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领域时自杀行为的形成机制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和概括，为自杀行为机制的理论建构和完善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自杀；形成机制；综述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自杀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彼此消长下，个人素质和应激相互作用的产物。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对自杀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解析，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个体自杀思想或自杀行为的产生过程，试图阐明生物、社会、心理等诸因素影响个体自杀的机制。
　　
　　一、心理动力学理论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是标准的心理动力学模型。弗洛伊德认为，人一方面具有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即生本能，另一方面也具有攻击与破坏的原始冲动，即死本能。弗洛伊德分别使用eros和thanatos来指代生本能和死本能。弗洛伊德说，生命始于无机物，所有生命的最终目的是归向死亡——种无生命的、稳定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会永远摆脱为不断满足生物需要而进行的斗争。弗洛伊德引用叔本华的话说：“一切生命的目标都是死亡。”(p797)shneidman认为，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自杀的意念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精神结构之中。自杀是指向自己的无意识的敌意、是向自己发泄愤怒。从心理动力的角度来看，自杀是一种谋杀。因此，既然thanatos普遍存在于人性之中，既然所有生命的最终归宿是死亡，那么，在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形式感悟到死就是一种必然。
　　后来，一些理论家进一步发挥了弗洛伊德的“eros——thanatce”理论。WwW.11665.coMeros和thanatos的矛盾与斗争贯穿人的一生。当个人以积极的方式成长、发展的时候，eros是其人格中的主导因素。当个人感到停滞、抑郁、无望时，thanatos正控制着他的生命。显然，自杀者是在thanatos的影响下思考与行动的(p42)(p33-34)(p796-797)。
　　受弗洛伊德的影响，orbach提出，可以通过测定生与死对人的吸引与排斥来诊断自杀的可能性。其中，来自死的吸引力与来自生的排斥力对应于thanatos，来自生的吸引力与来自死的排斥力对应于eros。eros-thanatos的矛盾运动明确地告诉我们，虽然死亡是生命的最终归宿，但是，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eros占主导地位，只有在生命的最后阶段，thanatos才能取得胜利。只要不是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们就可以激起eros，压倒thanatos。eros-thanatos理论还明确地启发我们，不能只看到所谓的自杀危险因素，还应该看到使人免于自杀的保护性因素。在无法识别、理解和消除危险因素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识别并加强保护性因素来帮助自杀者。
　　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只有作深度分析才能透彻理解和应对无意识中的信息，应对消耗能量的内心冲突。弗洛伊德强调人生早期的经历对形成人格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目前行为的历史原因，使人们可能忽视引发和维持行为的当前刺激，这使他的理论在用来帮助自杀者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p397)(p46-49)。
　　
　　二、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对自杀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迪尔凯姆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他认为当个体与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自杀起因于个人在社会中经历的“适应性”。他提出了四种类型的自杀。
　　第一类是利己型自杀(e-goisticsuicide)。迪尔凯姆认为，处于社会中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如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当“个人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变得松弛的时候，当个人远离社会生活、并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时候”这类自杀就有可能发生。
　　第二类自杀是利他型自杀(altruisti suicide)。这类自杀产生于过分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与社会紧密的结合使个人失去了自主性。以欧洲军队为例，士兵的个人价值被“社会价值”所扼杀，从而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导致自杀率增高。因此，当个人过度整合于社会时，这类自杀就可能发生。利他型自杀的目的是满足社会规范的要求。
　　第三类自杀为失范型自杀(anomicsuicide)。这类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迪尔凯姆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占有的越多，欲求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正常社会所形成的等级秩序总是能够被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迪尔凯姆把工商业者在经济危机中的自杀现象视为此种类型的例证。
　　最后一类自杀是宿命型自杀(fatalisticsuicide)。迪尔凯姆认为这类自杀几乎与失范型自杀相反，它起因于社会对某一部分人的过度压抑与管制，个人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例如奴隶与囚徒的自杀率一般较高，特别是在野蛮、残暴的条件下。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他没有对此作详细的讨论。
　　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3个命题：社会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3项条件时，一些心理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与各种心理学的理论相比，社会学理论考虑到了更广泛的影响因素，认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文化条件是影响自杀率高低的重要因素，这对自杀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认知理论
　　
　　认知理论假设人是主动的、理性的、决策的人。认知研究者试图通过探讨大脑加工信息的通路来了解自杀行为的发生机制。聚合优化模型(coherence optimization model)强调自杀思想的形成方式，并详细地描述了个体自杀思想的形成过程。该模型提出了个体因素的九大认知单元群(cogni-tiveunitset，简称cus)，即经济认知单元群、关系认知单元群、职业认知单元群、健康认知单元群、自我认知单元群、自杀思想认知单元群、生命认知单元群、死亡认知单元群和自杀认知单元群。认知单元群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建构、评价、信仰、情感等的集合体，关注共同的内外部目标和情景。每一个认知单元群都有正极(如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和负极(如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单元群的方向取决于正负极之间力量的差异；单元群之间也存在正负相关，而且相互制约。认知单元群作为个体因素的基本组成成分，具有相对稳定性。认知单元群之间关系的方向(积极或消极关系)和程度对个体自杀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该模型认为社会因素影响着个体认知单元群的分布方式以及单元群之间的关系方式，故而影响个体自杀的比率。个体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会改变他们对生活环境的看法，此时如果采用消极的方式对待生活，如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不满意，个体就会形成消极的认知模式，从而形成自杀思想。换言之，自杀思想受个体对自我、经济地位、关系、职业、健康状况的看法，以及对生命、死亡和自杀的态度的影响。该模型受认知心理学的影响，突出了认知因素在个体自杀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四、生物学理论
　　
　　生物学对自杀的研究始于对抑郁与自杀关系的探讨。虽然抑郁不是自杀的同义词(有些自杀者并非处在抑郁状态)，但二者之间的高度关联足以使人们去研究自杀的生物学原因。
　　这一科学发现是非常偶然的。上世纪50年代，许多医生使用一种叫利血平的药物来控制高血压，结果，许多病人因此而表现出抑郁的症状。通过对动物的研究发现，利血平减少了大脑中的几种神经传送物质。后来，一项长达20多年的研究发现，与抑郁有关的物质主要是神经传送物质复合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亲肾上腺素)。在某些自杀者的大脑和脑脊髓液中，发现了复合胺的含量不足。因为复合胺是一种调节情绪的物质，所以有人认为，复合胺的含量不足可能是抑郁与自杀的原因，特别是冲动型自杀的原因。研究发现，复合胺的含量不足(通过测定复合胺的代谢产物5-hiaa可以确定复合胺的含量)既与抑郁又与强烈的自杀意念有关。
　　此外，有人试图弄清楚遗传与自杀的关系。blumenthal和kupfer的研究表明，曾经有人自杀的家庭的自杀率要高于一般家庭的自杀率。血缘关系越近(例如一卵性双生儿)，自杀的相关性越高。lester在研究了双生儿与自杀之后指出：显然，一起长大的一卵性双生儿之间的自杀相关性要高于一起长大的二卵性双生儿之间的自杀相关性。虽然这样的研究还不是十分明确，但它们启发我们：自杀行为也许与某种遗传因素有关。
　　
　　五、系统论模型
　　
　　目前，在自杀研究中，系统论是一个不断壮大和发展的理论。它采用系统的观点了解自我调节系统，实现对内部平衡状态的控制。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系统论思想的影响，许多社会学、心理学工作者试图把众多影响因素结合起来，探索各个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故而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模型。系统论模型来源于医学行为科学。该模型认为，医学诊断应当考虑出现在病人过去和当前条件中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矩阵。治疗过程必须考虑各治疗方法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病人的心理社会系统。
　　触发(应激)—阈值(素质)自杀行为模型(stress diathe-sis model)由mann等于1999年提出，该模型认为素质是通过遗传结构与获得性易伤性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早年的创伤性生活体验、慢性疾病(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慢性酒精中毒和物质滥用及其他生物学因素等在素质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对于自杀行为，素质因素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个体自杀的危险性是个体素质与应急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触发因素包括急性精神疾病或躯体疾病、严重的酒精和物质滥用、有害生活事件或家庭危机，阈值涉及遗传、人格障碍、易冲动等。当个体体验到应激时，不免产生焦虑、愤怒、悲痛、沮丧及绝望等显著的生理反应；而反复和持久的创伤可增加人的易伤性，进而使应付能力受损。触发因素与阈值因素共同作用才导致个体发生自杀行为或攻击行为。
　　bonner参照“触发(应激)—阈值(素质)”思路，对罪犯自杀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概括总结，提出了压力—脆弱模型(stress vulnerability model)。bonner认为自杀是“个体没有准备好、也没有获得有效处理监禁情景资源”的结果。孤独、隔离以及被人疏远等危险因素破坏了罪犯有效处理问题或事件的机制，使他们在消极生活事件面前表现得很脆弱，长此以往将会导致个体情绪失控。这些脆弱的个体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之下，将会做出自杀行为。
　　一个更为系统的多原因、多效应模型是生物社会心理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它把个体自杀的危险因素分为人口统计学与社会因素、家庭特征与童年经验、人格特征与认知风格(包括性别定向)、基因与生物学因素、精神疾病以及环境因素六部分。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着个体自杀的预先倾向性和自杀方式；家庭特征和童年经验主要包括不良的父母—儿童关系、个体遭受身体虐待、家庭机能失调等方面，它们对个体会产生长期影响，增加个体患精神疾病的概率和做出自杀行动的危险性；人格因素和认知风格方面的某些特征可能会促使个体形成自杀意念并采取自杀行动；基因和生物学方面的某些特征会使个体在精神失调和自杀危险面前软弱无力；而环境因素(包括生活中的压力以及挫折等)会促使个体自杀或使个体以自杀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压力。生物社会心理模型认为自杀行为的产生是上述相互关联的六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内学者张杰(2005)于近年提出自杀压力不协调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协调的压力至少包含两种压力或者两个变量，类似于认知不协调的形成。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同时持有两种或更多的不一致的意见或观念，或者我们的价值观与行为之间不符，我们就会体验到认知的不协调。研究发现，当人们的行为威胁到自我形象时，此时的不协调最为强烈，也最让人感到苦恼。之所以让人感到苦恼，因为人们发现了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强烈反差。作为认知上的不协调，压力是一种心理上的挫折感，甚至是痛苦，个人必须找到解决的途径来缓解它。但事实上，压力不协调要比认知不协调更严重、更让人沮丧、威胁性更强。极端的解决办法就是自杀。
　　不协调的压力应该来自于四种不同的压力源。每一个压力源必须包含至少两个相互冲突的并且感知到的社会现实。如果这两个社会现实并行不悖，则不会对个人产生压力。它们分别是：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冲突、相对剥夺、应对危机技能的缺乏。不协调的压力形成后，在其导致自杀行为的路径中受到了社会和心理因素的调节和心理病理学因素的干预或强化。由于这两个中间因素的存在，多数体验到不谐调压力的人群并没有选择自杀。社会和心理调节因素包括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经济生活状况、宗教信仰、社会地位、以及个性(包括冲动性格)。不协调压力和自杀之间的关系可能被社会整合、社会调节以及诸如个性的心理的因素所缓解。如果个人在家庭、学校、工作等诸方面的社会体制中有良好的整合，即使面临较大的不协调压力时自杀的风险也会比较低。社会和心理调节因素应该先于不谐调压力和自杀行为的关系而存在。心理病理学的干预或强化因素包括物质滥用和酗酒在内的精神错乱、焦虑、绝望感、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病的诊断，是发生在不谐调压力和自杀行为之间，同时是前者的结果和后者的原因。干预是对症状的抑制或治疗从而降低自杀的可能，而强化则是加重症状的发展进而加大自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