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态文明的整合性体现复杂性、生态转换性、历时与共时性的多样机能的交叉互补的整合机能；其建设性显示逻辑及循环运演的节律、人的自省性、人文生态的“情理”构合及“人力”的情意合成性；而共生性、融合性、互惠性、复合性、复杂性、诗意性及“大美”的文明则构成生态文明的多样形态。
关键词：生态文明；文明形态；整合性；建设性
abstract:the integrative natur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fers to the integration of complexity,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synchronism and diachronism. the constructive nature refers to the rule of logic and circulation, human introspection, “sentiment and reason” in humanistic ecology, and affective synthesis of “human factor”. the diverse patter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re manifested in symbiosis, integration, reciprocity, multiplicity, complexity, poetic nature and “grand beauty” in civilization.
key wo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pattern; integrative nature; constructive nature
一、生态文明的整合性
从深生态意义上看，生态文明不仅是治理与环保问题，更是一种观念、机制、形态及人类文明运行的终极性问题。wWw.11665.COM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然与人这两个维度的错综交织、多样融合及系统构成。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的文明形态，要通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未来，必然以活化人的维度为主导。活化人的维度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这表明人是人的活动的目的又是手段。作为目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及和谐地生存与发展；作为手段，人的一切活动方式，人为自身创设的一切生存条件都能够体现出工具性，具有技术性的操纵取向。而人之所以能够活化自身存在的维度，不惟人自身，而必须是深生态性的，作为系统化的文明构成形态，生态文明成为润化多样机能的交叉互补的整合机体。
首先，复杂性整合。生态文明依据生态系统演替的节律而表现过程性与整合性、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的复杂性，并且也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整合性。生态系统的演替本身既是一个进化的又是非线性的过程，在向人类生存活动的“化成”中，必然促使人类自身的进化与演替，同时就表现出“自然的人化”这个人类文明生成过程的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的复杂特性。在这样的历史与逻辑序列中，生态文明必然整合与融括自然进化、人类文明的生成和发展的一切结果，体现人与自然生态同体进化的生态节律。其次，生态转换性整合。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生态互为工具和目的的关系中体现，是带有转换性特征的文明形态。对人类的生存活动来说，自然是人生成和发展的手段，也是目的。就其手段性而言，人不仅需要自然的生态价值支持，还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发展自身，获得自身生态优化生存的条件；就其目的性而言，自然是人类发展的目的。一方面，人类发展的未来形态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构成；另一方面，人类自然之身的活动状态，必然依据和谐、生态化的自然形态，并且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集中体现在人自然之身的优质化存在。对自然生态的和谐性结构来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是工具又是目的，一方面，人类发展的程度可以映现自然的状貌；另一方面，人类发展的终极形态，也可以润化出自然生态的和谐形态。
再次，历时性整合。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由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性、韵律性及有序化的转换而表现了整合性。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多种形态，以及当下我们进行的后工业文明等，那么，生态文明作为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文明，辩证地汲取、有机地整合了一切文明的积极与合理因素，涤除其非合理因素及危及人的生态化生存的因素，并且通过最佳体现人与自然生态和谐一致的关系，而使人能够始终居于永续发展节律中。
最后，共时性整合。从现实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已经结晶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些文明结出了“人文化成”的累累硕果。物质文明筑就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成为发展的物质前提和保证；精神文明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致力于构造人的精神—心灵结构，引领人们积极主动地追寻生存活动的自由，提升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魅力；政治文明通过建立社会运行中的约束机制与体制，而使人们能够合理而有效地从事各种活动。生态文明作为多种文明形态的整合性文明，依据生态整体性的运行节律和方法，使多种文明形态形成辩证的统一体，并从中合理而有效地发挥各种文明形态的职能。
二、生态文明的建设性
生态文明是建设性的（广义）：其一，它表现为生成性、合成化的人类文明形态。作为生成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历史的演替和延续的脉系中，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形式的最高层次、最终极形态的展现；作为合成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既整合了文明形成中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文明样式，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的多样形态。其二，它表现为建设性（狭义）、和谐性的人类文明形态。所谓建设性（狭义），是针对人类对自然家园的变异及破坏性而言的；所谓和谐性，是指生态文明要通过重建自然生态的和谐环境，引领人们能够在和谐关系的演进中去享受和谐生存。
生态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的不同点在于，它建基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条件下，并不断建设性地完备这种和谐机制。显然，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并不排除人类活动的工具性和技术性，更不排除科学活动及人的主体意识，同时还充分肯定了“人文性”，肯定了人类的自主生存意识，并立足于运用人类历史演替中形成的一切积极成果发展自身，进而使人类自身能够永久性地构建和谐自由的社会存在关系。但生态文明的建设性还要求，由人类的智慧与能量而成就工具性与技术能力，在不断地创造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更要致力于创造生态恢复及补偿性的文明成果，必然需要设定对于自然环境及人的生存的生态安全，要不断生成深绿色之思，将工具与技术不断地转换为建构生态及绿色生境的技术。为此，我们可以从多重角度审视生态文明的这种建设性。
首先，从逻辑及演绎节律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是生态文明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终点，而最终成就与完善的是人的生态和谐性的生存。但在起点与终点的逻辑转换节律中，终点形态的关系，必然是对起点形态关系的超越，是在更高层次，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在更自由、更和谐的情境中展示人类的文明，必然是体现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生态和谐性的生存。从这种意义上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系的本质及价值就表征着一种和谐与循环性的路向，或者说，这种关系的韵律特征是创生和谐与循环性价值形态的展示，同时也使生态文明呈现着这种和谐与循环性的价值形态，并且在肯定与超越性节律运行中体现辩证否定的过程。
其次，从人的自省性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力量是能够积极主动地认识、体验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人，是能够把人的生存与发展机制放在这种关系去构建的人。生态文明的建设性总是向未来迈进的，以“生态人”为主体构成的建设性的文明形态，需要人们有基本的反思力和自省力。人类要构建生态整体性文明机制，以完备自身的生态性生存能力，并有效地促合那种“深绿色”生命体验形式，就必须要求人的反思与自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的自省力要求人们应该完备自身的生态创生性能力，强化生态协调能力，进而激活人们的生态性生存能力。所谓自省力，无非就是要科学、合理且生态化地思考及把握人们这一系列能力的机能性和节度性。这种自省力不可能撇开自然生态力的作用。因为人类生存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受到“盖娅”母体的呵护，对生存资源的获取不可能超脱自然力的供给，人的一切生命活动机能无不来自于自然生态力，这基本是一种顺向的力的递进。但当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力图寻求最大化的利益，满足自己最大化的财富需求时，在向自然生态进行最大化的索取时，就必然造成自然生态力的反向作用。这实际表现了自然生态力及环境支撑力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追索及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像福斯特所言，“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1]。这就警示人类必须反思自然力的负重程度及承载能力，必须思考人类如何才能在永久的程度上保持自然力永远处于跃动的状态，能够持续地、稳定地为人类提供生命力的资助，为人类永续发展不断注入生命的活力，进而优化人类的生存结构，构建人类的未来。
再次，从人文生态的“情理”构合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生态文明以演奏“生生”的韵律而突出“合”与“和”的机“理”，由生态系统的“合理”本性及合“理”的作用，组构成网络化、系统化并且是情意化的文明结构。生态学家王如松说：“复合生态系统不仅遵从自然界的‘道理’，也遵从人类活动的‘事理’和人类行为的‘情理’。”[2］97在这三重“理”的构合中，人的行为的“情理”不仅是溶解剂、润滑剂，更应该是不同“理”的形态转换的中心。因为在人类文明的构成中，除了意识与观念、制度与律令等因素的导向性及规范性以外，主要是由人的行为来体现，即人的行为方式，往往可以体现出人的文明程度。显然，我们对“情理”的认同，一方面要符合人类生存活动的“情理”，另一方面要符合自然生态的“情理”。之所以称自然生态的“情理”，是因为人类认识和体验的自然生态必然是经由人对多种“理”的构合而展开的，这多种“理”的渗透便润化着由“情理”到“事理”再到自然之“道理”的转换韵律，其建立的运行模式的最终趋向，应该是在更高的意义上使人类行为的“情理”符合自然生态运行之“理”。
最后，从“人力”的情意合成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因素在人，在人类自身而不是自然。复合性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在于人来掌控，是由人依据生态的律令及规则来调控，是要通过生态人格的塑造而不断地构建人与自然、社会及人与自身多重关系的自由融合，需要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平衡机制，需要文化生态自组织系统所构建的人文基础。王如松说：“复合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差别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这个超级生物可以通过技术、组织和文化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操纵系统行为，使其为少数人的短期利益服务。因此，怎样调节人口、人力、人文、人气的关系，诱导人的温饱、功利、道德、信仰和天地境界，协调个体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和长远、物质和精神间的生态关系，是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2］97“三理”的情意合成必然彰显人的主体化力量，其行为及其“情理”必须顺化这种系统化、逻辑化之“理”的序列。在调节人口、人力、人文、人气的关系中，更重要的，还应该有“人情”，或者说，“人情”更是活化人口、人力、人文、人气关系的血脉，因为没有“情”、没有爱意的人的行为是干瘪的，无生命的。马克思认为，人能够以激情、热情“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其实，这种情意追寻同样构成人的本质力量，我们可以将这“五种”生存状态的合成视为广义的“人力”，而其连接的线就是“人情”。事实上，“人情”也促成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有机融合，并且富有深情地演奏这种“化”性转换的交响曲。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情”可以被赋予双重内涵：一是在人类的生命序列和社会生活序列中表现人情，包括亲情、友情、爱情、道德之情、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之情等；二是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序列中表现“情”，主要是人类活动及人的行为方式对于自然的情，既有对自然生物又有对无机状态及无生命的自然物的情。
三、生态文明的多样形态
生态文明是有情意的文明形态，情意必然蕴含诗意性、融合性，必须是合理、科学、协调、统筹、全面及可持续地融通，并能够调控人的需要，消解人的欲望性的利益追求及非可持续性的财富观念。因为利益与财富的最大化作为功利性的追寻，往往是弱化“情意”的，是非生态性的，也是非“理”性的，必然背离诗意及融合性。生态文明的“情”应该通“理”，在 “情”与“理”的构合中把爱施放于全人类，施放于与人类生存活动朝夕相伴的大自然，施放于生命共同体，施放于大地之母；不仅施放于当代人，更应该施放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并以人类的“大爱”展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大美”之境。
第一，共生性、融合性文明。生态文明不同于人类历时性发展中凝结的其他文明成就，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所成就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历史性存在，尽管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同样也存在历史局限性及独有性，或者说，各自关注了自身文明存在的建设性领域。生态文明必然是全面、合理、可持续性的，是希求与自然生态、生物多样性，在共在家园中同体共生的人类文明形态，并且是整合及有机地融合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成就的一切文明成果。
第二，互惠性文明。生态文明的审视角度更应该立足于生存论的向度，需要通过人在自然天地中的整体性生存而呈现生存质量向度。人的生存质量并不只是以物质生存质量体现，也不是脱离自然和现实生存而以虚幻的精神性生存质量来体现，而必然是整合性、融合性、共生性的，是以全面、科学、合理的生态性生存质量来体现。人的生存质量还需要以人的物质肌体的存在质量作为显示器，通过肌体的活力及能量输出，信息传递的速率、活性程度和质量来显示生存状况。人要求“生”固“命”向自然获取的首先是物质能量与信息，以完善肌体的存在，而当前人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状况所危及的首先是人的物质肌体及其延续。这同时显示，人的生存理应同自然、环境构筑互惠互利的能量与信息的转换机制，同时还不可忽视代际互惠，即“为了能让未来世代有平等的机会从土壤、净水、森林、海洋和气候取得财富与福利，我们现在就不能任意破坏这些自然资源，以免后代子孙再也无法有效进行利用”[4]。只有在这种多重互惠状态下，才能保证共生性与融合性的生存机能，才能使人类文明的根基牢固。
第三，复合性文明。共生、融合及互惠互利性的文明构成的人类学基础应该是复合性的，即体现人类复合性生存的文明系统。复合性生存的基础是复合生态系统，它使自然与人（社会、经济、精神/文化）以复合性存在结构呈现着生态性构成。其中起码存在两套系统，一是人类“自体”性的生态存在系统，一是人类与自然“共体”存在的生态系统。由此也使复合体成为两套，即一是人类“自体”性的复合体，一是人类与自然“共体”性的复合体。两套系统和两套复合体是错综交织的，但必须相互支撑，呈现支持结构，这种支持性凸显和谐程度，各自机能得到优化、能量得到最优发挥实际就是文明的呈现。
第四，复杂性文明。复合生态系统是复杂性结构，生态文明同样是复杂系统结构。复杂系统构成了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的基本样态，必然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世界中，文明也同样处于这种复杂且非线性的构成中。复杂性现象主要是通过有序与无序的交织，多样性的存在状态，以非线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体现自然生态、生命共同体和人类文明，体现人类存在的“自体”与“共体”不断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使得生态文明在“多”与“一”的统一，“异”与“同”的统一，无序与有序的统一中，形成复杂的、自组织性的并且是处于永久性演替节律上的系统结构。同时生态文明较之人类构建的物质文明在偏于物质基础性的建设方面，精神文明偏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方面，政治文明偏于对社会规范体制与系统的建设等方面，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整合性及复杂性。
第五，诗意性的文明。生态文明演绎人类的诗意生存，将人类的生存律动调适在诗性的节律中，使人的生存质量呈现为诗意的质量，也祈望将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化生为一种“诗性综合体”。同时，生态文明还力主拯救沉浸在那种被生存欲望及无限扩大的财富欲念所“遮蔽”的人的精神，促使人们不仅能够构筑“自体”性的诗性生存节律，更要和谐地润化“共体”性的诗性韵律，并使那种所谓神性的“诗性乌托邦”转换为现实、具体的生存场域，将生命的本真“敞开”，从而让人们真正且深度地体味到“诗意地栖居”的韵律。
第六，生态文明是“大美”的文明。生态文明作为塑美的文明形态，是不断地构筑系统整体性及和谐美的文明形态。显然，生态文明不仅要构建人类“自体”性的美，更要注塑人类与自然“共体”性的美，即“大美”。因为生态文明是在“大道”及“大化流行”之境中生成，所以它呈现的美的形态就必然是在宇宙自然之“大”以及在生生化育中显现着美的状态。同时，生态文明的整合性、融合性、共生性、复合性及其复杂性都必然是通向“和”的，是“大美”之“和合”及“生化”的神韵之境的显现。
四、结语
生态文明全面、整体、可持续性地，并且是绿色地集合与融聚人类那种无限的创生性机能，希求与自然生态、与生物多样性，在共在家园中同体共生、互惠互利，呈现了“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5]。
参考文献：
［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2］王如松，周鸿.人与生态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9.
［4］艾瑞克•戴维森.生态经济大未来［m］.齐克文，译.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136.
［5］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绿叶，2006(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