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水利的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水利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也是直观的和迅速显现出来的。但水利建设对自然环境的作用所引起的自然的反作用，长期以来却不为人们所重视。人们总是把自然环境作为外在的消极的和基本稳定的客体，它只会平静地承受着人们任意的塑造和装扮，而不必担心它是否接受，是否会说“不”，是否会对人们的改造以自己的方式反作用于人类社会。这种反作用会不会违背人们兴水利的初衷，而变作新的灾害或加剧灾害强度呢?历史事实说明，自然界的这种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其结果或许并不立即显现，而在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才逐渐变得明显。古人对此已有所察觉。时至现代，随着人们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这种反作用也变得日益强烈，并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行为的后果。

 

一  历史的启示一一自然反作用于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一)过度围垦湖泊使洪水灾害增长

 

人们兴修水利，改造自然，以及自然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典型例证之一是宋代对鉴湖的围垦。wWW.116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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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14页．钱宝琮在《算经十书》的《周髀算经提要》中认为，“《周髀》是公元前100年前后的作品”，中华书局，1963年，第4页。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535页．

    ③《汉书·宣帝纪》，王国维，《观堂集林·西域井渠考》．

    ④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⑤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37页。

 

鉴湖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会稽山北麓，建成于东汉永和五年(140)。当年人们在近山低地周围兴建堤防，积蓄若耶溪来水，形成水库。水库北面是地形较低的农田，可以引水灌田，再北则是大海，有利于农田排水。丰富的水源和适宜的地形，使鉴湖成为一座“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余顷”①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并兼有防洪和向绍兴城及运河供水的综合水利工程。一直到北宋年间，鉴湖都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初期在江南一带，为增加土地资源，出现了普遍的围垦水面的做法。太湖下游塘浦河道被蚕食围垦，破坏了原有的排水通道，水旱灾害急剧增加。也有地方官为表现自己的政绩，废湖为田的情况。由于鉴湖水浅，也被地方官陆续围垦，以至到南宋初年，鉴湖的水利功用已丧失殆尽。鉴湖废毁后，失去了对水资源的调蓄，被围垦成田后的100年比前100年，本区水灾和旱灾分别增加4倍和11倍，围垦所失明显大于所得。可见鉴湖的围垦是人们追求眼前利益的一种短视行为，是违背自然规律并遭到自然报复的一个例证。鉴湖被围垦后，绍兴平原逐渐进行水利调整。北部平原形成了几个新的蓄水湖泊，部分代替了鉴湖的功用。明代嘉靖年间又对绍兴水利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导浦阳江北出钱塘江，减少了本地的来水，同时修建了三江闸，提高了对江河的调蓄能力。经过400年的努力，绍兴水利才重又进入一个新阶段。②

 

关于围垦湖泊的利弊得失还有这样一次有趣的争论。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曾大力提倡兴修水利。有人建议排干梁山泊，可以得到良田万顷。王安石觉得有道理，但又顾虑因此失去蓄水之地。当时一位大臣插话说，只要在梁山泊旁边另外开凿一个梁山泊装水不就行了吗?王安石大笑而止。③这件事看起来像是笑话，其实当年大规模围垦鉴湖等湖泊的做法，不正是类似排干梁山泊的建议一样荒唐吗?

 

近代以来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显著提高，在人口加速增长的重压下，围垦湖泊变本加厉地进行。近40年里，全国总计围垦湖泊面积达1．3万平方公里，尤其东部平原与江河关系密切的湖泊围垦更加严重。江汉平原通江湖泊水面缩小了6000平方公里，不足40年前的1／3。太湖水系湖泊面积在近30年里，水面减少650平方公里，相当于l／4个太湖。围垦的结果是得到了土地，却失去了调蓄洪水的库容。在1991年江淮大洪水的受灾面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围垦的湖泊面积。这些地方的被淹，事实上是洪水强制还原了湖泊原貌。如果从水产、旅游和环境生态角度来看，许多湖泊围垦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失策。

 

(二)水土流失导致河流防洪能力的衰减

 

人类改造自然与自然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情况在水土流失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提出滥伐森林将导致水土流失和洪水灾害。西汉末年有一位叫贡禹的大臣就曾指出，过度地采矿，必将滥伐森林，如果“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④。也就是说，缺少森林植被涵养，降雨迅速汇入江河，导致洪峰流量的增长，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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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通典·州郡十二》转引刘宋·孔灵符，《会稽记》。

    ②周魁一、蒋超，古鉴湖的兴废及其历史教训，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年。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二。

④《氾书·贡禹传》卷72。

 

利用率降低，必将导致水灾并继而引起旱灾。清代中期，我国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嘉庆年间陕西、四川、湖北、安徽、浙江等省开垦山地种植之风盛行。因而严重破坏山区植被，水土流失加剧。这是人类向自然宣战，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的斗争。当时人对此曾有争议。一些人认为，无业农民开垦山地，使人无闲民而地无遗利，应该提倡；另一些人认为，这将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泥沙被雨水冲下，必将淤积河道和陂塘，降低行洪调蓄能力。新开山地收获很少，而山下原有良田却因水旱灾害增加而受病，即所谓“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①，得不偿失。但是，近几十年在“以粮为纲”政策下，滥垦现象变本加厉，再次重复了历史的错误。

 

人类活动造成大面积植被破坏，更进一步影响河流状况，导致水土流失和水旱灾害加剧。例如，历史上泾渭清浊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大致表现为，从事农业垦殖将加速水土流失；而由农转牧，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减轻。汾河的情形也相类似，唐代以前植被破坏较小，而宋代以后，由于农垦的普遍进行，汾河含沙量剧增，导致洪水灾害增长，都是人类活动导致植被严重破坏的结果。②

 

(三)社会发展要与自然规律相适应的自然观

 

人类改造河流的活动直接影响河流的演变，而河流在人为作用下的自然演变也将更直接地反作用于人类社会。西汉年间黄河的情况便是明显的例证。

 

西汉年间，黄河频繁决溢，成为朝野关心的大事。《汉书·沟洫志》记载了当时人陆续提出的多种治黄方案，诸如分流、滞洪、水力刷沙、改道、筑堤堵口等。之后，班固又以远较上述方案为多的笔墨，记述了贾让的治河三策。贾让三策大约提出于公元前6年。他首先分析了黄河演变的历史。上古时代，河流有河流的位置，人有人的住处，各不相干，因此，河流两岸并不筑堤，只在洪水波及的居民区附近修些低矮的堤埂，抵御洪水漫流就可以了。本无所谓水灾。但是到了战国时代，位于黄河下游各诸侯国的社会经济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为了取得稳定的发展环境，先后在两岸筑堤防洪。当年黄河两岸堤距达50里之多，洪水尚可以在其中宽缓游荡。此后，老百姓开始占据黄河肥美的滩地来耕作并修建村落，每当洪水到来时，则在堤内另起堤防以自救。围垦一再深入，以至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道民堤。最近的民堤距离主河床远的不过数里，近的只有一里多。而且河道宽窄不一，河线再三弯曲，严重阻碍行洪。可见，由此引起的洪水淹没房屋田产的灾害并不是黄河的过错，而是人们过分地侵占滩地，不给洪水以足够出路的缘故。于是，贾让认为，由于人们不适宜的开发引起的洪水灾害，那是人们自讨苦吃，与洪水无关，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贾让提出了治理黄河的上、中、下三个方案。

 

对于贾让三策，古往今来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其具体治河方案也未见得像他本人设想的那样有效，但是，贾让从黄河历史演变的分析中得出的“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③的结论，即治河必须适合河流的客观规律，留足泄洪断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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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10，《记棚民事》。

    ②杨国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环境演变与下游河道变迁的关系，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四集)．第97页，地质出版社，1993年。

③《汉书·沟洫志》卷29．

 

们生产和生活应当主动避让洪水，而不能去侵占河滩，压迫洪水，否则必受洪水之害．减轻洪水灾害损失的途径，除应控制自然态洪水，减少其泛滥成灾之外，还应调整社会发展以适应洪水。他对黄河堤防发展史的分析，以及他对人类与河流洪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是比较客观的和积极的。但问题并未就此了结，人们受围垦河滩地局部的眼前的利益所驱使，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内仍不断地与河争地，以至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皇帝竟为此亲自下了一道谕旨，“不知堤内之地，非堤外之田可比，原应让之与水者。地方官因循积习，不加查禁，名曰爱民，所谓因噎废食者也”①，是贪小利而损大利的短见行为。老子曾高度赞扬水的品格，“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②。认为水不与万物更不与人争，住在人们不愿居住的恶劣环境，水的品格最接近他所提倡的清静无为的道。这是当年的人与水的关系。但若人们无节制地过分压迫水，至柔至顺的水也会与人相争，而表现为灾害的。

 

总之，人类社会通过劳动生产不断扰动和改变着外在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与此同时，变化了的自然界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影响又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被改变了的自然界按着人们改造自然的初衷，完成了兴水利、除水害的任务，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而另一方面，却也存在着变化了的自然制约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后果，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在水利史上是屡见不鲜但并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方面。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干扰已遍及全球，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甚而开始向邻近星球进军。与此同时，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也显著增长，达到再也不容忽视的地步。例如加速增长的洪水灾害损失，大多来源于这种反作用。可见，我们在研究人类改造自然的种种传统科学之外，同时要主动地深入研究变化了的自然界，是如何反过来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促进与制约两方面)社会的发展，从而引申出人类对自身社会与外在自然相互作用进行合理调控的新的研究课题。

二  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

 

水利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修建工程以兴水利，除水害的合理性，无法从单纯考察水利自身运动中得出，而必须由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总体结果来说明。也就是说，要认识水利这个有限系统的合理性，只有把它放到人与自然共同组成的大系统中来评价才能做到。

 

其实，早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借鉴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他们既高度赞扬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度评价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人类在改造自然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盲目性。他们举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滥伐森林的例子。当地居民滥伐森林后得到了耕地，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但由于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积蓄和贮存水分的能力，日后却使这些地方成为荒芜不毛之地，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于是恩格斯在1876年写道：“到目前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团他进一步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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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会典事例》卷919，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

    ②《老子·道德经》。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7—519页。

 

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①。可见，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最终需要与自然进化规律相适应才能持续下去而不是使自然混乱或瓦解，从而真正有益于人类的长远利益。

 

自恩格斯揭示了掠夺性地开发自然所带来的恶果至今，又过去了一百多年。遗憾的是，在治水以及其他许多生产领域中，我们并没有从前人的痛苦经历中得到足够的启示，奉行着的依然是急功近利的政策。对于生产活动间接的比较长远的影响懵懵懂懂。人们陶醉于自身迅速增长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以为由此可以战胜自然，主宰自然。受这种错觉所遮蔽，我们竟未清醒地觉察，对自然的扰动和破坏，将会带来对我们缺乏远见的生产行为的报复，甚至依旧把这些意想不到的结果，轻描淡写地归罪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基本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是属于自然界的，自然界的危机必将成为人类的危机。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劫掠性的开发，已开始造成资源、环境和灾害增长的种种困境。这种困境表明，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方式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一种人与自然共生，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模式必将取而代之。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依据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可以将人们的治水活动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人类利用水和听命于水的自然规律阶段，大致相当于原始社会时期。那时以石制工具为主，社会生产力低下。当狩猎畜牧为主要经济部门时，为解决人畜生活用水，“逐水草而居”。原始公社末期，当农业成为基本经济部门时，农田水利的主要工作大约是采用传说中的伊尹传授的办法“负水浇稼”；为防止洪涝灾害，人们以氏族公社为单位，多集体居住在河旁阶地，所谓“择丘陵而处之”。后来又创造了保护居民区的护村堤埂，所谓“鲧作城”。那时人们对水的自然状态无力加以明显的改变，发生水旱灾害的时候，不得不乞灵于上天的恩典，听命于大自然的主宰。

 

第二，人类调节调度水资源和服从水的自然规律的阶段。在中国大约相当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持续达40个世纪之久。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和社会组织的进步，人们有能力一定程度地控制江河洪水的威胁，也有条件兴建较大型的灌溉和航运工程。出现了大禹领导的主要采用疏导的方法的大规模治水活动。发明了适应井田制的农田沟洫灌排系统，出现了短距离的人工运河。随着铁制工具普遍使用并促进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人们在自然面前取得了较多的自由。防洪进步到以堤防为主的时期。引水和蓄水灌溉已有相当的规模。开挖了使用船闸调整航深的跨流域运河。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趋利避害适应水资源消长和分布的自然状态仍是主要形式。以致严重的旱灾或水灾甚至成为改朝换代或重大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在这一阶段，依据水利发展的特征，又可划分为若干时期，如本书绪论第一节所述。

 

第三，人类调蓄水资源，改造水环境与主动适应水的自然规律相结合的阶段。相当于近代和现代以工业生产为主的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社会提出了对洪水进行有效控制，对水资源进行大规模和大范围的重新调配的需求。人类支配天然水的能力远远超过历史水平。不过，总的来看，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自然力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即使是科学技术进步有可能实现对水的充分控制，但从经济方面来看，则未必是可行的。此外，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也深化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又以新的变化了的形式，重又加入到自然地理背景之中，增加了治水的复杂性，促进或制约着水利的发展。总结历史经验，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认识中引申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采取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立场，例如，在防洪中引入非工程措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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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7—519页．

 

综上所述，几千年来人类的治水活动就是在利用有利条件、改造不利条件，不断解决人类社会与水土资源的矛盾斗争中逐步演进的。同时，水利建设又是在适应自然条件的背景下进行的，从以往被动地服从和适应，又逐渐发展到主动地顺应和协调。也就是说，水利建设的合理性，要从水利与自然共同组成的大系统来加以审视和评价。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是从局部的实证的探索中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主要是从人与大自然的整体关系出发的，强调入与自然的内在联系，亦即司马迁所倡导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的治学主旨。

 

人类文明的四大发祥地自然条件各有不同。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气候常年炎热，农业生产较少受到季节限制。希腊则属于冬雨夏干的地中海气候，在农作物生长季节的夏季几乎不受洪水威胁。而中国的季风气候使得农业生产集中的夏季常常受到洪水和干旱的袭击，因此，因地制宜，因天时制宜的顺应自然的理论思维比较清晰和明确。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近百年里生产力的提高几乎比有史以来人类努力取得的进展加起来还要大。资源危机、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已经显露，为了避免自毁生计的厄运，西方学者自发地借鉴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东方思维，因此，中国古代的阴阳和谐、天地人三才之道等学说，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中丰富的辩证思维，对今人将仍有启发意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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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汉书·司马迁传》卷62，《司马迁报任安书》。

    ②参见张家诚，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漫谈，光明日报，1997年6月10日。

三  水利史研究的历程和使命

 

作为历史科学和水利科学的交叉学科，水利史兼有历史和水利二者的性质和功能。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着重研究水利(包括水利建设和水利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同时也探讨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一个要素，水利的历史发展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进步的。而作为水利科学的一个分支，水利史学科在本质上又从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着重研究水利自身的矛盾运动，研究水利与社会，水利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由于水利史的学科特点。它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学科存在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实用性，水利史研究如果能为现实服务，如果水利建设实践对水利的历史研究提出需要，它的意义和作用将不言自明。水利史学科从一开始就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水利建设为己任，因而，古往今来，水利史学科相沿不断。

 

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一一《史记·河渠书》写于公元前100年前后。在《河渠书》中，司马迁记述了上自大禹治水，下至元封二年(前109)黄河瓠子堵口长达2000年的重大水利史实，首次明确赋予“水利”一词以治河防洪、灌溉排水、城镇供水、运河开凿等专业内容。这一中国特有的技术名词世代相沿使用至今。③在《河渠书》中，司马迁还历数他游历黄河、淮河、长江等水系和许多地区，亲身感受到水利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深深感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太史公开创水利史研究的真意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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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朱更翎，水利史研究溯源，中国水利，1981年，第3期．

 

继《史记·河渠书》之后，班固在其所著《汉书·沟洫志》中继承和发展了《河渠书》的体例，详细论述了西汉一代的水利成就，特别是治理黄河的重要史实和防洪方略。记述了关并设置蓄滞洪区的建议、张戎水力刷沙的理论认识、韩牧多道分流和王横黄河改道的意见，以及贾让治河三策等治河方略。并且指出“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①。研究历史的目的仍然着眼于服务当代水利建设实践。

 

明清两代水利史著作远多于前代，分类完备，有政府档案、官方文牍、水利专著、地方志书、资料汇编等。其中水利专著又分为治河防洪、运河和漕运、农田水利、流域水利治理(如太湖水利、畿辅水利等)、海塘工程、技术规范、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等等。资料汇编则以《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最为著称。《行水金鉴》所收历史资料上起《禹贡》，下迄康熙六十年(1721)，收入的文献资料在370种以上。其编纂宗旨是总结前代水利知识，以服务于当代。编者信心十足地认为，有此书在手，则“四渎、运河兴废之由，及疏筑塞防一切事宜之得失缓急犁然悉备，……吾愿司水政者三复斯编”②。可见，到明清年间，传统水利范畴的历史研究已进入总结期。

 

民国年间，引进西方现代水利科学技术和新的工程机械、水工材料，得以建设新型水利工程以调蓄水资源，例如大型水库的建设等，治水手段出现划时代的进步。这一时期，一些著名水利科学家在学习应用现代技术的同时，也注重历史经验的研究和总结，力图吸取其中科学的经验以指导现实。近代杰出的水利学家李仪祉在赴德国留学和考察西欧水利之后，潜心研究中国治水方略。他在《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一文中，列举汉代至清代的著名治河观点进行分析讨论，认为“历代治河名臣虽于测量之事不精，建筑之术未善，然其名言谠论，深合乎治理，可取者甚多也”③。他进而将我国古代治河方略与西方水利专家的主张进行对比，认为“方修斯缩小堤距，束水刷深河床之论，固似偏于理论，但吾国四百年前明代潘季驯氏亦主是说并实行之。虽未全部奏功，而部分生效者已经显著”④。因此，他提倡“用古人之经验，本科学之新识”⑤，以为发展水利科学之重要途径。民国年间张含英、郑肇经等水利学家也在水利史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利史研究已从对历史经验的归纳分析进入到总结历史经验，指导水利实践的能动反映阶段。其中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水文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年曾开展全国范围的历史洪水普查和重点洪水的专题研究，所得1870年长江洪峰流量为10 500立方米每秒，为近800年来的最大值。这一成果已作为长江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设计的水文依据。在水利规划思想研究方面也有突出的成绩。例如，姚汉源在《中国古代的农田淤灌及放淤问题》一文中，对河流泥沙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研究。研究表明，战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泥沙淤灌肥田和放淤改良土壤的做法，由此提出了合理用沙，变沙害为沙利的新思路，为今后解决河流泥沙问题，综合利用水沙资源，开辟了新的可供选择的途径。此外，关于洪水灾害的历史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对于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引出了完善防洪方针的新认识。这些水利史研究实践及其成果回答了引进现代水利科学技术之后，对传统水利历史经验的研究是否必要，是否还有价值的问题。显示了水利史研究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优势。水利的历史研究还作为一种宏观研究方法延伸到工程技术领域，并归纳成为“历史模型”的理论表述。理论研究的进展将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的新发展。

 

现代科学在认识世界方面远胜于古代，但是历史的经验并非已是陈迹．科学每前进一步，再回头看历史，总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历史的发展没有止境，人们为丰富对自然的认识而进行的历史研究也将是没有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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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汉书·沟洫志》卷29．

    ②《行水金鉴·傅泽洪序》，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

    ③《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④《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第114页。

⑤  《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