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ssk对科学展开社会学研究中，他们选择了自然主义作为其方法论基础。这种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出于其研究目标及其研究纲领的考虑。而自然主义本身的方法论特征与ssk主张的统一又反过来促使ssk走向自然主义，ssk自然主义的特征就是采用科学探索的方法研究科学。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方法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逐渐替代了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成为科学研究新的关注热点。在这些关注中，除了针对ssk的基本纲领及其明确的相对主义主张展开激烈争论以外，有关ssk所采取的自然主义方法论策略也成为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对于后一个论题，学者基本采取认同态度，认为ssk创立了一套从全新视角对科学进行探究的方法。本篇论文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试图立足于ssk的研究目标及其纲领，考察ssk选择自然主义研究路径的原因，并对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作出解释和说明。
　　
　　一、ssk的研究目标及纲领
　　
　　作为ssk的创始人，在所著《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布鲁尔开宗明义地提出了ssk面临的问题和目标：“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说明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构成了ssk研究的主旨和线索，也是将ssk同其他哲学或社会学流派加以区分的标志。
　　ssk将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学探讨作为研究目标是他们对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批判与反思的结果。WWw.11665.cOm在ssk之前，有关科学知识的内容一直被置于社会学研究领域之外。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普遍认为科学知识的内容是关于自然对象的知识，其客观性、合理性、有效性，抑或真理性，通过哲学的规范性说明可以获得解释，不需要社会学的介入。社会学如果对科学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也仅限于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进或者阻碍科学的进程，而对科学知识的内容不会有任何影响。这样，无论在早期的默顿社会学中，还是舍勒、迪尔凯姆等人的知识社会学中，科学知识的内容都未被涉及。
　　显然，ssk闯入科学知识内容的“禁区”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这种挑战性不仅针对传统哲学和社会学，而且针对自身。为此，ssk必须回答自身所设立的问题，同时还需要设计一套对科学知识内容能够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方案，也就是选择合适的方法论策略实现目标。
　　ssk选择的路径是首先从科学哲学内部寻找突破口，他们找到了库恩。在他们看来，库恩的“范式”和“学科基质”提供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可能性。作为科学家研究的基本范例，“范式”规定了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现象场域”。而“现象场域”的构成既包含了仪器、方法，也包含了科学家的信念、价值观，是群体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范式转换”属于心理现象的“格式塔转换”，相互之间“不可通约”。这就说明“科学不是一组在不同的特殊文化情景中维持正确描述和有效推断的普遍标准，科学中的权威和控制不会简单地保证‘理性’与经验之间的互动不受妨碍。科学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组成部分，权威和控制对保持这种特殊形式之适当感是必要的。因此……科学应该完全像任何其它知识或文化形式那样，受到社会学的考察。”对科学能够进行社会学说明作出合理性辩护之后，ssk需要回答如何实现对科学内容进行社会学说明的问题。为此，ssk确立了基本的研究纲领，通过对研究纲领的展示完成预定的目标。
　　熟悉ssk的人都知道爱丁堡学派最早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使其成为统领该领域的基本纲领。强纲领有四条：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与反身性。其中，因果性是基础。按照强纲领的提出者布鲁尔的解释，因果性是表达因果关系的，涉及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布鲁尔的意图是明显的，那就是为科学知识的产生寻找一种因果性说明。在他看来，支撑这一说明的理由在于知识“可信性”的形成和维系是一种类似于自然对象的自然现象。如果科学家可以对自然现象进行因果解释，那么社会学家也能够按照自然科学方法对知识的形成进行因果说明。当然，布鲁尔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他所强调的因果性说明模式是在所谓“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下加以展示，可以归结为：自然主义一经济主义一因果性。在因果性原则的基础上，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从不同侧面进一步说明了强纲领的基本主张。这两条原则共同要求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知识。因为所有的信念，无论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所面对的社会情景是一样的，对它们的解释就应当是无偏见性的。既然所有信念是平等的，对它们的解释也应当是对称的，同一种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这就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解说不需要区分社会因素和所谓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而是要看“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还是源于先验的或超自然的力量。ssk选择的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
　　作为ssk初创时期的基本纲领，强纲领将关注的目光置于如何为自身确立学术地盘，它的提出意在突破长期以来处于知识和科学研究领域的人为壁垒，解构横亘在理性知识与非理性知识、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之间的分析界限，确立一种对科学进行知识社会学说明的新模式。由于同时承担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任务，ssk在辩护策略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其相对主义立场昭然若揭，招致了许多指责和批驳。但是强纲领的“启蒙”议程为ssk带来的“建构主义”经验研究纲领却值得人们深思。“建构”一词是人们在日常用语和学术用语中经常使用的词汇。ssk在一种隐喻意义上使用“建构”，意指自然事物的结构本身能够加以改变并重新安排。在他们看来，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发展、传递和维持的。既然如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就能够对科学家做什么研究、怎样做研究、他们在争论中怎样选择理论模式，以及观察、定律、理论和其他知识主张在科学共同体中被接受的程度如何受到社会变量的影响作出说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ssk的基本研究内容和旨趣。

20世纪80年代以后，ssk确立的“建构主义”经验研究纲领得到了全面贯彻和发展，体现为他们不再纠缠于对知识之本性的认识论、合理性与相对性的争论，而是致力于对科学知识“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并借此将研究重点转向“如何准确地将科学文化处理为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如何在实践中完成对科学的知识社会学说明。面对新要求，一些学派纷纷出台新的研究纲领，比如“社会建构论的经验纲领”、“爱丁堡学派的宏观说明纲领”、“巴斯学派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夏平的批判编史学纲领”，还有“实验室研究”、“文本与话语分析”等。这些研究立足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以科学案例为研究场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科学知识展开更为精细 和深入的社会学探讨。通过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考察，ssk将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对科学的实在性和真理性重新进行阐释，认为科学的这些特征不是与实在符合的结果，而是“科学家贴在其常规地接受的实践和认识上的权宜性标签”；科学事实也不是对外在世界的表征，而是在一定社会情景中博弈、劝服的结果；全部科学知识，甚至最精密的物理学和数学知识都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在众多的ssk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坚持“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是研究者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ssk坚持这一原则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学的说明引入科学知识中，以非评价性的、描述性的方式阐释科学，从而选择自然主义的研究路径。
　　
　　二、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与
　　ssk主张的统一
　　
　　自然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贯穿于整个哲学发展历程。自然主义的核心观念是所有的自然现象都能用自然原因加以解释，包含两种形式：本体论的和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在本体论方面，自然主义反对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形式，认为没有超自然的存在和事件，一切事物与现象的原因与根据都来自于自然，主张取消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坚持哲学一元论；在方法论方面，自然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主张自然界与社会具有连续性，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具有统一性。
　　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态度和倾向，经过若干年的冲击和涤荡之后，自然主义仍然是当代哲学的主流。“在英语世界，自然主义现在是有显著地位的元哲学，最好的证据就是其假定的反对者们也开始效忠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它在方法论方面同自然科学的天然联系。正如沙夫曼(steven d.schafersman)所指出的：“在19世纪末，方法论自然主义已经被内化于自然科学之中了，自然主义作为科学的一个必要的部分随着科学家的理解和实践与科学一起逐渐发展起来。”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自然主义选择了一条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究哲学问题的路向，这一选择在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中得到了充分彰显。1969年，奎因在维也纳国际哲学会议上发表论文《自然化认识论》，明确阐述了其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基本主张：“我的立场是自然主义的，因为我并不把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某种先验预设或基础，而是当做科学的继续。我认为科学与哲学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只能当它在海上漂流时重建。不存在外在的优越，不存在第一哲学。”在奎因看来，认识论指涉科学，是科学认识的基础，但是传统认识论将自身独立于科学之外，关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没有为知识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基础。新的认识论必须对传统认识论加以改造，以实现为知识提供可靠基础的目标。为此，奎因建议引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作为探求认识论的基础。这样，认识论就可以被归结为对于语言学习过程的经验研究而被自然化。在自然化过程中，认识论并没有被消解，而是被替换了。正如奎因所言：“认识论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它是在一种新的背景下并以一种被澄清了的身份出现的。认识论，或者某种与之类似的东西，简单地落人了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章的地位。他研究一种自然的现象，即一种物理的人类主体。这种人类主体被赋予某种实验控制的输入，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他又提供了关于三维外部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作为输出。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加以研究的。”奎因在这段话里明确表达了他对认识论进行自然主义探讨的意向，这种意向体现为：(1)将哲学看作是一种对科学加以经验探求获得的知识，而不是某种对科学的先验预设；(2)将认识论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可以对其进行经验研究；(3)可以将认识论研究置于一定的外部情景和历史中，而且人的认识结果远远大于对它施加的描述。显然，奎因通过自然化认识论所展示给我们的同传统认识论的区别与其说是在目标方面，不如说是在达到目标的途径、方法或手段方面，这一区别促使发生学方法成为探讨认识论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同时这一区别为人们深入科学内部探求科学家如何认识知识提供了依据和思路。遁着这条思路，ssk迈出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脚步。
　　作为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流派，ssk在研究之初就明确表示要采取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路径。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文版序言中，布鲁尔提出社会学家与科学哲学家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哲学家们往往使用‘先验的’(apriori)方法对科学进行分析，而社会学家们则使用经验方法或者历史方法对科学进行分析。其次，哲学家们所关注的是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而社会学家们则研究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布鲁尔希望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做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加以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ssk同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初衷是一样的，那就是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看作是对科学的延续，这种延续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ssk将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看作是自然现象，它与人类其他自然现象是平等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包含可以运用于自身的科学方法，“它天生就必须从利用一种假说性的试探方式开始，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事实进入研究者的考虑范围而变化和发展”。这样，在方法论的选择上，ssk明确提出“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在他们看来，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是对科学的崇尚，而不是对科学的诋毁和否定。
　　那么，如何在方法论上体现与科学的一致呢?ssk同样效仿了奎因的做法，那就是将自然主义引入对科学的社会学探求中。ssk的学者们认为“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的自然主义理解，而不关注对什么东西值得被作为知识进行评价性估断~[23153。当然，ssk选择自然主义作为基本的方法论纲领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出一种同传统认识论相区别的口号，而是出于其实现目标和研究纲领的需要。

　在拒绝传统哲学的规范目的中，ssk确立了一种明确的非评价性的与纯粹经验性的研究路径，试图描述与说明那些在事实上如何被相信的科学知识。为了实现目标，强纲领提出了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而对这两条原则的贯彻注定了ssk必须选择自然主义的基本诉求。如赵万里所评述的：“爱丁堡学派的经验研究引入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以贯彻强纲领的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按照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的要求，ssk必须客观公正地将所有信念置于同等的位置，对他们做出平等的解释。这就意味着无论社会学家把一种信念评价为真实或理性的，还是虚假或非理性的，他必须寻求出导致这种可信性产生的原因。而为了寻找到这些原因，社会学家唯有深入科学内部，对科学内容包括科学实验、实践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和科学争论等进行经验考察，也就是说同科学处于同一条船上，在科学运行中探

究它。这样，ssk就成为一种经验的与纯粹的描述性事业。因此，他必须让“知识”、“真理”与“合理性”的传统与规范用法完全退出解释，转而选择自然主义方法论纲领。
　　可以看出，ssk选择自然主义是其内在要求使然，他天然地同自然主义有一种统一与联系。而作为一种方法论纲领，自然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特征促使ssk将科学知识与其他人类现象置于同等的地位加以考察，试图深入科学内部，对科学内容给予社会学维度的解读，进而对科学重新做出解说。
　　
　　三、ssk自然主义的特征
　　
　　作为贯穿于各时代、各流派的哲学主张，ssk所主张的自然主义给予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同样是纲领性的，必须借助具体的方法运用才能发挥其效力。关于这一点，ssk已经注意到了，体现在他们对自然主义的诉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其基本观点与具体的方法缠结在一起，寻求探索科学的目标。
　　ssk对自然主义的追求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由早期ssk的研究者实施，第二个阶段则主要是后ssk的选择。
　　早期ssk的研究者将自然主义同其对科学的社会学分析观念结合起来，坚持一种以“利益分析”为核心框架的自然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ssk使用“利益”作为解释资源，对科学知识的扩展和应用及其与行动者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因果说明。按照他们的观点，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纯粹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存在的知识，而“人们对概念的运用，并不是像一列火车沿着预先铺好的铁轨运行那样进行的(在这里，铁轨代表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意义)。意义并不是预先形成的，它是被人们当做不断利用的用法而从社会角度构想出来的。”这意味着科学家不是发现了世界的现象，而是通过引入一个结构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这些现象，表现为科学家已经证明关于同一种现实世界的理论说明以及关于同一个现象的实验结果和经验描述，允许有各种替代性的表述，它们不是由自然界的事实完全决定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涵义不再是同对象实在的符合，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为，“事实上看到了一个飞碟、相信某人看到了飞碟和创造出了一个飞碟之间，并没有什么操作性的区别”。科学行动是目标取向的或私利性的，因而解释科学行动的社会学上有趣的原因就是由特定的行动所推进的目标和利益。也就是说，利益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自然动因，可以将利益说明与科学知识的增长联系起来，通过透视科学家如何对利益的追求解释科学知识增长。
　　在利用利益模式分析科学知识是如何社会性地建构时，有关科学争论的案例研究成为ssk的首选目标。在ssk看来，对科学争论的利益分析旨在表明，宏观利益能够转换成影响个人或群体行动动因的微观社会学说明。“在这种因果说明模式中，利益的角色是充当联系科学活动之认识和社会方面的中介，特定的科学事业或科学行动可以卷入各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的说明。通过利益，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政治冲突)、一般的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以及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将影响、引发、激活、塑造、维护、持续、修正，而不是简单地决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产品。”按照这种思路，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爱丁堡学派针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科学争论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在这些研究中，ssk以“陌生人”的身份介入科学探索中，利用经验研究贯彻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纲领，对特定的科学实践进行参与观察，还原科学认识的“本性”。
　　ssk最初的意向是采用经验性的描述实现其自然主义的诉求，但是这种自然主义的进路由于隶属于利益分析模式的要求，因而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体现于ssk在进行一番详细的案例分析之后，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倾向性的。科学的真理性标准难以突破人的干扰而真正成为评判知识的基准，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也似乎难以脱离人的影响得到澄清。这样，认知因素变成了由社会最终判决的因素。按布鲁尔的说法，就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科学家的一切活动，包含科学实验，都是以社会利益为评判标准，当科学家或所属的共同体持有不同的利益时，他们评判知识的标准不同，最终科学也就失去了评判标准㈨。
　　我们看到，ssk经验研究最初试图借助科学的史实获得支持其基本主张的证据，但是因为这种主张带有明显的社会价值倾向，由此所获得的证据失去了给予科学活动以客观性显现的支持，使得原本由自然和社会共同显现的科学成为只由社会决定的科学。这样，ssk在最初的分析中，就已经偏离了自然主义的基本主张，脱离了用科学的方法说明科学的目标。更为严重地是，ssk由此落入了它所批判的传统科学哲学的命运，所不同的只是以社会代替了自然作为评说科学的标准。如此，ssk所主张的自然主义纲领也将面临被否决的危险。潜伏的危机促使ssk开始反思自身的缺陷，寻求新的策略确保研究领地，由此迎来了ssk自然主义的新阶段。
　　对自然主义追求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由后ssk的研究者实施。后ssk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后ssk克服了早期ssk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二元分立的弊端，将自然之维与社会之维置于同一个平台上给予考虑，具体做法是进入科学家工作的实验室，对实验室如何制造科学知识进行考察。在考察中，后ssk一方面继续贯彻自然主义诉求，采用经验和描述的方法忠实记录具体的实验过程，另一方面倾向于从科学实践的角度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和实在性。
　　在对后ssk基本哲学态度的阐释中，皮克林指出：“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因为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因素具有致因优势。”这一论述明确规定了后ssk关注的焦点是科学家的实践活动。那么，后ssk如何关注科学实践?按照古丁的说法，就是“让力量回归实验”。依照后ssk的解释，这里的“力量”是指来自于主体、客体、自然、社会等一切能够影响科学家研究的因素。这些因素以“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到科学运行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构科学知识。这样，在后ssk的实践维度中，主观与客观、社会与自然、价值与真理、理性与非理性、体制的与知识的二元对立被消解，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不再具有某种优先性，二者拥有同等的建构知识的能力和权利。
　　实践的引入促使后ssk关注行进中的科学说明，以操作性的语言刻画和描述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科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自然的、人文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因素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地注入科学探索中，成为共同影响科学的异质性组合，同时，科学的认识属性也在与其他文化因素的共生中拓展自身。如此，在后ssk眼里，科学实验不再是一种局限于实验室可以被重复操作的活动，而是一种带有地域文化特征和具体情境状况的不可逆实践过程。科学实践由此不再是针对同一种科学成果的结果，而是由多元因素耦合的不同结果的显现，对这些实践的探讨无疑采用自然主义的研究进路是最好的选择。
　　当对科学的研究引向实践层面时，后ssk对自然主义的选择就不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源于科学自身的诉求。这不仅使ssk所主张的自然主义纲领有了立足的根基，而且使其借助科学的生成过程能够得到充分的张扬，从而最终促使自然主义作为一种自然而合理的因素成为ssk的分析框架和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