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社会资本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当前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重点所在。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户籍类型、地位差异、劳动与休假、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等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从社会资本层面来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为了有效提高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必须要结合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型积累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培育两种方式，有效发挥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性。
　　关键词： 居村农民； 上楼农民； 社会资本； 市民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3-0086-04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农村正在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而这一现代化过程更多地表现为农村向着城市化方向发展，对于农民来说，则是更多表现为向着市民化方向迈进。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农民市民化途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城市转移论”。认为农民市民化是通过农民向城市的转移来实现的；第二种观点是“就地转移论”。认为农民市民化是通过农村的城市化来实现的；第三种观点是“三集中论”。认为农民市民化是通过农民、农业、乡镇企业的集聚效应来实现的。[1] “城市转移论”、“就地转移论”、“三集中论”这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了农民市民化的三种有效途径，其针对的对象群体是存在差异的。“城市转移论”主要是针对农民工的市民化，“就地转移论”主要针对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而“三集中论”主要针对上楼农民的市民化。WWw.11665.Com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对居村农民和上楼农民这两类农民群体的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资本理论，布迪厄将资本分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类型。可以说，布迪厄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理论为笔者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视角，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农民的市民化水平。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的，主要有以满足自身生存条件为主要内容的生理需要、以获得安全感为主要内容的安全需要、以社会交往为主要内容的归属或爱的需要、以获得尊重为主要内容的自尊需要和以实现自我价值为主要内容的自我实现的需要。[2]对于农民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来说，其分别满足农民不同层次的需要。笔者认为，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主要是对应农民生理和安全层面的需要，实现的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市民化；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主要是对应农民归属或爱层面的需要，实现的是一种中等层次的市民化；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主要是对应农民自尊和自我实现层面的需要，实现的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市民化。
　　格兰诺维特、林南、边燕杰等分别发现和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求职和职业流动的不同影响。同时，社会资本还具有提供社会支持的作用，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们可以获得有形的物质支持，也可以获得无形的精神支持。[3]可见，在一定条件下，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由于社会资本的这一特性，使其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什么是社会资本呢？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明确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可以是实际的资源集合体，也可以是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不管是实际的资源集合体还是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集合体的拥有都与对某种具有稳定性、持久性的关系网络的占有紧密相关。只有形成大家共同认可的、熟悉的、具有体制化特征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产生才具有可能。当然，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是多元化的，除了布迪厄之外，如科尔曼、林南、格兰诺维特等学者都提出过自己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界定。笔者在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时，综合考虑了这些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界定。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笔者主持的“‘农民上楼’与农村教育的发展研究”的问卷调查，该项目是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才斋奖学金”资助项目，问卷调查时间为2011年10月，地点在y市。近年来，y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积极探索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有效路径，围绕“人口

集中居住、服务集约提供、产业聚集发展”的思路，坚持“政府推进、农民主体、因地制宜、多元投入”的原则，全力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y市已经初步走出了一条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助推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路子。可以说，y市是“农民上楼”运动在全国的一个缩影，有着较好的代表性。
　　笔者的问卷调查工作是在y市的13所农村学校展开的，考虑到经过全国范围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之后，在农村基本上只保留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因此，笔者只对农村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开展问卷调查。这13所学校分布在y市的x镇、d镇、l镇，这三个镇是y市“农民上楼”运动的典型代表。笔者在这13所农村学校中随机抽取了属于“居村农民”或者“上楼农民”的学生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
　　笔者共发放问卷1200份，在删除无效问卷之后，回收有效问卷1012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84.3%。在这1012份有效问卷中，通过分析笔者发现以下几个特征：从性别上来说，男性和女性样本量差不多，男性样本量稍微多一些；从年龄上来说，以中年居多；从文化程度上来说，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为数不多；从农民属性来看，“居村农民”多于“上楼农民”；从调查对象从事农业生产情况来看，有不少农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从个人年收入来看，大部分调查对象的个人年收入并不高。具体见表1所示。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这两类农民群体进行比较研究，因此，笔者将问卷数据进行了拆分，最后得到“上楼农民”样本量404份，“居村农民”样本量608份。 　三、农民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群体性分化
　　比较而言，农民的社会资本带有强烈的传统性、乡村性特征，而市民的社会资本带有强烈的现代性、城市性特征。因此，社会资本的特性越是偏向于现代性和城市性，往往说明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越高。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的特性可以通过户籍类型、地位差异、劳动与休假、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反映出来，这五个方面的指标能够非常有效地衡量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上的差异。
　　（一）户籍类型
　　制度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有形的社会规范，是人们为了降低交往的不确定性，实现社会成员交往的正常化、有序化、常态化的保证，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4] 户籍制度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根源，使得农民和市民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因此，户籍是衡量农民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这个外在的制度性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上的差异。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户口类型这个衡量指标来说，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x2=13.775，df=1，sig=0.000）。具体来说，上楼农民已经获得非农业户口的比例为12.1%，而居村农民已经获得非农业户口的比例仅为5.6%。这说明，如果以户籍类型这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上楼农民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明显要高于居村农民。
　　（二）地位差异
　　人们的地位差异是由其所拥有的资源的类别和数量所决定的，并且在不同社会形态下，资源（相对于人们的地位维护与获得）的价值（作用）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资源的价值不仅仅是由其稀缺性所决定。事实上，资源的价值本身（特别是文化资源和符号资源的价值）及其稀缺都可以人为界定，它们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共识或权力所给予的界定。[5] 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这导致的结果是城市社会资源的价值被界定为是高的，而农村社会资源的价值被界定为是低的，这种界定是被全社会所认可的，是人们达成的一种共识。由于农民所拥有的农村资源的价值不被社会所认可，而市民所拥有的城市资源的价值是被社会所认可的，这导致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农民和市民之间在地位上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更多的不是由于客观原因产生的，而是由于主观原因产生的。因此，地位是衡量农民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这个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上的差异。
　　对于地位这个指标，笔者是通过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两个方面来衡量的。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具体分析笔者发现：从社会地位

这个衡量指标来说，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x2=8.662，df=2，sig=0.013）。具体来说，上楼农民社会地位处于上层的比例为3.2%，而居村农民处于上层的比例为1.2%；上楼农民社会地位处于中层的比例为66.3%，而居村农民处于中层的比例为62.2%；上楼农民社会地位处于下层的比例为30.4%，而居村农民处于下层的比例为36.7%。可见，上楼农民社会地位处于上层和中层的比例要高于居村农民，而处于下层的比例要低于居村农民。这说明，如果以社会地位这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上楼农民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明显要高于居村农民。从职业地位这个衡量指标来说，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x2=16.896，df=2，sig=0.000）。具体来说，上楼农民职业地位属于上层、中层、下层的比例分别为3.0%、58.7%、38.3%，而居村农民属于上层、中层、下层的比例分别为0.7%、50.7%、48.6%。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楼农民职业地位属于上层和中层的比例要高于居村农民，而属于下层的比例则要低于居村农民。这说明，从职业地位这个衡量指标来看，上楼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要高于居村农民。
　　（三）劳动与休假
　　农民和市民职业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每天的劳动时间上往往有着明显的不同。比较而言，市民的劳动时间往往是根据八小时工作制来安排的，而农民的劳动时间则不受八小时工作制的制约。因此，每天的劳动时间是衡量农民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这个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上的差异。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每天的劳动时间存在显著差异（x2=11.873，df=1，sig=0.001）。具体来说，上楼农民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的比例为41.8%，而居村农民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的比例为31.3%。可见，上楼农民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的比例要高于居村农民。这可以反映出，如果以每天的劳动时间这个操作化指标作为衡量标准，上楼农民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明显要高于居村农民。
　　农民和市民的差异还体现在休假情况上。对于市民来说，其休假是根据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来安排的，而农民的休假则具有随意性，不受国家法定节假日安排的制约。因此，法定节假日的休假情况是衡量农民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这个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上的差异。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法定节假日的休假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x2=16.877，df=2，sig=0.000）。具体来说，上楼农民遇到法定节假日不能正常休假的比例为31.7%，而居村农民不能正常休假的比例为42.9%；上楼农民遇到法定节假日能正常休假的比例为25.7%，而居村农民能正常休假的比例为17.3%。可见，上楼农民遇到法定节假日能正常休假的比例高于居村农民，而不能正常休假的比例则是要明显低于居村农民。这可以反映出，如果以法定节假日休假情况这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上楼农民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明显要高于居村农民。 　（四）社会交往
　　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社会资本概念的具体内涵是存在差异的。以农民和市民这两大群体来说，农民的关系网络主要是由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组成的。因此，农民的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这三种关系类型建立起来，具有浓厚的家族和乡土特征。[6]而市民的社会资本较少受家族和乡土传统影响，最基础的存量是业缘关系所组成的网络关系。社会交往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如果社会交往主要是以血缘、亲缘、地缘这三种关系为基础，则说明其社会交往表现出来更多的是农民的交往属性。如果社会交往主要是以业缘关系为基础，则说明其社会交往表现出来更多的是市民的交往属性。
　　对于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来说，在分别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为基础的这四种社会交往中，区别最大的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邻里关系。在以农村为代表的传统社会，邻里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而在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社会，邻里关系则是“陌生化”、“隔离化”的。可以说，城市的很多邻里之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笔者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之后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这两大群体在与左邻右舍的交往上存在显著差异（x2=2.979，df=1，sig=0.084）

从具体的比例来看，上楼农民表示自己与邻里经常交往的比例为73.8%，而居村农民表示自己与邻里经常交往的比例为78.5%。与市民比较而言，密切的邻里交往是农民的一个明显特征，因此，通过数据的比较我们可以认为，从与邻里的交往情况来看，居村农民更加具备农民的特性，而上楼农民则更加具备市民的特性。同时笔者也发现，这一显著性水平并不高，只是在0.1水平上显著。
　　（五）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也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农民和市民的差异。arthur h.miller等人指出，“不同群体之间不同的政治参与一般都用可利用的资源理论来解释。更多的资源，被假定为会促使人们参与更多的政治活动”。[7]比较而言，从整体上来说，市民比农民拥有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从而导致市民的政治参与要高于农民。因此，政治参与是衡量农民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这个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上的差异。
　　对于政治参与这个指标，笔者是通过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参与意愿两个方面来衡量的。从政治参与行为这个指标来看，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x2=14.865，df=1，sig=0.000）。具体来说，上楼农民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社区或村里选举活动的比例为68.3%，而居村农民这一比例为56.3%。可见，上楼农民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社区或村里选举活动的比例高于居村农民。这说明，如果以政治参与行为这个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高低标准的话，上楼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明显要高于居村农民。从政治参与意愿这个指标来看，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政治参与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x2=3.917，df=1，sig=0.048）。具体来说，上楼农民愿意参加社区或村里选举活动的比例为77.0%，而居村农民愿意参加的比例为71.4%。可见，上楼农民愿意参加社区或村里选举活动的比例高于居村农民。这说明，如果以政治参与意愿这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上楼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
　　四、结论与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从社会资本层面来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明显要高于居村农民。具体来说，如果以户籍类型、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每天劳动时间和法定节假日休假情况、与左邻右舍的交往情况、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参与意愿作为衡量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高低标准的话，上楼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明显要高于居村农民。通过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上楼”运动使得农民群体内部出现了“区隔”现象，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这两大群体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清晰化，这对于我国农村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缩小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上差异的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笔者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更加关注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呢？根据途径的不同可以将社会资本的积累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自下而上式的社会资本积累，这是一种民间自发型的社会资本积累方式，主要是通过公众自觉、自愿、自发的参与、相互信任与合作来形成社会资本；第二种类型是自上而下式的社会资本积累，这是一种政府推动型的社会资本积累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外部力量的推动，以强制性的方式实现公众的参与、相互信任与合作，并最终形成社会资本。[6] 当前，要想有效提高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光靠单方的努力是不行的，必须要结合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型积累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培育两种方式，有效发挥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性。只有实现政府和民众的上下联动，才能真正实现提高居村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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