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农学研究机构的创设，是晚清以降中国农业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趋新知识人移植西方学术建制在农学界的具体投影。近代类似思想与行动虽然发端甚早，但受诸多因素制约，难以形成实效，直到中华农学会以争取“庚款”为契机，鼓动创立中华农学研究院，局面才为之一变。梳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既可重建朝野人士引入西方农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取向、具体行动及变化的历史图景，也可揭示其在政治乱局中以试验研究推进本土农业科学化及域外农学本土化的曲折心路历程。
关键词:中华农学会　农学研究所　学术建制　移植与研究

　　随着近代科学在华传播，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资源到制度设计均发生了空前变化，在“量”激增的同时，其承载主体也日益“西化”。近代产生的各级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农学研究所等西式学术建制样式，体现了农业知识更新带动的制度变迁。从晚清以至民初，移植域外农业新知识是这些机构的工作重心；到1920年代前后，知识界观念剧变，重心转移，举办研究所风行南北。号为全国农学界领袖的中华农学会登高一呼，倡导设立中华农学研究院，意在扭转学人偏锋，开启研究新风，为后来树立典范。农业学术研究机构的创设，有助于推进中国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中国学术整体演进的重要一环。梳理相关史事脉络，可以深化认识“农业科学化”的时代思潮，以及中国学术近代转承演化的全貌。
　　
　　一、外来影响
　　
　　中国知识界倡导研究所，很大程度是受了欧美各国的影响。20世纪初，德国形成大学、政府和产业研究机构三种基本建制形态，研究风气在世界首屈一指。Www.11665.cOM尚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学生注意到，美国后殖民时代建立的大学多受日耳曼大学学风影响，“注其力于研究科”，服膺“大学之极轨，研究天地间之万事万物，作天下人学问之明星”。除美洲大陆之外，欧亚各国也受到这股风气熏染，设立形式多样的研究所，推进本国的科学发展乃至产业振兴。就中国而言，将研究所的思想付诸实际，相比同在学习欧美的日本为时并不算晚。从晚清学制中的大学院、通儒院、学士院，到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再到1928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等一系列构思与实践，是为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体制化与组织化大致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近代研究机构大约有国立综合研究机关、大学研究所及各专门研究机关三种。
　　晚清民国视“科学化”为摆脱农业困局的康庄大道，仿照西方设立本土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研究所，移植域外农学知识以改造传统农业。从晚清开始，南北各地便效法日本，设立各类试验场，到民国初期已达30余处。1906年，大连成立奉天植物研究所，农商部设立林务研究所。以上各种机构成立虽早，但实际状况难以尽如人意。留美生邹秉文1916年在安庆观察到，农事试验场不过农田数十亩，技师毫无农业学识，维持尚有困难，遑论研究与改良农业，“殊无发展前途”。这样的描述大概是晚清以来农事试验场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当然，原因复杂多歧，关键还是缺乏真正致力于农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直至1917年全国性农学社团中华农学会创立，这种情形开始逐步改观。
　　在留学时代，中华农学会会员中不少人怀有创立本土农学研究机构的梦想。1918年，留法的蔡无忌以为“农学研究所者，农学或关于农业科学之研究处之统称”，如农业试验场、植物病理研究所、种子试验室、机械试验室等，德国和美国此类组织“最多而最有势力”。前者以“分工及分权的普及”最引人注目，各科别立为专门研究机关；农、工业联合出资予以扶助，使其“位置益稳固而势力益扩张”，如bromberg各院及柏林的发酵工业院；研究所附设于高等农业学校或农学士院，使教员、学生“同得其利益”。后者颇能继承德国精髓，“甚为完备”，研究范围各异，侧重于所在地农业特点，每所均受“农学试验场办事处”监督，使其互有往来，并与议会或民众交换意见，farmers tusfitutes即为显例。法国也仿照德、美等国设立研究所，使农学、农业日进。由此，蔡氏认为，“吾国之幼稚农学，实不能与泰西各国相抵抗”，故“欲改良中国之农业，以与世界相争，则非自设立研究农学之机关不可”。
　　留美学人亲炙欧美学风，对建立本土研究所贡献尤大。1914年，时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等发起科学社(science society)，发行《科学》月报，“设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秉志、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章元善等科学社元老成为不久以后创立的中华农学会的骨干成员。社长任鸿隽特别强调“学校”与“学会”是创建中国现代“科学学界”的重要手段，当肩负“研究”使命的高等教育“正在破产的时候”，“研究所”成为“制造科学家的时势”的“终南捷径”。任氏另辟蹊径的观念转变，显

然与教育界的风向有很大关联。当时不少人诟病清季以还的农业教育为“书本的”，裨贩有余而研究不足，“食洋不化”，难期实效。任鸿隽认为中国的科学教育有两大缺点：“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捷有效值途径”。因此更须“研究所”推进“研究”事业。1925年10月，留美生唐钺发表《中国学术的最大病根》一文，直指学术界“重编译而轻研究”的偏向，欲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必然要从“裨贩进而为研究”。学界鼓吹“研究”，恰是“研究”不足(尤其教育疏离研究)的明证。到19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门类大体划定，因而后创，再造中国的学问日益成为学界共识，并且主张通过研究所的集众研究快速推进。
　　行动始于文史学领域，多以大学为据点，而后扩展至理、工、农、医等科，并越出大学校园。深谙德国洪堡教育理念的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学术化”改造，他认为“大学重点，不在讲堂，而在研究所”，将裁撤之列的法科(法、商、工等科被认定为“术”科)纳入大学学术化轨道，酝酿创立包括法科在内的9门研究所，引领教育及学术界。随后，政府及各学术社团研究机构渐次成立。科学社移步南京高师后，于1922年8月正式创立生物研究所，分设植物部、动物部，先后由康奈尔校友、中华农学会会员秉志、钱崇澍、陈焕镛主持。秉志1909年考取第一届庚款官费生，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后入研究院，师从世界知名学者尼丹(j.g.needham)习昆虫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入费城韦斯特解剖学及生物学研究所(the wister institute of anatomy and biology)，为研究学侣，随神经学家杜纳森(h.h.donaldson)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海外的研究履历为其实际主持所务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经验。
　　在尼丹及其中国弟子共同推动下，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得以诞生。尼丹的中国弟子众多，诸如中华农学会会员邹树文、秉志、陈桢、胡经甫、刘崇乐、朱元鼎、吴福桢等中国最早一批生物学学者，均是其及门弟子：邹秉文、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等与其也有授受渊源。1927年9月，他应中华文化教
育基金会之邀来华访问。按照双方约定，本只“辅助发展国内生物科学及其研究”，但金陵学界的众门生却寄望借助乃师之力，设立专门研究所，树立学术典范之际，也可张皇英美一系势力。秉志、邹秉文和胡先骕领衔，广为联络康大校友任鸿隽等人，联名致函范渊濂，施加影响。他们认为，国际学术大师若“只在学校授课及往各处演讲，其影响较小；若请其组织生物调查所，本其平生之经验，大约一年之内，可以训练人才，使该所之工作渐有端倪。……将来尼氏离华后，其研究者可以与其计划进行，数年以后，必有较大之成绩”。由此，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京正式设立，秉志出任所长。
　　并立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农林科与东南大学农科，由于大量留美人士加盟，其办学水平很快跃居全国一流，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学教育与研究中心。另外，这两所学校与同处一地的科学社、中华农学会等学术团体往来密切。中华农学会浸淫在浓重的学术氛围中，并有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直观示范，于1922年提出“将设立各项研究所、试验场、演习林，代社会解决一切疑难问题”。1923年，第六届年会建议政府设立农业研究所，但因经费拮据与政局动荡，皆未能实行。1925年，上海年会和干事会相继提出设立棉业研究所，组织农村问题研究会、改进茶业及推广海外贸易研究所等项，列为重要会务。中华农学会对“研究”的自觉意识，除自身观念转变外，正如时人所道及是受了外来因素刺激，其中日本的影响尤为明显。明治初期，日本引进美国式大农业主义失败，转而移植德国农学，着手建立研究所，大获成功。日本实现从“日本科学”到“日本的科学”转换后，遂按照本国学术典范在中国建立研究所，进行文化输出。1923年3月30日，帝国议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以庚款余额在华举办文化事业。次年2月6日，分别在沪、京两地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与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者初设医学、理学二部，理学部下设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四科，与中华农学会同人专业密切相关。它声称以“自然科学的纯粹学术研究”为目的，办成“由中日科学家共同从事合作研究的场所”。实际包藏祸心，难以掩盖文化殖民的凶险用心，更甚者实际充当日本官方情报据点，而遭致中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教育和学术团体联合抵制。尽管如此，此类机构仍不乏学术典范效应。
　　学界的反对声音最终未能奏效，退而谋求加入研究。至1925年底，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医学会等学术团体加入为会员，计有章鸿钊(中国科学社副社长、地质学家)，郑贞文(中华学艺社社员、化学家)，胡敦复、伍连德(中华医学会会长)，谢应瑞(中华医学会董事)等。中华农学会设法参与研究，但对方态度不甚积极，未能如愿，因而大生不满。汪厥

明愤而指责，“只见医学者占多数人，而无一农学专家插翅其间，岂非恨事!夫医与农，皆与生物有关之应用科学也，医如斯，农岂可落后”，农学界应“急当有所表示也”。而中华农学会并不甘心受此“冷遇”，力图扭转局面。1926年4月首次组团赴日参观考察时，汤惠荪在日本农学会和日本农艺化学会联合大会的讲演中，提到中日农业问题极为相似，两国农学界需要“相互提携”，应在上海自然科学所增加农学部，并请予援助。不久，会员在广州年会上再次提出此案，经大会审查通过，并以学会名义致函中日文化事务委员，但仍未获得肯定答复。这对中华农学会应是不小刺激，会员当即提出“农业研究分科陆续举行建设案”，并获大会通过，预示其自办研究机构的启动。
　　
　　二、沟通中外
　　
　　民族主义激发朝野人士自觉追求学术“自立”，超越知识“裨贩”旧轨，树立“研究”新风。理想一旦付诸实践，则远非放言高论所能奏效，须有谋事之人，更须具备办事之力。当时南北分立，政争不断，各政派无暇顾及学术事业；学人社团高谈理想，但因经费困顿，无力实施。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下，中华农学会对于研究机构一直“预”而“未立”。它试图争取一部分退还庚款，促成农学研究机构本土化。民初，法、英、日等国相继宣布退还部分庚款，引发中国朝野激烈争夺。英国决定将1922年12月1日以后收入赔款，拨充中英两国“有利事业”，本息每年合计300余万磅，用途并不限于教育。用款指无定向，颇引起社会论争，各方的分配方案分歧极大，口水战背后却是利益之争。主要有教育学术、实业与军事三种用款取向，“教实”双方是论争主力。在华英国商会主张用于“英国式之中国教育”，并补助在华英国文化教育及医学教育；英国工程师学会坚持用来修筑中国铁路，并联合吴佩孚争取。中国科学社力主用于“研究学术”：纯粹研究，如设立研究所、补贴各大学等：补助研究机关，如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等；还有人呼吁用于“改良司法”。蔡元培在英岛发起退款兴学运动，发表七项意见，其中第一、二项关系农林研究，主张设立科学研究所，并辅助国内有名大学或专门学校，创设或扩充急需的科学或工艺特科，如农林等科。各方激烈争夺，相持不下。
　　“教实之争”体现了国人对于发展实业与教育，孰先孰后与孰重孰轻的判断取舍，以及争夺双方为实利而各自放大的倾向。农学界鼓吹庚款兴农，由邹秉文首先发起。1924年，邹氏公开提出要规划四项事业，设计一项组织。他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若能拨一部分从事于农业改良的科学研究，是为“协助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之盛举”，将促进中美邦交“敦睦”，符合美方之愿望；将利用庚款延聘美国专家，帮助中国改良农业。其核心观点是设立“中国农业改良局”，设董事会，由中美双方7至11人共同组成，局内设立棉作、林业试验场和血清制造所，推进试验、研究工作。他主张改良局与各地农事试验场、农科大学合作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并与全国各县立农场、农校及乡村小学合作推广所发明的新种子、新方法。这体现了将农业改良各环节连贯衔接，实现研究、试验与推广的融合，全国各农事机关联络一体的思路。邹秉文地位举足轻重，此举对中华农学会应有不小影响。实际上，中华农学会早于1923年便议决加入北京对日庚子赔款问题协会，但因时局动荡，未能展开实际工作，直至许璇主会，相关事项才又提上日程。而此时，外籍人士也颇为关注中国的农业教育与研究事业。1926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孟禄(paul monroe)列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讨论利用美庚款设立中国农业研究机关。4月，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团威灵顿爵士、胡适、丁文江一行6人，赴沪征集各界意见，为中华农学会接洽建言提供了契机。这确与邹秉文有的放矢、直指美国庚款的做法不同，略显被动，“此款重要点虽在主权问题，但既来征求意见，亦应有所表示”。中华农学会与教育、实业界均有人脉与利益相系，其不太积极或许与顾忌卷入教、实纷争有关。既然英方主动相邀，发表看法倒也顺理成章。
　　英庚款代表团来沪，受到社会各界热捧。中华农学会几经周折，才与该团商定晤谈日程。29日上午10时，中华农学会会员庄景仲、过探先、吴觉农、陈同白、陈焕镛、侯朝海一行，赴客利西饭店代表团寓所，与委员团全体委员相晤。首由威灵顿发言，次由庄景仲宣读《中华农学会致英庚款委员团意见书》，由陈同白翻译。他们以两国国情为由头，陈述请款理由：一是中国虽为农业国，“但因水利

不修，童山满目，栽培之法，又沿用旧习，故作物生产未能增进，农民生活难以改善”，故“欲谋中国国民真正之福利，非设法从农业上发展不可”；二是中英双方可互利双赢，“英国系工商国……如能从事中国农业之发展与改良，非但能供给多量与优良之农产品原料于英国，以资英国工业上之应用：且于英国之工业品销售，亦有莫大之利益也”；但“中国因农业生产未能改良，农民生计亦渐

人窘境，因之最多数之国民购买力甚为薄弱，故从事改良与发展中国农业一事，实系中英两国最有利之事业”。而且，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负担庚款数额最大，“以庚款谋中国农民之利益，以发展中国之农业，又实最适宜之用途”，也可“增进两国国民真正之友谊”。为此，此款用途应为增进农业智识、改善农民生计、治理山林水利、补助中国各种农学团体等。实际上，中华农学会重点表达了两项主张：一是应将英庚款的大部分用于农业改良事业；二是农民及农学团体代表应参与基金董事会事务。双方又经自由发表意见，互相讨论，最后委员团成员一致表示予以采纳，将就大部分庚款用于农业，并请拟具详细计划书。表面看去，接洽相当顺利，其实对方只笼统表示用款意向，并未明确“花落谁家”。但正因此机缘，催生了中华农学研究院的蓝图。5月1日下午3时，中华农学会召集干事及专家会议，郑辟疆、顾鸣岗、陆焕文、邹秉文、于矿、林骥、沈宗瀚、朱凤美、史国英、侯朝海、陈廷煦、朱羲农、吴觉农等13人与会讨论计划书事宜，推举邹秉文、于矿、沈宗瀚、林骥、郑紫卿、侯朝海、朱羲农等7人为委员，负责草拟事宜。2日晚，草就计划书；3日，缮写中英文本各一份，送交委员团。计划书全名为《中华农学会提交英庚款委员代表团之计划书》，主要围绕“中华农学研究院”展开，详述其旨趣、组织、人事及所开展事务各项。它侧重从“沟通中外农学”的角度阐释研究院设立缘起：“欲借以沟通中外之农学，为中国农业贡献，更进而为世界谋其贡献之道也；抑更有进者，有此研究院之设，则可以借此聘请各国学者，相互研究，相互发明，同时而中国之后学，亦可借此而培植其学力，以为农业尽其力；则研究院之设立，如能见诸实行，其有益于中国与世界之农业，顾鲜少耶!”
　　为争取英庚款，中华农学会设计计划书时，刻意吸收英国学术因素。从整体框架看，欲仿照英国著名农业研究中心rothamsted research center，将试验与研究融为一体。1923年，钱天鹤认为它是近代农事试验场的“源头”，虽为私人组织，但成为英国全部农业研究的发轫地，并引领世界农业研究机构潮流。美国农业研究机构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以此为学习对象，既有助于沟通中英两国农学界，争取对方的同情支持，也将对改进中国农业大有裨益。但计划书并非全部照搬rothamsted模式，又融入美国的comell因素。中华农学研究院的架构与功能，与此前的中国农业改良局多有雷同。
　　此份计划书极有可能由邹秉文本其既有蓝本而成。首先，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及改进中国主要农产物，以稻、麦、棉、茶、蚕丝为主，畜牧、森林、水产等次之，并培养农业特种人才，发表、推广研究结果。其次，确立中华农学研究院组织系统，由研究院、试验场组成。研究院下设动植物育种系、农艺系(土壤、肥料、作物)、农艺化学系、农业生物系(动植物生理、动植物病理、动植物分类、昆虫)、农业经济系；试验场分列稻作、麦作、棉花、茶、蚕丝、森林、畜牧、水产等。相应人事安排：设立院长，由在农学界素负声望、外国著名大学毕业，并曾在农业机关任事5年以上而成绩卓著者担任；各系主任，分任研究与试验部，研究部设立指导员、研究员、助理员、研究生；试验部则设立研究员、助理员和研究生，并且详细规定了任职的学术资历。邹秉文不同时段的计划书实际有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路，即研究、试验与推广的融合，但因依附主体不同，侧重各异。中华农学研究院的建制图式更类似于此前全国农业讨论会通过的《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大纲》附设于大学的研究院，注重研究与试验，推广则稍显次要；农业改良局要直面农事实际，故凸显试验与推广的地位。农学研究院规划出台，意味着中华农学会对于农业改良，渐次走出纯粹的知识移植，着意于农事试验和农业推广实务；既引入农学学理，又重视研究本土实情，两相结合，开出科学新法。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农学研究机构的蓝图，尽管理想成分较大，但毕竟体现了时代需求与学界动向，并对后来产生深刻影响。
　　对于庚款利用这样牵动各方利益的敏感事件，不仅各集团之间主张各异，集团内部也意见不一。是年5月，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杨靖孚主张发展实业与教育相统一，颇有平衡教、实冲突的意味，建议每年拨款200万元，创办“全国教育基本财产林”，以每年收入充为教育经费，既可减少水旱灾害，又可巩固教育基础，一举两益，惠及全国。8月，中华农学会在广州举行第九届年会，陆精治提出“将各国退还之庚子赔款划出一部或一半以上为筹办交通事业及发展实业并请通电全国一致协助案”；杜时化提出“确定庚款三分之二为发展农业经费草案”。会员对此颇有分歧，经大会审查决定暂为保留，待时机成熟再议。另外又决定：反对各国有条件退还庚款及“不当的支配用途”，以示“我农学界之公意”，并派员参加“请求其余各国退还庚款运动”。对英庚款的处理，中华农学会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陆精治的意见，转而主张

以一半款额作为发展农业经费，另一半用作交通事业，再将后者所得收益仍作为农业发展基金，并取部分充为中华农学会基金。可见，在各方互不退让的情形下，中华农学会的主张不得不有所调整，兼顾教、实利益。
　　
　　三、本土化顿挫
　　
　　中华农学会虽然未能加入上海自然科学所，但传达了会务重心转移的信息。1927年9月5日，杭州第十届年会通过筹设农学研究所案，将“筹设高等农学机关”正式列为章程的九大事业之一，意味着从制度层面确立研究所的重要地位。其缘由大体有三：其一，许璇是直接的推动者。许氏系浙江瑞安人，受特殊地缘文化影响，颇具事功之志，如马叙伦所言，“承先世及永嘉诸子之说，志于事功，以赴国家之急”。他性情笃实，服膺“知行合一”，厌弃坐而论道，“本会既为农学团体，应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责，但此非空谈可以做到”。故从长会始，确立农业调查、研究和推广三项事业计划，筹设农学研究所即为整体工作的展开。其二，邹秉文等留美人士的影响至关重要。从人事安排看，邹氏尽管属于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前期始终没能执掌中枢。究其原因，内部或明或暗的美、日派系竞争及其实力对比依然是主因。日本留学生为会员主体，且通过同窗、乡谊等多重人脉结成一系，长期掌控学会，直到抗战爆发，权势式微；留美生则随中美关系拉近，地位提升，邹秉文开始掌控中华农学会。但他长期充当精神领袖的特殊角色，政出其门。许璇主导规划的学会新路线当与邹秉文等人的竭力鼓吹有重要关系，同时也是农学界趋向美国农学使然。农学研究所的蓝图也多以邹氏的学术理路为圭臬，而远源则可追溯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其三，中国传统的经世务实学风与西来研究精神相契合。中国古来士夫观念视农业为“经世”要政，与现实须臾不可分离。但近代生吞活剥地“贩运东西洋外国讲义”，学

校所授知识不仅与本土实际格格不入，也与中西学风相抵牾，多被学人与社会所诟病，促使其发生根本转向。中华农学会认同农学为实学，不能仅仅停留于学理授受，更应做切合本土的应用性研究，并与试验、推广相衔接，以改良农业，改善民生。英国rothamsted research center恰好将研究与试验相结合，堪称应用农学研究机构的典范，欲步其后尘，设立农事试验场是当务之急。
　　杭州年会结束后，农学研究所筹备工作启动，试验场率先成立。9月7日，第一次干事会议推举许璇、陈嵘、吴庶晨、王舜成、钱天鹤、葛敬铭、陈方济等7人为组织委员，确定农学研究所组织大纲，分设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和农业推广三部；章程规定其宗旨为“图农业之发达及农产之改良”，主要事务是先从试验着手，进而为学理的研究。但中华农学会经费困难，单靠日常所人难以支撑，故寻求能够赞助资金的合作伙伴尤显必要，而德国爱礼司淡气肥料公司的出现让它看到了希望。11月19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开办农学研究的合同。据吴觉农追述，对方意在进行该公司出产的“狮马牌”化学肥料对稻、麦、棉等农作物的肥效试验。合同规定外方负责提供有关图书和仪器设备。每月拨官银1000两作为试验经费；中方负责具体试验。中外合作不仅可解决开办研究所的经费问题，也可推进农艺化学研究工作；德方则可获产品试验与推销的双利。德商加盟，使得研究所筹备工作迅速推进。25日，中华农学会第四次干事会推定许璇、陈嵘、吴桓如、过探先、钱天鹤、汤惠荪、侯朝海、黄枯桐、徐澄、葛敬铭、袁皙、江汉罗、吴觉农、周汝沆、陈方济等15人筹备研究所，制定了试验场组织大纲及进行计划。在资金方面，提取会务基金充为筹备费，至此前期筹备基本就绪。试验场选址工作遂即展开，由袁绍、周汝沆负责接洽。众所周知，农业受土壤、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甚大，故选址工作相当关键。当然，地价与消费也是考虑耍项，“惟上海附近，住民之多，低价之昂，欲觅相当试验场址，诚为筹备中之最感困难者也”。历时两月余，于沪宁线真茹站附近择定场址，面积约32亩，平坦整齐，灌溉便利，为试验佳地。翌年1月15日，农事试验场正式设立，场技术员周汝沆与工人迁入开始办公。
　　农学研究所生产部的各项工作同步展开，包括征集种子、报告，组织图书室和标本室等。1928年2月14日设立研究所筹备处，许璇当选农学研究所所长。生产部、经济部也遂告成立，并确定各部人事，梁希任生产部主任兼研究员，陈方济任研究员，周汝沆为技术员，王志鹄、厉熙勤为助理员，孙尚良为会计员；黄枯桐为经济部主任，发行农业经济杂志，专载农政、农村和农民各项重要问题，并拟向欧美及日本各国捐募图书，设立图书馆等。农业经济部的设立缘由：一是农业经济恶化，日益受以农村为中心问题的时势所迫；二是许璇等人的影响，许氏系农业经济学家，深感农业改良政策、农村问题迫切，有必要联络同道共谋出路。至此，除推广部之外，先期规划各部相继成立，农学研究所架构初步确立。7月1日，许璇提出研究所暂行总则

及办事细则，并获通过，研究所正式开始运转。此种建制与中国农业改良局皆突出试验与推广，精神内核又与英国rothamsted十分符合，强调试验工作的重要性，兼容了英、美两国研究所的风格。此举既开农学研究之新风，也为农学界树立典范。试验场成立后，即整理耕地，添置农具、测候器具、肥料试验用具、谷类试验用具等，然后试验，分棉作、水稻、麦作，栽培试验、肥料试验等多个试验区，研究育种施肥以及各种改良，成效显著，声名远播。沪上媒体称其设置农事试验场、农业化学实验室及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各大系，实乃“会务发达”之“界标”。1928年以来，中央大学农学院师生、第二集团军军官农事训练班学员等相继进场参观。农事试验场的良好运作与陈方济和周汝沆的努力密不可分。此二人与许璇渊源甚深，具有同籍、师友多重关系，又因试验经验丰富而颇受重用。陈方济系浙江海宁人，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农林科毕业，先后加入中华农学会、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等团体。1926年4月，他受中华农学会委派，赴日西原中央农事试验场、丰田村静冈县立农事试验场参观，重点考察遗传试验，并与高石政次郎和石井三十郎等知名学者交流。周汝沆系浙江诸暨人，先后就读于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为许璇门生。1921年周氏毕业留校任教，任试验场技士。
　　1928年，试验场进行首次试验。具体步骤为：征集良种。向金陵大学、湖南修业棉稻试验场等处征得稻种60余种，麦种、棉种各20余种。筛选适宜优种。“盖言良种，迁地之劣变也，虽各作物之品种，未必皆然，惟吾人不能不顾虑及此”，特选取在本地栽培长久、栽培面积较广且产量较高者。征集调制肥料。用和合肥田粉、硫酸钲、硫酸钾、过磷酸石灰等肥料分别与牛粪、杂草等物混合堆肥。试用耕地机。在上海率先引人西门子公司生产的耕地机，研究机器的速力、消耗与功效。防治、驱除病虫害，计有螟虫与稻热病，棉实虫与炭疸病，麦的黑穗病，制成百余种害虫标本。试验水稻、棉、小麦、马铃薯肥料分施及肥效项目。此外，试验场定时观测气象，分别记载气温、湿度、降水量、云量、晴阴雨日数、风等气候参数，制成报告。另外，研究所的图书工作进展较大。事务所原设有图书室。专门搜集各机关赠送杂志。1922年，《会务计划大纲》计划设立农业图书馆，收罗中外农学专书，供给研究人员中外各种资料。研究所成立后，图书室正式成立。图书来源渠道：一是国内外机关团体赠书，如美国农部及国际交换处、日本文化部等均有大宗资料相赠；二是自购或新旧书刊，订购德、美等国知名报告、杂志10余种。另把新旧书刊统一分类编目，资料总量大为扩充。图书室成立一年工作已大有起色，共搜集各类书籍、期刊、研究报告等共计1795种。
　　与此相反的是，研究工作迟迟未能走上轨道。研究所规划设立农艺化学实验室，计划从化学试验人手，进行肥料、土性和农产物研究。1928年8月，该会委托德籍会员应伯利从德国购进实验仪器与药品，但爱礼司公司态度突变，提出“无理要求”，令中华农学会大为不满，双方由此产生龃龉。次年，虽经几次沟通，但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致使第二次试验中水稻、棉花的围场试验和铅筒试验中止。陈方济萌生去意，后因执委会一致挽留而作罢。历时一年，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中华农学会决定自动解除合约。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据吴觉农解释说，“梁希这时刚从德国留学归国，鉴于工作横遭干涉，无法开展，就立即提请该学会自动地和该公司解除了合作协约”。大致可以推测，中、德国力相差悬殊，德商也不免盛气凌人的“傲慢”与“无理”，并开出合作的苛刻条件，恰触动了中华农学会同人的心理底线。1929年10月，研究所与试验场工作宣告结束，意味着农学研究所整体工作遭致失败，许氏揭橥的新会务路线受挫。政权鼎革之后，设立农业研究机关的议题又提上日程，在中华农学会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设立“中央农业实验所”，“树立中国农学研究的新作风”。但颇具象征意义的是，中华农学会的新动向表明农学界自觉告别照搬外来经验的表浅做法，走向试验研究，由高谈理想一变为面向现实，将农学研究与农事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农业告别传统模式树立典范，也成为近代学风转变的一个历史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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