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斯特对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批判路径集中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技术、人口这三者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试图把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推广到环境领域，在把自然归结为商品和服务的前提下，由市场、市场推动的技术手段和优胜劣汰的人口生产的共同作用来最终形成经济和生态平衡。但这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福斯特这一批判路径的特点在于其对马克思与生态学内在关系的确认以及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重心即剩余价值论、人口论和地租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与奥康纳把生产条件范畴与历史唯物主义嫁接起来的做法有重大的区别。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简化论；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了以市场导向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观点。新自由主义的环境理论，是新自由主义运用到环境领域的产物。对于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许多英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做了有力的批判。这里我们主要阐述福斯特的观点。福斯特作为北美左翼杂志《每月评论》的主编，作为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对新自由主义试图与环境理论相嫁接的行为做了长期的深入的批判。福斯特的批判路径集中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技术、人口这三者与环境的关系方面。这一批判路径的特点在于其对马克思与生态学内在关系的确认。
　　
　　一、自由市场无法拯救自然环境
　　
　　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曾经受到许多经济学流派和经济现实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以来更受到生态运动和生态学的冲击，从而在很长时间内丧失了主导话语权的地位，但新古典经济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吸纳了众多批判性的意见，在保护以私有产权为前提的自由市场这一核心范式的基础上，扩展了自己的理论内涵和外延。wWw.11665.coM比如，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的新制度主义因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范式，而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新古典经济学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指出，只要给地球定价，就能够实现生态学所要达到的保护地球的目标，而根本不用改变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这种制度分析的逻辑是，自由市场交易的基础，是明晰的产权。产权应该无所不在。日常商品的交易简单易行，因为交易双方不存在产权疑问。环境问题的产生，就在于作为环境代名词的地球没有建立产权。这就意味着地球不能进入成本分析的范畴。因此，不是资本不考虑地球的价值，而是因为地球的价值无法计算，因为地球的概念过于笼统。地球必须而且也可以简化为物品和服务，这个物品和服务虽然不是人们的生产产品，但经过这样的简化之后，这些物品和服务就成了可分割的可转让的商品，它的价格也就可以由虚拟的供求曲线决定，供给的价格由获得的难度决定，需求的价格则由快乐定价法和偶然评估法决定。确立了环保标准的供需曲线后，就是建立市场的问题。这个市场的开办者是国家，国家通过两种方法来达成生态平衡，一种是课税或津贴；另一种是建立自行运转的新市场。
　　福斯特认为，这种把地球分解为物品和服务的方式，可以称之为经济简化论。这一理论的矛盾在于，它把生态价值简化为少数几样人类的需求，忽略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原初统一，忽略了物质性不能代替道德性。这种解决办法只能在短时期内使问题缓解，最终还是会加剧所有矛盾，原因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绝对动力，其本质不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只一味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考虑对生物圈的负面作用。生态破坏的原因不在于作为环境资源的大部分自然尚未纳入商品和服务的范围，而是越来越多的自然被简化为单纯的金钱关系。比如，北美一些珍贵的鸟类虽然被设定了高昂的价格来加以保护，但这些鸟类还是灭绝了，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农业体系的不可遏制的扩张污染破坏了这些鸟类的栖息地。
　　面对这些质疑，有些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说，经济简化论把自然当作资本的附属物，还不能真正内化为成本。因为必须从会计学上把自然环境资本化，才是真正的自然资本化。“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会计系统的失灵，因为会计系统不承认资本已包含了所有存在的事物。”这句话的意思是把自然资本化，即将生物物理环境(自然)、非工业化经济和人类社会领域(人类)作为资本库，并将这些库存整理成可在市场买卖的财产，这样，仅仅一个术语的变化便使得资本领域被魔术般的扩大了。以前整个自然被视为给资本的一份礼物，一个外部的可资利用的对象，而现在则被重新定义为资本的一个储备。资本主义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某个外部对象以实现积累和增长，而是依靠自身力量以实现自我繁衍和拓展。历史上资本主义曾依靠掠夺自然得以发展，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把整个自然纳入其损益表中。自然就是资本，资本就是自然。掠夺自然之说再无立足之处。但这实在是经济简化论的强词夺理的新版本。华尔街把几百年树龄的红木林置入了资产损益表，但这些红木林还是被私营的太平洋木业公司砍掉了。相较于华尔街更需要的速生林，红木林的珍贵的生态价值有什么意义呢?
　　上述新制度分析方法成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可持续性发展幻想的主要支撑点。其中，签订《京都议定书》的努力突出代表了这种思维特点。正如这一思维方法的局限性一样，《京都议定书》是一个经济简化论的怪胎。《京都议定书》的失败，简单地说，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是一个障论。如果所有的外部成本都能内化，还有资本主义吗?“京都议定书失败背后的最大讽刺意义是，在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方面，即便是它最初的创意也仅仅代表了十分温和、更多是象征意义的一小步。协议的目的原本是要将工业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1990年基准以下5％的水平，这与世界气候科学家竭力坚持的为延缓全球变暖必须大幅减排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有的科学家认为，要想对气候产生期望的影响，还得有30个类似协议，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60％～70％。
　　简言之，当自由市场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横行的场所时，任何经济简化论、自然资本论，都不能使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整体和长远的解决，相反，问题只会更加严重。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范式虽然增加了制度分析的方法，但不能摆脱其遭遇的困境。
　　

二、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不能保护自然环境
　　
　　对新自由主义来说，产权是每个人能够审慎对待自然环境的动力，技术是自然环境得到保护的手段。因此，对于技术的信仰，是它拒绝对于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协议、任何形式的监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在京都议定书失败之后，新自由主义者转向了“对碳吸收技术这类近乎天方夜谭的研究”。研究主要致力于两个目标：1.从空气中抽取二氧化碳；2.再将其注回到煤炭、油田，并由此回归海洋。在全球 变暖问题上最权威的经济分析家诺德豪斯和其合作者博耶建议研究在环境上没有成本的技术，即地质工程。比如，向大气层注射粒子增加阳光回射以及刺激海洋吸收碳元素。实际上，以戈尔为代表的一些主流环保主义者都持这种观点。整体上，当前世界的环保政策都建立在对技术的革命性的可能前景基础上。
　　福斯特对技术乐观主义的批判没有纠缠于幻想的层次，如所谓新技术的爆发性等天方夜谭的东西。他主要讨论的是技术的改良问题。所谓可持续性发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技术能够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净化环境、回收废物、提供替代能源。但是实际状况如何，历史经验如何?
　　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杰文斯曾经发现，煤炭的有效利用会创造出更大的需求，使煤炭的使用的绝对量大大增加。由于杰文斯的本意是研究如何减少煤炭的使用量，减少空气污染，因而他陷入了悖论之中。他不能像古典体系那样动态地讨论积累和增长的问题，他不知道从何而来的这么巨大的长期的超额的需求。
　　杰文斯碰到的问题不是个别的问题，这正是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导致的长期存在的矛盾现象。对于这个问题，巴兰和斯维齐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巴兰和斯维齐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制度，始终依赖于划时代的技术革新，这可大规模地改变整个生产结构和生产布局，并在新的技术和生产中心周围聚集大量的投资。近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三次划时代的技术革新，即蒸汽机、铁路、汽车。这三次技术革新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了煤炭和石油的消费量。特别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汽车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整个体制中的支配作用越来越明显，汽车曾经并仍然支撑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对大量的就业人口的生计问题贡献更大，因而，汽车及其相关产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垄断资本集团，这个集团通过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来壮大自身的实力，通过汽车道路、公交系统、城市中心、地铁和购物中心的设计和建造迫使人们依赖汽车，这反过来又造成了汽油需求的进一步攀升。这样，杰文斯在煤炭上碰到的问题又在石油上出现了。 上述矛盾现象说明，杰文斯悖论只有从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才能理解。“对资本积累的痴迷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说明了资本主义永无静止的原因。”为了积累，资本不惜创造性地毁灭。对于积累和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的任何干预。无论是人类的还是自然的，都必须被克服。技术只有为资本服务，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广泛推广。“‘资本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从各方面阻止太阳能作为替代能源，虽然有些技术完全发展到了实用的阶段。公司企业也试图从根本上控制太阳能，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其发展，而是蓄意扼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口论激化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矛盾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仅是生态主义者的思想源泉，也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思想源泉。生态主义认为马尔萨斯是个生态主义者，他强调了人口的限制和增长的限制对社会发展的必要性。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把达尔文主义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掺合起来，形成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种族淘汰论。在人口论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与生态主义者赤裸裸地联起手来，进一步把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阶级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广大劳动阶级不仅要为自己不能跟上文明进步的步伐承担责任，还要为自然的退化承担责任。
　　福斯特认为，把马尔萨斯与生态中心主义联系起来，是生态主义思想的浅薄和天真的表现。他认为，“与大多数的阐释相反，马尔萨斯主义并不是关于人口过剩威胁的理论，当然在将来的某一天人口过剩也许会到来。他的真正意图是要强调，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存在着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矛盾压力。”马尔萨斯的观点“是非生态的(甚至是反生态的)，因为他的理论根本含义是试图证明，未来社会条件的改善和穷人境况更根本的改善是不可能的。”福斯特考察了《人口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版本。他指出，第一版中，马尔萨斯并没有什么人口绝对过剩的观点，只有相对过剩。马尔萨斯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都没有什么根据，几何级数在有限的证据基础上得到承认，算术级数则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加以确认。而算术级数还被广泛认为是，马尔萨斯的独创性的观点。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批判了马尔萨斯所犯的逻辑性和历史性错误，指出他把人类繁殖的内在界限变为外在限制，把自然界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如果说，第一版中，马尔萨斯还能闲扯些上层社会进行道德抑制的可能性，第二版中，他的阶级本性完全表露无遗了。第二版主要针对英国济贫法。他认为，穷人，因为不能从占有权的既成事实中获得跻身筵席的权利，因而不能帮助穷人把他们更多的孩子养大。当食物的增长限度阻碍了人口增长时，社会只有在低度均势或相对平等的状况下才能够存在。马尔萨斯的“最大恐惧——也是他帮助灌输给英国政治寡头的最大恐惧——就是人口大量增长与平等观念相结合，社会的中产阶级将与贫民混合在一起。”
　　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由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嫁接起来，实际上是一种偷梁换柱的作法。达尔文虽然是从马尔萨斯处获得了生存斗争这一概念的灵感，并成为他自然选择理论的基础，但在马克思看来，达尔文本人无意中通过自然史反驳了马尔萨斯。因为达尔文通过发现动植物的几何级数增长推翻了马尔萨斯只在人类社会应用的几何级数理论。因此，达尔文的观点与马尔萨斯的观点具有本质区别。达尔文没有把自然中的生存斗争与社会中的生存斗争等同，没有说过不适者应该消亡，他也不同意这种观点。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主义没有关联。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是直接从马尔萨斯、马蒂诺、斯宾塞以及19世纪各种种族主义思想家中吸取思想成分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复活，突显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真正本质。“新马尔萨斯者让马尔萨斯复活的真正目的，是要复活马尔萨斯理论从一开始就强调的主要观点：资产阶级社会和全世界所有关键问题都可归咎于穷人方面的过多生育，并且直接帮助穷人的企图因他们先天倾向罪恶和贫困的秉性而只能使问题更糟。”优生学家哈丁赤裸裸地宣称，任何企图向世界人口打开国际粮仓或在富裕国家放开移民限制，就只能产生这样一种情况，目光短浅能力低下者将在具有远见卓识和较强能力者的帮助下生养繁殖，最终导致所有分餐者的共同毁灭。
　　1991年，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提出了在传统经济学家中广为接受的一些关于环境的观点，反映这一观点的文章1992年在《经济学家》上发表，题目为《让他们吃下污染》。这篇文章认为，从世界银行的观点来看，应鼓励污染企业迁往欠发达国家。理由有三：1.衡量污染对健康损害 的成本取决于发病率和死亡率所获的收益；2.污染成本可能是非线性的，最初的污染增量可能只有很低的成本；3.基于审美和健康的原因提出环境清洁的要求可能有很高的收入弹性。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人口论的精巧的强盗逻辑。既然穷人天生就是穷人，既然穷人没有什么交换价值，因而把他们作为处理污染问题的牺牲品不是很合算吗?这样穷人对自然资源的要求也就消失了，生态问题自然也消失了。
　　新自由主义的环境理论，把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推向了极端。人类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四、福斯特批判理论的特点
　　
　　福斯特对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批判路径主要体现在上述三个方面。福斯特认为，这三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维度。福斯特在与《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几乎同时期写成的《马克思的生态学》这一著作中，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学维度进行了深入挖掘。福斯特的结论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福斯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即劳动范畴，具有深刻的新陈代谢意蕴，马克思通过这一范畴，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理论重心，即剩余价值理论、人口理论和地租理论连接起来。福斯特对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批判的三个维度，正是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旨趣——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自由市场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技术都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危机；人口理论认为，人口的生产并不是一个自然规律，而是一个历史规律，资本主义周期性地把人口抛入产业后备军，对工人的身心必然造成严重的伤害；地租理论则指出，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土地等自然资源虽然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它本身并没有价值。因此，土地必然遭到无尽的剥削和蹂躏。
　　福斯特批判理论的这三个方面，也构成了福斯特批判资本主义最新现象的基本模式。福斯特最近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每月评论》2010年第1期上，题目是《为什么要进行生态革命》，在这篇文章里，福斯特在世界金融危机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背景上，重申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的核心观点就是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及其带来的自然和人类灾难，并以最新的气候科学资料为基础，再次批判了迷信市场和技术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提出了进行生态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福斯特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其批判模式在新的背景下的推广和应用。
　　把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判路径与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判路径相对照，我们更能看清福斯特批判理论的特点。
　　福斯特与奥康纳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否认资本主义能够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都对自由市场和技术的迷信进行了批判，都对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的神话进行了抨击。奥康纳的特别之处，在于提出了生产条件的理论。奥康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着两重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的矛盾，其中第二重矛盾更为根本。以生产条件范畴为核心、以第二重矛盾为出发点来重构马克思主义，是以奥康纳为首的以《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为中心的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奥康纳由此提出了在保护生产条件的基础上把劳工运动与新社会运动联合起来的倡议。福斯特对奥康纳的理论虽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也指出了其批判模式与马克思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理解劳动，从而理解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观点之间的矛盾问题。
　　这一点，福斯特学派的重要理论家伯克特阐述得更具体。他认为，当奥康纳指责马克思没有把自然和社会辩证地统一起来，并认为两重矛盾互不搭界的时候，他实际上犯的错误就是把自然和社会简单对立起来。伯克特则雄辩地证明，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和社会是辩证统一的。“为利润和为需要的生产的冲突，生产条件与生产者和他们的共同体的分离，社会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在马克思看来，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同等的表述。”这些表述都是对同一个整体即自然和社会的辩证统一体的角度不同但意义相等的反映。也就是说，既然这些表述都是等价描述同一个整体的，因而这些描述之间就不会有根本的差别。奥康纳的两重矛盾理论却把这个整体割裂开来了。进一步来说，奥康纳的两重矛盾其实就是一重矛盾，第二重矛盾不过是第一重矛盾的结果和表现，因为社会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生产条件与生产者的分离。既然这样，就完全不必要用生产条件范畴来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嫁接起来，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是一种生态学，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社会生态学，是“一种从阶级关系的立场和人类解放的要求考虑人和自然关系的环境主义。”新社会运动，特别是生态运动，和劳工运动一起，都直接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不是分别面对着第二重矛盾和第一重矛盾。
　　总之，福斯特以具有生态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对新自由主义环境理论的批判，对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当代阶级斗争和新社会运动的联结，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文 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