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态文学发展的哲学思考

　　一、生态文学的定义及其美国渊源
　　（一）生态文学的定义
　　谈及生态文学的定义，就不得不提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就目前来看，《欧美生态文学》仍是国内涉及生态文学研究的文章及著作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王诺在书中不仅厘清了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与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及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之间的关系，还在规范了生态文学必备的几个基本特征基础上界定了生态文学的涵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是其突出特点。”[1]11
　　仔细研读了王诺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发现他在坚决地把“自然书写”和“书写自然的文学”划出去一部分的同时，亦比较慎重地保留了程虹女士的“美国自然文学（american natural literature）”部分。也就是说，王诺认同了程虹对于自然文学的定义。“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同时敦促人们去采取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造福于后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人的新型生活方式。www.11665.com”[2]17
　　但王诺的定义更多侧重于说明这一种文体是基于生态学科的一种写作，说明人类作为自然界中主观能动性最强的生物有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之“生态责任”。他还进一步引用罗尔斯顿的思想来佐证人类的这种生态责任是“必须”的。“尽管人类可以构建价值，但他们得在一定的环境中运作，从而他们所确定的价值必须有一种对生态系统的服从。但这里的‘必须’也是一种道德的规定：其所允许的选择都必须遵从生态规律，人应该出于近义的目的去促进自动平衡。”[3]16
　　程虹的“自然文学”显然用词更轻松一点，更多地体现文学对于精神和生存境界的诉求。因为自然文学不但“是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与精神的体验”，而且是“将文学的气息揉进自然史”，“实际上是在叙述土地的故事”。[4] 但这两个定义确实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字表述虽不同，核心思想却是一致的。
　　（二）生态文学的美国渊源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或者说它与历史如影随形。文学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必定要依托某一（或者当下的）历史背景，所写作品必定是反映某一时期（或者当下）的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生态文学也不例外。
　　无论是王诺《欧美生态文学》中“生态文学”的枝繁叶茂，还是程虹《寻归荒野》里“自然文学”的团花似锦，皆是根植于不同时期美国的那片土地①。而美国本土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特色鲜明的文学形式，不仅与其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必然联系，还有其历史渊源。
　　《这片举世无双的土地：美国自然文学文选》的编者托马斯·j.莱昂（thomas j. lyon）在谈及美国自然文学的根源时，指出“对自然文学最初及最大的影响当然是这片土地本身”②。
　　从1492年哥伦布偶然发现“新大陆”开始，到1620年的“五月花号” 在科德角附近靠岸，英国的清教徒们终于宣告他们到达了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地——这里的群山连绵起伏，这里的河水碧波荡漾；这里既没有人声的喧哗，亦没有机器的轰鸣，到处是一片陌生和孤寂，呈现出一派“拂晓般的清新气象”。这时候的美洲大陆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沉寂的风景画，一片未被开垦过的土地。 那是现代美国的母亲，是他们的盖娅，是孕育了丰富的土地情感和太多的荒野文化的大地女神。
　　因此，生活在17世纪的美国人，一边探索着开垦这片荒原，一边叙述着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款款深情。依照程虹《寻归荒野》中的记述，这时候的自然文学代表作有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和威廉·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开发史》，这些作品为日后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世纪的美国，更有乔纳森·爱德华兹和威廉·巴特姆等自然文学家们的出现。而到19世纪，则不仅出现了爱自然的文学巨匠托马斯·科尔和拉尔夫·爱默生，还有追随者大卫·梭罗和沃尔特·惠特曼。
　　纵观美国文学发展史，正如美国的历史进程一样，虽没有太多的年轮却有着紧致的纹理。每个历史时期，文学都有其特色，虽然自然文学作家和作品并不多见，也不曾成为主流，却恰似金子般稀有而珍贵，颗颗都闪着耀眼的光芒。
　　从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发表到20世纪中叶，三百来年的科技发展已然超出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三百年前的那片荒野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曾经的绚烂也变成了带着伤痛的回忆。
　　当初发现这片荒野的人称自己是美国人，让荒野从这块陆地上消失的还是美国人，这也正所谓“成也美国，败也美国”。如果不是先知们用呐喊遏制了美国几近疯狂的发展脚步，那么现代美国就成为一个人到壮年、发迹却忘却母恩的不孝之子了。正是现代美国在发展道路上的疯狂与荒谬，导致了生态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二战后“多元文化现象”[5]中的显学。
　　二、美国生态文学在20世纪的繁荣
　　生态文学在美国的繁荣昌盛突显了美国对于荒野（或曰自然）的破坏已达极限。一般认为，美国生态文学繁荣时期的到来是以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标志，因为正是《寂静的春天》这部划时代的著作“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环境革命”[1]125。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寂静的春天》的前言中甚至拿它与一个世纪前引起美国内战、促进美国成功废除农奴制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相媲美：“无疑，《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6]

　　在卡逊之前，有着“生态伦理之父”、“职业化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2]203称号的奥尔多·利奥波德可以算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伟大的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思想家。他以自己及家人居于其中的一个被遗弃的农场为背景而写就的以“土地伦理为主题”的《沙乡年鉴》被认为是大地伦理学和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开山之作。美国荒野理论的权威罗德里克·纳什称此书为“掀起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环境保护运动浪潮的圣经”[2]204；而利奥波德本人则被称为“20世纪60至70年代新的资源保护运动高潮前的摩西”[1]120。
　　“他有几篇著名的随笔是美国生态文学的杰作，包括他使用与众不同的视角来解读梭罗的作品，表现在他的散文《夜之细声》（收编于散文集《重游缅湖》）；此外，还有批评核武器残害生灵及严重污染环境的散文——《煤烟沉降量和放射性坠尘》（收编于《这就是纽约》）。这让他在20世纪的美国生态文学篇章中留下了重要的一页。”[7]
　　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生态文学家们只是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金子，需要淘金者——文学评论家们——慢慢细心去淘、去挖掘其作品的生态内涵，那么20世纪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完全可以用“群星璀璨”来形容。这其中仍有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很值得一提——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 1927—1989），他一生反对别人给自己加上任何“主义”的头衔，却认定自己是一个“大地主义者”。“艾比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极具煽动力的创作闻名全美，他的沙漠独居方式和生态防卫倡导受到诸多环境主义者的追随，他对反生态的思想文化根源的揭示和对唯发展主义的批判引发越来越多生态批评这的关注和研究。”[8]
　　三、美国生态文学诉求的终极目标——自由王国
　　文学的发展从来寓哲学于其中，或者说它与哲学并蒂开花。它们源于同样的生活， 文学于表、哲学于里同时探索自然万物生存的真谛。文学作品中的精华在于它体现的哲学观点，这也是支撑文学的精神支柱。人们会在文学作品的启发和引导下，以理性去梳理、探寻和进一步开拓，最终将生命引向清晰和自由，这是一个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必然王国指人们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必然性尚未认识和掌握，因而人的活动和行为不得不受这种盲目力量的支配和奴役的状态。而自由王国是指人们认识和掌握了社会历史和大自然的必然性和规律，使自己成了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从而能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一种状态。①
　　（一）自然主义文学与“自由王国”的擦肩而过
　　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遵循着这一发展规律。
　　可以说，近代科技革命实际上是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以突飞猛进之势与自然及人类打了一场硬仗，导致自然被穷奢极侈地破坏，人性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文学作品作为对人类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反映，在理解和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也走了很长的弯路甚至是错路。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以斯蒂芬·克莱恩和西奥多·德莱塞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小说，记述的多是人类在强大而冷漠的社会环境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从而产生痛苦、迷惘甚至堕落的情景。这些作品以其对工业社会生活的实录、照相机式的写实手法，对工业社会的人性被异化的现象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从人的畸形发展的角度揭露了工业化的罪行，其中尤以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winesburg， ohio）最为典型。整整一部畸人集，说明全镇几乎都是“畸人”，也寓意全社会几乎都是“畸人”。
　　但是自然主义文学只是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却并不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哪里。他们只是单一地强调人类在强大的挖掘机的碾压下几乎无处藏身，却看不到也自然不会去同情那有可能被一起碾死的成群的蚂蚁们。他们即便是弱弱地以死相拼也阻拦不了挖掘机疯狂的步伐。所以说，自然主义文学在对同时代的美国人的精神引领方面显出了局限性，即人类拘囿在自己的圈子里没能探出救赎的道路，也没能使美国社会改邪归正，更没有办法使人真正进入全面自由发展的状态。究其原因，还是由于眼光的狭隘，或者说没能认识和掌握社会历史和大自然的规律与必然性，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与人类最终追求的“自由王国”擦肩而过。
　　（二）哲学家的理想——“生态共和国”
　　20世纪下半叶，随着消费主义的出现和社会商品化的形成，人类更是不可避免地将“利己主义”发展到了极限。那些不知不觉的、既缺乏生态学知识又没有生态责任感的人类，以为自己掌握了“科学”就是先知先觉了，只喜欢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中心，以利己主义（egoism）为半径画圆，然后作茧自缚于其中，最终只能形成一种狭隘的“自我意识（egoconsciousness）”[9]9。这小我（ego）的窠臼却似希腊神话中的塔尔塔罗斯深渊将贪婪的人类禁锢于其中而亟待得到救赎。
　　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曾提出要建一个地球“共和国”：“我们应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看作一个共和国，要促成这个共和国的完整性，我们应该以爱来维护所有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共生。”[3]93在这个“共和国”里，人类首先要给自我进行定位（sense of self），然后用爱为半径画圆。罗尔斯顿还极具智慧与哲理地将《圣经》中的著名训诫“像爱自己那样爱你的邻人（love your neighbors as you do yourself）”改成 “像爱自己那样爱你周围的环境（love your neighborhood as you do yourself）”，而“终极的‘周围环境’是养育了我们的地球”[3]295。生态文学家与生态哲学家所持的理念是相同的，他们其实就是在用自己的作品宣传、甚至是身体力行地示范着以仁爱、慈善和责任为半径画圆，力图画出一个大世界。这一种大爱既是生态哲学家们的倡导亦是生态文学家们的理想；是以王诺的“更为广泛的生态意识（ecoconsciousness）”[9]9为半径，画出程虹的“共生主义（mutualism symbiosis）”[2]202之世界。

　　在这个共和国里，我们既可以如怀特一样与土拨鼠为邻，不仅邻里关系和睦而且懂得相互忍让和尊重。“（土拨鼠）住在四十英尺外的码头那边。风向对头时，它可以嗅到我的房子；方向反过来，我可以嗅到它的洞穴。我们共用码头，轮流晒太阳，相互迁就对方的时间安排。”[10]我们也可以像爱德华·艾比那样选择直接深入大自然，感受自然“唯一的意义就是它自身的存在”[11]135。
　　（三）“自由王国”—— 生态文学的终极诉求
　　回想20世纪的生态文学家们——无论是上文提到的还是限于篇幅而未曾提及的——都以其共性体现了文学家对于“自由王国”的诠释。
　　（1）对生物学的热衷以及丰富的生态学知识。仔细研读无论是蕾切尔·卡逊还是爱德华·艾比的传记，都能发现他们从小就对生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对自然界的生物有着强烈的爱惜之情；无论是阅读利奥波德还是怀特的作品，都会发现其中丰富的生态学知识。关于这一点，苏州大学的朱新福在系统深入研究了美国生态文学的基础上，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曾下论断“后现代是人类生态学时代”[12]。笔者也认同这一论断。拥有生态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没有爱、没有对生命的尊重，这个世界只会被冻僵；也只有拥有生态学知识的人才知道，只有爱、只有对所有生命一视同仁的关爱，才能真正进入那个自由的共和王国。
　　（2）在自然中的定位以及鲜明的归属感体验。同样地，无论是研读这些作家作品还是生平，都能发现他们自觉地走进了自然，体验着融自己与自然于一体的位置感。他们因为厌恶了腐朽的城市生活，看清了奢靡的本质，从而义无反顾地以专注于海洋或立足于荒野亦或是自耕于农场等方式，选择了一个自己最终热爱的地方，谱写着大自然的篇章。他们反省自身且融爱于自然，发现只有人与自然成为整体才是真正进入“自由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可以“没有音乐大厅、书本、酒吧、展览室、剧院或运动场，没有教堂和财政大厦，没有战争、选举、交通阻塞或者其他娱乐项目，更没有拉尔夫所说的梅毒接种的罪恶快感。相反，这里有棉白杨树遮阴避暑，有刺柏丛当柴火，有长满苔藓的清泉解渴，还有空中瞬息万变的光彩，有岩石、平顶山和河流可做精神寄托”[11]160。
　　（3）对生态整体的关爱以及强烈的使命感意识。生态文学家们认为自然是一张“具有奇特结构的网，按照它的结构和目的把一切都连接成令人赞叹的整体；人类不是宇宙的局外人，也不是超自然的漂泊者，而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9]101。他们在对自然、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上，与罗尔斯顿是同步的——支持生态“共和国”并且自觉维护生态整体的利益。“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事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13]他们能够自觉地超越人类自身利益的尺度、超越人类自身的认识局限而努力维护自然整体的价值和利益。无论是在认识论上还是在人类实践中，他们所处的高度都是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学家们所不能比拟的。除此之外，强烈的使命感也是生态文学家们超越于前辈的显著特点。爱德华·艾比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已经尽力而为”。蕾切尔·卡逊留给后人的话是：“那些残害自然的野蛮行径非常令我愤怒。我感到自己有一种神圣的责任竭尽全力，不然的话，我会感到自己有愧于大自然。”毋庸置疑，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判断，他们认识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也能够主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率先走进了人类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
　　他们并且感召着更多的人们走向自然、走向“自由王国”！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及评论家唐·谢斯（don scheese）曾在一篇专题评论中写道：“在读过《大漠孤行》（desert solitaire， edward abbey， 1971）之后，我的一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把研究自然文学的传统、并用大量时间居住在荒野作为自己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