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　系统　生活世界
　　论文摘要:阐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其中“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生活世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核心概念，对西方社会的诊断是交往理论社会批判的集中体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启示作用。
    一、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根本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批判和反对现代性是第一代批判理论的根本出发点，而哈贝马斯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却是批判与重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也是无法抛弃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并且它仍包含着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容，即有发展更新的内在潜力，所以它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现代性的问题，主要是理性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把着眼点放到传统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上。他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是工具理性，其本质更是交往理性。在他看来，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成员之所以把现代社会看的一团漆黑，批的体无完肤，是因为他们以为理性到了现代完全窄化为工具理性。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利用理性去主宰自然，而从不考虑理性的其它多种表现及各种形式应有的位置，现代性的难题由此而发生。交往理性区别于意识哲学的理性概念在于，它不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结构为前提，而是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前提。www.11665.CoM主体哲学的理性概念从结构上具有排他性、单维性和绝对性;相反，交往理性概念具有包容性、多维性和可错性。从交往理性概念出发，现代性并不必然是理性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难题的克服与解决需要一个新的立足点，这就是从“意识哲学”向“交往哲学”范式的转换，即从以自我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转向主体多元化的主体间交往理性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指行动者个人之间语言为媒介的互动，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行动者使用语言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如果说交往行为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那么交往行为中蕴含的交往合理性就构成了交往行为的中心。而所谓交往行为合理性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具有主体间性，在一定社会规范的指导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理解和协调一致的理性化行为。它把理性放在人际间广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考察，使理性凸现为交往关系的总和，由此决定了哈贝马斯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哈贝马斯强调的交往行为主要是基于语言行为而建立起的主体间的理解沟通和认同的活动，由此可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耍交往者重视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并能够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对话。
  　二、生活世界与系统
    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交往行为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使交往概念完备化的不可缺少的概念，是行为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那么，何谓“生活世界”?何谓“系统”?两者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生活世界概念最先是由胡塞尔提出，哈贝马斯用它来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在《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中，哈贝马斯开宗明义指出，生活世界的结构一般具有三个层次即文化、社会、个性。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即“交往行为者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运动，他们不能脱离这种视野。作为解释者，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语言行为统属于生活世界。”他又指出，生活世界又是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和相互理解的“信念储蓄库”来支撑交往行为的，这体现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职能。
    “系统”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概念，是物质性的，是内容的承担者，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在其中仅仅运行着目的性行为。哈贝马斯在概念上把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与系统两个层面，他认为社会一方面是“生活世界”，在其中，人们在共同的背景下通过交往行为进行互动;另一方面，社会也是系统，由政治、经济等担负不同功能的子系统组成。在现实的社会中，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相互联系的。本来生活世界的再生产过程是与社会整合的系统运行相辅相成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系统与生活世界日益分化为不同的部分。生活世界分化为各自分离的文化、社会与个性的知识库，对系统过程来说，则分化为彼此区分的制度群，如经济、国家、家庭和法律等。
    哈贝马斯正是以“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双层次部分结构模式为基础，以交往合理性为中心范畴，展开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系统和生活世界严重分离。这种分离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客观化、技术化，生活世界越来越受到系统的挤压，沦为众多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越复杂，生活世界就越空洞。在生活世界里，行为是由规范来协调的，而在各种系统中，行为是由作为操控手段的金钱和权利来调节的。金钱和权利的领域越凌驾于秩序之上，生活世界对于协调行为就越没有意义。哈贝马斯把这种现代性的畸形现象叫做“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人”。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合法化导致生活世界核心部分的官僚化和金钱化。在西方发达社会近几十年来，主要发生在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社会领域，新的冲突日益涌现，而现代社会的各种病态现象，如意义的丧失、社会的失序、政治的不民主、心里变态等等，也都是源于社会的金钱化和官僚化。
    因此，要克服现代性的合法性危机，避免系统对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引出的生活世界非理性互动的种种后果。哈贝马斯指出，我们必须做到使系统重新定位安居于生活世界之中，必须重新建立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合理性内在于交往行为中，社会整合只能建立在交往理性之上，只有通过理性交往才能达到对文化的共同界定，形成社会团结和个性人格，使社会得到真正进步，人类得以真正解放。要重新对社会进行整合，必须在宏观方面重建“公共领域”，即通过交往理性，而不是靠诉诸权利和金钱来制定政策;在微观方面，把生活世界领域也建立在理性交流基础上，真正实行交往行为合理化，不断增强人际协调和团结满足形成个性人格的要求。

   三、交往行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阶段，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或许有助于我国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应给予思考和借鉴。
    第一，经济体制方面。，社会转型表现在社会现实中，往往从经济领域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必经阶段。然而如果市场经济潜在具有的“目的合理性”“工具行为”“以成功为指向”等工具理性意义而不能够加以正确的引导和限制，会导致许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惟利是图、道德沦落、人情淡漠都是可能出现的副效应。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市场经济，只能尽量去避免，把其副效应控制在最低限度。这就需要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来制约工具理性，使市场经济在更合理的制度下，更合理的环境中良性发展。市场经济作为企业间通过竞争与合作的经济合作关系来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方式，它所内含的多级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性质呼唤一种平等互利的新型交往模式。因而，首先必须确立和规范市场多级主体，重建市场经济新秩序、新规则，建构新的公平的交往体系，并以行政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建立统一完善的国内市场机制，保障良好的交往运行环境。
    第二，政治体制方面。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单纯经济范畴，而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人自身的现代化的内在的庞大系统工程。中国传统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官僚主义的畸形发展往往导致官官相护、职权不分、腐败成风，中国百姓深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之苦，对政府、行政人员往往缺乏信任感。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应该更加完善我国的政治民主制度、法律制度，为交往行为主体间的沟通理解提供对称条件和交互期待，使所有人都平等参与并享有同等对称的话语自由和论证表达，而不能有压制他人话语自由和权利自由的话语霸权者，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促使“私法主体”和“国家公民”利益主张，多种价值诉求的矛盾冲突得到化解。
    第三，人的发展方面。中国的现代化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而向纵深方向发展，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人们生活在繁华的城市中，感到的不是自由和解放，而是束缚和压抑。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改善，更糟糕的事情将会发生，商品经济的市场化会使资本和商品成为衡量和主宰一切的标准，科学的物化模式渗透到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成为支配生活世界的对象性力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一套以建立和睦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理论。他主张人们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争端和冲突，以“对话”的方式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基础上“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所以，我国在注重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还要加强对精神文明的建设，加强对公民道德的培养，发扬我国的互让互利，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使人们在平等互爱的环境中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第四，国际关系方面。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对于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平与发展”目标的实现，人们强调“和解”，即通过“对话”充分利用来之不易的环境机遇，顾全大局，加强合作，达成共识，为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共同努力。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示。比如，他强调“对话”双方主体地位的平等和尊重，避免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强调“对话”双方要有“真诚性”，要对“取得一致，达成共识”有足够的诚意，遵守共同的规范:突出“语言”在对话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理论对人们解决当今时代主题不无借鉴意义。我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使各国能够平等对话，求同存异，解决各种争端和冲突，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持强凌弱，侵略、欺负和颠覆别的国家，主张建立民主、平等、合理、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以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人类共同繁荣。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遭到批评，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无论国家或个人都在争夺各自利益的社会，他所构造的只能是一个乌托邦。这些批评也不无道理，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确实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宝贵之处，他的这一构想，也许不能完全实现，但确实可以看作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