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现代性  人的方式  社会理论
　　【论文摘要】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历史也是现代性生成、扩展和完善的历史，期间也经历着对现代性的不断反思。社会理论家们创造了把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思考人的命运结合起来的理论传统，即以人的方式理解现代性。了解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独特性和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本土性，是反思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首要前提。以人的方式理解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性理论建构的有效途径，也是分析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有效切入点。
　　现代性是当下最重要的学术话题之一。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角度诠释着现代性的内涵。虽然反思现代性发端于西方世界，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概念。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全球化”。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被迫开始与外界交往，被迫开始现代化进程。现代性开始进入中国。一百多年的艰难探索，现代化的成绩人所瞩目。然而现代性依旧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之所以称为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始于外强入侵之时，是一种外生型的现代化，这就存在一个他者经验与本土特质是否匹配与融合的问题。以现代性特质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历程与古老中国相碰撞的过程，就是建构与反恩中国现代性的过程。
　　一、人的时代的到来
　　对现代性萌生问题意识始于西方。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统治之后，迎来了以启蒙运动为起点的现代化过程。现代性态度即在启蒙运动过程中形成。文艺复兴以来科学观念的传播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打破了中世纪神学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科学、自由和追求世间的幸福成了推动启蒙的主要因素，同时对宗教神学进行了彻底批判，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形成了人们的理性意识，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www.11665.Com必须明确，现代性的出现是以一股社会人文思潮的出现为起点的。这就注定现代性首先标志着一种现代精神气质及与之相应的文化心理结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神理念，一种以追求自我价值为目标的现代理念。这种理念最好的体现便是笛卡尔的那句“我思故我在”。人的主体意识的出现标志着“人的复活”，人的时代的到来。
　　二、理性时代的到来
　　人的时代的到来是以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的。既然主体意识标志着人彻底从神学束缚中解脱出来，那么随即形成了人作为主体与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的对立。人成为了可以运用理性思考万物的新的上帝。康德的一句“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便是此种状态的最佳描述。那么，这个新的“上帝”又用什么来主宰外在于他的客观世界呢?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便用理性这个精神来武装人们，理性就集中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理性成为一切价值的源泉，成为对现存事物唯一的衡量标准。
　　理性精神的出现更加确证了人的主体意识。这种精神却在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以新教伦理为主要内容，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形式的现代科学精神。在那个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形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求人们在思想观念上有所跟进。换句话说，启蒙运动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理性精神成为西方世界推进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
　　三、现代性与现代化
　　前文已述，现代性以人的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的双重存在为存在基础。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获得了思想领域的解放与政治领域的应有地位之后便大踏步地向前发展。这就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来自现代性内里的那一对矛盾，即人的主体性存在与继之而来的理性精神的发展，尤为工具理性的膨胀对人的主体性意识的束缚作为动力的源泉不断推进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一方面，人们需要主体性的精神确证自身的存在；而当人们过度发展了自己的理性从而被理性的“铁牢笼”束缚住手脚时，矛盾便显现出来。无数的思想家都对现代性保持了批判态度，归根结底，一方面，思考理性的无限运用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另一方面，必须反思现代性条件下人自身的命运问题，即如何让启蒙运动的承诺兑现。
　　四、社会理论的现代性关怀
　　19世纪以来，当西方社会空前繁荣之后，思想家们却发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解放精神已不见踪影。“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川”金钱、权利与地位成为这个世界的新宠；伴随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劳资冲突尖锐、自然环境恶化等新问题也纷纷出现。社会学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以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家与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起，开始思考人类的“进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社会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从商品人手，揭示了商品二重性背后的劳动二重性，继而对资本的运作逻辑、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发展的逻辑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进行了分析。《资本论》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更是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理论批判，让人们真切地体会到“资本的力量”。就此，反思现代性与关切人类命运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社会学的出现是传统社会断裂的直接结果……是西方知识界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一种反应而已。以社会为思考原点，以社会领域为独立领域成为社会学鲜明的学科特征。如何把社会的观念与人的观念结合起来，怎样理解二者关系的任务则是由涂尔干系统完成的。
　　如果把涂尔干仅仅理解为实证主义者、社会决定论者，那还没有完全理解他。涂尔干清醒地意识到，“现代社会实现了一种转换：一方面，它通过把社会生活从原始的神性中解救出来，……但与此同时，它又以社会的名义，确立了常规化的知识形态和权力机制，并将此演变成为日常的规范体系及其控制力量，从而最终剥夺了这种开放性和可能性。”6虽然这是一个两难的矛盾，但这表明现代世界明显地存在着独立的社会领域，社会学探究的就是现代性条件下人的自我实现问题。涂尔干追溯了历史，但他是从社会学的视野向上回溯，在这样一个被现代人称为组织的结构内，涂尔干认为在集体意识的指引下，能够将现代性条件下人类自身的命运危机消解。而在其理论发展的后期，道德个人主义成为了最后的归宿。
　　作为经典社会理论家，韦伯同样洞悉人自身的命运问题。他发现了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代社会的运作逻辑，科层制的高效、社会分化的加剧、组织的无处不在都让韦伯意识到，一方面，西方世界成为了“人类的样板”，但同时，这样的发展模式也让西方人迷失了自我。如何兑现启蒙运动的承诺，如何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人类自身的命运同样成为韦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不管是对世界各大宗教与理性化关系的思考，还是对人类社会统治关系的理想类型的划分，都显示出韦伯对于高效率的科层组织模式下人自身的实现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涂尔干不同，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学应当从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出发，从对社会行动的意义理解中达到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五、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
　　在明晰了西方现代性的产生缘由以及它的内涵与发展历程之后，我们回到中国：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发展，或者说如何建构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更确切地说，如何继承和发展经典社会理论家所开创的用理论的方式关怀人生的传统?这也是建构中国社会理论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的现代性特征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展开。人的主体化与自利性、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独立性、经济发展的资本化与竞争性、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自由性等现代性特征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贯彻。在此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并无本质区别。然而，现代性在中国生根的过程却使自身具有了新的含义。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便集外来性特征与国家意志于一身。从早先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后来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实践，都体现出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被动接受他国经验的特征。既然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生自发的进程，因此，在现代性特征深入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外来经验与本土机制互相碰撞的现象：一方面，国家需要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贯彻现代性特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与先发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社会历经几千年所积累的丰厚文化遗产、自身赖以维系的体制机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退出历史舞台。这两种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协调的。因此，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两种发展机制。之所以如此定义，是因为两种文化特质各自发挥各自的功能，虽然有冲突，但两者经百多年的互相调试。至今已经形成了各自发挥作用的独特运行逻辑。体现在同一个社会成员身上、显现在同一个社会行动之中，会在不同的情境下遵循不同的行事逻辑，因此也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行动结果。这样的两种体制，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我们有种种理由来说明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有市场经济、有法制、有城市化、有新型的社会组织、有社区建设、有社团、有会员制等，但这些只能说明中国原有的较为稳定的关系网络正在被改造或被打破……，…值得思考的乃是如何让两者各自发挥各自优势，乃至在无限丰富的实践当中逐渐走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建构属于自己的现代性。由此，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现代性特征是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经验与本土自身的文化特征于一身的。实践中出现两种体制机制并存的局面。
　　(二)中国社会理论的现代性关切
　　经典社会理论家从各自的理论基点出发，用理论的形式表达了对人自身命运的关切。他们面对的是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阶段。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样才可能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洞悉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的生存状态，反思人自身的命运问题。
　　时代的发展也向中国社会理论提出了挑战：怎样建构中国的社会理论?也就是如何继承经典社会理论的现代性关切的传统，在对人自身命运的思考中实现理论的建构。
　　社会科学的根本性问题可以归结为西美尔所提出的“社会何以可能”?正如涂尔干在《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中所说的，“我们精神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就是个人性与非个人性之间的对立。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就像绝对的利他主义一样，是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界限。我们可以不确定地接近这两种状态，却永远不能完全实现他们。”这表明，在思考现代性条件下人自身的命运问题时，一方面，面对着群体而居的社会成员已经客观上建立了属于社会范畴的自在实体，这样的社会实体有着自身的结构与发展逻辑；另一方面，需要面对自我的实现问题，即如何确证自身的价值，如何实现自我的问题。这两者在现代性条件下已经不可分离。说到底，也就是在个人的心灵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找到最佳的协调路径。
　　对中国社会而言，社会成员的心灵秩序中明显存在一种张力结构：西方现代性特征与既有文化结构之间的矛盾，两者既可和谐共生也可表现为矛盾冲突。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没有现成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何调试这样的动态张力结构。在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层面，中国仍然具有后发展国家的矛盾性特征。因此，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已经不再单纯，融入了更多的历时性特征。心灵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也已经不可能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是多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分析现代性条件下人的命运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中国人心灵结构中的双重秩序特征，其次是了解中国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本土机制与外来机制并存的特征。在此前提下，结合具体实践，才可能真切理解具体情境下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进而理解既有社会结构是如何在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中形成的。话句话说，以“人的方式”理解现代性，就意味着必须把关切人的生存境况、反思人的现代性命运作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理论的出发点和根本点。这不但秉承了社会学诞生以来的理论传统，也是洞察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