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学，首先需要理解科学，即懂得科学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在一定的意义上，科技哲学是一个专门从哲学角度从事理解科学事业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同时，它也十分重视借鉴相邻学科关于理解科学的新成果。
我们注意到，西欧社会建构论作为科学社会学的一个新分支，强调理解科学必须从科学知识入手研究科学的社会性。他们在科学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了不同凡响的理论和观点。尽管我们并不完全同意其种种结论，他们的研究毕竟提供了大量新鲜信息，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学的理解。因此，很有必要认真对待。
一、爱丁堡学派的纲领与理论
20世纪7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批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成立了一个“科学元勘小组”。主要成员有：布鲁尔(david bloor)、巴恩斯(barry barnes)、沙宾(steve shapin)和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等。他们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决心以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经过数年的努力，他们发表了一批著述，理论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明确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纲领，在科学社会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鉴于他们以专门的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相对于默顿传统，人们一般把他们所开辟的研究方向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鉴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来又出现了派系分化，相对于其他派别，人们一般称在爱丁堡大学科学元勘小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群体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此外，由于爱丁堡学派以及后来的各个派别统统主张科学知识不是决定于自然界而是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是社会建构性的，所以，人们一般称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这股思潮为社会建构论。www.11665.CoM
1.爱丁堡学派的理论背景
爱丁堡学派注意到，默顿科学社会学建立在如下一套理论观点上：自然界是真实的、客观的；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界的如实描写，科学知识的评价有一套严格的客观标准；科学知识的内容由自然界决定而与社会因素无涉。而且，这些观点不单单是默顿学派的观点，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多数派别共同持有的主张。如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一致强调经验实证的作用，暗含着他们信奉如下的理论假定：存在着与理论完全分离的、中立的经验事实；科学理论和中立的经验事实具有确定的对应关系而不会受到具有偶然性、不稳定性的社会因素的作用；以迪尔凯姆、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注重研究知识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但是，他们仅仅承认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否认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存在关联，在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基本看法上，他们和实证主义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明确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看待，并且比较强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可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理论特色。但是，马克思主义承认科学与社会的联系是有限度的。它主张社会需要从整体上对科学发展有动力作用，并且，它也承认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有影响。至于科学知识内容是否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或制约，马克思主义是断然否定的。从这一点看，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是有较多共同点的。
为此，爱丁堡学派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传统的做法，要冒很大的风险。
不过，爱丁堡学派也受到了许多理论界前辈的鼓舞。他们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什么是范式？范式是以主导性理论为核心的科学知识与世界观、方法论乃至科学共同体的信念等东西的混合体。很明显，在库恩那里，社会因素已渗透进科学知识内部进而影响了范式的存在和更替爱丁堡学派从库恩那里看到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建立更广泛联系的可能性。库恩哲学不仅给他们提供了理论上的武器，而且给予了他们独辟蹊径的勇气。爱丁堡学派公开声称，你们以库恩哲学作为出发点，他们的理论是库恩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有人称科学知识社会学为“后库恩科学社会学”。
2.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爱丁堡学派十分欣赏知识社会学把社会学方法引进到知识研究领域的做法，但却鄙夷知识社会学对社会学方法的半截子态度。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学家说，如果社会学不能贯穿始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这种社会学将是平庸的。他们雄心勃勃地声称，所有知识，无论是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神话、魔法、宗教等各种信念系统、文化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应毫无例外地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合法领域。为了贯彻他们的这一主张，并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建设成为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学科，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其代表作《知识和社会意象》(1976)中提出了著名的爱丁堡学派“强纲领”，明确制订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强纲领由以下四条原则组成：
(1)因果的。即产生信念或知识陈述的条件是有原因的。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原因的作用。这一条可称之为因果性原则。它要求社会学家应当把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和信念，都视为社会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或者反过来说，任何知识和信念都一定有其社会的和其他方面的原因。
(2)公平的。就真理和谬误、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而言，这种区分的正反两方面都要解释。这一条可称之为公平性原则。它是因果原则的深化和具体化。意思是说，不仅任何知识和信念都要解释清楚其产生的原因，而且对于任何知识和信念的正反两个方面也都要同等地解释清楚其产生的原因。这一条有一笔抹煞真理和谬误、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界限的意味。这是因为，在爱丁堡学派看来，知识并非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而是社会建构的。因此，无所谓真理和谬误，双方都是人所接受的信念，是完全平等的，同时，爱丁堡学派也不承认不同的知识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因此，也无所谓理性和非理性。另外，爱丁堡学派认为知识和信念能否被人接受都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成功和失败也是毫无意义的。
(3)对称的。解释的方式应当是对称的。如同一类型原因，既能解释所谓真实的信念，也能解释所谓谬误的信念。这一条可称为对称性原则。它又是对公平原则的补充和深化。意思是，对于真理和谬误，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这些对立面的双方，不仅都要给予解释，而且，解释的时候应当对等，不应使用两套标准。例如用逻辑性、客观实在性解释真理、理性和成功，而用偶然性、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解释谬误、非理性和失败，是不允许的。这实际上是在进一步强调社会原因既能用来解释所谓假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或信念，也能用来解释所谓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识或信念。
到这里，爱丁堡学派的主旨就交待得再明白不过了。爱丁堡学派坚信社会因素对知识或信念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因此，他们也要求社会学家去探索一切知识或信念及其各个侧面的社会原因。这一诉求相对于知识社会学对社会学方法的低调态度，显得格外明快和强硬。这也就是强纲领之所以冠以“强”的原因之一。
(4)反身的。在原理上，解释的形式应当适用于社会学自身。否则，社会学将被自己的理论所排斥。这一条可称之为反身性原则。意思是，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说，它用来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切理论和方法，应当同样适用于它自身。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知识。这是理论彻底性的表现和需要。[1](p4-5)
强纲领虽然是爱丁堡学派提出的，但后来基本上被社会建构论的绝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接受，遂成为整个社会建构论的研究纲领。
3.爱丁堡学派的“利益理论”
爱丁堡学派提出了许多理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巴恩斯为主所倡导的“利益理论”。按照强纲领的思路，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普遍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用a代表某种社会因素，用b代表某个科学概念或理论，那么，a→b成立。巴恩斯等人所说的社会因素是什么呢？他们认为社会因素往往可以用利益来表示。就是说，与科学知识发生关系的社会因素往往最终可以归结为人的某些特定利益。这些利益可以是社会体制或经济体制上的、宗教上的、或专业事务上的等等，同时，利益作用于科学知识的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可以因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
巴恩斯曾通过一些案例分析来说明他的利益理论。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20世纪初，生物学界在进化观点和遗传观点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论战。争论的双方是以卡尔·皮尔士(karl pearson)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家和以威廉·巴特森(willian bateson)为代表的“孟德尔主义者”。皮尔士一派认为，生物繁衍是一种通过变异的连续选择而进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可以预知和控制的。巴特森一派则认为，生物的繁衍是一连串的突变过程，这种过程根本不可预知和控制。巴恩斯认为这场争论的根源在于双方的利益冲突。他认为，皮尔士的进化论点与新兴的优生学密不可分。优生学主张通过逐步改变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相对出生率来改善种族，其理论基础即是进化论，并且直接代表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因为新兴中产阶级是和当时社会的变化或进步即新工业秩序的逐步建立联系在一起的。至于孟德尔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强调生物繁衍的不连续性和不可预知性，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保守，其阶级利益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秩序，依赖于土地、农业和圣经的权威，害怕社会进步和工业秩序的建立，宣称社会突变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巴恩斯还特别强调：皮尔士出身于伦敦教友派的律师家庭，接受过大学学院教育，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的激进知识分子；巴特森出身于信奉英国国教的剑桥上层家庭，他依赖并维护剑桥贵族的生活方式及这种生活方式所象征的一切东西，是一个反对激进改革的“保守思想家”。不过，巴恩斯也指出，两种学术观点和阶级利益的对应并不意味着新兴中产阶级的每一个人都赞成进化观点，而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每一个人都赞成遗传观点。实际上，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阶级利益之间的对应关系主要是社会结构和整体上的。
应当指出，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爱丁堡学派认为，对于知识，真假即使存在也是无足轻重的，关键是知识是否能被科学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所承认、接受。被科学共同体和整个社会承认和接受的知识才可称为科学知识。我们理解巴恩斯等人的利益理论时一定要牢牢把握这一点。不能说进化和遗传两种观点哪一种更能反映自然事实，或在哪些方面更具有合理性，更不能说它们分别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是客观上的、被动的。恰恰相反，而应着重去看哪种理论被哪个阶级承认了或主动选择了。站在爱丁堡学派的立场看就是：进化论是为新兴中产阶级所接受，为贵族和地主阶级所排斥，因而，它在新兴中产阶级眼里看来就是科学理论，在贵族和地主阶级眼里就是谬误的知识；遗传观点也是同样的道理。承认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巴恩斯等人的结论：正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决定了进化论是科学理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决定了遗传观点是科学理论。不同的利益决定不同的科学理论，一句话，利益是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因素。
二、社会建构论的微观研究
随着爱丁堡学派的日趋活跃，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不仅不断有新人加入进来，就是默顿传统队伍中的学者乃至默顿的学生也有皈依到这方面来的。于是从8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主流。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标新立异、锐意进取和默顿科学社会学的老气横秋、强弩之末，形成了鲜明对照。以至于默顿传统的当代传人s·科尔无可奈何地声称：西欧建构论者“他们人数不多，但在差不多十多年的短期扩张中，这个小组即已完全支配了科学社会学及称为科学之社会研究的交叉领域。尽管有人想否认这种支配性，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不愿把自己视为权力精英，他们对所有主要协会和专业杂志的控制对于参与这一领域的每个人而言都是明显不过的”。[2]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发生了派系分化。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可大致分为两大派。一派运用宏观的研究方法，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可称为“宏观—定向相一致研究”。这一派主要就是前面介绍的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爱丁堡学派。其特点就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研究科学知识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派是运用微观的研究方法，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可称为“微观—倾向发生学研究”。这一派非常关心科学家怎样从事和谈论科学、关心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而不像默顿传统或爱丁堡学派那样关心科学活动的静态产品和结果。这一派里面包含几个分支：一是实验室研究，后面将做扼要介绍；二是科学争论研究，即对科学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科学争论进行案例研究。研究的重点是：在对一个科学问题的两种相互冲突的解决方案进行选择时，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这种选择的。代表人物为：柯林斯(m.h.collins)、品奇(t.pinch)和皮克林(a.pickering)等。三是谈话分析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从开玩笑一直到诺贝尔奖颁发仪式上的致词等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下科学家的谈话。该研究关心的是科学家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通过谈话所表露出来的非科学的、与社会内容有关的东西。同时，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科学家接受访问关于该项研究的谈话记录，从而更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的社会建构性。代表人物：吉尔伯特(n.g.gilbert)与马尔凯(m.mulkay)等。四是自反性研究。它是运用社会建构论研究科学知识与社会关系的原则和方法来分析社会建构论本身的工作。社会建构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来自他自身的一系列挑战。如，既然社会建构论非常蔑视经验检验和逻辑论证，那么，他们自己研究时所运用的方法不也是经验性和逻辑性的吗？自反性研究的意图就是自我开脱、自我保护，说明自反性不仅不应被看作难题，相反，它为社会建构论的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发展机会。代表人物：埃什莫尔(m.ashmere)、伍尔加(s.woolgar)等。
下面扼要介绍一下实验室研究，以窥见社会建构论微观研究之一斑。
社会建构论开展实验室研究，可说是既有其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既然社会建构论十分强调从动态过程的角度研究科学知识和社会因素的关系，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知识是怎样生产的呢？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生产的第一现场，用他们的话说是“生产知识的作坊”。因此，他们很容易想到跟踪科学家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室研究，这是必然性。

偶然性的情况是这样的：据社会建构论实验室研究的开创者拉图尔(b.latour)回忆说，1973年他曾去非洲象牙海岸共和国，就“黑人官员为什么很难适应现代化生活”问题做过一段考察研究。他发现黑人官员的这种情况不应像通常那样从“心智”上找原因，真正的奥秘存在于社会原因里。如非洲技校里的黑人学生对于立体地去看机械图纸往往很难适应，于是白人教师就认为他们存在某种心理或生理缺陷。其实，这些黑人学生大都生活在穷乡僻壤，从没接触过机器，缺乏立体观念。他们难以学会看懂机械图纸最重要的原因是白人教师不能因材施教，而是简单地把法国大都市的教学方法照搬到非洲的结果。这件事促使拉图尔大胆设想：如果把研究非洲黑人的方法运用到考察现代文明社会一种特殊土著人居住的“深山丛林”——第一流科学家的实验室，情况是怎样的呢？恰在这时，他幸运地遇到了美国索尔克研究所的格列明教授。格列明热情邀请他到他的实验室从事“认识论研究”，并主动表示愿意提供研究经费。就这样，拉图尔自1975年10月至1977年8月，在这个著名的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跟踪考察，也就是在1977年这一年，格列明和另一位科学家分享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考察的结果是拉图尔和另一位参与考察的社会学家伍尔加联名出版了《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不久，美国奥裔女社会学家诺尔—塞蒂娜(knorr-cetina)也进行了一项实验室研究，出版了《知识的制造》(1981)一书。自此以后，实验室研究在社会建构论者中间蔚然成风，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
总起来看，所有实验室研究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科学事实或科学论文是社会建构的，只是不同研究者的论证不同。
例如，拉图尔和伍尔加认为，实验室说到底是由机器、仪器和实验技术人员等结合在一起的一套文学标记装置。文学标记(literary inscription)是解释学家德里达的用语，在实验室研究中是指轨迹、点阵、直方图、记录数据、频谱和峰值等实验结果。正是这些文学标记被人们解释为“事实”。这些文学标记并非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是自然现象和过程的如实表现。它的产生和解释过程中充满了偶然的、人为的因素。如实验室的科学仪器等物质条件的作用至关重要。实验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是对不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介入。人是通过物质条件与自然现象打交道的。物质条件对实验结果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玻尔所主张的对量子现象的描述不能脱离科学仪器物质条件作用的观点，对于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所有的科学实验都是适用的。
此外，拉图尔通过对实验室中科学家的考察，还发现；科学家接受某种意见，或对某种科学知识的评估常常主要不是看意见或知识的内容，而主要是着眼于个人研究兴趣的侧重、职业实践上的需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间的限制、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乃至人格的评价，等等，而且，其间往往穿插有同行间的协商和随机判断等。
或许，最能说明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产生过程中是否充满社会因素的，莫过于分析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心理动机了。拉图尔和伍尔加通过实验室中的跟踪观察发现，科学家们日常生活中使用“信用”一词的频率很高，把“信用”看得很重。信用问题几乎渗透到科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和实验室科学家活动的每一个动作。例如，在科学家们看来，利用别人的资料就是利用别人的信用，共同发表文章是共同分享信用，得到仪器，就是得到生产信用的工具，获得奖学金，就是获得扩大信用的资本。评估自己在某个领域的机会时，科学界往往首先想到的也是信用，包含着一种信用得失的准经济计算。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科学界研究的动机就是得到信用，不断提高“信用度”。
为此，拉图尔和伍尔加类比市场经济的运转机制，提出了“信用度循环”理论。他们认为，科学家在科学上做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获得信用。随着信用的积累，信用度随之增加，而信用度的增加，就意味着有了进一步投资以获得更高信用的能力。得到奖励、资助、晋升职称等，不是科学家的最终目标，只是信用投资大循环的中间环节。科学家的终极目标，是信用能力持续不断地积累和获得更多的信用。既然信用对于科学家这么重要，那么，科学家最关心的自然就是如何说服其他科学家，以及那些对科研条件有影响的人了。[3]
正是依据上述事实和理论，拉图尔、伍尔加断定，实验中的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出来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
关于科学事实和科学知识的制造，诺尔—塞蒂娜是这样认为的：(1)科学现实即实验室环境是高度人工化的。实验室中不仅仪器和设备是人工制造的，而且各种原材料也是专门准备的。如化学试剂是经过提纯的，实验用的动植物是专门选育、培养的，等等。(2)科学实验中的活动是决策——负荷的。实验中所有的活动和步骤都经过了周密的计划，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甚至实验结果也是预想的。(3)实验活动无不具有因时因地而异、偶然发生的特点。例如，做实验需要个人不可言传的技巧和知识，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也正是基于这一理由，社会建构论否定重复实验的可能性。(4)实验活动是开放系统，关联着整个社会。科学界与社会上的非科学机构及角色的相互作用和磋商，直接影响着实验事实的解释和选择。科学界为了得到工业界、出版界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为了在大学谋取一个职位，往往导致他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程序，甚至改写科学论文的关键内容。
诺尔—塞蒂娜认为，上述各个方面，都会显著作用于科学事实的内容，共同决定科学事实的面貌。她曾比较和分析了一篇科学论文的16份草稿，发现由于包括上述各种情况在内的多方面原因，最后发表的正式文稿同第一稿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大幅度的实质性改变。为此，她认为正式发表的论文完全“曲解”了“实验室内观察到的工作”。
三、反应与评论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社会建构论褒贬不一。科学社会学中的默顿传统反应尤为强烈。默顿、s.科尔、本—戴维、巴伯、朱克曼等领袖人物都作出了回应，而且，基本上持批判态度。s.科尔甚至贬称社会建构论为“巫毒社会学”。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如库恩、劳丹以及属于批判理性主义的拉卡托斯等人也都表了态。他们的基本态度也是批判性的。如库恩说：“有人发现强纲领的主张是荒缪的，是一个发疯的解构实例，我就是其中的一员。”[4]科学界的反应比较冷淡，基本上置之不理，也有的人提出了有分寸的批评。如拉图尔“实验室研究”所在实验室的负责人、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发明者索尔克在为拉图尔《实验室生活》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称，该书读了令人不快，甚至痛苦。他责备作者只是见到了实验生活的表面，并不懂其实质。此外，物理学家罗杰·g·牛顿和约翰·齐曼都发表了颇有影响的意见。例如，罗杰·g·牛顿声称，他写作《何为科学真理》一书，旨在“详细考察和批评某些最有名的这种建构论者的著作，对他们的论点我绝对不能苟同”。[5](p5)
总起来看，国际学术界对社会建构论的评论主要有以下几点意见：
1.科学观念的变革。称赞社会建构论是一场智力运动，一种看待科学的方式。他们帮助社会学家们从那种看待科学、科学家和科学家行为的实证主义的简单观念中挣脱出来。在科学如何运作的问题上，这些成果比以前精致得多，也令人感兴趣得多。
2.为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社会建构论学派的最优秀的成果为科学社会学作出了重要贡献。默顿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家们对此应刮目相看。希望两派能握手言和，共同解决社会建构论思路所造成的许多疑惑。
3.社会建构论的工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社会建构论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说明社会因素向科学知识内部的渗透，但是，整个看来，他们的工作是失败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是在不关心、不了解或有意忽略科学知识本身的经验内容和逻辑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满眼看到的统统是社会因素；另一方面，他们所有的论证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他们所说的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都算不上是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总之，他们仍然停留在知识的外部，同样没有打开科学知识的黑箱。
4.社会建构论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徒劳的。他们突出的创造性之一是引进了许多新的经验方法。如人类学研究方法、语言分析方法或社会修辞学等。引进这些方法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进行经验研究，以期更有力地证明他们关于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不可分离的哲学观点。但事实上，任何哲学观点都是超验的，无须经验证明，经验也证明不了。因而他们的工作是徒劳的。
5.社会建构论的工作是有害的。首先，它把科学社会学引入了歧途。依赖经验事实论证哲学观点，违反了社会学的经验性研究原则。这种做法抹煞了科学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不利于科学社会学独立、健康地发展。其次，浓厚的反科学气息。社会建构论的研究名义上是揭示实际运作中的科学过程，实际上是蓄意渲染科学的世俗层面和混乱现象，甚至他们中有人把科学与巫术、神话、灵学等量齐观。他们的著作处处散发着一种贬低科学的阴冷气息。而且，他们中的确有人具有反科学的自觉意识。如哈丁(s.harding)提出：科学家对自然的探求与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虐待相类似；客观性是男人的主观性；牛顿力学是强奸手册！按照这种观点，科学还有什么美好、纯洁可言！[6](p259-290)
上述观点，有的比较中肯，有的则比较偏执。站在科技哲学的立场，我本人对社会建构论大致有以下几点粗浅看法。
1.向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科学观上，我国科技哲学的主流基本上沿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认为自然科学是自然现象和过程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现在，社会建构论提出，自然科学知识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进了科学家热烈追求的利益和愿望、无可奈何的妥协和退让等社会的、主观的因素。因此，科学知识与其说是自然界的客观反映，毋宁说是包括大量社会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的社会建构。这无疑是向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提出了严峻挑战。事实明摆着：如果我们拒斥社会建构论，那么，就应当从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彻底驳倒它；如果我们接受社会建构论，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连带问题。例如，如何看待科学的阶级性？过去，对于科学的阶级性我们是明确予以否定的；研究科学的人可以有阶级性，而科学知识则不带有任何的阶级性。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苏联理论界和70年代的中国曾竭力主张“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并分别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现在，按照社会建构的观点，似乎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个问题，研究科技哲学的人应当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再如，如何看待科学的价值负载？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技术具有价值负载，而科学则不具有价值负载。科学的负面效应，根子在于人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因此，解决科学负面效应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社会制度，调整生产关系，使之朝着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倘若依了社会建构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具有价值负载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科学自身应当对其负面效应及其所引起的各种问题负主要责任。解决科学负面效应引起的各种问题的根本出路，如果不是倒向反科学一边的话，那就应该是有效地控制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价值渗透。就是说，在科学知识一开始生产的时候，就需考虑或预见其可能有的负面效应，从而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有效地协调和控制价值因素渗透的质、量、方向和强度。尽管我本人至今未看到社会建构论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但是上述结论应当是符合他们的内在逻辑的。我们是否同意上述结论？也需要给予明确回答。总之，社会建构论在科学观的研究上提出了大量有深度的研究课题。
2.开阔了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的视野。
科技哲学一向从哲学角度关心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不过，在论及社会对科学的作用时，通常仅仅局限于以下几点：科学需要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是社会提供的；科学研究的课题是社会提供的；科学使用的语言是社会提供的；等等。人们很少把目光投向科学知识内部。现在，社会建构论的大量研究告诉我们：不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看，或者说，不论从科学知识的存在、评估、传播，还是从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看，科学知识都要受社会因素的作用。这种作用尽管不是社会建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决定性的，但这种作用的存在当是毫无疑问的。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为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它启发科技哲学工作者应当关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3.丰富了我们对科学认识真理相对性的理解。
过去我们常说真理是有相对性的。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不完全的。从整个客观世界看，任何真理性的认识只能是对无限宇宙的一个部分或片断的正确反映；从特定事物或现象来看，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只是对该对象一定方面、一定程度、一定层次的正确反映。基于社会建构论的研究，真理的相对性恐怕不仅仅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在广度和深度上认识的局限性，这其中，应当包括社会因素的渗透。过去人们一向把社会因素仅仅看作是对认识客观性的一种遮蔽，其实，社会因素是人的认识无法摆脱的。任何具体的认识都是由社会的人做出的，也一定是发生和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因素之中的。社会因素是人的具体认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人的具体认识永远处于一种相对状态之中，只不过程度上有不同而已。
此外，社会建构论的研究在促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携手共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和融合、探讨科学知识生产的规律性，以及推进科学成果质量评价的科学化等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建设性作用。

参考文献：
[1]d.bloor.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m].london.routlege and kegan paul presse[m].1976.
[2]s.科尔.巫毒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最近的发展[j].哲学译丛，2000，(2).
[3]赵乐静，浦根祥.给我一个实验室，我能举起世界[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5).
[4]刘华杰.科学元勘中ssk学派的历史和方法论述评[j].哲学研究，2000，(1).
[5]l.g.牛顿.何为科学真理——月亮在无人看它时是否在那儿[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6]刘＠①＠①.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