忠于朱明王朝、保持节操、不愿事清，故由士而商、维持生计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一部分士子将求取功名视为畏途，而弃儒经商则相对易于成功。更何况当时吏治花样迭出，捐纳制度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途，因而士子仍可由商转而入仕。
　　朝鲜作为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半岛国家，其经济传统也主要是农业经济，并同样奉行以农业为本、以商业为末的“重本轻末”的经济政策。只是到了17世纪末，随着全面废除对集市贸易的禁压政策，朝鲜的商品经济才有蓬勃的发展，随之工人、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同时，由于两班地位的逐渐下降，有些两班卖官鬻爵给商人，这无形中也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深受中国、朝鲜实学思想影响的洪大容、朴趾源等北学派人士也藉此开始主张：士、农、工、商只有职业区分，而无身份等级高低、贵贱之别。他们认为应该实现游食两班阶层的商人化，并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去选择职业。在当时“两班”一旦从事低贱的工作就会被剥夺其“两班”地位且不得与其它“两班”家族联姻的社会状况下，北学派人士的这些主张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这是对传统商业观的根本颠覆。另外，朝鲜朝的李德懋等北学派人士尽管在内心深处也力主“尊明攘夷”，但他们并不排斥向清朝学习先进的“利用厚生”的技术。他们认为“尊明攘夷”不是一句空谈的口号，它必须以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朝鲜只有摒弃对清朝的偏见，虚心学习清朝发达的实用技术，才能实现国富民强，然后才有实力进行北伐。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燕行”作品中，鲜明表达了一种独特的清朝观，即“师夷之技以制夷”。而要真正做到“师夷之技”，就必须打破朝鲜社会对清朝的偏见。朝鲜朝北学派人士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进步思想，其原因是较为复杂的。
　　首先，他们大都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且又属于执政的“西人老论派” ，这使得他们较少感受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压抑，这使得他们性格开放、思想活跃，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禁区，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责任感。北学派人士都集中生活在汉阳（今首尔）这个朝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圈，这使他们比朝鲜朝的其它士人能够更敏锐地感受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脉搏，并能够站在朝鲜社会新思想的制高点上深刻地意识到社会问题、分析社会事物。而且，当时汉阳的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社会上正在形成一种“市民意识”，这就使他们有条件走出传统儒家的价值判断而采用实用的价值标准去认识和对待客观事物，所有这些，都为他们提出较为先进的北学思想主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
　　其次并最重要的是，朝鲜燕行使臣早在使清之前，就已经从前辈和挚友的《燕行录》作品中了解到不少

有关中国的情况，这些纪行文字展示了一个充满诱惑力的中国，所以，他们十分希冀到中国一睹大国的风采，把足可利用厚生的思想与技术带回自己的国家。因此，他们是带着浓厚的求知欲和特别的探究心来到中国的。这也说明，朝鲜朝的人们在心中早已将中国想象为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而这种社会总体想象随着历史的发展不仅丝毫没有淡化，反而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更加急于了解真实的清朝社会现实。于是他们在燕行途中想方设法地去了解中国百姓的生活与社会现实，这使其不仅从正面上认同了清朝创造百年盛事的各种政策与法规，也藉此探析了百姓的安逸生活与社会发展环境间的密切关系。
　　再次，朝鲜朝北学派的主要思想家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等人都先后跟随燕行使团来到中国（朴齐家来到中国的次数甚至达到四次）。这种频繁的使行活动，使他们得以走出自己的天地，亲眼目睹先进的清朝文化，并通过清朝窥见和领略到西洋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从而萌生了一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水平的“开放”意识，使得他们以惊人的勇气和远见卓识，提出一系列救国救民的“利用厚生”的积极主张。因此，朝鲜朝北学派人士在来往于汉阳与燕京之间的路程中，所关心的就不再是先王之道、婚丧礼节，而是用车、用船、用甓等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能够利用厚生的实践之法。他们自称属于第三类“下士” ，并且公开地称道中国： 　曰壮观在瓦砾，曰壮观在粪壤。夫断瓦，天下之弃物也，然而民舍缭垣，肩以上更以断瓦两两，相配为波涛之纹，四合而成连环之形，四背而成古鲁钱，嵌空玲珑，外内交映，不弃断瓦而天下之文章斯在矣。民家门庭，贫不能铺砖，则聚诸色琉璃碎瓦及水边小砾之磨圆者，错成花树鸟兽之形以御泥淖，不弃碎砾而天下之画图斯在矣。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矢者奉畚而尾随。……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故曰：瓦砾、粪壤都是壮观，不必城池、宫室、楼台、市铺、寺观、牧畜、原野之旷漠、烟树之奇幻然后为壮观也。[ ]（564-565）
　　朴趾源来到中国后认为，世上真正的壮观在于“粪壤”，这就意味着他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出现了转变。他从朝鲜狭小的空间中走出来，睁眼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结果在发现客观的对方的同时，也就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于是，他认为，无论是华夏之邦的还是蛮夷之国，只要那个国家的文化或科学技术中具有值得朝鲜学习的先进因素，朝鲜都应当积极地加以借鉴与吸收，以有助于实现富国强兵和济世救民的目的。
　　3.朝鲜朝参加燕行的北学派人士不仅从正面肯定了中国的文明形象，而且也揭露和批判了其文明奢华背后的诸多社会问题。例如，洪大容游逛琉璃厂时看到街道两旁几千家商铺里陈列的价值较高的商品，就尖锐地指出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其实都是奇形怪状的奢华品，没有一样可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批评的对象是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社会不切实际的奢华之风，所以他后来发出“奇物滋多，士风日荡，中国所以不振，可慨也”[ ]（380）的感慨是非常在理的。他还通过描写沈阳门市和商铺的装饰以及酒楼内饰的豪华陈设，毫不隐晦地道出这些表面形象体现的是虚而不实的奢侈作风。所以当他看到在京城诸市里销售不值钱的纸造车马、人物以及儿童玩具，尤其是看到琉璃厂摆设的诸多物品中竟没有一件是日常生活必需品时，就不禁感慨道：
　　诸铺不知其几千百廛，其货物工费不知其几巨万财，而求诸民生养生送死之不可缺者无一焉，只是奇伎淫巧奢华丧志之具而已，奇物滋多，士风日荡，中国所以不振可慨也。[18]（380）
　　他深刻指出清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崇尚奢华的市井风气所造成，他尖锐地批判了在这种文化繁荣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清朝社会腐败本质。同时，他还发现店铺前为了吸引行人眼球而挂起的招牌、幌子靡费甚多，于是他不由得感慨“中国升平之久，民物繁庶，生理之苦艰可想也”[ ]（382）：
　　凡在通衢十字路口多设酒楼夹道相望，皆架出檐外，栏槛环丽，但上雨旁风，一经夏潦，必不免重修，虽其财力之丰足，苟悦目下不惜糜费亦不可晓也。[ ]（381）
　　通过洪大容塑造的中国的负面形象，我们可以看出，洪大容受到朝鲜文化现实的限制，带有一定的观念偏见。但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位朝鲜朝的北学派思想家，他非常强调统治者自身要节俭，坚

决反对奢侈的行为而重视实用。洪大容写道：
　　凡令行禁止，必自上始，金银之饰不入于宫阙，则公卿之堂不敢为山藻之画；锦绣之服不及于妃嫔，则士庶之妇不敢为紬帛之衣。躬行然后发令，自治然后敕法，民谁有不从者乎？[ ]（218）
　　由此可知，洪大容反对奢侈，甚至提出以法令来禁止奢靡。总之，洪大容在感叹“入中国，地方之大，风物之盛，事事可喜，件件精好”[21]（218）之余，不无冷静地看到了存在于清朝太平盛世背后的社会危机，并对此进行了尖锐批评。而他对潘庭筠所讲的“中华虽文物之邦，近名荣利者比比皆是”[21]（216）等话语，更是从另一侧面暗示着中国社会可能潜蕴着某些重大的社会危机。“盛极必衰”是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些危机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印证，清朝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与中国在太平盛世背后潜存社会危机有所不同，18世纪的朝鲜社会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可有趣的是，当时的朝鲜社会，一些人高呼着“利用厚生”和“经世致用”；而另一些人则十分偏好中国商品，社会也兴起了一种奢侈之风，各种奢侈品大量涌入汉阳，从而形成了流行的消费文化。譬如，在汉阳的广通桥一带，摆满了像现在的仁寺洞 所摆放的那种廉价中国古董与书画。有些朝鲜朝士大夫甚至将中国的古董与书画摆到家里，让朋友们一边饮茶一边加以欣赏。他们住宅内部的装饰也沿袭中国风格，院子里则点缀着从中国运过来的怪石等。
　　18世纪的朝鲜社会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巨变，最重要的原因是随着西方有些国家进入到工业化时代及文化的开放与交流，朝鲜所能获取的信息量也在急剧增加；朝鲜朝士人们不再只是钻研记载着先贤语录的“四书五经”，而是或沉湎于稗官小说中，或是喜好轻薄的消费文化。这种风潮，让整个朝鲜的文化传统面临着沦丧的危险。朝鲜朝知识阶层思想意识的转变以及消费娱乐文化的盛行，都给予当时以正祖为首的朝鲜朝统治阶层以深刻的危机意识。于是，朝鲜政府严令禁止输入“闲书”和奢侈性消费品；正祖则通过“文体反正”，试图从根本上逆转热衷于吸取新知识的一些年轻人的思想。
　　如上所述，18世纪的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而在一些对清朝的统治持冷眼旁观态度且持有儒家“尚俭”思想传统的朝鲜朝燕行使臣看来，中国的市集上充斥着的种类繁多奢侈品正是“中国所以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乍看起来好像有些道理，但由于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没有真正体悟到发展商业对于“利用厚生”的关键作用，其眼光仅仅停留在朝鲜并不丰盛的物产上而没有看到国际贸易的灿烂未来，所以其思想还未能彻底摆脱“农本商末”的传统窠臼。可以说，当时只有朴齐家等少数北学派人士才真正看到了商业所起的巨大作用。朴齐家指出：
　　今我国方数千里民户，非不多也，土产非不备也，山泽之利不尽出，经济之道未尽善也。日用之事废而不讲，见中国之车马、宫室、丹青、锦绣之盛，则曰奢移已甚，夫中国固以奢而亡，吾邦必以俭而衰，何也？夫有其物而不费之谓俭，非无诸己而自绝之谓也。今国无采珠之户，市无珊瑚之价，持金银而入店，不可以买饼饵，岂其俗之真能好俭而然欤？特不知所以用之之术耳。不知所以用之，则不知所以生之，不知所以生之，则民日穷。[10]（484-485） 在此，朴齐家委婉批评了朝鲜人不知“利用厚生”的所谓“好俭”习俗，认为其结果必然会导致百姓生活日益贫穷；相反地，他认为“中国之车马、宫室、丹青、锦绣之盛”是令人钦羡的社会图景。接下来，他还指出：
　　夫财，譬则井也，汲则满，废则竭，故不服锦绣，而国无织锦之人，则女红衰矣。不嫌窳器，不事机巧，而国无工匠陶冶之事，则技艺亡矣，以至农荒而失其法，商薄而失其业，四民俱困不能相济，国中之宝不能容于域中而入于异国。人日益富而我日益贫，自然之势也。今钟阁十字街市楼连接者不满一里，中国过去村店率皆衣被数里，又其委输之盛品，目之，多皆全国之所不及，非一店之富于国也。通与不通之故也。[10]（485-486）
　　在这里，他以汲井为例，证明如果人们不消费财物，财物也就不会再创造出来；如果没有人穿华丽的衣裳，使用精巧的器具，那么就必然造成“女红衰”、“技艺亡”、“商薄而失其业，四民俱困不能相济”的恶果。假如国中之宝流入他国，那么就会造成“人日益富而我日益贫”的严重局面。在此基础上，他指出：
　　中国瓷器无不精者，虽荒村

破屋之中，皆有金碧彩画之壶、钟、罐、碗之属。非其人之必好奢也，土工之事当如此也。[ ]（457）
　　朴齐家认为，在中国，即便是在荒村郊野，也都有“金碧彩画之壶钟罐碗”，而这却不是出于“好奢”，而是由于中国“土工之事当如此”。而制造这种“金碧彩画”的器物，也可以培养出精于工、勤于业的工匠。与此相反，“我国瓷器漉沙粘其下，仍能烧成，累累如干饭。曳之伤盘桌之属，洗之滞滓秽之物。”[22]（458）通过比较中国器物的精致与朝鲜器物的丑陋，朴齐家认为可以看到朝鲜朝器物制作者的苟且与未经教化。因为在他看来，成长于“韶华锦绣”的优越文化环境中的人，必然与“汨没于尘埃薄陋”的恶劣环境中的人迥然不同。即人是环境所塑造的产物，只有精于器物，才有利于人们掌握精湛的工艺技术。
　　总之，这一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了中国北方市集一派繁荣的景象。因而，他们开始致力于寻找导致清朝经济繁荣的具体原因，并积极力主“北学中国”，寻找使朝鲜迅速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进而实现“富国裕民”的方法。他们通过对中国的车、船、甓、瓦、道路、畜牧、商贾、粪等方面的详细考察与研究，找出了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让朝鲜人承认本国文化的落后，进而取长补短，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导入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改善劳动工具，改良操作方法，提高生产效益。但与此同时，他们还从力求节俭的目的出发，指斥中国市集上贩卖种类繁多的奢侈品，并由此忧虑中国人日益追求华丽服饰的奢侈行为将会导致身份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个时期，他们基本上认同满族文化，肯定中国重视实用的一面。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描述进入了“客观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