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指出，人类知识大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人知识”，这种知识是“两种文化”的桥梁，它的“支援成分”是不可解蔽的。波兰尼的理论是有缺陷的，解蔽科学知识不仅必要且有可能，ssk试图沿着波兰尼的线路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然而，其结果却导致了“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论，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因此被彻底消解了。这种解蔽显然是过犹不及的，其后果是在客观上对萨顿、波兰尼等人倡导和实践的科学人文主义的叛逆与反动。
关键词：个人知识 科学知识社会学 科学人文主义
abstract：in accordance with michael polanyi's tacit knowing theory, most human knowledge is something that belongs to a category of "personal knowledge", which can be apprehended only but not expressed. therefore, the personal knowledge is the bridge of "two cultures" and its subsidiary awareness can't be revealed. polanyi's theory has its own shortcomings and the revealing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ot only is essential but also has possible. adopting polanyi's train of thought, ssk attempts to turn the possibility into reality. but unexpectedly, the conclusions that ssk lead to the truth and objectivity of the science is thoroughly cleared up for the moment the conclusion has been reached that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only a social construction. obviously, this kind of interpretation is going too far, and the result of which is in effect against the scientific humanism advocated by george sarton and michael polanyi.
key words：personal knowledge; ssk; scientific humanism
一、 “个人知识”与“两种文化”的桥梁
波兰尼（m.polanyi 1891-1975）的意会认知（tacit knowing）理论以认定“知识是个人的”为基点，指出人类知识除了普遍性、公众性和明示性的部分外，还有占了更大比例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明示性的“个人知识”或称为“意会知识”，而且“公众知识”也必须以“意会知识”为基础。wwW.11665.cOM
在波兰尼看来，知识的获取或说认知（knowing）是对事物的能动理解，靠的是一种求知“内居”过程与途径，信念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时，认知又是一种要求技能的行为，是一种艺术，在所有的认知行为中，都包含着认知者情趣的贡献或说认知者“无所不在的”个人参与。知识具有内在的美（即“求知美”，intellectual beauty），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正是对这种美的追求。这是知识的理性内核。它并非缺陷，也非仅仅是心灵的副产品，而是具有逻辑功能的、知识的一个必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他通过考察发现，即使在精密科学中，甚至在经典力学这一公认“最接近于完全超脱的自然科学”的领域，知识的获得也要求科学家的热情参与，要依赖科学家的技能和个人判断，更不要说在生物学、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主观性”显然强得多的科学领域了。波兰尼相信，没有科学家纯粹的科学兴趣和充满热情的参与，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知识）都是不可能取得的。知识的实质是“属人知识”，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主体性因素。尤其是在“意会认知”层面，一切知识都离不开个人，离不开意会的估价，“缺少个人、意会的知识，化学、生物学以及医学课本将尽成空话”[1] 作为认识过程和结果的所有知识，其客观性必然是以现实性为基础，同时又离不开其支援背景的作用和影响，正是这种支援背景与现实的联系构成了知识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与个人性相结合则是他所指称的“个人知识”。
传统的客观主义知识观将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性视为科学乃至一切真理的标准，否定人在科学认识中的参与作用，因此以主客观相分离为基础，力求把认知者的热情、人性等个人成分从知识中清除出去。波兰尼认为，这是不可取的，这样做使人性因素在科学乃至一切知识中失去了地位，产生了种种恶果。历史事实证明，传统知识论割裂意会知识与言传知识，使知识的意会性与客观性、个人性与普遍性、体验直觉与抽象理性、信仰与理性等截然分离，导致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一个严重后果，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两种文化”现象，它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人性的分裂，最终是对人自身存在的否定，并使人的本质发生异化。意会认知理论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克服这种分裂，使科学与人文走向融通，用科学史学之父萨顿的说法，就是使“两种文化”融合而产生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科学人文主义。波兰尼证明并认定：“意会认知论建立了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研究的连续过渡。”[2] 通过内居而来的知识概念，“初步连接了科学知识、态度和方法与人文知识、态度和方法的鸿沟。”亦就是说，意会认知，或更具体地说，内居造就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因为认识到个人参与是普遍的认知原则，把握了意会认知结构及运行机制，我们就会将人类的行为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评价为有知觉、有智慧、有道德责任的人类行为。同样，以作为科学的意会认知方式和人文概念对人类及其行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人文知识亦就不能说是不科学的。换言之，科学和人文的分裂与对立是人为的，在波兰尼看来，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都属于“个人知识”，它们本质上是统一的。因此，我们应该改变知识论上的错误观念，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走萨顿所倡导的科学人文主义之路。
二、意会知识论的缺陷以及解蔽科学知识“支援成分”的必要性
根据波兰尼的观点，所有的知识都是个人知识，都需要经意会认知运作才能形成和把握。“意会认知”中主要包含着一个“三位体结构”及两种觉知。“意会认知”的运行，要靠其三位体结构要素以及支援意识和焦点意识的协调，或说意会认知要建立于附带觉知和焦点觉知的动态关系上。[3]
简单而言，意会认知结构由三个基本成分组成：支援成分、焦点目标，以及将两者连接起来的认识主体。波兰尼指出，这三者是一个由认识主体——人所控制的有机整体，其控制体现在主体把支援成分加以整合并指归于其注意力的焦点，使之成为一个焦点目标。当认识主体将注意力焦点集中于某物时，由此所产生的与之相关的意识，便成为意会认知的基础。认知主体人在其隐性的支援成分或说背景线索（背景知识、经验和技巧等）的支持下，功能性地指向焦点时，认知行为才会整合地发生。为了把握某一对象，主体需要将有关的各种线索、细节整合为一个综合体来加以认识，这就涉及到意会认知的两个部分：主体对各种线索、细节的附带觉知是意会认知的第一个部分，对于对象的焦点觉知是第二个部分。为了认识后者，主体必须依赖于前者。前者是主体所依赖的东西，后者则是主体所关注的东西。总而言之，意会认知的过程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有机整合过程。[4] 波兰尼对意会认知的动态结构作了深入的阐发，从功能、现象、语义和本体论等诸多方面揭示出其理论意蕴，并把这种三位体认知的动态结构推而广之，从而视意会认知为一切认知皆然的认知方式。
波兰尼对意会认知的结构分析不仅反映了意识的意向性特征，而且进一步指出了意识的这种意向性是以对支援线索的意会意识为前提和基础的。[5] 换言之，个人知识的意会性特征表明，人的认识的本真状态以意会认知为基础，在认知的运行过程中必须依靠附带觉知，必须依靠大量的支援成分（线索）。这些支援成分的存在及其参与知识——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知识的形成或获取过程都是无可置疑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了知识的统一性。
意会认知理论富有合理性和启发性，然而又存在着不足，其中至少有两大主要缺陷：一是意会认知理论考虑了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如价值观、审美观、个人兴趣等在认识过程中的参与作用，强调认知尤其是意会认知过程中支援线索（包含上述主观因素）的决定性意义，故而指称知识是“个人的”。从总体上看，它着重对主体认知内部机制的探索，而忽视社会环境和实践因素对认知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可以说他的认识论是属于传统的个人主义认识论；二是对内居的进一步机制无法给以逻辑推论，并强调支援成分的不可明示性，从而使其理论中存在着诸如个体性知识何以成为普遍性知识等众多未解难题。为跨越“个人知识”与“公众知识”之间存在着逻辑裂隙，波兰尼不得不凭借信仰主义作为确立假设根据和桥梁，甚至把信念和承诺作为意会认知的前提和因素，从而重蹈了信仰主义覆辙。[6]
由于上述缺陷，尤其是不从社会实践上寻找两种文化分裂对立的原因，因而就不可能用科学的社会实践观来解决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也就注定了波兰尼对这一问题无法从根本上予以解决。显然，不对意会知识的社会因素等支援成分加以解蔽，科学人文主义的理想终究会落空。况且，知识只有为公众所掌握，才能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因此，“意会知识”也应尽力予以言说和明示。为克服意会认知理论的缺陷，达到科学人文主义的目的，对“个人知识”支援成分加以解蔽就更为必要和迫切。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认知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人类服务。可以认为，只要找到了知识的所有支援线索，就能认清两种文化实际上有相通的认知背景，也就是两者有相同的认知基础，从而找到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这样，“两种文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ssk恰好是沿着这一思路去对科学知识的支援线索尤其是社会因素加以解蔽的。
三、ssk及其对科学知识“支援成分”的解蔽
ssk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它与波兰尼的意会认知论有着密切关联性，两者之间存在不少相通之处，尤其在知识“背景论”上是根本一致的。此外，在建构科学知识的具体过程中，ssk也沿袭了波兰尼的观点。ssk自产生起至今已发生了种种分化，因此派别林立，观点也常常有较大差别。但仅就坚持认识论取向一派而言，ssk有着如下共识：应该把个人如何从事认知活动以获取真实信念并避免错误信念视为重大任务，正如笛卡儿《方法论》和《第一哲学沉思》的主旨一样。传统的认识论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认识论，关注的是对真理的追求，而忽略社会维度。ssk主张要将自身的出发点定位为：通过对传统认识论的改造，使认识论能容纳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换言之，就是要从社会维度考察人类的认知活动，揭示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中的社会因素。正如迈克尔•马尔凯明确指出，ssk理论的目的在于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变成社会研究的合法主题的学术背景做出说明，同时论证即使是最专门的科学知识，也能够将之恰当地理解为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类活动的特定产物。[7] 质言之，ssk正是要对波兰尼所指称的科学知识的支援成分，尤其是为波兰尼有所忽视的“社会背景”加以解蔽。
ssk猛烈批判“标准科学观”，极力拒斥传统哲学的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性等概念。强纲领ssk论者大卫•布鲁尔和马尔凯等明确指认了其思想来源，主要有默顿、图尔敏、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知识论或科学观。而众所周知，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公开申明了波兰尼意会认知论对其本人的重大影响。布鲁尔和马尔凯等特别关注诸如“观察渗透理论”，“不存在中性的理论和观察”等观点。根据这些理论观点，观察事物，提出理论，都需要具有经验和理论背景。背景不同，知识的意义也不同。布鲁尔指出，心理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都提供了与感知或说与感知和回忆相互影响的社会过程的实例。科学家都以某些方式接受过训练，其兴趣和期待因此都被赋予了某些结构。这种结构也就是科学家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支援线索，或说认知图式、认识框架。它有可能使人们的视角固定化，对事物的认识变得无效。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就会对发生在面前的那些出乎意料的事件视而不见，没有任何反应，也就不会赋予这些经验任何意义，更不可能由此激发出什么行动。布鲁尔进一步指出，即使同是科学家，也会由于具有不同的经验背景，而对同一事物提出不同的理论。例如，在苏格兰大格伦山山麓存在着随处可见的、奇形怪状的、平坦的天然道路。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根据南美洲地震和海岸上升的经验，达尔文提出“海成论”；而出于瑞士冰川的经验，阿加西斯认为是在冰川时期被冰雪围堵而成的湖泊的活动的结果。“冰川论”最终获胜，阿加西斯因此坚信自己看到了这些道路，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人能够将之分辨出来。[8] 马尔凯认为，“科学命题的意义是随着它所应用的学术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具体的科学原理也能以不同的方式在同一时间地点加以应用。……显然，由于科学命题的意义与社会背景的变化以及社会和学术背景的共同变化都相关，因此它具有明显的不同是可以接受的。”[9] 进一步地，“不但科学的事实‘基础’是理论依赖性和意义可变性的，而且它们似乎还是社会可变性的。”[10] 换言之，与波普尔所一再坚持的观点相一致：知识是不确定的。马尔凯认为，知识不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们常常难以与相关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区分清楚，意会知识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交往而传递的；此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哲学家不能详细地对它们加以研究。”[11] 马尔凯还引用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说道：“科学知识并不总能获得明确的表现。它有某种意会的成分，这一成分不能通过正式标准来评价。通过直接的社会互动可最有效地传播这类意会知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的知识的正确性必须由非正式的磋商而不是正式证明获得。”[12]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凯认为意会知识可以并必须通过直接的社会互动来传播和揭示。[13] 他非常多地以波兰尼个人知识论及意会认知观佐证自己的论点，从此可见ssk对于波兰尼的一致与认同。
ssk认为科学知识和人类的其他知识一样，都是在社会的一定人群中形成的。它认定科学知识的构成完全是社会性的，主张将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分析之中，探讨社会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影响。换言之，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的观察、理解和解释都离不开特定的“背景”，这种背景有社会的、学术的、理论的和语言的，强纲领ssk所要特别关注和强调的是组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背景。简言之，科学归属于社会活动的领域，受社会力量的作用，并经受社会分析。通过广泛使用历史的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ssk“揭示”了科学的一系列社会特性。譬如，无论是科学发展速度和方向，还是科学理论模型，甚至实验室和观察事实都无一不受社会环境影响，甚至直接来自于社会。因此，科学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的，其创造和接受都应该并可以用社会术语而非自然语言加以说明。[14]
ssk追随库恩，强调社会利益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科学共同体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以及所关注的问题。例如，布鲁尔就推断科学发现和理论模型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15] 更具体地，他指出“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错误的象征。”[16] 至于各种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程序，也“都必须与一个社会群体中流行的其他常规和意图相一致。和其他任何一种政策性建议一样，它们也都面临着与接受有关的‘政治’问题”[17] 正如在其《知识及其社会意象》这一ssk的经典之经典所要论述的核心论题一样：有关知识的各种观念都建立在社会意象之上，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也只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直言之，知识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意象罢了。知识与权利和权威或说知识观念与社会观念之间就有着密切的关联。[18] 强纲领ssk的许多科学历史案例研究“表明”：科学家实际上被与科学问题和与摆在面前的证据不相干的考虑所左右。夏平(s. shapin)认为，颅相学与社会改革主义运动相连，甚至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影响的产物。在宏观上，强纲领ssk的目标是描述在行动中的科学，考察科学家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是怎样“制造”知识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斯蒂文•夏平与西蒙•谢佛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有关“波义耳，霍布斯与实验生活”的阐释。[19] 他们极力论证，实验的检验只能代表了像波义耳这样一个绅士的证词，而且，金钱成为认识权威的基础。在强纲领ssk看来，天体力学、麦克斯韦方程组、元素周期表、遗传密码、代数拓扑、力学等的诞生无一不可如此解释。因此，就是物理学也受到了社会因素的污染。本来电子只是一个理论的实体，而科学家却将之视为一种客观客体，视为理所当然的实在。实际上，这种理论实体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相互之间协调的产物。原子、电子与夸克等与燃素具有同等地位，它们都是人类典型的创造物。拉图尔曾明确指出：“‘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相对于力量的考验而言的，他们能互相转化，很像两支军队之间的较量。异议者也有可能被谴责为‘主观的’，如果他和她想在不被孤立、嘲笑和抛弃的情境下继续质疑的话，就必须立即进行另一场战斗。”[20] 科学家与科学知识的力量就来自于资源调动和力量的较量。胜者就是“客观的”，败者则是“主观的”。总之，科学的经验证据并非客观实在的反映，而只是一种阶级利益、政治利益或者地位、权威及权力的体现。由于科学知识不再以客观实在性为基础，而是科学家之间谈判与协调的产物。塞蒂纳因此直言道：科学的内容纯粹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只是在发表其成果时，科学家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编成故事，并声称为理性的和真理的结果。“每一个科学发现都是一个结果，但却非评价经验事实的一套理性规则运用的结果，而是个别实验仪器设备、个别材料的偶然使用，以及实验室科学家之间或实验室内外科学家之间相互磋商，相互协调的偶然结果。科学论文的形成经过一个转换过程，这一过程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在超科学领域中运作的社会联结的机制，而这种社会联结是由利益的分裂和融合来调节的。”[21] 与塞蒂纳一致，拉图尔也“发现”：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建构。”[22]
概而言之，强纲领ssk对科学知识“支援成分”解蔽的结果，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知识不再是对自然的反映，而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甚至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不是对自然界内在属性的客观反映。科学实践的认识成果完全可以社会科学的方式加以解释，通过利益、协商等社会交流词汇就足以理解科学工作。
四、ssk对科学知识“支援成分”解蔽的后果
ssk对科学知识“支援成分”的解蔽有其积极的意义。譬如，正如塞蒂纳所声言：“基于从一种知识的经验认识论中所学到的东西，我们挑战了习惯上描绘的人的科学与自然世界的科学之间的区分。我们评论了把科学理性揭示为符号性的、解释性的理性观点的线索，并且宣称科学统一性问题值得重新考虑。”[23] 可见其初衷是积极的，有利于解决“两种文化”的现象，因而具有反科学主义的人文主义色彩，这是其一个可取之处。
ssk的本意和核心抑或可以说是倡导相对主义，但并非绝对地否定和推翻科学的结论，而是为了避免把科学推向极致以至于导致惟科学主义。不可否认，当前的科学理论架构已经变成了比较僵化、刚性的社会结构。科学界以外的人很难介入其中，甚至科学界内部的人也很难突破这一格局，新的研究突破也就难以取得。从这一角度来说，ssk所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譬如，布鲁尔对强纲领ssk的相对主义特征直言不韪，但同时又声言它是一种“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在回应人们对ssk的主观主义指责时，布鲁尔曾声明ssk并不否定知识的客观性，他声称：“客观性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的本性却与人们所可能设想的东西完全不同。社会学说明所否认的是其他有关客观性的理论，而不是这种现象本身。……根据这种理论，道德方面的知识也可以是客观的。与某一处景观所具有的许多特征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知识，知识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24] 布鲁尔把科学的客观性等同于道德知识客观性，认为客观性是具有社会性的。这显然已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独立于认知者的自然界事物并为认知者所真实反映的客观性。因此，ssk的主观主义特性是明显的。布鲁尔为了避免攻击申辩道：“强纲领的意思是说，社会的成分始终存在，并且始终是知识的构成成分。它没有说社会成分是惟一的成分，或者说必须把社会成分确定为任何变化的导火索：它可以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25] 从此可见，尽管布鲁尔本意要主张“柔性”的相对主义。但是，这也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实际上，他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其他强纲领ssk者的言行。正如我们上述所归结出的，其他的强纲领论者并未与布鲁尔保持一致，而是比他走得远得多，他们的相对主义是刚性和极端的。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ssk努力探索皮亚杰“认知图式”和波兰尼“支援线索”中的社会因素，在方向上是对的。然而，ssk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于社会因素的过分强调，以至于将之视为促成科学理论的唯一因素，因而完全否定了科学的理性因素和过程，否定了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这显然是矫枉过正。ssk的这种解蔽是失败的。ssk本来是要沿着波兰尼的路线行进，实际上它却偏离了萨顿和波兰尼既定的道路和目标。尤其是强ssk的研究与结论，不是在波兰尼肯定科学客观性的基础上，对社会的其他（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予以恰当的肯定，而是走向了否定科学客观性，视科学为活脱脱的暴君的政治图谋以及人们的经济利益和喜怒哀乐心理的产物。
ssk解蔽科学知识“支援成分”的结果，科学研究的自然维度已被社会维度所彻底取代，科学与意识形态、知识与信念、科学与迷信的区别，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已被彻底消解。它不仅没有给科学找到了人性化的内在因素，相反，却给科学抹上了非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外衣，使科学变得面目可憎，形象吓人。这必然无助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及其代表人物走向和解，相反地，会加剧两者的隔阂及对立，主要由ssk等引起的新一轮“科学战争”就是明证。显然，ssk对科学知识“支援成分”的这种解蔽是过犹不及的，客观上造成了对萨顿、波兰尼等人倡导和实践的科学人文主义的叛逆与反动。其实，早在1945年波兰尼就对类似的行径表示强烈不满与反对。他说：“依照这种观点，科学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内容要由社会学需要来决定。因此，科学的发展，要由新的实际兴趣的相继出现来解释。比方说，牛顿便表现为回应对航海的兴趣之兴起，而发现了万有引力；而麦克斯韦则表现为受到横跨大西洋通讯需要的刺激，而发现了电磁场。……于是对纯粹科学的评价，主要依据的是其并非全然纯粹的性质——依据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它到头来会证明为有用处的性质。”[26]“我们对今日世界应做的最生死攸关的工作，便是恢复我们自身的科学理想，在现代哲学运动的影响下，这一理想已经变得名誉扫地。我们必须主张，科学的本质就在于对知识的爱，而知识的功用绝非我们关注的首要内容。我们必须一再为科学要求公众的尊敬和支持，追求知识且只追求知识的科学应该受这样的尊敬和支持。”[27] 拉图尔通过最近十余年的研究已不得不承认：“社会”并非是解释科学的原因和根据，因为它本身也是建构的产物。他本人对科学论的研究因此也已由科学的社会研究转为科学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 简称css）。ssk在欧美经过20年的辉煌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拉图尔因此指出：“科学的社会研究在快速地发展了若干年之后停滞不前。它走进了死胡同，陷入了困境，其主要学者们正在研究下一步该往何处去。”[28] 这就足以说明，沿着ssk的路继续走下去，是无法完成萨顿和波兰尼等人未竟的事业的。
五、科学知识“支援成分”到底能否解蔽
客观主义还原论将知识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简化为互不相干的若干要素，意会认知理论否定了这种还原论。因为支援线索是隐蔽的、非明示的，附带觉知是模糊的，它们都不能予以还原，当我们试图对这些支援线索予以一一明示时，由于意会认知三位体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由于注意焦点一旦转移到支援成分，就会造成意义的“剥夺”，进而导致三位体的崩解和认知运作停顿。波兰尼认为，整个意会整合的过程也是不确定、无法确指的，若想强行对这一过程和步骤明示出来，终会遭到失败。他明确指出：对于个人知识的“支援成分”，如果我们对其一无所知，自然就无法加以言传；即使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确定我们的行为的细节（支援成分），也是无法言传的，换言之，即使从数量上有可能找出全部的支援成分，但从本质上却不可一一加以明示。因为“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聚集在这些细节上，我们的行为就会崩溃。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行为描述为逻辑上不可言传的，因为我们可以证明，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些细节作详细说明会在逻辑上被有关的行为或场境中所暗示的东西否定。”[29] 在认知运作过程之外，这种解蔽应该是否可能和允许？对此，波兰尼似乎也持否定态度。
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难于言说的，能够说清楚的就不是“常道”。或换言之，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的“道”，并非老子所要说的永恒的“道”。因为“道”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从根本上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老子的这一观点为海德格尔所接受。海氏曾经指出，对于任何事物的解蔽也都是对之遮蔽的过程，因为要解蔽就得依靠“前见”（相当于波兰尼的“支援成分”），“前见”有个人局限性，而要解蔽的事物（包括科学理论和规律，即“道”）是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的，它是马斯洛所说的靠有机整合而成的——就像中国菜一样由众多原料烹饪而得来的“风味”。而解蔽所依赖的“前见”因为其包含的要素有限，无疑就有片面性，是非整体、非联系的、机械论的东西，这样在实际的解蔽过程中会使人们走向片面，也即更广阔、更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遮蔽了。况且，有的解蔽过程其实是一种误导，它或者旁敲侧击，使人们难得要领，甚至南辕北辙难得“道”的真义。波兰尼关于“支援线索”不可明示的观点与老子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如出一辙。
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的支援线索是否真的无法解蔽？我们的看法是：既可以又不可以。从促成知识因素无限丰富多样上说，正如马斯洛所指出的，我们写就一篇文章、创立某项科学理论，确实不知道是因为喝了一杯牛奶，还是吃了一片面包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因此，知识的支援线索是不可能将之一一加以解蔽的。但是，知识，终归是要加以言说的。这样，从“意会知识”到“标准观点”的“公众知识”即ssk指称的“社会知识”，其中就有一个必然的转化过程。况且，从知识总有某一方面主要和特定的含义，以及总有一些主要支援成分是促成这一特定知识的因素上说，知识即使是意会知识又是可以解蔽的。如果不承认后一点，任何知识就都不可加以明示，就无法变成公众（共）知识，也就无从把握、交流和应用，最终会使人陷入不可知论和神秘论。从这一意义上，对科学知识的解蔽就有其合理性和可能性。然而，ssk一方面对科学知识的解蔽走偏走过了头，另一方面又误读了波兰尼。其实，波兰尼并不因为知识具有意会性而否定其客观性，ssk无视这一点，从而叛逆了波兰尼并陷入了困境。我们认为，只要注意到并坚持波兰尼正确的观点，摆正科学研究中自然维度与社会维度，或说科学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包含波兰尼的“个人性”和ssk的“社会性”等因素）的地位，承认科学认识的过程和结果是以客观性为主，主观性为辅，并在此基础上去解蔽其各种支援线索，则科学人文主义的目标是有望达到的。当前正在兴起的css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对ssk的扬弃，或许我们可以期待它获得更多的成果，把萨顿和波兰尼的既定目标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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