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治道研究的视角考察道教基本信仰所涵摄的管理哲学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义｡在道教中,“道”信仰在神秘主义的背后蕴藏了战略管理和决策咨询的功能;“神 仙”信仰在“祈福消灾”背后蕴藏了道德行为塑造､信徒价值观培育的功能;生命崇 拜则通过“利生原则”,对管理理论与实践提出了重生利生的价值尺度,同时有助于培育信 徒的敬业意识和职业精神｡
　　〔关键词〕 道教,道崇拜,神崇拜,生命崇拜,管理哲学
　
　　一､问题的缘起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产生､演变与传播,与中国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密切相 关,以至于德国学者韦伯对道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影响甚为广泛｡韦伯对道教的研究 ,从属于其宗教社 会学的问题设定:为什么中国同印度与伊斯兰世界一样,没有造就出近代资本主义?由于韦 伯的结论是一个已确定的历史事实——中国虽然曾经产生了某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终究没 有自主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韦伯的研究重点便在于寻找儒教与道教中的哪些观念,阻 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即道教信仰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观念,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对 道教的价值中立的全面分析;而道教作为一种思想来源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体系,如果简单 地抽离出若干观念对其进行解析,不同的学者往往可以找到相反的证据来否定彼此的结论｡ 因此,本文对于道教信仰的分析,有必要作以下两个基本设定:
　　第一,基于道教的基本信仰结构｡笔者曾论证,从发生学来看,汉晋以来源流各异的诸多道 派能够彼此认同为统一的宗教文化体系,主要原因是道教对具有不同历史渊源的信仰观念进 行整合,基本完成了自身宗教信仰结构的构建,即以道信仰､神仙信仰和长生信仰,或者说 道崇拜､神仙崇拜和生命崇拜为基础,以得道成仙论､长生成仙论与生道合一论为内在逻辑 关联的基本信仰结构｡
　　第二,基于“中国传统治道”研究的视域,对道教的信仰观念的管理哲学内涵进行分析 ,并不预设这些观念促进或阻碍资本主义的判定｡
　　为了论述的方便,先来看韦伯基于道教研究而形成的几个主要观点:第一,在韦伯看来,道 教的“道”信仰,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神秘主义”,最终将导致一种混迹尘世的“宗教 隐匿方式”;第二,道教多元的神灵崇拜体系,允诺的是一种“反理性的”､“低级的 巫术的长寿 术､治疗术和驱鬼术”,无法开出一种“理性禁欲之路”;第三,对道教徒来说,道教 缺乏体系化的“伦理”制约力量,起决定意义的是魔法(巫术)｡笔者不揣谫陋,尝试对这 些问题略作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二､“道”信仰:神秘主义的管理哲学内涵
　　
　　“道”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韦伯认为道教的“道”信仰,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神 秘主义｡他通过“类型学”分析,认为宗教神秘主义包括“遁世神秘主义”与“世俗 神秘主义”两种形态｡前者是通过冥想的方式获得终极救赎,并认为世俗行为只能危及这种 救赎,因而是“出世的”;后者则主张在世俗中顺应世俗的秩序,采纳一种混迹尘世的“ 宗教隐匿方式”｡如果依据这个逻辑,神秘主义的“道”信仰,便不可能具有积极 的管理哲学意义｡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道教的历史来看,我们却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历史事实:如北魏北天师道首领寇谦之,积极 参与了北魏政权许多军政大事的决策｡寇谦之在北魏统一北方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而南朝道教领袖陶弘景与南齐荆州刺史萧衍素有旧交,及萧衍称帝,陶弘景援 引图谶以“梁”为应运之符,为萧衍采纳,定为国号｡萧衍对陶弘景礼遇甚厚,“国家每有 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中 ,主政者问政于著名道士或道教领袖的事例也不在少数｡这些事例亦能表明,道教在中国历 史上事实上发挥了某种“佐时理化､助国扶命”的治道功能｡用现代 管理学的术语来说,即战略管理和决策咨询的功能｡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战略管理 ”､“决策咨询”的功能又是如何得以发挥的呢?笔者认为,大致存在以下三个功能机制:
　　首先,从“道”信仰本身的性质来看,道教信仰者普遍认可“道”是一种本源性的真实存在 ,它是现象世界得以存在和展现其意义的根源｡道教“三一论”明确阐明了这一观念｡如晋 代道士葛洪认为“道起于一”,作为宇宙本源的道体“一”或“太一”,在世界万有的 衍生过程中向下落实于天､地､人“三才”之中,分殊为“三”,故曰“三一”｡从这个意 义上说,体认了道,就获得了驾驭､管理世界万有的原则和方法,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执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同时,由于道是整体性的“真相”或“真理” ,它超越并统摄社会职业领域､专业知识的分途,这使得基于道信仰的战略管理､决策咨询 功能得以可能｡
　　其次,从被咨询者的权威性来看,被咨询者与咨询者之间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或者更准确地 说是一种说服与被说服的关系,这就要求被咨询者具有“说服力”,这种“说服力”必须建 立在可信性或权威性的基础上｡对于充当被咨询者的道士,其权威性的来源便不必是具体相 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与决策技能,而依赖于宗教“卡里斯玛”｡这就是说,道教修炼者与“道 ”玄合的宗教体验,使得他具有了一种“品质”和话语资格,这种与“道”玄合的宗教体验 并非任何人都能够达到,由此道教修炼者在咨询对话中便具有了权威性｡不难看出,这种权 威性的最终来源在于咨询者作为“道”的信仰者对于“道”的信念｡
　　再次,从咨询者的角色心理来看,他在制定管理战略或决策时需要获得心理“支持”,以克 服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管理本质上就是对“未来”的管理;而 所谓“决策”,则是一种对有关事物未来状态的描述,同时又是选定一种未来状态作为最佳 点和应当采取的行为方案,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决策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现代学 者对中国人的“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心理作了研究,认为中国人的 “ 不确定性规避”分值高于所调查19个国家的平均数｡这就是说,相比较于某些民 族,中国人倾向于回避冒险｡这一研究有助于解释韦伯所说的中国宗教为何没有“除魅”( 理性化并驱除巫术):当个体惧怕未知的､不能直接看到的“未来”,然而客观情势又要求 他不得不对“未来”作出判断与谋划时,因此求助于道士的“道术”便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 选择｡换个角度看,披上了风水､占卜､禁咒等巫术外壳的“道”信仰,便通过个体心理补 偿(满足“不确定性规避”的心理需求)的途径发挥出战略管理､决策咨询的功能｡

　　三､“神仙”信仰:“祈福消灾”背后的管理哲学内涵
　　
　　神仙信仰是道教信仰结构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神灵仙真的存在与“学以致仙”是其中两 个重要的支撑观念｡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基督教新教的“除魅”,将笃信上帝的生活方 式和理性手段结合了起来,而加尔文宗等新教派的“选民说”､“天职说”､“责任伦理” 与“禁欲主义”,便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道教徒缺乏西方清教徒那种受宗 教制约的､理性的生活方法论｡然而事实上,通过对道教神仙信仰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其 不可忽视的管理哲学内涵:
　　首先,道教神仙谱系的构成,具有明确的道德象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开始对各道派 崇拜的神灵们进行整合｡如南梁道士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以“元始天尊”为至上神,将 近七百名神灵按从天宫到地府的次序排列为七个等级｡神灵的存在,构成赏善罚恶的主宰力 量,而《真灵位业图》中设定的酆都阴曹地府无疑是对世间的罪恶的一种威慑;另一方面, 葛玄､魏华存､张道陵等修炼成仙的仙真则象征着对人间一切善行与虔诚必得福报的承诺｡
　　
　　其次,道教的戒律体系具有(道德)行为塑造的功能｡许多戒律性质的道经,以神的谕令形 式出现｡如《太上大道玉清经•本起品》托言元始天尊:“天尊告曰:第一戒者,不得违戾 父母师长,反逆不孝;第二戒者,不得杀生屠害,割截物命;第三戒者,不得反逆君主,谋 害家国｡”对于立志求长生的信徒,道教戒律也制定了相应的道德规定,认为行仁积善 乃是成仙“得道”的必要条件｡
　　第三,道教“职能神”或“行业神”信仰所发挥的治道功能｡由于道教对于民间宗教中的神 灵持宽容的态度,这使得道教的神灵谱系中,出现了许多“职能神”或“行业神”,如财神 ､文曲星君､妈祖､关圣帝君等｡
　　清乾隆年间,当时山西潞安府铜､铁､锡､炭诸商出资修建炉神庵,认定其中供奉的老 君像为“炉神”｡这是将老君作为冶炼行业的职能神｡时任御史的孙嘉淦从儒学的立场出发 ,对诸商人将老君说成是“炉神”,颇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肯定诸商人重修老君殿并非 “淫祀”,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好事情,因为信奉神灵能够让人收敛贪欲､生起敬畏之心, 如果能够将这种敬畏之心转移到职业活动中就会敬业奉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勤勉孝顺､乐 善好施｡
　　在韦伯对基督教的研究中,他分析了新教如何从上帝信仰和救赎信念中通过某种道德机制培 养出一种系统的､理性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气质｡
　　上文中孙嘉淦认为道教神灵信仰对于诸商的意义,与韦伯所分析的新教徒信仰上帝所产生的 作用非常类似｡但需要指出的是,道教并没有能够像基督教那样成为支配性的社会主 流信仰,儒教与佛教的制衡,使得道教无法在世俗中培育出足够数量的以道教为唯一信仰的 信徒｡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教与基督教新教无法构成对称的比较关系｡
　　
　　四､生命崇拜:“利生”原则的管理哲学内涵
　　
　　生命崇拜是道教基本信仰结构中的另一基本要素｡道教的“生道合一”论又将生命的内在 本质说成是“道”,《太上老君内观经》说:“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 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这就把 生命视作无限而永恒存在的本根之“道”的固有属性和呈现形式;生道相守,则生命形式的 绝对性便获得了本体论的支撑｡
　　在道教看来,生命的存在具有神圣的或曰绝对的终极意义和价值｡葛洪《抱朴子•勤求》篇 说,“古人有言曰:生之于我,利亦大焉｡论其贵贱,虽爵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论其 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焉,故有死王乐为生鼠之喻｡”这是说, 生命存在本身,乃是一种终极价值;而一切外在之物对于人而言,仅具有次生性的价值,即 其价值必须通过生命才得以呈现｡失去了生命,一切声名权势就毫无价值可言,虽贵为帝王 ,死不及生鼠｡因此道教常把“利生”作为评判人的行为和理论学说的基本价值标准｡
　　这一原则的确立,对于治道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道教生命信仰观念所确立的“利 生原则”,不仅意味着“生命”本身即是神圣的终极价值,不能作为其他价值的“成本”而 被任意支付;还意味着某种管理制度､管理行为所涉及的生命能否幸福的呈现,也应当是管 理活动与管理方法谋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道教生命观念的管理哲学内涵,尚不止于此｡以被道教奉为经典的《庄子》书为例｡《庄子 》书中描述了许多得道匠人的形象,如《养生主》篇中的“庖丁解牛”,《达生》篇的“佝 偻承蜩”､“梓庆削”等｡《庄子》书中对这些工匠精湛技艺的赞赏态度,是与儒家的一个 重要差异｡在这里,世俗职业生涯亦被肯定为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之一,技艺本身被 视作“道”的载体与表达方式,工匠们的世俗职业行为因此具有了宗教意义,使得世俗职业 行为摆脱了纯粹功利动机的束缚,将人们的职业生涯升华为一种具有内在超越价值的生存方 式,这对于培育严谨､精益求精､自我承诺等敬业意识和职业精神,可谓大有助益｡
　　
　　参考文献:
　　〔1〕〔4〕〔5〕〔6〕〔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2〕程宇宏.析魏晋南北朝道教基本信仰结构的构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3).
　　〔3〕程宇宏.试论“治道”与中国管理哲学〔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 1).
　　〔7〕〔12〕〔晋〕葛 洪.抱朴子〔m〕.上海:上海书店,1986.
　　〔8〕fernandez,d.r.,carlson,d.s.,stepina,l.p.,etal.hofstede's country classification 25 years later〔j〕.journa of social ps ychology,1997,137(1).
　　  (9)吴维库,富萍萍,刘 军.基于价值观的领导〔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0〕道藏〔m〕.上海: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1〕张君房.云笈七签〔m〕.蒋力生,等,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