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来考察历史，赫尔德批判了启蒙精神企图将整个历史纳入同一性体系中的错误做法，而承认历史中的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在此基础上，赫尔德将富有“个性”的时代构成的整个人类历史置于“进步”的链条当中，并采用自然原因和人的自然本性来说明历史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看。赫尔德坚持的是自然历史观。而从进步的归宿来看，赫尔德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不可遏止地朝着理想的社会状态即“人道”前进，因而其自然历史观又具有目的论的性质。
　　关键词：历史主义；自然历史观；人道
　　　
　　从思想的来源来看，“赫尔德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观点，就是在哥尼斯堡哲学家(指康德一笔者按)的天体演化假说的直接影响下形成起来的。”但赫尔德并没有完全遵循康德的道路。我们知道，在理论的总体倾向上，康德仍旧是启蒙哲学的典型产儿，正如黑格尔所说：“康德哲学是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的系统阐述。”而就理解历史的方式而言，启蒙精神以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基础，构造出了所谓的“典型历史”，并以此衡量整个人类历史，在此之中，历史的独特性便消解在一种虚构的“共在之中”，因此，启蒙精神恰恰缺乏真正的历史感。虽然康德从先验目的论的视角出发，将理性看作为大自然的计划所“强迫”的一种逐渐完善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历史感，但就先验目的本身而言，却是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来源的纯粹理性“预设”，因此，从根本上只能是一个“非历史性”的前提。不仅如此，此种先验批判的路径使得康德与启蒙精神一样，没有关注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WWW.11665.cOm布尔就曾指出：“真实的历史过程是处于康德的先验哲学概念体系之外的。”
　　而身处启蒙时代的赫尔德则已经认识到启蒙精神在历史观上的缺陷，并力图通过摒弃外在于历史的理论视角，将历史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来克服启蒙精神的缺陷。这充分地体现在他和康德的论战中。与康德从先验论出发力图推论出整个历史哲学体系根本不同，赫尔德认为一切概念都是在经验材料基础上产生的，而历史认识也应该最终能够从历史自身中引出联系。正如他在《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一书中所说：“历史是关于事实的科学，而不是关于可能性的科学。这种可能性是存在于命运隐蔽的设计之中的。”而抽象的可能性的确是与真正的历史格格不入的，其根源在于，将可能性作为哲学的对象，实际上就是追问整个存在者的根据，而“根据的一般性和必然性是与那构成全部历史的特征、并与全部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偶然性和独特性相冲突的。”
　　实际上，无论是启蒙哲学预设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抑或康德预设的大自然的计划，都是力图为历史提供一种外在于它的必然性，因而其在性质上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同一性”，而赫尔德的视角转向正是为了克服此种同一性。正如卡西尔所说：赫尔德“坚决打破了分析性思维和同一性原理的硬壳。历史驱逐了这种同一性幻觉，它不知有任何真正同一的、永远以同一种形式再现的东西。历史不断地产生新创造物，并赋予每一种新创造物以独特的形象和独立的存在方式，从而承认了它的出生权。因此，与历史相比较，所有抽象概括都是苍白无力的，任何一般的、普遍的规范都不能彻底包容历史的丰富性。每一种人生状况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历史的每一个别阶段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历史的每一个别阶段都有其内在效用和必然性。这些阶段互不分离，它们仅仅在整体中并由于整体而存在。但每一阶段又都是同等地不可或缺的。真正的统一性正是由于这种彻头彻尾的差异性而显现，它只有作为过程的统一性，而不是作为现存事物中的同一，才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使他的标准符合他的主题，而不是反过来使他的主题符合同一的、既定的模式。”就理论的这一取向而言，赫尔德是贴近马克思的历史思想的，马克思就曾反对通过一些固定的公式来理解历史，在他看来，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通过承认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性和其自身固有的价值，赫尔德跨入了18世纪在德国已经占重要地位的历史主义思潮。所谓历史主义不仅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而且还是“一种全面的生命哲学——把一切社会现实看作是一条历史河流，其中任何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比较的，而且假设价值标准和逻辑范畴也是完全处于历史潮流中的。”从其产生来看，历史主义“最初无非是把在从莱布尼茨到歌德逝世的伟大德意志运动中获得的新生活原则运用到历史生活罢了。”而莱辛无疑是第一个将历史主义态度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的哲学家，并由此形成了历史主义的宗教观。其要义在于，认为一切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宗教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对任何一种宗教都不能说它是与真理相符的或是谬误的。而赫尔德不仅参与缔造了同时代的历史主义，而且他还第一次给予历史主义以全面的说明。正是此种功绩，卡西尔称赞他“迈出了最终的、决定性的一步。就整体而言，他的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赫尔德首先在人类语言的产生上采用了历史主义的原则，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语言的历史理论的创立者。同时，赫尔德还对人的意识进行了历史的说明。近代认识论的转向突出了自我意识的首要地位，但它作为认识的前提却在根本上被抽离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维度，而成为一个完全外在于人的现实生活的绝对的理论基点，此种绝对的理论基点是不可能将认识朝向现实世界的。而赫尔德则历史地考察意识，把它看作是一种生物界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的东西、发生了的东西。此种对待意识的历史态度使得赫尔德认识到真正的认识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正如他所说：“灵魂想不出任何东西，它不能从自身中认识任何东西，而只能认识宇宙从外部和从内部通知它的那种东西。”当然，赫尔德认识不到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理论认识中能动性作用，“通知”一词更多地反映了消极接受，而真正的认识乃在于物质的东西在人的头脑中的“改变”。

　赫尔德关于历史主义的最为突出的功绩在于他对启蒙时代永恒不变的“人性”的消解上。在他看来，“不存在完满人类的单一理念”，“每一种完美人类之说都是就某一方面而言的，都要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并且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没有什么能够脱离时代、气候、地域、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命运的偶然性而孤立地被设想。”而对完满人性的拒斥使得历史地看待人性成为可能，对此，柯林伍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有关人性概念中迈出了重要的新的一步，因为它认为人胜不是一个给定的数据而是一个问题；不是到处都一致的某种东西，它的基本特征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被人发现，而是可变的某种东西，它的特征要求在特殊的事例中进行单独的调查研究。”师既然承认人性的独特性，那么基于这种人性而形成的民族也就有其独特性和固有的价值，这就为承认过去历史，从而拓宽历史的视野奠定了基础。基于这种认识，赫尔德反对启 蒙时代将历史的过去通通打入无价值的“非理性”之域，这充分地体现在他为中世纪所做的辩护上。赫尔德说道：“对我而言，它仅仅是一种‘世界的特殊状态’，其优点与不足不应该被拿来与接下来的时代相比较：它与这些时代相背离，通过不断地转化和热望而变得独一无二——在一个伟大的意义上。”
　　
　　二
　　
　　如果说历史主义的根本要义在于用一种个性化的考察取代对历史和人的力量的一般化考察，那么赫尔德以历史主义为根本原则来考察历史则使得每一个时代都获得了它自身存在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主义完全排斥对人类生活的普遍合规律性和类型的探索。它甚至必须这样，并且把这与它关于个性的意识融合在一起。”而如果说把握普遍规律和类型是科学的根本使命，那么，赫尔德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图建立起能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相媲美的历史科学。正如赫尔德自己所说：“远在相当早的年代里，我就常常产生这样的思想：由于世界上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哲学和科学，难道那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事情，即人类的历史，在总体上不应该有一种哲学和科学吗?”
　　赫尔德对历史进行整体上的哲学思考充分地体现在他关于整个人类历史进步及其根源的学说当中。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在整个大自然当中有其产生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他超出了黑格尔仅仅将国家的形成看作历史开端的做法。但是，赫尔德将人类历史追溯到自然状态，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找到包括整个自然和历史在内的世界生成发展之链，此种理论取向使得赫尔德并没有因为坚持历史主义而彻底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他指出：“历史哲学是……真正的人类史，在它之外一切外部的世界事件都仿佛是一些怪影或骇人听闻的怪现象。在革命、永无休止的创举和难以理解的命运转换之后留存下来的废墟的情景，是非常可怕的。只有一个发展的链条从这些废墟中造成一个整体，诚然，在这个整体里个人的形象在消失，但人类的精神却永远活着，永远进步着。”
　　就赫尔德将历史看作是人类精神或文化的进步史而言，他并没有抓住历史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历史实质上是人的生产方式不断改变的历史。但他将整个历史看作进步的过程，并且认为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对于维持历史的整体演进都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是贴近马克思的。正是此种从自然开始的历史进步观，使得赫尔德从根本上与卢梭区别开来，因为“根据卢梭的理论，人类历史乃是谬误的链条，并且与自然有着尖锐的矛盾，对赫尔德来说，人类的自然发展和它在历史上的发展是完全一样的。”更为突出的是，赫尔德还对历史进步做了辩证的理解，与启蒙时代某些人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不同，赫尔德预告自己的读者不要幼稚地相信每日都在进步，并力图引导他们去理解社会发展的一定的矛盾性。赫尔德指出：“文化使人发展，同时又把人安置在娇生惯养的条件之中，使之软弱无力，使他的能力受到限制。”
　　但是，虽然将人类历史看作不断进步的过程，赫尔德并没有找到历史进步的真正原因。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内容上，赫尔德首先批评了孟德斯鸠的环境万能理论，而企图把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原因。对此，沃尔什指出：“历史对于赫尔德来说，乃是两组力量交相作用的合成，即构成人类环境的外在力量和可以被描述为是人类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被描述为同一的人类物种之分裂为各个民族的精神——的内在力量。”但由于看不到人类实践的作用，赫尔德并没有真正将两种因素有效地结合起来，实际上，他所谓的民族精神最终也变成了被想象出来的生物学力量决定的产物。正如他所认为的，把“摩尔人运到欧洲，他将依然是原来的那个样子的人；但要是使他与白种人结婚，那就会在下一代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阳光充足的气候在几个世纪内无法达到的。”而“一切民族的发展也有同样的情况：环境对这些民族的改变是极其缓慢的。”实际上，这种想象出来的生物学力量就是一种遗传天性，而从这一观点出发，赫尔德将所有古老的民族都比喻为动物，认为“这里是一种动物，那里是另一种动物，各按其本能和天性生活。”很显然，赫尔德的这一观点是在与动物的类比中得出的，正是基于此，康德认为：“他所称之为人类历史哲学的东西，就很可能是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名称全然不同的某种东西；它并不是某种概念规定上的逻辑准确性或者是对原理的绵密分辨和验证，而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包罗万象的观点，一种在类比的发掘方面的丰富智慧；在这方面的运用上，大胆的想象力与巧妙性的结合就通过感觉和感受而在支配着他那经常是被保持在朦胧深处的对象。” 论文 联盟

　为了引出历史中的演进规律，赫尔德将历史归结为自然，但正因为如此，他最终走向了严格的决定论。基于自然和历史的同一性，赫尔德要求采用认识自然的方法来认识历史，以求从中把握历史的规律，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个历史学家都会同意我，单纯的奇迹和重复不是历史。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历史的审查者必须尽其所有敏感和细致来考察每一历史事件，就如考察自然现象一般。”赫尔德与康德一样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在他看来，历史的表象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上帝不在场的世界，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混乱世界，“其中我们所见的都是破坏或毁灭，却不见新事物的出现，不见比被毁灭的事物更好的事物。”在历史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有序性的进步。但赫尔德认为，这仅仅是表象而已，既然上帝将自然法则置放在自然之中，从而使得本身看起来混乱的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被自然规律统治的有序整体，那么上帝毫无疑问也将其放置在自然本身的产物历史之中，不仅如此，我们还完全可以认识它。对此，赫尔德明确指出：“人能够认识，并注定要认识每种他应该知道的事物；我们从容自信地从我们描述过的喧闹的场景中走过，发现了统治它们的美丽崇高的自然法则。”赫尔德看不到历史规律的实践来源，最终借用了上帝这一在近代普遍流行的手段，但也正因为如此，赫尔德的所谓上帝“并不是超凡入圣的上帝，不是那以超自然的方式任意干预世界发展的上帝。”正如上帝在斯宾诺莎那里已然是自然规律的代名词，赫尔德的上帝同样如此。“赫尔德不光将人，而且可以说也将人的上帝纳入了世界整体的规律性中。”很显然，在康德那里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认识历史的先验视角的自然必然性，在赫尔德这里则变成了历史本身之中的内在必然性，其结果是，历史的发展变成了一个为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所控制的过程，与之相随的是人类的能动性的彻底消解。他说道：“人也是受造物的一部分，即使在最粗野放肆的行为中和激情中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和支配天体运行的规律一样美丽和出色。”虽然赫尔德自认为人的能动力量是历史的起源，但他所谓的能动力量也无非是人的所谓“本能”，即一种基于遗传等原因塑造的永恒不变的“天性”。正是在这里，赫尔德又从根本上疏离了历史感，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学派通过分割巴门尼德的“存在”来为原子的“运 动”寻得不可或缺的空间，但原子本身却没有任何变化一样，赫尔德消解了永恒不变的人性，却将此种不变置人了每种人性之中。对此，柯林伍德指出，在赫尔德那里，“每个种族的心理特点被看成是固定的和一致的，于是代替了启蒙运动的单一固定的人性的概念的，我们现在就有了好几种固定的人性这一概念。每一种人性都被看作并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历史的前提。这时仍然还没有关于一个民族的性格乃是由于那个民族的历史经验所造成的这一概念；相反地，它的历史经验被看作是它的固定性格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赫尔德所谓的固定的性格本身又是被环境和生物学的力量所决定的，如此，赫尔德视野中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体现出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基于严格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容纳下人的能动性的，对此，赫尔德已经意识到，他指出：“我们幻想自己独立自足，其实我们依靠所有自然：我们被卷入一系列飘忽不定的事物之中，我们必须追随它的运动规律；它不过是出生、生活与死亡。”面对人类的此种情状。赫尔德感叹人类命运的可悲，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赫尔德并不是一个历史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看来，人类看似无任何意义的劳作实际上都是上帝的安排，即由自然必然性的规律决定的。而如此安排的最终导向的确是人类最终的幸福。赫尔德坚信，只要弱小的人类——虽然会历经艰辛和磨难——只要听从“命运”的劝告，并按照上帝的永恒法律去行动，最终必然会实现理性和善的最终胜利。
　　
　　三
　　
　　如此看来，走向目的论是赫尔德的必然归宿，但与康德的调节性目的或超验性目的不同，赫尔德借助于历史必然性所实现的历史目的已然变成了历史本身的内在性目的。赫尔德极力反对超验的目的，在他看来，对所谓的历史意图的探知总不外乎是纳入所猜测的最终目标，并按照某些设计好的计划研究历史的进程，也就是说，从一种狭隘的、由当时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历史。但这并不能产生真正的收益，正如他自己所说：“最终目标的这种哲学并没有给自然史带来好处，而是取代研究，给爱好者以虚幻的满足。人的历史却是千变万化的，盘根错节的。”
　　通过否定超验的历史目的，赫尔德将视角转向了人本身，在他看来，整个自然史的目的就是人本身。自然历史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自然设计好了准备下一阶段的，并没有什么东西本身就是目的。但是，到了人类，这个过程就达到了顶峰，因为人本身就是目的。将人本身看作目的，反映了赫尔德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这本身也是与其对哲学的看法相一致的。在他看来，如果哲学想成为对人们有益的哲学，它就应当把人作为自己的中心问题。但人本身作为自然的目的，并不代表自然史在这里结束，因为人自身还有一个继续完善化的过程，历史的最终目的是要体现出人的一切优秀品质，即实现真正的“人道”。而“人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完善化的代名词，正如他所说：“我希望，我能把迄今我关于使人具有理性和自由、更精细的感觉和欲望、最纤弱和最强壮的健康、使人布满并且支配地球的高贵教养所说的一切都概括在人道这个词中。”
　　在赫尔德看来，整个历史过程向“人道”的运行是不可遏制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外在于历史的精神在操控着历史，而是在人的本性之中就有其根源。我们的天性显然已经为着实现这种目的而以最优化的方式组织起来，例如，“我们被赋予了精致的感官和本能、理性和自由、我们的脆弱却持久的健康、我们的语言和宗教。”不仅如此，人的性别的配置，各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形式，世界各地的“关于妇女和国家，关于奴隶、服饰、居宅，娱乐与食品，关于科学艺术，凡是人们认为能够为自身和普遍的善而创造的一切，都被创造出来了。”在这里，赫尔德似乎是将人的能动性看作历史向着“人道”前进的动力，这也体现在他对人类要为自己所犯的过失付出代价，因为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这一看法之中。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指出的，他最终将决定人类造成一切的原因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即纯粹自然性的原因。如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彻底抹杀人的能动性在历史进程中的根本性作用，这种后果充分地体现在赫尔德的下述言论中：“既然人生来是自由的并且在世界上除了他自己的为自己颁布的法则之外没有任何法则，那么，如果人不是立刻在自然中认识到上帝的法则并作为孩子追求天父的完善性的话，人就会成为最粗野的造物。”其中，人仅仅成为了“自然法则”的顺从者。
　　赫尔德将精神性的“人道”看作是整个自然历史的最终目标，决定了其自然—历史观的目的论性质。从这个角度而言，目的论是赫尔德理解整个世界的根本方式，对此，柯林伍德曾经指出：“赫尔德总的自然观是坦率的目的论的。他认为演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自然设计好了准备着下一阶段的。”但是，目的论并非赫尔德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由于其将人道的实现归结为自然性的原因，自然因果关系仍旧是其哲学的解释原则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当今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形成人性，地球上的所有低级的需求都只是为它服务或者导向它的。我们的理性能力应该形成理性，我们的较灵敏的感官应该形成艺术，我们的欲望应该形成真正的自由和美，我们的动力应该形成人类的爱。”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性构成了整个世界从自然进至“人道”的中间链锁。但是，正如由于近代精神认识不到人类实践的重要作用，从而无法解决感性和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是使它们停留在一种二元性的状态一样，赫尔德同样无法真正在理论上解决“自然”和“人道”的关系，而只能让二者作为两个根本不同的原则同时保留在其历史思想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